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戰略是要服務于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是要為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穩定的農村基礎。在不同階段，鄉村振興戰略的任務是不同的，尤其是2035年之前和2035-2050年的鄉村振興戰略應該是差異極大的。2035-2050年的目標是全面鄉村振興，2035年前則是為鄉村全面振興打基礎的階段。沒有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實現，就沒有全面振興鄉村的物質基礎。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分階段實施。當前學界、政策部門、地方實踐部門在解讀鄉村振興戰略時普遍誤解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階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傾向。
關鍵詞：鄉村振興；三產融合；老齡化；城市貧民窟
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就如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詳盡的指導意見。實踐中，全國各級地方政府正在積極落實鄉村振興戰略。
要深刻理解鄉村振興戰略，就必須深刻理解中國現代化兩步走戰略部署。黨的十九大在對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深入部署的基礎上，提出“新兩步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與中國現代化兩步走戰略相一致，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確定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是：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顯然，鄉村振興戰略是要服務于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是要為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穩定的農村基礎。在不同階段，鄉村振興戰略的任務是不同的，尤其是2035年之前和2035—2050年的鄉村振興戰略應該是差異極大的。2035—2050年的目標是全面鄉村振興，2035年前則是為鄉村全面振興打基礎的階段。沒有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實現，就沒有全面振興鄉村的物質基礎。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分階段實施。當前學界、政策部門、地方實踐部門在解讀鄉村振興戰略時普遍誤解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階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傾向。本文針對當前學界和政策部門的主導意見提出一些有所差異的商榷意見。
一、產業興旺不能只強調三產融合
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總要求。如何理解“產業興旺”事關未來一個時期中國三農政策的走向，我們因此要進行分析。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答記者問時說：“產業興旺就是要緊緊圍繞促進產業發展，引導和推動更多的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向農業農村流動，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形成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保持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旺盛活力”。
韓長賦部長關于“產業興旺”的以上回答至少有三個層面：第一，引導和推進更多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向農業農村流動；第二，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第三，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最終目標是要保持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旺盛活力。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旺盛活力如何保持？我們先來看當前農村有哪些產業可以發展。
首先，農村的產業是農業，是20億畝土地上的農業產出。眾所周知，當前中國農業產值占GDP比重已不足9%，這不足9%的農業GDP要為6億多農村人口、2.2億農戶提供農業收入。而且這些農業GDP還要為各種從事農業生產的企業、工商大戶提供收入。
其次是以農業為基礎的農產品加工業。這些農產品加工業大多被資本所控制且越來越被資本控制，普通農戶從這些農產品加工業中受益十分有限。
再次是沿海城市經濟帶農村地區，因為鄉村工業化發展比較早，又具有一定區位優勢，鄉村工業具有相當規模，二三產業成了氣候。但就全國農村來講，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鄉鎮企業改制或關閉，全國絕大多數農村不再有成規模的鄉村工業，沿海鄉村工業化已不再可能在中西部農村復制。
第四是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中國城市化到了現階段，城市中產階級有了“鄉愁”，一些具有區位優勢和旅游資源的農村就有可能借發展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來賺城市人“鄉愁”的錢。
