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對當前中國農村信仰多元化格局的初步思考
摘要：自覺審視當前中國農村民間信仰、基督宗教信仰以及馬克思主義信仰存在的重大問題，并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學理依據作出必要哲學分疏，進而自覺培育中國農村“一體多元”信仰新格局，標本兼治地解決當前農村信仰混亂無序局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關鍵詞：農村信仰；儒教倫常；一體多元
中國廣大農村原本應是以儒教[1]倫常為道德基礎、以馬克思主義信仰為思想指導的傳統民間信仰與外來宗教信仰多元互補、和諧共處的豐沃土壤。而伴隨著當前民主化、市場化、城鎮化進程的全面展開，中國農村正日益成為西方敵對勢力與中國西化勢力為深入推行西方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而倍加關注的新一輪“和平演變”的中心，市場法則的競爭本性與外來信仰的反客為主態勢無情沖擊著中國農村傳統信仰格局，農村信仰混亂無序態勢日益突顯。因此，對當前農村信仰存在的突出問題作出綜合考察，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學理依據作出必要分疏，對未來農村信仰新格局作出前瞻探索，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時代緊迫性。
一、對當前中國農村多元化信仰存在問題的簡要考察
就當前中國農村信仰總體狀況而言，基督宗教信仰尤其是新教信仰在廣大農村勢力最顯要、發展勢頭最強勁，而傳統民間信仰也逐步確立起民族文化主體自信并正以不可阻擋的力量蓬勃興起。由于儒教倫常教化功能的逐漸喪失，再加上馬克思主義信仰引領功能的相對弱化，當前中國農村呈現出散亂無序的多元化信仰態勢，民間信仰與基督宗教信仰均存在著諸多有待深入解決的問題。
（一）對民間信仰存在問題的考察
由于尚處于全面復興的初期階段，中國農村民間信仰至今尚未自覺培育起成熟穩定的民族文化主體意識，再加上市場經濟競爭本性的外在侵蝕，當前農村民間信仰客觀存在著以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一，自身名分有待明確，外界誤解有待廓清。就歷史傳統與正面意義而言，中國農村民間信仰是華夏傳統文化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生活樣式在鄉村基層按其內在邏輯展開的感性教化形態，是以儒教家族倫常為教化基礎、以儒道釋三教“神道設教”大眾教化為美善旨歸的多神信仰和日用體驗，其教化義理是儒教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倫常關懷、道教善惡承負太上感應以及佛教因果報應等勸善懲惡思想的一體混融，其具體內容涵蓋了與天地祖先、仙佛鬼神感通緊密關聯的農村生活日用，鄉約家祠、尊天祭祖、求福祈年、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民俗忌禁以及戲曲廟會、算卦風水等，俱在其范圍之內。盡管民間信仰持守者已明確“民間信仰凝結著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文化心理積淀……（應）充分認識和發揮民間信仰在社會轉型期中的積極功用”[2]，有些還深切體會出“個體通過各種習俗活動展開與神靈、祖先、自然、他人、自我心靈的接觸與對話，表達對‘我’之外世界的敬畏、感恩與期待，在回憶過去與展望未來中獲得對于當下存在的正確認知”[3]。但就總體而言，由于尚未從根本上擺脫西化思維的慣性影響，當前民間信仰的名分界定還很模糊，對民間信仰持輕視排斥態度者還不乏其人。有些西方“一神”信仰持守者認定中國民間信仰為粗糙低俗、功利迷信的多神崇拜，而民間信仰持守者卻尚未對“民間多神信仰”的情感正當性與理論自洽性作出積極維護與必要闡釋。有些信仰多元化持守者強調個人信仰自由自愿，認為農村民間信仰與基督宗教信仰應通過競爭博弈來實現優勝劣汰；而民間信仰持守者對此卻尚沒作出正面回應：多元信仰必須立足民族文化主體自覺這一最大前提，因為形式上的平等往往蘊涵著事實上的不平等，信仰多元論在外來信仰處于絕對強勢情形下只能是一廂情愿的天真幻想。此外，盡管民間信仰持守者大都認同民間信仰與傳統文化一體不分、傳承民間信仰是弘揚傳統文化題中應有之義，但卻尚未闡明民間信仰與儒教倫常之間的內在關聯，尚未令人信服地在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層面綱舉目張地自覺確立起民間信仰名副其實的應有教化地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自身名分模糊不清、對外在責難不能積極回應的不利局面，極大限制了民間信仰的健康發展。因此，大力加強自身素質建設，準確界定自身名分，自覺廓清外界曲解誤讀，就成為當前農村民間信仰深入發展的首要任務。
