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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孝德:生態文明建設的模板在鄉村

[ 作者:張孝德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2-26 錄入:12 ]

原題:重新認識我們自己,共創最美“生態文明”生活

如果這種認識不轉變的話,以國家安全為例,我認為現在的中國人是最沒有安全思維的一群人。

本系列文章依據2016年1月22日九派開元智庫機構舉辦的【尋找第三種文明】主題沙龍整理而來。

本期主題沙龍特邀嘉賓:張孝德

張孝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公共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理事。主要作品:《生態文明立國論》《文明的輪回》,現任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生態產業聯盟發起人。

 

一、生態文明建設的模板,不在城市而在鄉村

尋找第三種文明,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今天大家這么多人聚在一起,相信不是對城市感興趣,而是對鄉村感興趣;不是對物質感興趣,而是對文化感興趣。那么為什么說我們會對鄉村感興趣,對鄉村的文化感興趣呢,處在這樣一個時期的我們為什么會如此,其原因是什么?

我之所以對鄉村感興趣,除了自己是農民,對鄉村有情感以外,作為鄉村學術研究,更多還是偏向理性的。我從二十多年前就開始研究生態文明,不過我對生態文明的研究和現在的文明還是有差異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曾出現過研究生態文明的一個小高潮,當時畜牧學、生態經濟學是一個很熱門的學科。這么多年來,我研究生態文明的心得是:我們國家要進行生態文明建設,能滿足其建設條件的諸如哲學、文化,還有投入,這個最低成本的模板,我認為不在城市,而是在鄉村。

正因為有了這個認識,從2008年以后,我將研究的方向轉到了鄉村。也是在那個時候,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中國正在面臨第三次農村包圍城市”。通過歷史性的梳理,我發現了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即中國總是在一個面臨重大危機和重大變革的時候,人們總會不約而同地到鄉村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應該說,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三次向鄉村回歸。剛李老師講了,近代以來我們一直在追趕西方,但追趕到一定程度,發現追趕的路走不通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往回走。往回走可以,但是往哪里走呢?只要一條路,往鄉村走。

其實我覺得這種規律,不僅僅是現在才開始不斷地重復,回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我們很容易發現這個循環的周期,比如孔子曾講過一句話,叫“禮失而求諸野”。在每一個動蕩的年代來臨時,當人們找不到“北”的時候,會怎么樣呢,往往會“求諸野”。

之所以講這么一個觀點,是因為我個人覺得我們今天在一起討論的這個話題——尋找第三種文明,是一個時代的話題,需要有一個大視角來研究這個問題。

二、重新找回大國、富國的心態與自信

對于剛剛李昇明老師的講話,對我個人來說,有幾個方面,還是很有觸動的。其中一個觀點是,關于窮人和富人道德水準的問題。從我們這一代過來人的思維來說,一定會覺得富人肯定是“富而不仁”,窮人一定是革命的。起碼毛澤東時期,人們是靠領導窮人去鬧革命的,這個我們不能去否認它。

但是,這里面有一個可怕的問題,即這種理念一直到今天還在延續和存在。而且延續到什么程度呢,今天的我們依然認為“窮”是一個很容易被認可的一種社會形象。比如上升到國家戰略,我們一直認為自己是第三世界,我們不認為自己是發達的國家。

對此,我認為,如果這是只是一種外交辭令,是我們自己不愿意被西方納入到發達國家序列,這是可以的。然而作為我們自身來講,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由窮人變為了富人。如果這種認識不轉變的話,以國家安全為例,我認為現在的中國人是最沒有安全思維的一群人。

窮人是沒有自信的。我認為目前中國的市場已經是各種資源最好的一個時候,應該有富人的那種自信。然而我們改革開放的門檻,到底哪些領域可以開放,哪些領域不能開放,我們沒有李老師所講的那種民族自信。

我們一直認為自己還窮,還需要外資不斷投資。我認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開放的成本已經大于我們開放的收益了。比如說對跨國公司的招商引資,其實他們每年把自己的成本做在中國,把利潤做在宗主國,只合理避稅一項,每年就可以多賺2000億人民幣。

客觀來說,目前的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投資環境最好的國家之一。對于跨國公司來說,早已不是我們求著請他來,而是他要爭著搶著要來。也就是說,當我們把進入門檻抬高的以后,他依然會選擇進來。

