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北京師范大學與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于今年6月24日至25日聯合召開了“生活新樣態：教育觀察與文化研究”國際研討會，該會議暨第6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國際文化研究論壇，及第3屆北師大教育社會學論壇。孟登迎、呂途、潘家恩等文化研究學者、實踐者在25日上午第一場的“文化教育：實踐與反思”論壇中做了發言，陶東風教授做主持和評議。
此次會議引發了一些討論乃至爭論。我們將刊發系列文章，介紹相關的發言與討論。下面是潘家恩老師現場發言的文字版，文字已經作者本人審閱，原標題為“經驗在場與實踐傳統——作為文化研究議題的鄉村建設”。
各位老師，非常感謝。我雖然也來自高校，同時也是當代鄉村建設的一線實踐者。2003年我大學本科畢業以后，就到當年晏陽初做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河北定縣翟城村呆了三年多，從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完整地經歷了鄉建學院三年多來的各種培訓工作，之后也一直在做鄉村建設實踐至今。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這篇文章是我八年前的一篇作業，最初發表在《臺社》（《臺灣社會研究季刊》）上，為了參加這個會議，我感覺可能這篇文章比較合適，就把它改編出來。
我個人覺得為什么主辦方把我、孟老師、呂途老師三個放在一起，因為我們都有這些共同點：第一，我們都希望有一個實踐與理論結合起來的角度；第二，剛剛呂途也說了，雖然說大家看到的是“新工人”，但實際上這些實踐也是一種廣義的“鄉村建設”——因為梁漱溟早就說過“鄉村建設不等于建設鄉村”，那什么是鄉村建設？它直接面對著經濟上“三要素”紛紛流出農村，政治上低成本與可持續治理結構解體，文化上不斷把鄉村當作問題，把“三農”當作一個轉嫁發展成本的對象。對這種現狀的不滿、反思和改變，我認為這就是鄉村建設。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和呂途老師、孫恒等人是分頭在城市和鄉村兩個領域進行工作的，其實是彼此呼應的，這是第二個共同點。
第三個共同點，其實我想我們今天都嘗試把鄉村建設，把這種“廣義的鄉村建設”當作一個文化研究的議題去處理。在這個過程中，就涉及到我們參加昨天一天的會后一直有的感覺：如果我們回到歷史，回到中國當下的脈絡可能會發現，這兩天會議不斷談到的跨學科，不斷談到的教育與文化之結合和互動，還有我們的外國朋友（威利斯）談到的對城市的批判性思考，對現實的介入，文化的自覺，其實一直存在著！它不僅存在于當下可能被遮蔽掉的當代實踐，同樣存在于我們的“歷史鄉建”之中，比如談教育學肯定不能繞過陶行知，而陶行知當年對教育的批判當然是一針見血；我們別忘了梁漱溟先生說過一句大白話“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過日子”；我們再看晏陽初，脫下西裝、騎著毛驢下鄉，“走出象牙塔，踏進籬笆墻”，并且堅持了一輩子。這些當然都是存在的，但為什么在我們今天的敘述和意識里面，他們卻很難進入我們的視野？
作為一個鄉建實踐者，我特別要對孟老師多年來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向不同人群介紹鄉建青年的努力表示感謝。但是我一直感覺其實這種“存在”不僅僅包括事實和經驗，同時也包括困惑、困境和張力。我們既要看到這種“新”的努力，也要看到這種“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我們既要看到一個個具體的微觀行動，也要看到這些實踐的宏觀背景，別忘了它是發生在什么樣的年代，它是發生在教育產業化的年代，它是發生在金融危機的年代，它是發生在“屌絲逆襲”同時“中產夢碎”的年代。所以如果我們把這樣一些東西都結合起來，將有利于把我們的視野進一步展開。
文章都已經印出來了，詳細內容我不說了。這里我想說一下問題意識，我為什么要寫這篇文章？因為我作為一個實踐者，作為一個實踐過程中遇到困難和困惑的人，我需要進行自我反思，而在實踐層面上有三個問題：
第一，對鄉建本身的困惑。我們做了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為何百年鄉建“差異紛呈”卻“不約而同”？（你看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他們的背景、學科和經歷完全不一樣）；為什么“生生不息”卻“不被看見”？（“看見”不等于“看到”，我們今天經常看到很多東西，但卻視而不見）；為什么“歷盡艱辛”卻“效果有限”？（不管是工友之家、梁漱溟中心，還是當年我們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去過的人都知道條件非常艱苦，但是為什么卻效果有限，難道只是我們不夠努力嗎？當然不是）
第二，對“實踐-理論”割裂的警惕。一方面，我們常常能感覺到象牙塔內理論者的無力感，但我們也不要忘了一線實踐者卻也常常容易陷入“事務主義”，在低頭趕路的時候常常忘了抬頭看天。面對這種現實，我們如何打破“行-知”對立，而是進行一種良性互動？我們如此在新的框架和認識論中，克服一種長期以來的“成王敗寇”、“好人好事”與“就事論事”？