其二，儒教倫常教化功能喪失，民間信仰道德基礎蕩然。就歷史傳統而言，民間信仰無不以忠孝信義為先，儒教倫常實際充當了中國農村民間信仰天經地義的道德基礎。如有學者考證指出，民俗“一方面是民眾的自然習性，一方面是圣人意志或者圣人主張，并且后者是居于主導地位的……是民間精英主導的、民眾適應和參與的民間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規則”[4]；梁漱溟先生亦曾明示，鄉村建設就是要“恢復以傳統習俗來維持的社會”。鄉村儒教精英正是有效引領并內在規約傳統農村信仰健康發展的基礎性存在。在傳統“士農工商”格局中，以秀才、舉人與致仕官宦為主體的鄉紳階層對民間信仰的影響無所不在，傳統精英修養和民間信仰之間具有動態平衡的良性互動關系。而眾所周知，傳統士農工商階層次序目前已大致顛倒過來，正所謂“末富變本富”。由于教育體制的片面導向，當前最有活力的精英階層是商工階層，而擔當傳統教化職能的士階層則客觀萎縮異化為學教二元、知行分裂的知識專家，成為社會發展的邊緣性存在甚或是商工發展的附庸，農民階層也有淪為商工發展成本性環節的危險，致富能人相應成為新農村的精英和旗幟。當前農村孝道衰落，鄉老耆宿的道德權威逐漸喪失，“在當前的農村家庭中，老人對家庭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少，對后輩的教化權逐漸喪失，農村老人權威全面失落，農村核心家庭代替聯合家庭”[5]；此外，儒教精英的城鎮化聚居與專家型轉化也使得儒教倫常與民間信仰之間的唇齒關系瓦解滅裂。而雪上加霜的是，“傳統文化在文化經濟化大潮的沖擊下，以文化產業面孔出現在世人面前”[6]，而事實上“對古村落的保護不僅是物質層面的修繕和維護，更重要的是古村落中傳統文化空間的保護。古村落中的文化正因開發被肢解得面目全非”[7]。這種片面發展格局對傳統民間信仰的沖擊是致命的，“一個村落如果對自己的歷史不重視，對祖先創造的優秀的生活方式不重視，那就會導致集體無意識，導致生活的紊亂和思想的混亂?！?/span>[8]隨著儒教倫常教化功能的逐步喪失，當前農村民間信仰因失去深厚道德基礎而極易出現迷信乃至邪信等不良現象。因此，如何“吸取我國傳統道德的精華，將適用于新時期社會發展的道德原則法律化”[9]，就成為影響民間信仰發展的全局性課題。
其三，科學主義與功利主義泛濫，民間信仰發展環境持續惡化。當前農村發展大環境對民間信仰的發展具有直接影響，科學主義與功利主義對民間信仰的沖擊極為明顯。先就前者而言，科學屬于理性運用層面而迷信則屬于精神信仰層面，二者各自的適用范圍不容混濫?？茖W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迷信，但就根本而言，迷信與正信相對而不是與科學相對，迷信最終須正信引導而不是靠理性解決。當前，因科學思維應用范圍無限膨脹而導致的科學主義泛濫現象已對民間信仰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危害。有學者指出，“科學主義盛行改變了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許多人已經喪失了與自然、與祖先、與自我心靈進行對話的內在需求，”[10]我們對此應認真反思。再就后者而言，傳統民間信仰本屬鄉村大眾道德教化系統及其適當延伸，故而義字當頭，最忌義利交換。而隨著當前農村市場化的加速拓展，市場經濟的競爭本性極大損害了民間信仰的尊嚴，“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政策在農村具體操作中往往帶有經濟過度“中心化”傾向，傳統民間信仰的恢復事業被外在賦予了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以義為利的傳統民間信仰的發展環境持續惡化。比如，鄉村旅游本應是“對祖祖輩輩們生活方式的敬仰和尊重，也是讓心靈回歸到農耕時代的凈化和追求”[11]，但事實上其“經濟功能、娛樂功能、社會交往功能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得到強化……被籠罩在濃濃的商業氛圍里”[12]。因此，如何以義統利地自覺避免利欲誤導，“通過保護、傳承、改革、創新等方式，賦予其新的生機活力，使之成為現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最終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根真正留在當代人的集體記憶里，”[13]進而恢復傳統民間信仰的淳樸遺風，也是我們不容回避的嚴峻課題。
（二）對農村基督新教信仰存在問題的考察
