——基于鄂中H村老年人協會的考察
摘要：本文是對既有研究傳統中功能視角的延續，基于對鄂中地區H村老年人協會的考察，立足于村莊，結合當地老年人群體的生活處境，來分析老年人協會對老年人社會性福利的增進。本文認為，老年人協會對老年人社會性福利的增進主要體現在空間福利上。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村落中的公共空間趨向解體以及既存公共空間的性質發生變化的情形下，老年人處于一種空間性的邊緣位置。老年人協會則是一種以組織化的方式，將老年人聚集在一個固定的空間之內，為老年人提供了一種空間上的保護機制，從而促進了老年人主體感和價值感的提升。老年人協會的文化建設等功能作為空間福利的溢出效應，豐富和充實著老年人協會的意義和功能。
關鍵詞：老年人協會；老年人；空間福利；文化建設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回顧
按照國際上通用的標準，我國從2000年開始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②。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3.26%，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8.87%。較于城市，農村的老齡化程度更為嚴重。根據中央農村工作辦公室2009年的調查，農村老齡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③。自1982年召開關于老齡問題的世界大會后，我國的老齡問題日漸得到關注，相關的常設機構得以成立，全國老齡工作的組織建設問題亦得到長足的發展（鄧燕華、阮橫俯，2008）。與此同時，農村的老年人協會迅猛發展，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組織力量（鄧燕華、阮橫俯，2008），來應對著我國農村老齡化不斷嚴峻的事實。更為重要的是，老年人協會在和諧社會建設、農村組織化抗爭以及鄉土文化建設中都扮演著日益突出的角色（楊曉明，2009）。位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老年人協會，甚至成為村莊治理內部的“第三委”。與之對照，老年人協會問題逐步在學術界得到重視，并涌現了一批研究成果。
既有的關于老年人協會的研究，主要沿兩個方向展開：一是組織視角，二是功能視角。組織視角重點研究老年人協會作為一種民間組織（李熠煜，2004）或草根NGO（申端鋒,2004）的產生、發展以及作為一種鄉村社會力量（陳勛，2012）能夠在村莊中生存且保持較高自主性和行動力的原因（鄧燕華、阮橫俯，2008；楊曉明，2009；陳勛，2012），研究角度主要是從老年人協會、國家（或政府）以及村莊社會三者相互之間的關系切入。
功能視角下的老年人協會研究主要基于三種理論：一是公民社會理論；二是多中心治理理論；三是文化建設理論。從公民社會的視角研究老年人協會，沿襲自西方的研究傳統。帕特南（Put-nan，1993）借助社會資本概念對意大利1970年以來的意大利地區政府治理績效的差異進行了考察。社會資本的培育和發展，從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社會力量或公民社會的發展，是社會民主進程得到推進的重要表現。弗洛里克（Frolic，1997）和何包鋼（He，2003）等學者將公民社會的視角引入對中國社團的研究中來，認為中國社團及其所開展的活動是中國“公民社會”發育的象征。雖然，相對于西方，中國的公民社會呈現出國家主導和不完全的性質，但其依然在朝向更加自主性的方向發展，推動著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Tong，1994）。公民社會理論是在國家與社會的二元框架下進行的，具體到對我國村莊社會的研究中，村莊社會被劃分為村委會與村莊草根社會（陶傳進，2007），分別對應著國家和社會一極。老年人協會則是村莊草根社會的組織代表，老年人協會意味著村莊社會力量的發育，以老年人協會為代表的村莊次級組織的培育是村民自治、農村公民社會成長的重要生長點（阮云星、張婧，2009）。多中心治理理論由以奧斯特·羅姆為代表的制度分析學派提出，認為在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并非只有政府這一單一的主體，而是包含著非政府組織、私人組織等多個治理主體和決策單位（陳廣勝，2007），倡導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以老年人協會為代表的民間組織則是作為村莊治理主體的一元來存在（申端鋒，2004；修建峰，2006），參與到村莊相關事務的治理中（修建峰，2006；甘滿堂，2007）。文化建設理論以趙曉峰為代表，通過引入文化治理的概念，以老年人協會為考察對象，對社會組織在農村社區文化中和村落社區治理中的機制和功能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趙曉峰、付少平，2013）。譚同學（2006）從更為抽象的層面分析中華民族精神的培育與弘揚，認為其必須根植于穩定而有活力的村莊生活，老年人協會則是鄉村建設中實現文化重建的重要途徑。