最后，我的問題意識還來自于對常見之“對象化書寫”的反思與自覺。開始時候，還沒有自信，后來我看了文化研究奠基人威廉斯的那本《鄉村與城市》，我看到他把自己的經歷，把他的爺爺、外公、童年的記憶都放進去以后，我就找到自信了。我后來發現，其實情感的在場和對經驗的正視，是非常重要的，這恰是文化研究的一個傳統。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把文化研究所提倡的“復雜化”和“脈絡化”真正展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內在產生出一種對“參與的”、“介入的”和“改變的”要求，實踐者的動力才會出來。
帶著這樣的實踐中的困惑，我后來去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讀了碩士和博士，隨后我在理論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困惑：
第一，多年前聽到過一句話“中國文化研究無農民”，我非常有感觸，同時覺得不僅是“無農民”的問題，這種“農”其實是廣義的，也就是“三農”，不僅是無農民，也是無農業，無農村，同時還可以理解為無工農（特別是我們說的“新工人”）。我們如果去對比“伯明翰學派”的工人教育傳統，而工人對于英國來說的重要性當然就相當于農民對于中國來說，它是一個龐大的問題和國情的底色。如果我們看到“伯明翰學派”的“大佬”們直接參與這種介入實踐的傳統，我們如何看待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工農盲點”？
第二，這幾年我們都談到文化研究的“實踐性”和“介入性”，但別忘了文化研究也非常強調“歷史感”。假如說我們要去研究當下的農村問題，我們怎么能夠讓其“歷史化”，我們怎么能夠往前追溯“百年”？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到文化研究缺政治經濟學的“臨門一腳”，這是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提醒，在此基礎上，文化研究如何可以再進一步加上“城鄉視野”（城鄉互斥/城鄉互動）？
第三，我們已經強調很多關于全球化的維度，全球化給我們帶來許多。但是文化研究還很強調“在地化”，我們怎么能夠讓“文化研究真正接上地氣”，在落地中讓“文化研究中國化”！
最后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很多年前我們在定州培訓的時候，我不是今天這個形象的，而是你們剛剛看到孟老師放PPT中那張我照片的樣子，我們常說“欲化農民，需先農民化”，由于我們已經戴著眼鏡了，脫掉以后就看不見了。那么我們只能在穿著打扮上盡可能像農民，那時我們每天穿著十三塊錢一雙的棉鞋，我們不是說要農民化嗎？有一次我去西安組織一個農民培訓，我們說“農民化”，農民應該穿布鞋，所以我專門也穿了一雙布鞋。可到現場后我發現，全部的農民腳上都穿著皮鞋，只有我一個人穿布鞋，我又一次沒有“農民化”（笑）。
這看起來是一個笑話，但卻給了我一個巨大的刺激，它給了我一個什么樣的體會，給了我一個什么樣的思考呢？它讓我們看到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面對這樣一個充滿流動和變化的社會，常常是“變化的農民”和“不變的我們”，我們的“偏見”其實一直存在著，面對這些“偏見”與“定見”，我們如何在其中保持一種充分的敏感，保持一種充分的自覺？我們如何從一線的實踐中，從經驗、困惑和張力里尋找這樣的一種自覺和敏感？
與此同時，它也讓我們看到了無論做文化研究也好，做鄉村建設也好，其實一直是在“見招拆招”，一直是在“見縫插針”，一直是在某種意義上的“得寸進尺”。那么在這種過程當中，如何動態地、展開地去推進我們的研究和實踐？它讓我們看到這絕對不能是一種一勞永逸，如何能夠讓文化研究真正地保持開放和活力？謝謝。
作者簡介：潘家恩：重慶大學高研院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碩士生導師；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博士；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特邀研究員；自2001年至今參與當代中國鄉村建設運動十五年，2003—2007年擔任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辦公室副主任與培訓部負責人，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重慶區域統籌。先后在《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臺灣社會研究季刊》、《二十一世紀》、《今天》、《開放時代》、《讀書》、《天涯》等處發表文章30余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當代文化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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