改革開放以來，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在中國迅速擴張，信眾數量由改革開放初的三百萬躍升為當前的一億三千萬，其中80%的信眾在農村，這就意味著當前中國農村當有一億基督信眾。一個村落有幾十個基督信眾的現象極其普遍，且大多為新教教徒。由于中國新教信仰目前還存在著不能與西方價值觀、思維方式自覺剝離的先天不足，當前中國農村新教信仰存在著以下發展難題：
其一，農村新教信仰發展現狀的混亂無序。眾所周知，正是由于以儒教為教化基礎的傳統文化主體的自覺抉擇，佛教方能在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層面上實現了真正中國化并融為傳統文化內在組成部分，而農村大眾佛教也相應轉化為中國民間信仰的重要成員；而就總體而言，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基督宗教的輸入與拓展是以中國傳統文化主體性的不斷喪失為最大前提的。盡管基督新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農村儒教倫常教化失位后的情感空白，但在中華文化主體性暗弱和西化勢力膨脹的不良氛圍下，當前中國農村基督新教信仰發展混亂無序，不少信眾不僅不能自覺以儒教倫常為教化基礎并敷衍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而且往往迎合經濟中心政策而鼓吹其經濟社會效益，并打著“反迷信”旗號武斷抨擊民間信仰的傳統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這一不良傾向主要是由于當前中國農村儒教教化基礎地位的喪失所導致的，我們必須及時加以宏觀引導。
其二，新教精英對本土化問題的規避轉化。眾所周知，宗教精英的言行舉止對普通信眾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就引導中國農村基督新教信仰的精英主體而言，有些是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業已全盤西化了的文化基督徒，他們往往打著信仰多元、合理博弈甚或社會進化、普世價值的含混旗號，在學理層面力圖偷梁換柱地消解打壓并轉換替代儒教義理的原有內涵，在現實層面則似是而非地投機利用當前農村經濟中心以及民主化科學化政策來拓展自己。有些則是接受過系統神學培訓的本色基督徒，他們注重對《圣經》文本原旨的考察，強調把情感信仰與意識形態分開，但其根本缺陷在于他們偏重于現實宣教而忽視了基督信仰在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層面的本土化努力，因而也是外在于傳統文化尤其是儒教教化基礎的。當然，新教精英與儒教傳統結合的自覺探索也不絕如縷，但大多勢單力薄，且其立論也有待引導深化?？傮w而言，當前新教精英主流因尚未明晰中國基督信仰主體性到底何在，從而不可避免地在農村新教信仰本土化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規避轉化行為。對這種不利于中國農村新教信仰長遠發展的引導傾向，我們亦應深入反思。
其三，農村新教信仰與傳統民間信仰的緊張對立。農村傳統民間信仰與外來基督宗教信仰之間本應建立起良性互動的動態平衡關系，但現實中不少農村新教信眾信奉“上帝唯一獨善”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和排他性，對中國民間多神信仰傳統以及“人人皆可成圣成仙成佛”的價值觀念往往持貶低排斥態度。當前中國農村傳統價值觀的暗弱與西方價值觀的強勢加劇了這一不良傾向，從而使得二者關系相當緊張。就根本而言，中國農村基督信仰是自覺借鑒佛教中國化、民間化經驗教訓從而立足中國本土文化傳統，自覺以儒教倫常為教化基礎、以性善論為人性基礎，在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層面內在轉化為中國農村民間信仰大家族的新成員呢，還是堅持以西式基督新教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來代替轉化以儒教倫常為教化基礎的中國傳統民間信仰?我們認為，中國農村新教信仰必須以傳統儒教倫常為教化基礎，自覺學習民間信仰的中國式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盡快融為民間信仰的組成部分。
（三）對農村馬克思主義信仰存在問題的考察