既有的研究中，老年人協會多集中在浙江、福建、廣東以及山東等地區。浙江屬中國經濟發達地區，老年人享有較為優越的經濟和養老處境，對子女的依賴性較低。福建、廣東等地宗族保持相對完整，山東屬于小親族地區（賀雪峰，2013），這些地區都保有一定的宗族性特征，老年人仍附有一定的宗族性權威，并在村莊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因此，老年人協會對這些地區的老人而言，一方面是他們精神追求及自我實現的重要舉措，一方面是他們企求通過建立老年人協會來解決村莊相關事務（如抬喪等喪葬問題）的重要方式。而以江漢平原為代表的中部農村地區與上述地區存在很大的差異：一方面，經濟狀況的相對落后，子代進城及向上流動的壓力對老人的養老資源進行擠壓，老年人的生存處境堪憂；一方面，該地區屬于原子化地區（賀雪峰，2013），宗族傳統的弱化消解了老年人的傳統權威力量，敬老、養老文化極易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瓦解。該地區的老年人協會相對于浙江、福建等地區的老年人協會，具備了不同的意義。首先，他們大多是依靠外來資源的輸入；其次，老年人協會成立的初衷在于老年人自身，帶有一種老年人自保或自救性質。這就決定了該地的老年人協會的意義和價值同東部發達地區及帶有宗族性特征地區的老年人協會有所不同。雖然，也有學者對中部欠發達地區的老年人協會進行探討（申端鋒,2004；譚同學,2006；趙曉峰,2013），但其往往急于對該地區的老年人協會的功能和意義進行抽象或宏觀化的理解，忽略或過濾了老年人協會在該地的基礎性價值和意涵。在這些地區，老年人協會是高度對象化的存在，即其最先或最急切要解決的問題是該地區老年人的生存處境問題。老年人協會帶有老年人自保和自救的性質，其更為抽象的治理及文化建設功能只是在其實現老年人自救目的上的效果延伸，是老年人協會基本功能的溢出。
總的來說，既有的研究由于其研究地點以及研究視野的局限，老年人群體在現代社會中的邊緣性角色被弱化了，老年人協會對老年人福利的增進鮮有探討。即使有（董海寧，2003），也僅僅處于泛泛而談的層面，沒有揭示出其對老年人福利增進的具體機制。本文是對既有老年人協會研究傳統中功能視角的延續，基于對鄂中地區H村老年人協會的考察，結合當地老年人群體的生活處境，探討老年人協會對老年人社會性福利的增進。筆者認為，老年人協會對老年人社會性福利增進主要體現在空間福利上。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個體家庭空間走向私人化且為子代所掌控、村落中的公共空間趨向解體以及公共空間的性質發生變化的情形下，老年人處于一種空間性的邊緣位置。老年人協會是一種以組織化的方式，將老年人聚集在一個固定的空間之內，為老年人提供了一種空間上的保護機制，從而促進了老年人主體感和價值感的提升。老年人協會在為被邊緣化的老人提供保護機制的同時，承擔起了鄉村文化建設的使命，豐富和充實著老年人協會的意義和功能。
本文為質性研究范式中的個案研究，較之于定量研究“依靠對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及其相關關系進行測量、計算和分析，以達到對事物‘本質’的一定把握”，質性研究則是“通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對事物進行深入、細致、長期的體驗，然后對事物的‘質’得到一個比較全面的解釋性理解”（陳向明，2000：10）。因此，一定意義而言，質性研究更為強調研究者對實地調查場域的參與，以達到對經驗材料之間內在邏輯的深入揭示和理解。本研究以筆者2014年10月在鄂中H村的田野調查為基礎，材料的收集主要采取半結構式的訪談方法。訪談對象既包括H村老年人協會中主要干部和負責人，也包括普通會員和一般村民。訪談內容以老年人協會為核心，村民的社會生活、代際關系、家計模式以及公共文化生活的表現和特點都構成本研究的經驗基礎，為理解老年人協會的意義和功能提供整體性的線索。
二、村莊素描及H村老年人協會概況