因為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需要有區位條件或旅游資源，且當前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鄉愁絕對不可能支撐起一個惠存6億多農村人口的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全國農村最多只有不足5%的農村具有賺取城市人“鄉愁”錢的可能。
也就是說，全國絕大多數農村和農民的主導產業只可能是農業。農業又可以分為傳統的大田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糧食生產十分重要，收益卻很有限，農民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土地，種糧收入一年也就一萬元左右。經濟作物比較效益比種糧食要好，不過，經濟作物是以更高投入和更大市場風險為代價的，如果扣除投入和市場風險，經濟作物只能獲得農業平均利潤。
更重要的是，當前中國20億畝耕地、6億多農村人口、2.2億農戶，生產農產品的能力很強，大宗農產品已經出現了相對過剩。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農民收入，往往會動員農民調整種植結構，結果卻是農民種什么什么就過剩，在農業產值占GDP比重低于9%的現階段，如此眾多的農戶要指望農業致富是沒有任何可能的。
這并不是說農業對2.2億戶小農不重要。當前2.2億戶小農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來獲得農業收入，一種是通過家庭代際分工由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中老年人從事農業，這樣，農民家庭就可以同時獲得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的收入和年老父母務農收入。另外一種是一些留村農戶通過流入進城農戶土地擴大經營規模，形成適度規模經營，從而獲得不低于進城務工收入的農業收入。在當前一般農業農村地區，老人農業所占比重很大，適度規模經營的“中農”戶所占比重很少，這些“中農”戶在村莊治理結構中卻很重要，往往是村莊治理的中堅力量（賀雪峰，2015）。
更重要的是，農業還是那些進城失敗農民在進城失敗后可以退回農村的主要就業形式。農民進城是為了在城市體面安居，不能體面安居，農民就可能選擇返鄉，而返鄉的前提是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從事農業生產。與此對照，我們再來看韓長賦部長關于產業興旺的三個層面：
“引導和推動更多的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向農業農村流動”。這里面可能存在兩個陷阱，一個是更多資本、技術、人才進入農村農業，就有了更多農業產出，從而造成更多農業過剩，導致農民更難從農業獲利。第二個是，從城市來的資本、技術、人才都是要獲利的，大量城市資本從農村農業獲利就會擠壓2.2億戶小農從農業獲利的空間。
“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在農業供給過剩農民戶均只有不到10畝土地的情況下，個體農戶越是在農業上有積極性和創造性，農產品就越過剩，農民總體利益就越是受損。顯然，作為一個整體，當前農民致富創業的機會在城市二三產業，而不在農村。只有當更多農民進城去了，才會留下更多農村獲利機會，農民從事農業才能有更多收益。
“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我們應當明白，具有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條件的農村地區只占全國農村很少一部分，且以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為典型的三產融合也只有相當有限的市場容量，全國農村一起上，同質競爭，所有農民都虧損。
這樣看來，要保持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旺盛活力相當困難，似乎也無必要。
反過來，為了達到農村產業興旺，過分推動城市資本下鄉，就有可能造成真正需要農業農村產業收入的廣大農民群眾利益受損，甚至可能破壞作為進城農民進城失敗退路以及作為缺少進城能力的老弱病殘農戶基本保障的現有制度安排。當前農業具有顯著的基本保障的特征，基本保障與高度市場化是不相容性的。我們要防止激進的農村產業政策，不能為了實現本來不可能的產業興旺目標而毀掉了包括農民工在內的8億多農民還不能離開的農村和農業這個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
二、鄉村振興與老齡化應對
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興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中新網報道如下：
在仇保興看來，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耕文明國家，在廣大農村有文化之根和根深蒂固的“鄉戀和鄉愁”。同時我國農業現代化不可能是美國式土地規模型高度機械化的農莊模式，而必須走多樣化、適度規模、有機化和“一村一品”為主的綠色發展道路，這三大因素決定了我國城鎮化率到65～70%就會達到峰值，也說明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恰逢其時。仇保興分析，當
城鎮化率超過50%的時候，傳統的農村鄉土文化、田園風光、農業景觀會成為稀缺的資源，廣大農村將成為一部分人口返鄉旅游、居住和創業的熱土，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能造就中國式的農業現代化和增強國民經濟結構的韌性。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不僅關系“三農”問題，也決定中華民族復興戰略能否順利實現。
據統計，中國目前50歲以上的外出農民工數量急劇減少，50歲以上考慮回鄉，55歲基本回鄉養老。國務院曾發文解決農民工回鄉創業的實際問題，這也是為過高的城鎮化預期打的“預防針”，也說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應對我國老年化問題的必由之路。
以上引述可以歸納為四層意思：
第一層，鄉村振興戰略是應對我國老齡化問題的必由之路。
第二層，中國目前50歲以上外出農民工考慮回鄉，55歲基本回鄉養老