馬克思主義信仰原本應是中國農村信仰發展的思想主導，但當前不僅沒有很好擔負起這一使命，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著被邊緣化的危險。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就主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這一現實層面上。而就學理而言，我們雖已意識到傳統文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基礎，但卻尚未從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層面完成馬克思主義信仰實質性中國化這一歷史使命，中體中用還是西體中用問題至今仍是懸而未決的學理難題。當前，馬克思主義信仰出現了抽象形式化與片面經濟化等不良傾向，很難有效駕馭農村信仰多元化局面。盡管有些學者已意識到農村現代化不應被看成一個西化的過程，但還是有不少學者對農村傳統相當隔膜，譬如有些學者竟認定傳統村規民約是對農村民主法治建設的最大阻礙?？梢?，能否在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層面自覺建立起馬克思主義信仰與農村信仰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關乎中國農村信仰發展全局。
二、對解決當前農村信仰問題學理依據的哲學分疏
綜上，當前中國農村信仰存在問題的學理根源在于我們尚未自覺理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與西方現代文明之間的主客關系。因此，在當前東西方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激烈沖突而西方價值觀正處于強勢地位的不良格局下，通曉中體中用與西體中用、一體多元與博弈進化以及多神感應與一神信仰這三組概念的學理內涵與歷史沿革，理清全球意識形態的蕪蔓復雜從而站穩民族文化主體立場，就成為徹底解決當前中國農村信仰問題的基本學理依據。
（一）中體中用與西體中用
體用概念原系中國哲學范疇，其內涵包括本義與引申義兩個層面。其本義是指形下器物層面的形體與功用，引申義則是指修養教化層面的道體覺悟與事用踐履。無論本義還是引申義，體用均為混融不二的內在關系。就歷史衍變來看，體用概念引申義逐漸涵攝了本義，亦即本義中體用雙層內涵縮化為引申義中單一之“用”。體用本義如《周易》“神無方而易無體”、“顯諸仁，藏諸用”，《荀子》“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范縝《神滅論》“形質神用”、“離質無用”，等等。引申義則如《孟子》“踐形”，《莊子》“內圣外王”，《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魏晉玄學“無”體“有”用、“無”本“有”末，唐代禪宗“定體慧用”、“即體即用”，宋明理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明清實學“道在器中”、“理氣不二”，等等。就引申義而言，儒教傳統中還有“經體史用”、“學體習用”、“知體行用”以及“義體利用”等表述。可見，傳統體用概念內核實際即中華傳統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及其相應行為樣式、生活日用之間的內在關聯。
自鴉片戰爭至今，如何對待西方文化一直是國人時刻應對、不容回避的嚴峻課題，其學理表征即是三個歷史階段的中西體用之爭。第一，“中體西用”階段。張之洞等傳統文化精英面對西方列強咄咄逼人的瓜分壓力，被迫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爸畜w西用”說優長在于持守了中華文化主體性和體用概念引申義的傳統內涵，強調“義體利用”，明確物質層面是“末技”而非“本干”。其缺點在于對西方文化抱有一廂情愿的天真幻想，僅從物質層面而未能上升到行為樣式和生活日用的高度來談“西用”，沒有考慮到西學之用（行為樣式、生活日用）自有西學之體（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作為內在支撐。嚴復一針見血地指出，“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span>[14]嚴復對體用概念的闡釋并非傳統體用概念的引申義內涵，但還是點破了中體和西用不能簡單拼湊的實情。第二，“西體中用”階段。中國現代以來的西化精英向西方進行了自器物而制度而信仰的全方位學習，承認西體普適但強調因地制宜的靈活應用。其極端論者則持守社會進化論調，混淆中西之別為古今之別，認定西式民主為普世價值，不時引發“全盤西化”喧囂?！拔黧w中用”派作為溫和改良的“西化派”也是外在于傳統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不倫不類“四不像”，因為不管怎么“精致”拼湊，中西體用仍是方枘圓鑿、南轅北轍。第三，剛剛拉開帷幕的“中體中用”階段。上世紀末，針對“河殤派”全盤西化思潮，張岱年等學者提出文化綜合創新說與文化多元并存說，這實際上是傳統文化復興的先聲。本世紀以來，隨著傳統文化研究的深入展開，更多學者倡導傳統文化主體自覺，呼吁持守中華民族固有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主張轉“西體中用”的外在文化拼湊為“中體中用”的內在自覺消化。反思百年鐵血史實，我們更應堅定“中體中用”嚴正信念。
