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拉動城鎮化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撤并顯然承載了縣級政府更多的非教育意義
□關愛體系科學建構的經驗信息，多來自于被媒介公開描摹而被話語定型的部分留守極端個案
□在這套成人世界關愛體系南轅北轍的持續性實踐下，西部地區寄宿制學校中的留守兒童可能陷入越被關愛卻越規訓和抗爭的痛苦中
2.7億的中國流動人口中絕大部分是外出務工的青壯年勞動力，受制于內在的經濟因素、社會資本以及外在的公共政策，他們在社會流動的過程中會針對是否攜帶子女入城就學作出不同的家庭決策，進而產生出“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問題。
到2015年，中國共有流動兒童約3600萬，占全國兒童的13%，留守兒童約6100萬，占全國兒童的22%。教育部官方網站上發布的《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為1.38億，其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數和農村留守兒童數已分別達1294.73萬和2075.42萬，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總數已占到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的四分之一。
這是一個規模極為龐大的群體，他們的父母加入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自發的勞動力遷徙大潮，使中國這個龐大的落后農業國家，在不到40年的時間里成為制造業和數字化的世界性大國，GDP增長幅度全球第一而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然而，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后難以忽視的是：近1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所孤獨承擔的情感負債和社會軟肋。
近年來，諸如“流浪兒垃圾箱死亡”“鄉村留守兒童集體自殺”“校車事故傷亡慘重”“留守兒童弒殺鄉校老師”“留守女童被性侵”“鄉村孩子組建幫派形成類‘黑社會’”等一系列屢屢刺激社會敏感神經的公共事件頻頻發生，并引發社會輿論對這1億子代展開集體反思。然而在反思的背后，卻只能展開技術性的修補和改善——作為經濟高速推進中不可避免的制度性衍生，可以預見他們將引發的社會問題，將在中國版圖上長期持續存在。
各級各類政府對于城市流動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不可謂不重視，自上而下，層層分解實施，并督導強化落實的各級政府關愛服務項目和關愛服務社會購買項目不可謂不豐富，關愛指標也不可謂不細致，然而，關愛效果卻總是不夠理想。
筆者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項目編號：15CSH012）持續深入底層鄉校，試圖把脈和反思這套關愛體系的脈絡，探尋西部寄宿制學校中底層孩子們的日常微觀生活世界。
隨著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和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全國農村寄宿生群體規模呈現出逐步擴大的趨勢，農村寄宿制學校已經成為中西部地區義務教育的承載主體。根據教育部規劃司2011年統計數據： 2011年全國農村初中生總體寄宿率達到52.88％，16個省初中生寄宿率超過了50％，6個省超過60%，西部12省區明顯高于全國，整個西部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寄宿率達到34.30%，其中，初中學生整體寄宿率達到62.36%，小學生寄宿率達到19.65%。
寄宿制學校是如何占據了農村教育的半壁江山？這與農村學校布局調整關系緊密。新世紀以來，中國大規模的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
中央——地方政府“雙強”撤并階段
（2000年到2005年）
在該階段中，一方面，為加速推進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中央政府在實施“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的基礎上，以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2001年）、《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2003年）等系列文件的頒布為標志，作為發展農村義務教育的重點工作，大規模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推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此處尤指“縣級政府”）在“以縣為主”的新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下，加速推進本縣域內大規模的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