第三層，農民工年老返鄉是因為農村也有創業機會，甚至當城鎮化率超過50%的時候，廣大農村將成為返鄉創業的熱土。第四層，我們城鎮化率在65～70%就達到峰值，目前中國城市化率已近60%，城市化空間并不太大，鄉村振興戰略恰逢其時。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未富先老的社會。在中國未進入到發達國家階段，中國實際上已提前進入了老齡社會。在當前乃至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中國城市很難為老年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又很難為進城農民提供在城市體面生活所需的足
夠養老保障。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能力為所有進城農民提供在城市體面生活所需養老保障。因此，他們的家庭就會因為缺少城市就業收入及國家養老保障而落入到城市貧民窟，成為漂泊在城市的溫飽問題也往往難以解決的底層群體。
中國進城的老年農民在缺少就業機會又缺少國家養老保障時，他們留在城市的主要依靠就是子女，就是與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在城市。與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好處是可以相互照應，家庭養老也是中國傳統的一部分，一家人老老少少生活在一起，盡享天倫之樂，豈不快哉。不過，農民家庭進城，成年子女在城市打拼，收入往往有限，城市生活成本卻十分昂貴。家庭收入少而開支多，代際關系就容易緊張，生活在同一個單元房內，代際之間的親密就可能變成相互傷害，缺少收入能力的父母因此就成為家庭累贅，城市生活就變成煎熬。這個時候，如果老年農民在農村有一塊土地，有自己的住房，他們回到農村去住自己房子種自己土地，他們的日子可能就要好過得多。實際上，中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保證了每個農民家庭都有自己的承包地，都有自己的宅基地和住房，進城老年農民失去在城市就業機會時，他們既不會在城市漂泊流浪，也一般不愿與成年子女在城市共同生活，而大都會選擇返鄉，與土地結合起來，從事小規模的農業經營。他們住在自己的家中，不擔心被任何人驅趕，他們耕種自己的承包地，有農業收入，有勞動意義，有收獲的樂趣，有農業節氣所帶來的生活節奏，有建立在農業生產和共同生活基礎上的村莊熟人社會關系，他們具有遠比待在城市漂泊流浪與遭受煎熬要好的老年生活。因為農業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和農業機械化，農業生產不再是重體力勞動，農民年齡大也干得了。
老年農民在農村從事小規模經營，農業收入有限，同時農村消費水平也比較低，又有比較多的自給自足經濟，雖然談不上富足，卻很容易解決溫飽。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在村莊中與土地結合起來，就有了身體和心靈的安全感，有了歸宿感，有了意義感。年輕時進城，年老返鄉，落葉歸根，希望壽終正寢。年輕時務工有積蓄，老年生活就更好了，子女如果給予經濟支持當然也好。國家再有一些基本養老保障也很好。
總之，在當前乃至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如果進城老年農民無法在城市體面生活，他們可以選擇返鄉，與土地結合起來，在農村過相對體面的生活。這種生活的水準當然沒有城市體面生活好，卻比在城市漂泊流浪要好很多。老年農民與土地結合起來就形成了當前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老人農業。老人農業是應對未富先老的中國老齡化的重要辦法（賀雪峰，2017）。中國20億畝耕地不僅保障了中國糧食安全，而且成為了應對老齡化的重要辦法。
就中國返鄉農民的絕大多數來講，他們之所以返鄉，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大，越來越難以在城市獲得就業機會，也越來越難以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返鄉是他們的次優選擇。最優選擇當然是在城市體面安居。不能在城市體面安居就選擇返鄉。他們返鄉顯然不是因為農村有比城市更多的創業機會，而是要尋求自己人生的保底。返鄉是他們進城失敗的退路。
正是這個意義上講，不是所謂鄉村振興戰略讓農村和農業成為應對我國老齡化的辦法，而是中國當前保護農民不失去土地的制度以及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土地所有制，為所有農戶提供了平均的土地權利以及居住權利。農民可以自由進城，進城失敗他們也可以自由返鄉。當前一個時期，中國選擇了不讓農民失去土地的制度安排，返鄉權是農民的基本人權，土地成為農民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領域不允許市場化，從而讓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避免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大規模貧民窟并因此產生巨大社會問題的弊病。
仇保興部長認為，中國城市化發展到現階段就會出現逆城市化，就會有城市人到農村居住，以及就會有城市人到鄉村旅游，從而可以帶來農村的創業機會。“傳統的農村鄉土文化、田園風興、農業景觀就會成為稀缺的資源”。仇保興部長實際上是說，未來一個時期，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將創造大量的農村就業機會，從而為城市資本下鄉、農民工返鄉就業創造條件，鄉村振興也就恰逢其時。
不過，在當前中國發展階段，農村發展二、三產業的機會十分有限，工業進園區，農村可以發展的產業實際上主要就是農業與所謂一二三產業融合的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當前中國農業產值只占GDP的8.5%，今后農業產值還會下降。所謂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其實就是讓農村有機會賺城市人鄉愁的錢，有這種賺錢機會的農村和農民最多不過農村和農民總數的5%，而且城市資本遠比農民有能力從三產融合中賺取收入。
也就是說，在當前中國仍然有6億多農村人口，且進城2億多農民工的相當部分仍然可能返鄉的情況下面，指望農民從農村獲得媲美城市機會的就業與收入，顯然是不可能的。