現代中國農村信仰的健康發展需要我們清醒確立起“中體中用”的自覺信念。我們必須自覺培育農村大眾的民族文化主體自信與自覺，堅持在以義統利原則下審慎發展經濟，澄清農村民主化進程中對西式民主科學概念內涵的“想當然”理解，理直氣壯地表明對儒教倫常與傳統民間信仰的優先支持，主動引導農村基督宗教信仰為中國民間信仰大家庭成員。
（二）一體多元與博弈進化
不同民族的歷史傳承、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各個殊異、豐富多彩，信仰多元應是以各自民族原有教化傳統“一體”主導為最大前提的“多元”，是各民族文化主體自覺抉擇并內在融會之后的“多元”，否則該民族勢必出現無休止的信仰分裂混亂。例如，西方文化盡管主張信仰自由、多元并存，但無不以基督宗教信仰為其教化基礎和主體內容，其民主體制也是以基督信仰為基本依托和最后根據的。西方近代誕生的弱肉強食的庸俗社會進化論是根本錯誤的，因為各民族文化各適其性，并不能簡單做出優劣比較。在西方私有民主制與市場競爭基礎上，目前社會進化論又發展出信仰博弈論這一溫和變種。信仰博弈論打著多元并存旗號而企圖利用其信仰強勢來干涉轉化東方民族主體信仰，當前愈演愈烈的東方民族傳統信仰和西化民主勢力的激烈沖突就是以此為背景的。我們必須明確反對這種不對等的多元并存思路。其實，任何外來信仰都應以順適本民族教化傳統為前提，以切實補充、優化本民族教化傳統為本職，以自覺激發出本民族教化傳統內在生命力和美善特質為旨歸，以與本民族教化傳統間內在張力的動態平衡為良性循環的標尺。就中國文化傳統而言，道釋二教無不建立在儒教倫常這一教化基礎上，儒教性善觀、倫常觀和民本觀是道釋二教修證的必要道德前提和信念支撐，不少道釋大德都明確指出：欲為真仙真佛，須先從能為真儒始。在西化思維沖擊下，當前中國信仰領域出現了科學化、學術化、城市化、權貴化、祛儒化等不良態勢，值得我們深刻檢討?；阶诮绦叛隽⒆闳祟愒镎f和上帝救贖說，相對于中國文化性善論教化傳統而言，確為異質信仰系統，這就須要借鑒佛教中國化經驗，正視文化的主客顯隱關系，充分調動相應教義資源，與性善論等人文信仰傳統相協調，早日成為中華文化大家庭成員。
明確教化一體與信仰多元的內在關系，才能自覺抵制市場經濟博弈進化思維的不良影響，內在確立起中國農村信仰的文化主體自覺，牢牢持守住儒教倫常的教化基礎地位，有效避免民間信仰的外在異化，內在消化外來宗教信仰，自覺培育起農村信仰健康發展格局。
（三）多神感應與一神信仰
在西方“神本”文化語境下，“神”概念內涵確指獨一上帝，上帝創造萬物，上帝之外再無別神，信仰他神者往往被斷定為迷信邪信。而在中國“人本”文化語境下，人人皆可成圣成仙成佛，故而“神”概念內涵是指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的天人感應和神道設教?！短细袘吩啤案５湡o門，唯人自召”，故人人均須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本心即神，日用即神，人若誠敬清虛即可感通神明，正所謂“清明在躬”、“至誠如神”，《孝經》亦云“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15]。心大無外，故神明無所不在，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心量廣狹不等，故神明層次森然，道力參差，所謂“神明唯心變現”。日用事端無定，故神明隨事而分類，若月印于萬川；踐履方式不一，故神明三教雜糅，如賓主之隱顯。
在中國教化傳統中，鬼神感通概念涵攝了清凈感應精英修養義和善惡報應大眾教化義。宋元以來尤其是明清以來，以三教融通為文化底色的大眾教化蔚然興起，以清凈感應精英修養為指導的善惡報應大眾教化得以凸顯，民間多神信仰迅速發展，其內容包括天地祖宗、歷史人物以及三教九流、日用眾神等不一而足。農村信眾正是藉此天人感通方式而達到緬懷功德、懲惡揚善、求助許愿和安定心神效用的。民間信仰中當然有迷信邪信等異化現象存在，但就根本而言，精神信仰層面的迷信邪信只能用相應成熟的傳統儒道釋教化正信方能加以積極引導和有效克服，而決不是僅僅通過處于現實理性層面的科學民主批判就能簡單勝任的。歷史早已證明，當恪守儒教倫常教化基礎和精英修養指導的時期，民間信仰就能健康發展，反之則必然出現異化。
