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很多對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的分析，以及提出的未來出路，都缺乏一個整體的視角，缺乏農民群體所處社會和歷史中的階級位置的相關分析。人們往往從國家三農政策的視角來看如何提高農民收入的問題，或者把城市和農村當做兩個二元對立社會，仍然以小農經濟來定義農村社會，從而提出單獨的鄉村治理的問題。作為體制內外學術或者國家雇員的一項工作，我們可以表示理解。但是農民群體遭遇的巨大變化，以及未來的出路，就不是那些工作所能說清楚的。那些工作提出的改良政策建議，諸如合作社、綜合農協、集體化等等，就都淪為官僚主義敷衍了事的政績，或者知識分子維護顏面的花瓶。因為，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推動著農民的命運的改變，是任何政策及法令都無法阻止的。
其實，關于農民問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還有另外一種分析框架的傳統。因為后發的追求工業化的國家，當遭遇世界性的革命時代，比如俄羅斯和中國，就面臨著本國農民人口占絕大部分、工人階級占很少部分的狀況，所以革命必須提出如何對待農民的問題。無論是追求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農民這個群體雖然都不是革命的真命天子和主體，但農民群體所處社會地位和經濟關系隨著革命進程而發生巨變，他們將不可避免的扮演某種積極的角色。特別是以中國和俄羅斯革命為例，因為當時農民還處于小農經濟的農村社區或者公社，背負著沉重的封建地租的壓迫，所以民主主義性質的土地革命都被提出來了。相同的地方是，兩國土地革命目的都包括沒收貴族和地主的土地。不同的地方，俄羅斯依靠工人士兵蘇維埃為革命主力軍，只說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沒說革命成功后一定要把土地平分給農民。中國則依靠農民為革命軍主力，在革命的持久戰當中，是邊革命邊土改，承諾革命成功后耕者有其田，并以此來動員農民參加革命軍。在兩國革命隨后的資本原始積累及工業化建設發展進程中，農民的遭遇和命運的確也大不相同。具體過程，列寧和溫鐵軍對兩國分別有很好的分析可供參考。
那么，直到今天，我們按照這種革命的傳統又該如何提出農民問題呢？后革命時代，由于農民、農村、農業都成為了資本主義發展和積累的生產要素，在這個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農民群體發生分化，傳統鄉土社會發生解體，人們哀嘆于三農是個大問題，卻沒有意識到社會本身的問題。三農種種表象無非就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的外在體現罷了。我們按照馬克思主義傳統提出農民問題，就是要遵循政治經濟學的客觀分析。類似于當今中國存在各種各樣的關于三農問題的改良試驗，19世紀的俄羅斯在資本主義初步發展階段的農村也是如此的景象。俄羅斯當年的類似探索和理論流派被稱之為民粹主義，列寧批判民粹主義最核心的點，并不在于指出它的改良性質。而是，民粹主義認為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發展不起來，所以只能通過農村公社來實現社會主義。列寧則針鋒相對的論證，俄羅斯即使在沒有外部殖民地市場，也沒有農村內需市場，資本主義在俄羅斯也將發展起來。
20世紀初的中國革命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當今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經取得了極大的發展。我們現在已經無需像列寧那樣探討中國的資本主義究竟能不能發展起來，而是資本主義在農村是怎樣的發展。相比于革命前甚至改革前的傳統小農經濟社會，今天的農民發生了哪些根本性的變化，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如何滲透進農村，生產力如何改造農業，農民問題又該怎么提出來呢？
1．農民勞動力的市場化