從內部動因來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缺位和人員編制緊張的雙重困局，倒逼縣級政府不得不加快壓縮教育行政管理幅度和節約教育行政成本，進而將有限的教育資源集約化整合以求形成可視化的教育規模初步效應；從外部動因來看，國家層面設立的“中小學布局調整專項資金”和“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專項資金”，進一步刺激縣級政府加速推進農村學校布局結構的大規模調整。
在中央——地方政府“雙強”撤并階段，全國小學數從2000年的55.36萬所銳減至2005年的36.62萬所，小學在校生數從13013.25萬人減至10864.07萬人，專任小學教師數從586.03萬減至559.25萬；全國初中數從6.39萬所減至6.24萬所，初中在校生數從6256.29萬人減至6214.94萬人，全國初中專任教師從349.21萬人減至328.69萬人。
中央——地方政府“雙強”撤并階段中，在小學在校生人數減幅為17.28%的前提下，小學數減幅高達33.86%，而小學專任教師數減幅僅4.6%；在初中在校生人數減幅僅為0.67%的前提下，初中數減幅為2.3%，而初中專任教師數減幅則達到了5.9%。
中央和地方政府“雙強”撤并階段中，以“撤點并校”為核心的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主要來自于“農村小規模學校”和“教學點”的被撤并，其絕對主體是小學。
中央——地方政府“中——強”撤并階段
（2006年到2012年）
在該階段，過去由中央——地方政府“雙強”撤并所帶來的弊端已日益凸顯：
一方面，2001年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的推進，使中央政府對地方實施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提供了現實的獎勵、支持和考核依據，省級政府得以迅速制定量化的硬文件指標，短期內迅速出臺指標式撤并計劃，從根本上使縣級政府有強大動力展開錦標賽式的政績競爭，這種競爭往往使具體治理主體在結果主義的目標驅動下，越過利益相關人的集體同意而單向度制定利己的撤并標準，一刀切和運動式的撤并，往往以村落社區和當事人或“不知情”或“精英動員”或“質量承諾”等方式推進，很難做到因地制宜和實事求是。
另一方面，農村學校撤并后一系列具體的現實弊端注定要日漸被直接當事人——學生、家長、教師、村民等普通個體、家庭所承擔和吸收,如過度撤并的后果是使無法住宿的學生“上學距離過遠”，從而直接增加其日常負擔，且蘊含較高的安全與輟學風險、增加家長的額外開支、增大學校教師的風險責任和管理幅度等；對于能夠提供住宿的寄宿制學校而言，因教師和生活教師編制不夠，規訓化、懲戒式的日常教育教學管理和生活管理，使住宿學生面臨情感、心理、安全、營養與暴力等多重威脅，且他們多半為留守兒童。另外，撤并動員時政府、村委、能人、親屬等多重主體在村莊共同體中所作的教育承諾，在移居新學校就學后卻發現往往見效緩慢或毫不見效——老師依然是以前的老師，教學依然是以前的教學，再加上現實村落社會中大量底層孩子在城鄉一體化的教育篩選軌道中，被結構性的過早拋入社會，進而使村落農戶家庭因承諾而膨脹的教育烏托邦想象不斷被擊碎。
2006年后，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逐步成為改革的主流，中央政府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將“單向度撤并”導向調整為適度“保留”和“建設”導向，教育部明確要求各地要改變“大撤大并”的過激方式，“方便入學”被作為布局結構調整的重要目標而被強調。事實上，通過政策文本分析，明顯發現2006年后中央政府幾乎再無對學校撤并的任何文本表述。為此，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國家政策的核心精神是在適應城鄉社會發展和學齡人口客觀變化的基礎上，以優先方便學生“就近入學”為前提，合理布局農村學校，防止一刀切的簡單“撤點并校”，規范布局調整程序，聽取人民群眾意見，避免因布局調整引發新的矛盾。
可見，中央政府對撤點并校的動力源已經由強減弱，這是“效率”導向到“民生”導向的治理思路轉型，但這種轉型并不意味著對農村學校撤并的徹底叫停，中央政府依然保留了“中等”強度的撤并動力。盡管中央政府明確要保留并加強建設必要的農村小規模學校和教學點，但“必要”的認定標準卻一直十分模糊，且對于“必要”的“認定權”和“具體標準”都由地方政府，特別是縣級政府決斷，沒有建立起一套能夠有效相互制衡的撤并程序和治理結構。