因此,我們要做一個調整,要有一種大國、富國的心態。但事實上,我們又進入到另一個“兩個凡是”怪圈,即凡是搞經濟的都是對的,凡是謀發展的也都是對的。這么多年來,我們還在延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思維和國家發展戰略。

三、尋找社會目標,呼喚“習近平時代”

李老師講的另一句話是,為什么我們現在的企業家不愿意贊助,不愿意承擔社會責任。我們總是在對自己的企業家做道德批判,其實今天中國的富人群體,包括中產階級,不是他們承擔社會責任出了問題,而是透過他們的行為去反思一個問題:盡管現在我們強大了,但是我們理想的社會目標是什么?我認為,目前我們的社會目標已經嚴重缺失。

習近平上臺后為什么要提出“中國夢”,我想可能就是為了彌補這個社會缺失。當然,盡管目前我們的“中國夢”還有些抽象。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現在我們的財富為什么不能回饋社會?應該說,這個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理想、目標缺失的問題。

那么,當下中國社會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鄧小平時代,我們的社會是有目標的,如兩個一百年目標,小康社會目標等。在那個時代,這個社會目標是有吸引力的。而今天的中國,不是小康問題,不是物質問題,因為今天我們諸多的社會問題,如幸福感下降,抑郁癥患者增多等,這些都不是物質短缺造成的。現在我們每年的糧食浪費可以供2億人食用。

因此,我很贊同李老師說的,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重新找到自己的未來目標,習近平時代的社會理想和社會目標。而這個目標不應該再只偏重于物質文明的建設,更多要轉型精神文明方面。我們這屆政府應該創造一個屬于自己的時代,習近平時代。

四、找回鄉村的禮教,啟動城市的民主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禮”的問題。到底我們國家的治理模式是什么,這也是比較困惑我的一個問題。今天的中國人出現了兩大崇拜,一是對“法”的崇拜,二是對“技術”的崇拜。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我們還提出了要搞法制中國。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單純依靠“法制”來完成國家治理的。即使是歐美國家,他們的主流社會、主流教育,同樣不是只靠一條腿走路。盡管它們看似不搞道德教育,但是不搞道德教育不等于沒有道德教育,因為那些東西已經在它們的教堂里完成了。美國每屆總統在做就職宣誓的時候,不是把手放在憲法上,而是把手放在《圣經》上宣誓的。因此,歐美社會的治理是來自內在的約束和外在的法制的兩元治理結構。

那么在我國,我們的內在約束是什么?就是李昇明老師說的古代的“禮”,而今天我們把中國古代的“禮”看作是一種封建禮教。實際上,中國古代的“禮”是什么,它是一種文化自覺、人性自覺基礎上的“慎獨”文化,有人沒人都能很好地約束自己。

對于“禮”問題,今天已經到了一個必須重新認識的時候了。長期以來,我們從西方引進過來的,是一種叫做“權利自覺”的文化。當今社會上出現的,醫院里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摩擦,學校里學生與老師之間的摩擦,在古代社會是不會產生這種對立的。今天為什么會產生對立,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導入到了權利本位。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在社會治理上的區別是,我們古代的整個社會治理模式是根源于一個小規模的熟人社會,西方社會從古希臘、古羅馬時代開始,則是根源于規模相對較大的生人社會。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有了西方的民主制就是人類社會的進步,當時古希臘出現的這種民主制背后恰恰反映了不民主。

而中國古代鄉村是一個禮教社會,人們在文化自覺下得到的,那種彼此互助的人性的光照,遠遠高于民主及權力所統治下的社會。對于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治理體系,我們簡單的去照搬西方,是必然會出社會問題的。

結果,現在我們把西方那套生人社會的民主選舉制度,照搬到我們的熟人社會里,去搞民主選舉,替代熟人社會互助自治的傳統的家族長老制。正因如此,我們今天的鄉村,團體沒有了。只不過團體沒有了不等于組織沒有了,而是組織出現了問題。什么問題?傳統的以“禮”為核心的組織分崩離析了。而民主選擇在鄉村推行了20年,至今始終落不了地。為什么?