（一）村莊素描
鄂中H村，水田以水稻種植為主，旱地以棉花種植為主，是中部典型的農業型村莊。為了應對市場經濟貨幣性支出的壓力，該地形成了年輕人在外務工、老年人在家務農的代際分工模式。同時，對在村的五六十歲的村民而言，他們亦形成了農忙務農、農閑務工的職業分配格局。H村現有人口1705人，共11個村民小組。2014年9月，H村老年人協會對該村的老年人人口進行了統計，其中年滿60歲及以上的老人有318人，老齡化率為18.65%。2007年，該村60歲及以上的老人有258人；2008年，有259人；2009年，有251人；2010年，有261人；2011年，有280人；2012年，有290人；2013年，有309人①。總體上來說老人數量呈上升的趨勢，該村已經進入了老齡化階段。
（二）H村老年人協會概況
受浙江溫州地區老年人協會的啟發，2004年，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賀雪峰教授與日本友人阿古智子分別在鄂中三個行政村投資4萬元，進行老年人協會的場地建設，并陸續購入相應的器材和設備。之后，老年人協會的常規運作資金來自于每年賀雪峰教授的5000元捐贈。H村老年人協會便屬其中之一。
現H村老年人協會組織由委員會和理事會構成，委員會中有會長、副會長、會計、出納四名；理事會成員從11個村民小組中各選出一名。此外，還有一名長期值班人員，也是理事會成員之一。老年人協會的組織成員都由60歲以上的村民擔任。按照規定，年滿60歲的村民即為老年人協會的會員。因此，H村老年人協會有會員318名。
經過10年的運行，該村老年人協會形成了穩定和持續性的活動機制，具體活動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日常性活動，活動內容包括打麻將、下象棋、看書、看影碟、跳舞、打腰鼓以及給老年人祝壽和送葬活動；二是常規性活動，這體現在一年一度的重陽節活動。這天，老年人協會會組織老年人進行節目表演，邀請全村年滿60歲的老年人參加，并發放毛巾、襪子、香皂等紀念品。平時，老年人協會有三四十人，下雨天，最多能有100來人。重陽節活動當天，更是全村老年人的狂歡。
三、老年人的空間邊緣化處境
（一）老年人家庭空間的邊緣化
現代化背景之下，市場經濟中的利益（或功利）因素和對利益的考量已經滲入家庭領域（郭于華，1997），由此帶來的家庭代際關系的理性化以及村莊社會規范及村莊敬老、養老文化的瓦解，將老年人置于家庭和村莊的雙重邊緣性地位。從微觀的家庭內部來看，代際之間“撫育—贍養型”的“反饋模式”（費孝通，1983）被不平衡的代際交換關系模式所取代。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從村莊的退場，進一步弱化了村莊內生性價值規范對與市場力量相伴隨的經濟理性價值力量的抵御，村莊既有的價值倫理規范為市場價值所替代，并成為衡量村民在村莊社會結構中地位與威望最為重要的指標，“為富是尊”成為主導村莊價值的話語（譚同學，2009）。
“富”展現的是個體或家庭生產經濟價值的能力。具體到家庭內部，家庭成員個體的價值則體現為創造經濟價值的能力。此種話語或觀念，反映在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即意味著敬老、養老文化的解體。老年人的生命價值淪為功利性的，且被物化的經濟價值。家庭權力的代際轉移（郭于華，1997），使得老年人在家庭的權力場域中更處于弱勢地位。一旦老年人勞動能力喪失，其生活就會陷入惡化的境地。最為極端的后果，即為大量老年人自殺現象的產生。
老年人在家庭中的邊緣地位是代際關系理性化、敬老養老文化解體以及老年人權威喪失等多重力量綜合影響的結果。老年人在家庭中位置的邊緣性反映在居住空間上，體現為強烈的依附性特征。在家庭空間中，老年人不僅無法獲得子女的照料和精神慰藉，而且無法在此空間內部展開老年人之間的社會交往。現代性的滲透、個體權利意識的興起，家庭以往所具備的公共交往功能趨于弱化，淪為徹底私人化的場所。具體到家庭內部的成員關系，老年人的附屬性角色決定了高度私人化的家庭空間亦為子代所掌控，他們并不會在以年輕人為主導的家庭空間之中展開社會交往，以免引起子代或年輕人的嫌棄和不悅。比如，該村一位78歲的羅姓老人就這樣說道，“這個時代，你看這附近有哪個老年人是跟著兒子吃住的？你想去哪家轉？沒人給你撿板凳，人家看到你只會嫌你臟，關門都來不及”。從羅姓老人的話語中可以看出，老年人對自己的生活及地位處境有清醒的認知，內心雖飽藏不滿，也只能無奈地面對，順勢調整自己的行為。于是，在村莊中經常看到的景象是：老年人獨自蜷縮在一個角落中曬太陽，了無生氣。老年人的社會性交往需求無法在家庭空間中得到安置。而村莊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村莊公共空間的解體及性質的改變，使得老年人喪失了在村莊中的安身之所。