目前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主導下的城市和鄉村，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但實際上已經形成了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農村農民勞動力中的絕大部分已經市場化，即由服務于個體小家庭生產的非市場勞動力轉化為服務于市場的自由雇傭勞動力，由自己為自己勞動轉變為替他人打工。農村勞動力占整個勞動力總數的比例1952年是83.5%，到1979年的時候仍然高到72.5%。而到2012年，農村純農戶的比例約18%，最近幾年更是進一步下降，土地流轉明顯加快。
這個變化是傳統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農村經濟的根本差別之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勞動力成為市場商品，是資本主義區別于以往社會形態的本質特點。于是出現農民勞動力被市場定價。傳統小農經濟社會，農民為自己家庭勞動，一般是不核算勞動力成本，沒有或者很低的為勞動力計價。而現在這個市場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統一市場，勞動力價格已經出現根本性的提高。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民勞動力市場化過程，與早期西歐向資本主義轉型時期的農民無產化表現不一樣。特別是英國，作為西歐僅有的兩個大土地制農業地區之一，農民勞動力市場化同時也是無產化的過程。持續幾百年的“羊吃人圈地運動”，農民被強行驅逐出土地，因此土地市場化了，農民失去土地才被迫市場化。而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及土地流轉比例一直不高的現實，則表明土地并未充分市場化，但農民勞動力卻高度市場化了。
這說明有一點值得注意，農民并不一定只有無產化之后，才能成為工人階級。農民工，是中國真正的特色。在馬克思的思想里，無產階級是個哲學意義上概念，是哲學的繼承人和實踐目標。工人階級才是現實的概念，他們中的個體并不是絕對的無產，當他們意識到自己是無產階級時就代表著他們的政治自覺。相反，資產階級既是哲學意義上的概念，也是現實存在的概念，兩者合二為一；它代表著現實，也意味著即將成為過去。無產階級才是代表著未來。
圖（1） 深圳歷年最低工資標準
圖（1）是深圳歷年最低工資標準的變化曲線，全國其它地區城市也是大體類似的變化趨勢。而最低工資標準基本上就代表了農民勞動力市場化的價格，城市市民的工資一直都要更高。這個農民勞動力價格的變化趨勢，不僅體現在遠離農村的城市，也同樣體現在農村本地。如圖（2），在農村，從事農業的雇工價格也相應上漲，在高峰的2014年，日工價全國普遍都是100元以上。無論從變化趨勢來看，還是具體價格來看，城鄉農民勞動力價格都趨向于統一。
圖（2） 農業勞動力價格變化
與此相伴隨的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也在逐年提高，而土地生產率則停滯不前。就是說，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農業發展方式開始發生歷史轉型，它從過去的一直以高勞動投入來提高土地生產率的發展模式向以資本投入、機械投入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的模式轉型。傳統小農經濟是過密化的，高勞動投入的，現在則隨著農民勞動力市場化，這一轉型無可逆轉。
圖（3） 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變化
從以上三張圖的數據來看，我們發現這一歷史性的轉型大致開始的時間是2003年。因為伴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產業資本加入全球化競爭，同時也是全球產業資本大舉轉移到中國這個勞動力價格要素低谷的“價值洼地”。這意味著中國同期將開始狂飆突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僅如此，中國幾乎是同時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國家戰略，大力向三農領域投資，向中西部投資。在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僅大量農村勞動力市場化外溢，而且勞動力價格不斷加速上升。不僅在生產領域發生這樣的變化，在農民生活和服務的消費領域也發生同樣的變化。一是城市工業消費品大量下鄉，二是教育、醫療、金融等服務相繼撤離農村。