其實,最應該搞民主選舉的城市、小城鎮,沒有采取這套治理體系,其所采取是一套高度集權的模式。一個城市,上百億、上千億的投資,一個書記一個市長一個人就能做主,民主一點不能參與到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中來。

最應該導入民主治理模式的城市,沒有導入;最不應該導入民主治理模式的鄉村,導入了。于是,今天的中國城市和鄉村都出現了亂象。城市因為沒有民主的導入,成了一個資本和權貴合謀,可以共同隨意踐踏的地方。

在城市中,無論是普通市民還是知識分子都沒有發言權,而資本與權貴們要做的事情誰也攔不住。目前,雖然已經在深化改革,但這種事情在全國仍在繼續。

五、堅定信心,鄉村文明一定能復興
剛剛李昇明老師講到了城市的審美周期問題,而我認為中國的鄉村文明一定能夠復興。之所以有信心,是基于西方城市審美疲勞周期的時間,要比東方城鄉審美周期的時間短的多的認識,而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會在5年之內提前到來。

西方社會的城鎮化建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逆城市化浪潮。對于這一現象,我們應該如何進行正確解讀?對此有專家發表言論說,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我是從根本上反對這樣的言論的。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西方的城市文明就已經開始向鄉村轉移了。

逆城市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西方人已經開始厭倦城市生活,他們想回到鄉村去。然而,他們在城市化過程中已經消滅的鄉村,已經沒有辦法再回到鄉村。

怎么辦呢?只能把目的地選擇在城市周邊的郊區地帶。西方的這種逆城市化和城市郊區化是一個無奈的選擇,而我們卻把這種無奈的選擇變成一個模板,把我們的城市一圈一圈像攤大餅一樣向外擴大。

因此,我個人認為,我們在進行城市化建設時,對西方這段歷史的解讀,本身就是錯誤的。我們今天談文化,談回歸,不是一個中國的話語體系。對于“現代化”這個概念,我們應該如何進行客觀批判和合理糾正,這個問題不解決,由其延伸出來的問題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西方人進入到21世紀后已經開始了后現代化建設。什么是后現代化呢?就是對前現代化的批判。這個批判是什么批判,就是對工業文明的批判,而且這是一個從哲學、文化到經濟、農業的全方位的批判。
農業批判的概念是什么呢?當我們的國家還在大力支持規模化農業的時候,歐美國家已經開始向家庭農業回歸。

西方把這種農業叫CSA——社區農業,而當其在做社區農業的時候,得到的不僅僅是安全的食品,還有在城市文明中不能得到的人情和社區文化。“社區農業”在西方的興起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概念,而是一個引領社會未來發展的細胞。

這種回歸雖然很前沿,然而隨著他們對中國農耕文明社會了解的深入,也意識到一個客觀問題,即西方式的這種鄉村回歸成本要比我們高得多。因為我們只要不去破壞鄉村,我們的回歸將會變得簡單的多。

六、生態文明元年,已經從2008年開始

2008年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終點,同時也是新文明的開始。因為這一年出現了一個新的概念,叫“新能源革命”。

這是一個什么樣的革命呢?馬克思說,判斷一個文明形態(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要看生產力,不同的生產力決定了不同的生產關系。這是對的,但生產力絕對不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第一動力。

那么是什么東西決定了生產力呢?我認為,不同文明時代的不同能源形態,決定了這個時代選擇不同的技術和生產力。農業文明是一種什么能源形態的文明呢,太陽能、土地和勞動力。這也能說明為什么我們古代《易經》的三爻是從“天、地、人”開始的。

《易經》理論的“三爻”,就是農業時代“天、地、人”這三大要素和三大資源。工業文明是從哪種能源形態開始的呢?石油和煤炭。西方的整個科學體系更多是圍繞一個死的物質,其生產力,還有科學技術的進步,更多是物質層面的,不包括人類。

西方的文明是物質的文明,西方的技術是物質的技術,這些物質不是生命物質,而是非生命物質。我們可以反思一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凡是沒有生命的物質,如汽車、電腦等所有的物質質量變得越來越好。而我們今天所講的危機是什么危機呢?凡是有生命的物質通通危機了。