（二）老年人公共空間的邊緣化
社會學意義上的公共空間，是指“社會內部業已存在著的一些具有某種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間相對固定下來的社會關聯形式和人際交往結構形式”（曹海林，2005）。其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指社區內的人們可以自由進入并進行各種思想交流的公共場所；二是指社區內普遍存在著的一些制度化組織和制度化活動形式（曹海林，2005）。后者在組織和活動的依托之下，形成或營造了帶有公共性特征的交往活動場域。不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它們所達到的效果都是帶有公共性特征的社會交往和互動。公共空間首先指的是一種物理實體意義上的場所，但公共空間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一個地方能否被界定為公共空間，首先是看該空間是否具有絕對的排他性；其次，發生在該空間內的社會交往或互動是否具有公共性，即是否具有超越于個體的，能夠在村莊中產生影響的效應。
曹海林（2005）根據村落公共空間型構動力的不同，將公共空間劃分為正式的公共空間與非正式的公共空間兩種理想類型。其中正式公共空間的型構動力主要來源于村莊外部的行政力量，也稱之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間；非正式公共空間的型構動力主要來源于村莊內部的傳統、習慣與現實需求，也可稱之為村莊內生型公共空間（曹海林，2005）。但是，隨著社會力量的發育，很多村莊公共空間的型構動力不僅僅是來源于村莊外部帶有政治色彩的行政力量，而且還有各種社會力量的參與，比如本文所提到的H村老年人協會。因此，本文沿襲曹海林根據村落公共空間型構動力對公共空間的劃分方式，但將其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間的外延進行擴展，將來自村莊外部非行政力量對村莊公共空間的型構納入進來，并將之界定為外力嵌入型公共空間。所以，村落中的公共空間則被劃分為外力嵌入型公共空間和村莊內生型公共空間。
隨著村莊社會的變遷，村莊公共空間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大量公共空間的解體；二是既存的公共空間的性質發生了改變。
改革開放以來，公共空間的解體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行政力量從村莊中的退出，使得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間解體。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因各種力量所形塑的政治性社區（吳毅,2002），隨著大集體的瓦解而解體。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村莊人口的大量外流，村莊出現“基本角色”的缺席（董磊明，2010），公共空間得以維系的人力條件不足，由此而導致部分村莊內生型公共空間的瓦解，村莊社會呈現出“半熟人化”的趨勢，村莊共同體得以維系的社會性機制不復存在。公共空間的解體是村民呈現出原子化傾向的結果，同時也是進一步導致人們更加原子化的原因。村民之間的聯系紐帶斷裂，村莊成為由各個家庭構成的獨立組合體。對于大量在村的老年人而言，他們則面臨著無處度過閑暇的困境，其社會性交往需求因為大量公共空間的解體而無法得到滿足。表現在老人身上，則是精神的虛無。
而且，村莊中既存的公共空間在現有的條件下又出現了有別于以往公共空間的特征。既存的公共空間表現為以下特點：一是消費化；二是區隔化。隨著國家意識形態對村莊控制的減弱，公共空間本身不再承擔傳遞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治教育功能，而是演化為村民休息和娛樂的場所，是其日常勞動及家庭生活之外的必要補充。因此承擔著村民度過閑暇的功能。伴隨市場經濟及消費主義的興起，新型的以消費為導向的休閑場所的出現，比如專門的麻將館、茶館以及KTV等，都需要以一定的消費能力為前提。這對經濟處境并不寬裕的老人而言，無疑是難以支付的。此類公共空間通過經濟條件的限制將老年人排除于外。休閑及娛樂的消費化，是當代社會提倡高消費的產物。這對經濟條件相對貧困的老人而言，具有極大的不適用性。與此同時，村莊中的公共空間出現了區隔化的趨勢，即村莊的公共空間為年輕人所掌控，形成對老年人在村莊公共空間中的排斥。此種區隔化，與村莊規范的解體，敬老、養老文化的消解所帶來的老年人在村莊中的邊緣性地位緊密相關。