因此，盡管中央政府的撤并動力已經由強轉中，但囿于地方政府現實的財力、管理和政績考量，地方政府依然具有強大的撤并動力，在整個“中——強”撤并階段的7年間，幾乎無任何地方政府出臺叫停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的政策文件。
2006到2012年數據顯示，全國小學數從2006年的34.16萬所銳減至2012年的22.86萬所，小學在校生數從10711.53萬人減至9695.90萬人，專任小學教師數從558.76萬人減至558.55萬；全國初中數從6.09萬所減至5.32萬所，初中在校生數從5957.95萬人減至4763.06萬人，全國初中專任教師從347.5萬人增加到350.44萬人。在小學在校生人數減幅僅為9.5%的前提下，小學數減幅高達33.07%，而小學專任教師數減幅僅0.04%；在初中在校生人數減幅為20.05%的前提下，初中數減幅為12.6%，而初中專任教師數則增加了0.8%。
與上一個階段相比，盡管中央政策在這一階段從宏觀上減弱了撤并動力，并為“撤點并校”持續降溫，但實際上在地方治理實踐中，撤并問題最突出的依然是小學為主體的“農村小規模學校”和“教學點”，甚至其撤并激烈程度遠遠高于以前。
中央——地方政府“弱——中”撤并階段
（2012年至今）
盡管全國各地圍繞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而發生的各種事件日漸頻發，但真正促使全社會輿論集體反思，并加速中央政府下大力度徹底叫停全國大規模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的，則是發生在2011年末的幾起校車安全事故。公共社會輿論在對校車安全性展開集體追問的過程中，逐步將反思矛頭上升到對“撤點并校”本身的質疑。中央政府頒布更為嚴厲的政策，以叫停地方大面積的學校撤并熱潮。
2012年3月5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明確提出農村中小學要因地制宜，處理好提高教育質量和方便孩子就近入學的關系。
而在此之前的一個月，《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點》首提要“審慎”推進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堅持辦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學點。
2012年3月，針對直接的校車安全事件，國務院出臺《校車安全管理條例》。
2012年8月，國務院再次出臺《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首次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確定寄宿制和非寄宿制學校的比例。
2012年9月7日，國務院在征求意見稿的基礎上，正式出臺了對于后來徹底叫停農村學校撤并起到重要作用的文件——《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隨后一系列更為細致的配套性政策文件出臺。這些具體的政策文本更是清晰傳遞了中央政府的態度：以“就近入學”的原則反對地方膨脹過度以至于早已偏離合理軌道的大規模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通過經費保障、學校改造、師資傾斜、信息工程、督導檢查等方法措施，長期保留并辦好一定數量的村小學和教學點。
這真正標志著中國學校布局結構調整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央政府具有明顯的弱動力去開展新一輪大規模的“撤點并校”。
校車安全事故發生后，社會公共輿論也促使地方，特別是省級和市級政府采取措施急剎車。事實上，省級和市級政府在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中的工作職責和利益結構，使其可以相對較快地進行正常政策調整。
縣級政府事實上是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的最終決定者，并負有主要責任：縣級政府需要將調整優化的中小學布局規劃，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統一規劃，在此基礎上制定調整優化布局結構的工作方案；縣（市、區）制定的規劃和方案要具體到學校、年級和班，嚴格按人口出生率變化控制年級數、班級數和班額；審批管理轄區范圍內初中、小學的設置和調整。
事實上，對于縣級政府而言，即便是在中央、省、市各級政府大力叫停鄉校撤并的政策出臺后，也具有內在復雜的強撤并動力：