生命物質領域不是沒有科學,為什么同樣的科學在非生命的物質領域越來越好,生命領域反倒問題層出不窮?因為西方的非生命科學理論,無法解讀一個復雜的生命科學系統。

對于中國的五千年文明,我們要重新反思。盡管我們的文明沒能讓我們生產出飛機大炮,但從“天、地、人”的邏輯中,我們悟出了“生命之道”。中國《黃帝內經》對生命的解讀已經不是在幫我們看病,而是教我們如何通過“天人合一”學會長壽之道。

下醫治病,中醫養生,上醫長壽,這是《黃帝內經》中一套很高級的理論。而西方的生命理論呢?吃A、B、C、D等各種維生素,再加蛋白質,這是一套讓人“活著”的理論。而人活著的最佳狀態是什么,《黃帝內經》告訴我們說,是“精、氣、神”都要足。西方的那套醫學理論什么東西可以與“精、氣、神”對應,根本找不到。

2008年,以新能源革命為拐點的西方工業文明時代,已經告一段落。那么下一個文明是一個什么樣的文明呢?生態文明。今天我們大家坐在一起,探討“尋找第三種文明”的話題,我認為第三種文明一定是“生態文明”,或叫它“第三季文明”。

為什么叫“第三季文明”?我認為農業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春天,工業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夏天,“第三季文明”是人類文明的秋天,是一個人類收獲的季節。什么是“第三種文明”?我認為第三種文明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雜交后孕育出的一種新文明。

我不否認西方的現代化,但絕對不主張把中華民族的復興,寄托于追趕西方的工業化為止。西方的工業文明是屬于讓西方復興的文明,人類文明史上不可能存在一種文明讓兩個區域的文明復興兩次。所以中華文明的復興,不可能完全依賴西方的文明。

每一種人類文明的發展都是沿著一條螺旋上升的軌跡向前的,我們要想繼續往前走,必須要先回歸,然后才能獲得向前的力量支撐。這個回歸是什么,就是我們的農耕文化,我們的鄉村。只有回歸了,才能真正找到我們未來的文明之路,應向什么地方走。

第三種文明是什么,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但同時我要強調一個觀點,生態文明的建設絕對不等同于環境問題。這是一個讓中華文明復興的,重新走向文化鼎盛的一個文明模式。

由于時間問題,我最后補充一點,生態文明時代是需要新能源的,這個新能源是什么?就是太陽能,而我們的老祖宗五千年玩的就是太陽能。

我還有一個觀點:中國在新能源領域一定會走在世界前列。為什么?大家想一想我們的二十四節氣理論,二十四節氣是什么,不正是太陽與地球之間有個夾角,在周而復始的循環中所呈現出的不同能量形態。

什么叫風水?風水理論已經不是太陽能,而是宇宙能,是二十八宿星象對應的和人和某一個區域的能量場的交換。這個理論盡管無法用西方那一套科學語言來解讀,但你信還是不信,它是一種客觀存在。所以我一直主張農業的能量理論。

生態文明是一種以太陽和能量為基礎的文明形態,而在這個領域,中國人的思想和智慧有條件比西方做得更好、走得更遠。今天的人類文明面臨著一個轉折,即由生產轉向生活。工業文明是一個以生產為主要內容的文明,用最低的生產力得到很高的生產效率。這種文明模式,解決了人類物質短缺的問題。

生態文明是一個使人們生活最優的時代,是一種通過最低能耗的良性立體循環模式,來實現人們幸福最大化的新生活模式。我們可以想一想,在這種文明狀態下,人們的生活成本最低,又有詩意,又有美感,又有文化,又處在一個離自然最近的區域空間里。這種狀態會在什么地方,不是城市而在鄉村。所以,生態文明更喜歡鄉村。

然而今天的中國社會,存在著令人擔憂的東西。因為它存在著兩種力量,一種是來自西方的,強大的工業文明的力量,仍然在對我們的文化和文明進行著顛覆和破壞;另一種力量是,我們老祖宗及所有的神靈都在加持著一批人自救我們的文明,這股力量也在快速成長。在今天的中國,拯救與破壞,兩種力量在競賽。

這是一個令人即充當擔憂又充滿希望的一個時代。我個人覺得,雖然在落地的某些政策上一些重大問題還沒有矯正,但“習近平時代”所講的某些東西,更傾向于“拯救”這個方向。因此,對于生態文明的未來發展,我持正能量態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九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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