H村一位70歲的老人向我們訴說了他的一次經歷：
中年人打牌的時候都不喜歡老年人在邊上看，有一次我去另外一個老人家串門，他們家剛好有幾個中年人在打麻將，我跨門檻的時候絆了一下，那幾個中年婦女就在那里笑，說‘這是不要叫您進來看，這么大年紀了不在家里坐著，也不怕摔死了’，我當時很氣憤，說‘你們不會老？！’就走了。”
公共空間的區隔化體現了社會交往群體的分化，年輕人和老年人分屬于不同的交往圈層。交往需要以一定的物理空間為載體，年輕人在公共空間中的強勢角色造成了對老年人的空間擠壓。若是老人試圖參與到年輕人的交往圈層之中，很有可能受到歧視和排斥，上述70歲老人的經歷就是典型的例證。老年人每一次的受挫都會喚醒其對自身地位和角色的認知，從而進一步從公共空間的交往中退縮，甚至是完全的退出。
（三）“無處可去”的老人
老年人在家庭中的附屬性地位，使其無法掌握家庭空間的使用權，家庭空間被徹底私人化為子代的所有物。一方面老年人無法在家庭空間中從子女身上獲得基本的照料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家庭空間的社會交往功能亦對老年人封閉。就村莊而言，部分村莊公共空間的解體以及既存公共空間的消費化和區隔化趨勢，使本處于村莊邊緣性地位的老年人更是無處度過閑暇，難以滿足其精神性的社會交往需求。以往的公共空間是全民開放的，而今村莊既存的公共空間卻呈現出相對封閉性的特征，此種封閉性更多體現在對村莊老年人的群體性封閉。于是，“無處可去”成為村莊老年人共同面臨的生活處境。
四、老年人協會：空間福利的再造
（一）外力嵌入型公共空間
H村老年人協會于2004年在賀雪峰教授及日本友人的投資下建立，屬于外部社會力量推動下的專屬于老年人的公共空間，即為上文所提的外力嵌入型公共空間。老年人協會的成立極大地彌補了行政型嵌入型公共空間及部分村莊內生型公共空間的解體所帶來的村莊公共空間不足的困境。而在既存的內生型公共空間的消費化及區隔化，所帶來的對村莊老年人的排斥的情況之下，老年人協會為處于家庭和村莊空間雙重邊緣化的老人提供了場所和去處。
老年人協會以一群處境相似、年齡相當的老年人為主要服務對象，是供老人專門休閑和娛樂的場所。因此，老年人協會，首先是一個專屬于老年人的物理空間。在這空間之內，他們遇到的交往對象是與其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群體，能夠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進而增進相互之間的認同。在村莊及家庭空間對老人造成雙重排斥的情況下，老年人協會為其提供了最基本的去處保障。對老人而言，“有了老年人協會，就有了去處”，是其最切實的心理感受。在老年人協會的空間之內，老人的優越感和自主性意識得到了最大的激發，“這是我們老年人的地盤”。老年人協會通過人為的組織化手段將村莊中所存在的一切不利于老年人生活的狀況拋棄于外，構造了一種對老年人的空間保護機制。以至于有些老協干部說，他們就是一群戰士，一定要守護好自己的家園。
老年人協會構造的是專屬于老年人的公共空間，其對老年人群體而言，不具有排他性。只要是年滿60歲，就自然成為老年人協會的會員。同時，它具有敞開性，不分節假日地向所有老年人敞開，老人在其中可以自由地進出。以至于很多老人都說，“集體的地方，活動起來，比較自由，是老年人的天地，來去自由”、“辦了老年人協會，老年人幸福。年輕人不要你，以前老年人都沒地方玩，是老年人的家”。對很多老人而言，感到苦悶或不開心，“到這里打一下牌，聊一下天，改善一下心情。不來，很安靜，不開朗，來這兒打牌，看一下跳舞，心情舒服一些”。老年人協會所針對的群體是老年人，因此，老年人來到老年人協會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時可以自由地享有協會中各種娛樂設施和器材，排遣孤獨和展開充分的社會交往。
而且，老年人協會作為針對老年人的敞開性的公共空間，其對有閑老年人群體有自發地選擇性。也就是說，來到老年人協會的老人，都是在這一時間段有閑的老人。這極大地降低了老人的尋求伙伴的機會和時間成本，減少了老人相互之間搜尋信息的過程。特別是對那些接近近80歲甚至更大年紀的高齡老人群體來說，隨著同屬于一個自然灣的并在集體時期一起出工的老人相繼去世，伙伴范圍迅速減少。訪談中，一位80多歲的老人就跟我們說到，以前和他年紀一般大以及經常一起玩的老人有100來人，到現在，僅剩下5人。年齡越往上，很多老人的老伴相繼去世的越多。老年人協會作為一個固定的物理空間，則能起到將散落于村莊各處的老人匯集到一塊的作用。只要來到老年人協會，就有朋友和伙伴。即使在農忙時刻，老年人協會每天都能來二三十人。農閑或下雨天，老年人協會更是熱鬧，最多能達到100來人。在老年人協會中，老人能充分享受到交往和互動的樂趣。