一、從內部來看，縣域內義務教育均衡、城鄉教育一體化、城鄉教育統籌等一系列如火如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政策實踐，使縣級政府不得不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采取一石二鳥的辦法，一方面以減少學校、教師、運行成本作為直接目的，撤并農村小規模學校可直接節約地方財力開支；另一方面將集中的地方財力用于興建教育園區或教育新城，此舉不僅可以節約地方財力，還能推進實現本縣域內義務教育的基本均衡發展，達至城鄉教育一體化和城鄉教育統籌，實現教育績效；
二、從外部來看，撤并農村學校作為縣級政府帶動農村人口向城鎮聚集的柔性手段日益有效。教育園區或教育新城致“學校進城”的背后，是人和資本的向城性流動與集聚。作為拉動城鎮化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撤并顯然承載了縣級政府更多的非教育意義。故在中央政府強力叫停，地市級政府著手恢復農村小規模學校和教學點的前提下，縣級政府依然保有中度的撤并動力。尤其是中國西部人口大縣和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縣，他們之前就因財力和人口等因素，推進農村大規模的學校撤并相對滯后，在城鎮化作為地方重要發展指標的當下，撤并往往只能用隱性的方式來推進。
2012到2014年數據顯示，全國小學數從2012年22.86萬所銳減至2014年的20.14萬所，小學在校生數從9695.90萬人減至9451.07萬人，專任小學教師數從558.55萬人增至563.39萬人；全國初中數從5.32萬所減至5.26萬所，初中在校生數4763.06萬人減至4384.63萬人，全國初中專任教師從350.44萬人減至348.84萬人。在小學在校生人數減幅為2.5%的情況下，全國小學數的減幅為11.9%，小學專任教師量則有0.9%的增幅；在初中在校生人數減幅為7.9%的情況下，全國初中校數的減幅為1.1%，初中專任教師的減幅為0.5%。
由此可見，盡管關于撤并的急剎車迄今僅實施了4年，但從已公開的3年數據來看，相比前兩個階段，小學校數量減幅確實有所下降，初中的撤并減幅也遠低于上一個階段。持續10余年之久的大規模撤點并校確實得到了部分有效遏制。
農村寄宿制學校中的關愛體系正在發生核心困難
在如火如荼地多重類型加速推進的中國城鎮化進程中，這些留守兒童注定要脫離鄉土，成為城市工業文明分工體系鏈中的下一代勞動者。他們不得不在寄宿制學校中，有意無意地提前學會在未來的世界工廠中如何做工并達成理所當然的自我認同，由此，寄宿制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套減少未來心理震蕩的公共空間。
事實上，來自成人世界的關愛體系，目前正主要發生在這樣一個公共空間中：寄宿制學校。
在這個基礎上的關愛體制注定產生兩項核心困難：
一、關愛體系建構并不真正建立在對留守兒童日常行為長期田野觀察和深度研究的主體需要上，關愛者“中心化”“粗放式”“隨意性”的關愛較為普遍，很難展開更為精細的個體化和分層分類關愛項目實施，相反，關愛體系科學建構的經驗信息，多來自于被媒介公開描摹而被話語定型化的部分留守極端個案，這些個案極容易被過分渲染而給整個留守兒童群體貼上惡意的社會標簽。
例如，在筆者的大量田野調查中，發現隨著心理叛逆期和個體社會化的提前，底層鄉校三年級以上、與父母分離持續半年以上的絕大多數男孩，并不太愿意見到父母，同輩群體給他們提供了另一層溫暖，這種溫暖與來自父輩和學校的關愛不應沖突，但現實卻是平級的關愛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解構了自上而下的關愛。這是一種有意為之的個體心理保護，還是一種無意掩飾的真實社會心理狀態？暫時不得而知，這顯然需要研究者深入中國底層村落，做科學嚴謹的實驗觀察，方可提供科學有效的關愛體系，從而打破目前關愛體系動不動就是毫無檢視而一成不變的“父母親情”“臨時媽媽”等項目邏輯；
二、關愛與現實的學校規訓彼此混淆，不是通過恢復留守兒童在校園里的“主體性”和“自由空間”，而是用無數的“禁止”和“規訓”去彌補教師，尤其是生活教師的不足，而單向度只能依靠“控制網”去減少留守兒童違規的現實，“保證安全即是給予關愛”的潛在邏輯，恰恰偏離了關愛體系建構最為核心的精髓：在勞動力大量外出的現實下，如何讓學校成為留守兒童真正喜歡的地方。
由此，在這套成人世界關愛體系南轅北轍的持續性實踐下，中國西部地區寄宿制學校中的留守兒童往往可能陷入越被關愛卻越規訓和抗爭的痛苦中。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員,東北師大農村教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研究領域:城鄉社會學、教育政治學與農村教育、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青年報》2016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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