這導致農民生活成本快速現代化，生活方式越來越城市化，傳統小農經濟鄉土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逐漸瓦解。改革開放以前農村那種半自給自足、非貨幣化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解體，意味著廉價勞動力、非市場化的勞動力供給將不復存在。農民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歷史性飛躍，與勞動力市場化，傳統小農經濟鄉土社會的解體，這完全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體現形式。如果沒有打工收入，絕大部分農民家庭將完全無法承擔現在的生活支出。
最重要的是，這個轉型過程是不可逆的。他們一旦獲得了依靠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收入維持生活的方式，過去那種小農經濟社會的生活方式就再也回不去了，農民的文化心理和消費習慣正在或快或慢的發生現代化轉變。有一種說法認為，哪天農民找不到工作了，就可以返鄉回家繼續搞家庭農業，完成勞動力再生產。這不可能，哪怕用法令強行維持農民家庭的土地承包權，也保證不了回去的路。勞動力商品化這個歷史范疇一旦出現，勞動力使用就要被核算成本，正如利息這個歷史范疇一旦出現，資金就是要被核算使用成本的。當前的城鎮化建設和公共服務提供只是相對滯后，所以才看起來城鄉二元結構似乎依然明顯，鄉村看起來依然很土，但這只是表面現象而已。歷史正是要通過農民勞動力成為市場化商品，改變著他們的個體勞動者屬性，國家和資本在這個過程中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但也必然會因為生產過剩的到來，經濟危機的爆發，農民工人已經獲得的依靠市場化工資收入維持的生活方式，將難以為繼，一種城鄉融合的生產和分配體系、一種可持續生活方式才需要被重新建立起來。
2．資本主義農業地租的普遍出現
能夠說明現在的鄉村出現了不同于傳統小農經濟社會的根本性變化，不僅在于農民勞動力的市場化，還包括農村普遍出現的資本主義農業地租。中國近代以前的傳統小農經濟社會，大體上每個村落社區都是由地主鄉紳主導，特別是北方，地主擁有大部分土地。一般的農民都要租用地主的土地，并提供地租給地主。考慮到一般小農家庭繳納地租后，基本上勉強養活一家人，甚至還不夠。所以，在傳統鄉土社會的商業流通領域，一般小農因為沒有剩余，也就很少進入市場。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交易主體的，恰恰是那些占有鄉村社區剩余的地主鄉紳。因此，在這個所謂地主鄉紳主導的村落社區“小共同體”內，地租這個范疇是獨立于市場經濟的，地租率的決定不受市場平均利潤率的影響，只由村落社區內部的道德文化及倫理關系決定。正因為如此，很多人提出傳統鄉土社會是“皇權不下縣，縣下鄉紳自治”，從而容易浪漫化的想象村落社區內部的溫情關系。拋開這些文化和倫理表現，我們關注的是傳統小農經濟社會的核心經濟關系，并將這種不受市場影響的地租定義為封建地租，區別于如今大行其道的資本主義農業地租。封建地租大多表現為實物地租，或者勞役地租，很少是貨幣地租，而資本主義地租那就完全是貨幣地租了。
土地上的勞動者不直接參與市場交易行為，就把地租給了地主，這是封建地租，基于半人身依附關系或者村社依附關系，不夠自由啊。資本主義地租，土地上的生產經營者，得先將收獲成果進入市場交易，受到平均利潤率調節的價格影響，之后才給地主繳納地租，這是超額利潤。為什么說現在的中國農民大部分都是地主，并且基本上是在收地租而不是自己種地呢？不要以為中國農民土地少就不是地主，也不要以為中國憲法規定土地所有權屬于集體，農民就不是在收地租。歷史上的英國最早出現資本主義農業，那時候地主都是那些封建貴族轉型過來的，是大土地所有者。大規模農場才需要機械化為代表的的資本投入，減少勞動力投入，提高效率和利潤。但要注意，規模化需要的只是土地面積，而不是土地所有權的規模。比如，1000個分散所有權的中國農民，他們的土地集合起來照樣是規模化和機械化生產，然后產生的地租再分散給每個農民。這依然是資本主義地租。不信請看原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的一個講話：
【現在麥收已經接近尾聲了，你還能看到什么現象，比如說今年的麥收，今年的麥收農業戶一共組織了50多萬臺收割機，實行跨區作業。每家每戶都是十來畝地，你讓他買一個聯合收割機怎么辦，開進地里15分鐘就收完了，一年買個糧食收割機就用15分鐘，猴年馬月能收回投資呢，那大家都用小鐮刀，效率就不行，人們就不愿意種地了，于是聰明的農民就想出了辦法，我買了聯合收割機，不僅可以把本村的幾百畝甚至臨村的合在一起幾千畝地都包了，你付我點錢就行了，正是因為這個結合給我們提供了機遇……