在考察民間信仰時，我們應明確多神感應與一神信仰的分野，勇于突破西方文化“神”概念的定義局限，自覺為民間信仰“神”概念的正當性正名。我們要關注民間信仰的儒教教化基礎和精英修養指導，明確反對那種先是把知行合一、學教一體的三教教化貶低為知行二元割裂的西式學術，再以外來信仰代替農村教化真空的不良企圖，自覺把被“以西釋中”思維消解轉化了的傳統三教教化本意內在發明出來，并在此基礎上積極引導外來信仰加速本土化進程。
三、對建立“一體多元”農村信仰新格局的探索性思考
在上述分析基礎上，我們可以對農村信仰健康格局的框架內容進行一些探索性整體思考。當前，探索建立“一體多元”農村信仰新格局是必要的，其基本框架由內在關聯著的五大理論支柱構成：以民族文化主體自覺的內在確立為農村信仰的文化前提；以深化拓展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為農村信仰的引領主導；以儒教倫常教化主體地位的自覺重鑄為農村信仰的道德基礎；以培育健康有序的傳統民間信仰大繁榮為農村信仰的主體內容；以積極引導基督信仰加速本土化進程從而使之盡快內化為中國民間信仰大家庭成員為農村信仰的時代使命。大致而言，“一體多元”農村信仰新格局的建立包括以下內容：
其一，確立民族文化主體自覺，塑造農村信仰鮮活靈魂。首先，通過通俗形象的宣傳教育，使農村群眾清楚中西體用、信仰多元、一神多神、科學民主以及普世價值等概念的確切內涵與適用范圍，不斷剝落外在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內在確立起文化主體自覺意識，持守儒教倫常的教化基礎地位，自覺鍛造中國農村信仰的鮮活靈魂，從而為農村信仰發展提供健康輿論環境。
其二，深化馬克思主義指導功能，引領農村信仰健康發展。首先，明確區分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公私立場，自覺把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與傳統家族倫理教化內在結合起來，在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層面實現馬克思主義深度中國化，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情感教化缺位問題，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煥發生機活力，能夠切實引領農村信仰的健康發展。其次，加強有實際內容的基層干部學習培訓，使他們能夠頭腦清醒、理直氣壯地站穩民族文化主體自覺立場，糾正當前農村側重經濟發展而忽略精神信仰的不良傾向，轉變當前基層黨政干部在農村信仰管理上的消極作為態勢，合理介入并自覺引領農村各大信仰精英與精英之間、精英與大眾之間以及各教大眾信徒之間的融通和合。
其三，重鑄農村儒教倫常教化，夯實農村信仰道德基礎。當前，我們必須重鑄儒教倫常，以之作為農村信仰健康發展的必要道德基礎。首先，采用試點示范并漸次推廣的穩妥方式，大力挖掘并現實轉化農村傳統禮儀、鄉約族規等教化內容，嘗試把優秀蒙學經典與相關儒教禮儀列為農村義務教育必修課程，使農村傳統家族倫常教化逐步復興，從而為夯實農村信仰的道德基礎創設良好輿論氛圍。其次，嘗試恢復長期返鄉定居與短期城鄉互動等傳統教化機制，加強儒教精英對農村信仰發展的關注引導，鞏固農村儒教倫常的教化基礎地位，自覺引導民間信仰以避免迷信邪信等異化現象，并自覺推動農村基督宗教信仰的本土化進程。
其四，加強精英與信眾的雙向互動，培育農村信仰健康發展之路。就傳統民間信仰而言，嘗試建立民間信仰與儒教教化之間的動態協調機制，建立城市儒道釋學者、道觀寺廟以及各民間社團中的傳統教化精英與農村民間信仰信眾之間的經常性指導互動機制，并增設基層民間信仰對口部門協調監管之；及時樹立農村德高望重的信眾典范，在傳統儒道釋文化精英配合下樹立正信、打擊邪信，主動引導農村基督信仰并使之盡快內化為自身組成部分。就外來基督信仰而言，嘗試優化基層基督宗教信仰管理，把傳統文化尤其是儒教經典內容納入農村牧師、布道員素質考核的必要環節，優先考慮那些認同儒教倫常等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的精英信眾擔任“三自”愛國會布道職位；積極培育農村信眾的民族文化主體自覺意識，正面回應基督宗教信仰存在的排他性和西方化問題，引導廣大信眾自覺尊重諸如性善論傳統、儒教倫?；A及多神感應等傳統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動態引導廣大信眾結合自身日常修行與教化實踐，在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層面潛移默化為中國農村民間信仰大家庭成員。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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