一位老年婦女，81歲，老伴去世八九年。兒子都不在身邊，家里的7畝田全都給別人耕種。現在她就種點院子，沒事干，就到老協打點牌。她說，以前還覺得孤單，現有了這個地方（老協），人多、熱鬧。她上午就在老協玩，下午在家里搞點園子，看看電視。
老年人協會成為他們日常生產生活之外的重要補充，也是他們度過閑暇的必要去處。
（二）老年人協會的空間營造
“空間使社會中的主體相互作用成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著空間并使此前空虛的和無價值的空間變為某種對我們來說是實在的東西”（齊美爾，2002）。此種實在的東西在老年人協會這一公共空間之內即表現為老年人之間相互互動與交往所產生的價值和福利感受，這是一種生命意義的體驗。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空間將老年人從家庭和村莊中的不利處境中脫離出來，使之成為老年人可以自在自為的活動場所。
與此同時，老年人協會為老年人各種活動的開展提供了空間載體，老年人以此為載體，參與各類休閑活動。H村老年人協會日常的休閑活動主要有打麻將、看影碟、跳舞、下象棋以及看書等，來到這里的老人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進行選擇。即使這些活動都不喜歡，老人也能找到屬于自己的消遣方式，比如找人閑聊，或是坐在旁邊看別人打牌，或是跳舞。在此種熱鬧的氛圍中，他們亦能從中排遣孤獨，找到樂趣。
H村老年人協會經常會有坐在一起打麻將的老人們以及觀看他人跳舞的老人們，有時有些老人還會拿來零食同在場的其他老人一同分享，溫馨而快樂。對該村的很多老人而言，每天吃完早飯后到老年人協會去轉轉，已儼然成為了他們根深蒂固的習慣，常常是“風雨無阻地往那兒走”。
而且，老年人協會通過對傳統節日的挖掘，以開展公開性活動的方式，實現了空間的營造。以重陽節為例，每年的重陽節，老年人協會都會舉辦較為大型的面對整個村莊的活動展演。雖說原則上是村莊中所有年滿60歲的老年人來參加，但對村莊中的其他人也是開放的。重陽節活動當天對空間的營造體現在它實現了村莊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同時在場，此種同時在場為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的交流和互動提供了機會和可能。日常生活中老年人與年輕人相區隔的局面在此時不復存在，村莊整體在老年人協會所營造的空間場域內實現了高度的整合，老年人亦能從中感受到自身價值和意義的提升。
（三）空間福利的生成
老年人協會所提供的空間福利是指，為村莊老年人提供了一個獨立且對其他群體具有相對封閉性的場所以及附屬于這一空間的各種娛樂設施和器材，老年人通過對老年人協會所提供的空間及附屬于該空間之中的娛樂設施和器材的使用而體驗到的一種愉悅，甚至是幸福的感受。因此，空間福利，意味著老年人從老年人協會所提供的空間中獲得一種主觀性的心理體驗。
老年人在村莊中的弱勢或邊緣地位的形成并不來自于老年人自身，而是社會結構及社會文化變動的結果。在此種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之下，老年人無法通過個體的力量實現局面的扭轉，而是需要一個平臺提供一種相對組織化力量與此種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相對抗，并突破此種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實現自身地位的翻轉。老年人協會就是這樣一個平臺，老年人協會所針對的不是單個的老人，而是具有相似處境的老年人群體。老年人借助老年人協會這一平臺，通過一定的空間和運作理念將村莊中的老年人組織起來，實現老年人自我感知和在村莊中社會地位的整體性提升。
老年人協會為老年人所提供的空間福利，是通過為老年人提供一定的場所和設備來實現的。依托于這一空間及其空間中的附屬設備，老年人之間的交往和互動成為可能。在交往和互動之中，老年人之間發生經驗、情感和心靈的碰撞，并帶有強烈的空間場景特性，即具有濃厚的老年人生活特色。場所的相對封閉性，可以使老年人摒棄外界一切干擾，自在地進行活動和交流。日積月累的交流和互動，為原本處于原子化狀態的老年人創造了同其他老年人的社會關聯。
五、空間福利的溢出：以老年人為主體的村莊文化建設