我們國家聯合收割機的作業天數大概是美國和加拿大的2—3倍，說明我們農業投資的效率就要比他們高得多。收獲上可以這樣，從耕種到播種，到中間的管控，其實都可以采取，所以越來越多的地方出現了一種形式，叫耕種收這樣一些重要的農業環節，大家都花錢買服務，通過購買農機服務來降低自己的勞動強度，來提高農業的效率。日常的田間管理又加強，所以越來越多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農民種地實際上是看著莊家，什么時候應該翻地了，什么時候可以播種了，什么時候要澆灌了，什么時候要施肥，一個時候要撒藥，一個電話就解決了，你就付點錢就完了。
所以很多人擔心農村的的留守老人越來越多，靠他們怎么種地，我告訴你，他們是在看地，種地的是服務體系，而且潛力非常大，我們目前耕種收綜合農業管理，今年到年底估計能達到60%，小麥聯合收割我們今年夏天可以達到92%的機械化生產。】
截至2015年底，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4.43億畝，占比達33.3%。這一部分是直接出租流轉的，還有更多的土地，特別是平原地區，雖然沒有流轉出去，由農民自家留守老人照看，但事實上它們都進入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農民家庭得到的無非就是地租收益。大體符合以上情況的，無論是從土地面積來看，還是從農民家庭數來看，都已經占大部分比例。還剩下小部分直接從事農業，不獲取地租的專業農民，我們后面探討產業化農業時再專門分析。截止到2012年，這部分純農戶的比例約18%，最近幾年因土地流轉明顯加快，其數量必然進一步下降。它們是中國數量巨大的小資產階級的基礎。
圖（4） 各類農業機械投入增長
圖（5） 主要作為畝均用工量
正是因為正規農民勞動力的市場化，拋棄過去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模式，導致農村以留守老人和婦女為代表的的殘值勞動力或半勞動力承擔起家庭農業生產，相應的勞動力投入減少就需要其它替代的農業生產資料的增加，比如農藥、化肥、機械等等。那么，從整個社會的農業總體情況來看，資本的投入都是明顯增加，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方式更是已經占很大比重。只不過，它提供的總體地租被數量龐大的農戶家庭所分散。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再來看那些喋喋不休糾纏于土地私有化、規模化的知識分子，得有多么無聊啊。既然傳統小農經濟社會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充分滲透到鄉村，絕大部分農民家庭從農業中只能得到一點點資本主義地租，那些還高喊農村合作社、集體化、綜合農協是為了拯救農民的知識分子，又是幾個意思呢。
解放以前的傳統鄉土社會，村落社區內部確實存在土地階級分化，盡管單純的看中國南方很多地區的農村，地主人數及其占地數量都很少，但在大革命的背景下，農民問題被以土地革命的形式提出是有相當的道理。大概估計一下，這塊封建地租總量每年約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約700億斤左右。解放后土地改革，按人分配，這塊地租就再也不會被地主商紳階級所掌握。中國共產黨革命可看做是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延伸和引發，土地革命被當做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一步，屬于新民主主義革命范疇。土改也只是解決農民問題的第一步，或者說歷史的一個階段，在隨后的的工業化建設和資本積累發展過程中，土地制度出現過多次調整和變動。土地究竟是國有化還是平均分給個人，以中共和蘇聯的歷史經驗來看，基本上是根據工業化的剩余提取要求而制定。以此來看，列寧在土地問題上是有遠見的，毛澤東則是靈活的。我們這里先不論土地革命后的工業化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歷程，只是說在當前資本主義地租出現之前，經歷過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戶家庭的自耕農時期。這些時期，農民自主經營兼業化農業，不需要向地主繳納地租，地主已不存在，但往往受到政府各種高額稅費的剝奪。直到國家免除農業稅，并且通過財政補貼支持農業時，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才快速發展。
