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的理論印象中，集體經濟體制往往是一類效率低下的制度安排。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集體經濟問題一直糾纏不清。關鍵的問題是：一套所謂的“低效率制度”為什么能夠得以長期延續？認識和理解其內在邏輯，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我要討論的第一個話題是中國集體經濟的形成與演進。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直到1956年，我們國家是沒有集體經濟的概念的。集體經濟這一范疇是從哪里來的呢？當初中國共產黨通過打土豪分田地并實施土地私有制，采用農村包圍城市，由此獲得政治動員和社會響應，這樣才獲取了政權。原來馬克思所說的應該在資本主義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時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為什么中國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卻可以直接走向社會主義？我琢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存在一個特殊的國情，那就是人多地少，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情感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因素，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能獲得廣泛的政治動員，為共產黨找到一條非常重要的革命道路。孫中山先生的“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依靠農民，而是依靠小資產階級，但歷史上的中國并沒有發育足夠的資本主義。所以在我看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以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所實施的土地私有制，并不是從經濟的考量所實施的制度安排，而是作為獲取政權的一種政治工具。
“集體經濟”起源于1953—1956年實施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什么會有社會主義改造？大家都知道，中國從來就沒有形成基本的原始資本積累，也缺乏足夠的資本主義的發育，更不可能有強大的經濟援助。為了獲得新中國的工業化所需要的啟動資本，唯一的選擇是依靠農業、依靠農民（因為我們不可能通過國外的援助，更不可能通過戰爭掠奪的方式獲得原始積累），這就需要對農村和農民進行有效的組織和有效的規制，由此農業的合作化就開始了。農業的合作化以及隨后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表面上看來是提升農民集體行動的能力，讓人民分享合作剩余，實際上是國家動員農業的剩余來獲取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為了獲得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我們選擇了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農產品的統購統銷以及人民公社的配套體制安排。于是，由土地集體所有、公社的集體勞動所表達的集體經濟體制成為支持國家工業化的制度工具。從這個時候開始才有了所謂的集體經濟的概念。
所以說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20年的體制運行和意識形態的馴化，使得“土地集體所有、集體共同勞動、按勞分配”成為表達集體經濟的經典范式。
應該說，經典的集體經濟體制與我們目前所討論的集體經濟體制，已經有了重大變化——土地的集體所有依然，農業的集體勞動已經基本上被家庭經營所替代，按勞分配也變得其次了——但是，直到今天依然還有許多人總是用上述“經典范式”對現實經濟體進行集體經濟的性質判斷。
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公社體制的轉型，來源于三個方面的動因。一是國家工業化目標的基本完成；二是公社體制特別是集體農業勞動的低效率；三是不斷加劇的城鄉差距和工農差距。這些使得國家的制度目標發生了重大轉變。
變革的基調是，既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制，又不割裂農民對土地的歷史情感，同時能應付生存危機，由此，家庭承包制度成為人民公社的替代制度。于是，土地的集體所有、家庭的聯產承包、統分結合就成為集體經濟一個轉型的形態。值得關注的是，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不少地方依然殘存著“標準的”人民公社體制，成為經典集體經濟體制的核心基因繼續延續（如中山的崖口等）。
我要討論的第二個話題是公社體制為什么得以延續。