H村老年人協會成立的目的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即帶有強烈的老年人自救的性質，以外力注入和組織化的方式實現老年人生活處境的改善。由于老年人協會本身與老人緊密相關，與老人緊密相連的敬老、養老文化成為老年人協會的價值支撐。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從協會的休閑娛樂中，充盈自己的閑暇生活和精神生活。與此同時，其依然以活動為切入點，向村莊傳遞著敬老、愛老文化，從現實的層面來說，它主要是立足于老年人在該村中的真實處境。但另一方面，又促進了村莊敬老、養老文化的發育和重建，從而產生一種基于老年人協會所創造的空間福利的溢出效應：即以老年人為主體的鄉村文化建設成為了可能。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村莊邊界的開放，一方面市場理性價值滲透進村莊，村民以經濟理性或算計的心態指導行為，使得村莊原有的傳統道德及價值觀念受到很大沖擊，老人成為村莊中事實上的邊緣群體；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導致了家庭的空巢化，村莊只剩下老弱病殘群體。
以各種文化形式或活動形式來孕育的村莊精神文化，需要以一定的人群和空間為載體，并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中產生并形塑而成。中青年人，甚至更加年輕人群的流出，削弱了精神文化產生的人力條件。與之相伴隨的另一后果，即為村莊公共空間的消逝。從某種程度上說，人力的流失所帶來的村莊公共空間及活動的解體，即意味著村莊精神文化發育基地或源頭的瓦解。
老年人協會的建立應對了這一局勢，其通過為老年人提供一個公共空間，并以相對組織化的方式將在村的主要群體——老人——集中，開展各種輕松活潑的文化娛樂活動以及公開性的具有教育意義的文化活動①。這不僅豐富了老人的閑暇生活，而且，老人作為村莊的重要組成部分，所開展或進行的各項娛樂活動也豐富著村莊的文化活動形式，渲染了整個村莊的文化氛圍，也影響著村莊道德價值的走向。依托于老年人協會，老年人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的主體，順應了當前村莊大量青壯年外出務工的客觀現實。甚至可以說，在村莊出現文化危機的當下，老人承載了鄉村文化建設的使命。
六、結語
我國的老年人協會最先在浙江等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出現，表現出極強的村莊治理及村莊文化建設的功能。中國土地廣袤，幅員遼闊，這就決定了處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及具有不同結構性質的農村老年人協會的實踐也會存在差異。老年人協會一旦在村莊中生成，其必然要深深植根于當地的鄉土環境，結合當地老年人及村莊社會的需要，開展活動。因此，在對老年人協會的運作及功能的探討中，我們便需要結合其所在的具體村莊處境，如此才能做出切實有意義的分析。
本文所考察的鄂中地區H村老年人協會具有同東部經濟發達地區以及仍具有宗族性特征的福建、廣東等地的老年人協會不一樣的性質。這是由該地老年人在家庭空間和村莊公共空間中處于邊緣地位的生存處境所決定的。因此，在當地，老年人協會首先是一種高度對象化的存在，它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便是改善老年人自身的生存和生活處境。通過外力注入所建立的老年人協會從一定意義上說便是為該村的老年人提供了一種空間上的保障，讓其“有處可去”。老年人協會對該村而言，其意義主要體現在老年人群體之中，同時，又主要體現在其所提供的空間福利之上。
不可否認的是，老年人協會在村莊中同樣展現了其積極性的文化建設功能。但就H村的農村而言，老年人協會的文化建設功能只是老年人協會日常運作中的一種間接效應，是老年人協會空間福利的溢出，充實且豐富著老年人協會的意義和功能。本文期望能通過對鄂中地區一個老年人協會的考察，提供另外一種功能解釋的路徑。
感謝印子、杜鵬、陳文瓊、仇葉、鄭曉園、何倩倩為本文寫作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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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工作》201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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