3．農業產業化及其生產過剩
傳統小農經濟以家庭為基本生產經營單位，依靠自家勞動力投入為主，主要是為了滿足家庭生活和村落社區的需要，大都采取兼業化經營方式，產出只有很少部分剩余能夠進入市場。沒有土地兼并形成大地主，沒有苛政猛于虎，沒有天災戰爭，小農都是自耕農，這就是中國千年王朝所能期待的最好狀況了。中國在解放初期的前幾年，以及改革開放后的20年左右，都實現過這種狀況。但當中國進入到現代化進程，這種自耕農狀態就只能是一個過度階段，不可能一直停留。1956年后中國就試圖在合作化的條件下搞機械化、規模化農業，這也是產業化農業的一種方式。只是因為當時這個做法要求農民承擔更大的成本，同時農民又沒有其它就業渠道，最后在農民反抗中以失敗告終。
改革開放后，這種半自給自足的自耕農為主的小農經濟社會，在城市工業化貨幣經濟的影響下，特別是農民生活及服務消費越來越需要以貨幣支付的情況下，農民不得不尋求專業化生產以求得盡可能多的貨幣收入。兼業化生產逐步被放棄，鄉土社區自我生產、自我服務的內部化運轉體系逐步瓦解，主要原因盡然是鄉村的公共服務體系選擇現代化進城而拋棄了農民。過去，地主鄉紳占有農村社區剩余，并同時承擔社區的道德教化等公共服務組織成本；現在，所謂的基層政府通過“三提五統”代替地主鄉紳提供類似的社區公共服務。但，隨后這些服務的主體都進城現代化去了。這個轉變進程與各朝代反復發生的土地兼并完全不一樣，土地流轉一直被鼓勵，但很少發生，農民追求貨幣收入隨著工業化進程加快更多選擇去打工。政府為了推動農民增收，一方面力推區域專業化、規模化種植，另一方面則是允許和鼓勵資本進入農業搞產業化。我們引用溫鐵軍教授的一段話供讀者參考：
【這是1998年開始的。背景是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工業對外的出口訂單大幅下降，出現產業過剩危機。這時候，產業領域中收益下降的企業家們開始要求產業資本進入農業。當年開兩會的時候，有20多個大型企業聯名寫了個提案要求大型工商企業要進入農村，理由就是今天文件上都寫到的“促進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技術含量”，“延伸產業鏈”以使得農業產業化收益增加，等等。提案轉到我這兒處理（我當時在農業部工作）。
今天我們都會說的這套話是1998年提出的，這就是農業的第二次以產業化為主的現代化高潮。
第二次農業現代化之所以被稱為農業產業化，因其主要背景在于城市中發生的產業過剩。要求城市資本下鄉以產業方式對農業做車間化的改造。由此而不再是第一次農業現代化主要是產品下農村，搞拖拉機站及其配套的五小工業。現在到處推進的是設施農業。
連帶發生制度演變上的不同，在于90年代末期這次是產業資本下鄉，試圖把土地兼并變成企業資產，把農民變成農業工人占有其剩余價值，這也是各級政府要求農村做的事情。其實質，無外乎是使得農業去資源化而實現資本化。因此，這是一次農業遭遇的資本深化過程。】
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正好就是產業化農業和專業化農業快速發展的時期。一個規模巨大的、完全轉變為經濟人理性的專業化農民群體出現了，他們主要從事著養殖、蔬菜、水產、瓜果經濟作物等四大類的專業化生產經營。他們完全是為市場服務，并依據市場來安排生產計劃。他們是整個產業化農業產業鏈中重要的一環，但受到商業資本的牢牢控制和壓榨。盡管他們看起來還是家庭經營，甚至不雇傭勞動力，但他們絕對不能被看做是自成一體的小農經濟社會中的個體，他們是前后兩者不同性質的農民。他們周圍的環境條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是村落社區而是市場為他們提供交易化的公共服務。他們可以被看作是農業領域中的小資產階級生產者。因為資本進入拉長農業產業鏈，他們越來越成為依附于資本的簡單生產者，小資產階級的地位都難以保障。除此之外，比如像養殖這種占地少容易形成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領域，資本更是進入占據絕對優勢，導致全國大部分村莊家庭養殖基本絕跡。而糧食種植這塊，近年來政府推動的規模化種植，或者說規模化機械服務也越來越多。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農業領域的絕大部分都已經成為資本以多種形式主導的產業。