公社體制的低效率眾所周知。我們關心的問題是：第一，低效率的公社制度為什么得以長期存在？第二，在市場經濟不斷發育且體制不斷完善的背景下，為什么今天依然能找到繼續存在的標本？我談三個觀點來解釋為什么會這樣。
第一個觀點是自留地及其“隱性退出”。在現代合作理論文獻中，學者們大多強調兩個關鍵機制，認為“進入威脅”與“退出威脅”這兩類機制是促進合作的重要保障。什么叫退出機制？就是你不好好干，我也不好好干，即“我不跟你玩了”（我們小時候最怕的是“被孤立”），這叫退出威脅 ；還有一種叫進入威脅，即“你敢這么弄，我就弄死你”。
很顯然進入威脅是通過施加退出約束，即通過偷懶的進入威脅（也可以叫“以牙還牙”）的方式來保證合作——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它的“均衡點”是“一起餓死”。問題是，人民公社的集體勞動確實普遍存在偷懶問題，但并沒有走向均衡點。
退出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是保留退出權，即通過退出威脅來促進合作——如果你偷懶，我就不和你合作，我就選擇“單干”。從邏輯上來說，它的均衡點就是“一個人的人民公社”，本質上就是作為合作群體的公社體制的解體，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農戶經營”。問題是，人民公社根本就沒有退出權。
可見，在公社體制中，報復性偷懶與退出威脅均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但是，如何解釋低效率的公社體制能夠長期延續？我們發現，與人民公社同時并存的自留地及其隱性退出具有重要解釋價值。因為不能顯性退出 ，所以人民公社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沒有解體；因為存在隱性退出，所以社員并沒有都餓死。因此對于一個合作組織來講，即使存在成員身份上的退出約束，但是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監督，不能限制它的隱性退出，也依然會走向低效率。
第二個觀點就是制度的效率維護。公社效率實際上由兩方面因素決定，一是集體勞動的效率，二是自留地生產的效率。所以我們判斷，沒有自留地的人民公社和有自留地的人民公社，是存在重大差異的兩種制度安排。以往的文獻主要關注前者而忽視了后者。我們看到我們國家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把自留地因素搞掉了。我們曾做過文獻的查閱，發現自留地的產出水平大概是人民公社的6倍以上，可見自留地的效率之高。
我們判斷，一項低效率制度之所以能夠得以生存下來，一定是存在著相應的制度維護因素。對于人民公社，自留地因素、意識形態教育、農業基礎設施與裝備條件的改善，都是主要的維護因素——因此，一套低效率核心制度的延續，一定存在著與之相匹配的高效率邊緣制度的補充。
第三個觀點是制度的約束與管制。制度之間存在競爭，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取代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基本的趨勢。因此，從邏輯上講，假定沒有政治約束與制度管制，高效率的自留地制度作為替代性制度應該能夠逐步取代公社制度（正如1978年農村改革以后的情形）。問題是，自留地被定性為資本主義性質，屬于人民公社的補充地位，因而始終處于被管制的狀態。其管制的基本原則是，既要滿足對公社效率不足的彌補，又要不突破維護公社制度穩定的底線。所以，在差不多長達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時期，包產到戶前后5次沖動卻又5次被壓制。可見，在集權政治秩序下，那些與官僚集團或核心領導者的偏好相一致的核心制度安排能夠得到持續的維護，而與之不一致的制度變遷則總是被抑制。
我接著要討論的第三個話題是公社體制為什么重新被關注。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家庭承包制背景下的家庭經營出現了問題。在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中，集體經濟主要表現為“統分結合”。為什么強調“統”？這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跟早期搞合作化不是一個概念。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農戶的規模不經濟與低效率；二是小生產和大市場的矛盾引發的高昂交易費用；三是農戶生產能力的低下，包括優質勞動力的農外流失、技術與裝備的落后以及企業家能力的低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強調“統”。
如何“統”呢？我們的政策導向是：一是推進農地的流轉與集中。但我們面臨的現實是土地的流轉不暢，大多數的流轉主要發生于農戶之間，基本上是一個農戶對另一個農戶的替代，是一種小農經濟的復制，難以生成規模經濟；二是鼓勵“公司 + 農戶”的合作，要么是選擇要素合約，進行農地租賃，要么是選擇產品合約，即所謂的訂單農業，但這些都會面臨非常嚴重的合約不穩定問題；三是誘導農戶的專業合作，但農業領域的農戶合作面臨著普遍的搭便車以及集體行動的困境；四是強化社會化服務，但社會化服務面臨很高的交易成本，加之服務主體進入不足以及缺乏規模經濟。