也正是如此的市場邏輯，導致農業生產很快達到生產過剩。比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淡水產品生產國，全世界70%的淡水產品在中國生產；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蔬菜生產國，我們搞設施農業，全球70%以上的大棚都建在中國，全世界67%的蔬菜在中國生產；還有全世界51%的生豬、40%的柑橘和蘋果等大宗農業產品中國都是世界第一生產大國……中國人口占世界的19%。也就是說大宗農產品中國的人均占有量都是世界2倍以上。再比如糧食過剩。最近中央電視臺已經講了，中國現在浪費的糧食夠養活3.4億人，那我們還有多少人口增長的區間呢？按現在測算最多是15.6億，但如果很多變成丁克族，不生孩子了就會下降到15.2億，那就是說現在13.4億，未來頂多增加2億人口。現在浪費的糧食夠多養活3.4億，也就意味著不用再追求糧食增產，也足夠養活15.4億中國人，還能再多養活1億。還有蔬菜過剩。據有關部門測算，蔬菜浪費一半以上。
結語
當鄉村的勞動力、農業生產和服務都被市場化后，鄉土社會就不再成其為社會，只剩下農民的分散居住點這一單純功能。然而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民也更多的選擇集中到城鎮去居住。這個時代巨大的技術進步和應用，特別是交通物流設施和技術，通訊設施和信息傳播技術，已經造成城鄉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快速縮短。甚至很多農民家庭一邊在城鎮居住工作，一邊抽人抽空乘車去村莊地里種點菜和糧食，毫無違和感。前幾次工業革命的最大成就，就是解決了城鄉在吃穿住用行五個方面的差距。現在城鄉差距最大的體現在文化、教育等軟性服務方面。
以上分析都說明，我們不能再以小農經濟社會的視角來看待和提出農民問題。農民不再是一種社會身份，以后更多是市場化專業分工的職業稱謂。把農民放在整體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來看，問題就更清楚了。為什么國家要把更多的資源都用于城市化建設，幾乎所有的公共服務體系都放在城市里，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都是城市先進鄉村落后，以致人們都要擁擠到城市去生活。這恰恰是官僚體系和資本過度追求利潤積累導致的，因為這種集中布局是資本積累和少數人占有財富的要求。廣大農民勞動力被排擠出去，散居在享受不到公共服務的鄉野角落和城中村貧民社區。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通過資源和勞動力的合理利用，以人民的生活為本而不是以資為本，圍繞鄉村和中小城鎮建設生活服務體系，工業合理布局，就足可以讓絕大部分人民過上可持續的現代化生活。現代人們的大城市病越來越嚴重，資本過度集中的副作用越發明顯。
毛澤東曾經要將集中于城市的文化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體系重點布局到鄉村去，結果得罪了整整一代精英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至今仍不反思自己，耿耿于懷自己那并不長的上山下鄉經歷。農民一輩子生活在農村，農民就不是人。毛澤東難道不是有先見之明嗎？知識分子反感于毛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后還要繼續搞社會主義革命，要將人民民主專政升級為無產階級專政等一套理論話語和實踐。然而歷史事實證明，他們并沒有比毛更好的提出和解決農民問題。事實上，中俄革命從一開始就具有雙重性，或者說承擔著雙重任務，既要發展生產力，又要解放勞動者。無論列寧還是毛澤東，對此也都是很清楚的。所以，那個革命時代要單獨提出農民問題和土地革命。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過去隱藏的萌芽狀態的生產關系現在已經全面展開，傳統的農民正在消逝。這個時代已經不需要再單獨提出農民問題，只有部分小資產階級農業生產者的市場困境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察網 201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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