上述“統”的辦法并未收到令人滿意的效果，相反，一些堅持公社制度的村莊所具有的制度潛力及其比較優勢開始凸顯：第一，農業經營普遍面臨著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與婦女化問題，農業勞動者出現“弱質化”趨勢。公社制度因其良好的組織化能夠為弱者提供保障；第二，由于土地的統一經營，避免了“均包制”所導致的土地細碎化，集體經營土地的集中與連片，凸顯了比較規模經濟優勢；第三，避免農地調整與流轉所面臨的交易成本，凸顯了要素配置的效率優勢；第四，集體社區領袖、集體主義的制度文化以及合作意識所積累的社區網絡資本，凸顯了新的制度潛力。
正是上述原因，使得人們重新關注集體、關注合作，甚至出現了對人民公社的“懷念”。
最后一個話題是集體體制的效率生成線索。
現在人們在關注集體經濟相對發達的“明星村”，事實上，在集體經濟發展相對較好的地方，大多呈現這樣的特點：良好的資源比較優勢、強人政治與獲取公共資源、能人經濟與獲得市場盈利、倡導公平、保護弱者和以工補農。但存在的問題是：第一，對社區領袖的依賴顯然具有不穩定性；第二，一些成功的樣本具有個案性與不可復制性。
觀察眾多農業集體經營的成功樣本，我們可以提煉出兩個關鍵因素。
其一，凡是農業的集體經營較為成功的案例，一定存在著農業機械對人工勞動的替代，因為用機械替代勞力可以減少監督成本，能解決農業勞動中的偷懶問題。所以我一直認為，農業合作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一定是機械化操作的。
其二，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包括：社區領袖主導公平及保護弱者所形成的號召力與凝聚力；相對于家庭分散經營所體現的團隊歸屬感與規模經濟性；社區聲譽機制所提供的激勵與自我約束；獲取公共資源與政府援助所具有的談判能力與比較競爭優勢；社區集體組織形象所表達的歷史記憶、符號意義，在普遍的集體解散、組織渙散的現實背景中所具有的道義認同與精神象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推論：集體經濟或者集體體制的效率生成，取決于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目前所謂“明星村”集體經濟，都是對社區領袖或能人的依賴，但這種能人經濟極易導致內部人控制。怎么辦呢？我的一個主張就是推進集體所有權與集體經營權的分離（即現代企業制度中的兩權分離），簡單地說就是管理外包，引進職業經理人，由此生成企業家能力；在堅持按勞分配的同時組建股份合作制，一方面解決地權公平問題，另一方面解決公社體制的治理問題，在此過程中將社區權威轉化成監事會，由此化解內部人控制問題。
其二，在農業領域，農戶與農業合作組織的經營能力與投資能力有限，假定能夠通過股份合作制整合農民承包的土地，一方面引進職業經理人，造就農業的企業家經營能力，另一方面引進社會化服務，也就是農業生產環節的服務外包，由此可以獲得農業的迂回投資。由此我們對農業經營方式轉變提出的政策建議是，通過集體體制發揮規模優勢，通過股份合作社發揮組織優勢，引進職業經理人改善經營效率， 與此同時強化農業內部的分工，引進生產性服務的外包，改善農業領域的迂回投資。這樣，農業的集體經營就可以有效分享分工經濟與外包服務的規模經濟。
其三，市場競爭機制的培育，即推進職業經理人與農業外包服務兩個方面的市場發育，形成良好的競爭氛圍，就能夠有效降低農業集體體制運行的交易成本。
四川崇州做過一個創新性試驗，我給它命名為“農業共營制”。其成功的經驗是，以家庭承包為基礎，以農戶為核心主體，農業職業經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會化服務組織等多元主體共同經營。重點是：第一，引導農戶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第二，聘請懂技術、會經營的種田能手擔任職業經理人，負責合作社土地的生產經營管理；第三，引導適應規?；N植的專業化服務體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農業服務超市平臺。隨著合作社、職業經理人以及專業化服務體系等規?；?、專業化與組織化運行機制的逐步完善，實現了多元主體的共建、共營、共享、多贏，形成了“集體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經營、管住用途”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農業的外包服務（包括管理性服務與生產性服務），可能是中國農業經營方式轉變的重要創新線索，即從土地規模經濟轉向分工經濟與服務的規模經濟。在這個創新過程中，既堅持了土地的集體所有與農業家庭經營的主體地位，又通過股份合作制強化了集體經濟的發展，優化了農業資源配置，實現了現代物質技術裝備、企業家能力等先進生產要素與經營方式的高效對接，提高了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促進了現代農業經營的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和社會化，增強了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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