或者說，將農村作為缺少進城能力農民的基本保障以及進城失敗農民的最后退路，鄉村振興戰略正當其時。如果將農村作為農民返鄉創業的地方，甚至試圖通過激進市場化的手段推動資本下鄉，就可能讓農民失去農村這個最后退路與基本保障，以及讓農村不再有能力應對老齡化，從而造成中國現代化的艱難局面。
激進的鄉村振興解讀是農村之禍，保守的鄉村振興解讀是中國現代化之福。
三、鄉村振興的國際經驗？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葉興慶研究員在談到為什么中國要以鄉村振興戰略統領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農村發展時，認為這是對其他國家經驗教訓的借鑒（葉興，20170）。他寫道：
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曾實行單一的農業政策，通過價格干預等措施促進農業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面對環境問題惡化、年輕人口大量流失、鄉村不斷衰落，他們都轉向實行綜合性的鄉村發展政策，把農業生產、鄉村環境、農民福利等問題一攬子解決。日本、韓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也都先后實施鄉村振興計劃。而拉美一些國家沒有能力或沒有政治意愿實施鄉村振興，大量沒有就業的人口涌向大城市，導致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是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正處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能否像一些專家預測的那樣在2024年左右邁入高收入發展階段，進而順利地向現代化目標邁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三農”問題解決得如何。從正反兩方面情況看，我國現代化進程已到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時候。
在我看來，葉興慶研究員的以上立論至少在邏輯上是不嚴謹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歐美日韓假若說確實實施了鄉村振興戰略的話，這些國家也都是在完成工業化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農村人口占比已經很少的條件下面實行的綜合性鄉村發展政策。并非是實行了鄉村振興戰略，歐美日韓才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拉美一些國家的困境是正處于中等收入陷阱中。拉美國家與歐美日韓的情況不可比。在日韓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同樣是大量人口涌進城市，農村衰落凋蔽，不同的是，日韓工業化城市化為大量進城人口提供了就業機會，而拉美一些國家農民進城后卻很難找到就業，又不再能夠退回農村，因此在城市形成了大規模貧民窟。大量缺少就業與收入機會的城市貧民窟成為助推社會政治不穩定的力量，拉美國家因此進入了經濟周期與政治不穩定的惡性循環，也因此落入到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了。
在工業化城鎮化階段，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在城市尋找就業機會，既是工業化城鎮化本身的需要，又是農村人口自由流動的結果。現代化一定要以城市為經濟增長極，各種機會也一定要在城市創造與匯聚。又正是大量農村人口進城了，他們讓度出之前的農業與農村獲利機會，留在農村的農民才會有擴大收入的機會。拉美國家存在的問題是，土地私有制和農村高度商品化市場化使農村土地向少數大資本大地主集中，農民進城失敗不再有可能返回農村，因此不得不滯留漂泊在城市，掙扎在溫飽線上，由此形成了作為苦難之源與動亂之源的城市大規模貧民窟。
中國現在正處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且正處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中國還有6億多農村人口，若包括與農村有千絲萬縷聯系的農民工，中國農民人數在8億以上，其中有2.2億農戶。因此，中國與歐美日韓的情況完全不同。中國與拉美國家也不同，雖然中國與拉美一些國家都處在中等收入階段，中國卻沒有形成大規模城市貧民窟，且中國現化化進程中保持了高度的社會政治穩定，其中原因正是當前中國保護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即一方面放開農民自由進城的機會，清除限制農民進城的體制機制障礙，一方面限制城市資本下鄉，從而為無法進城或進城失敗的農民留下了農村退路與基本保障。進城農民能力強運氣好，他們在城市安居，無法在城市安居的農民家庭可以選擇返鄉。中國農民進城是為了在城市獲得更多就業與收入機會，如果城市沒有這種機會，進城農民就會回到農村，他們有回到農村的制度保證：國家限制城市資本下鄉占據農民在農村的土地。
也就是說，如果要從國際上獲得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或教訓的借鑒，葉興慶研究員提供的兩方面國際經驗都靠不住：第一，中國現在正處在快速工業化與城市化階段，仍然處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接近一半，這與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在完成了城市化、進入到高收入發展階段且農村人口占比極低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或農業綜合發展政策，是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的。第二，拉美一些國家大量沒有就業人口涌向城市形成嚴重社會問題，乃至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是其土地私有制以及過度市場化所造成的資本對農民在農村退路的侵蝕和吞沒。中國當前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已經為無法進城或進城失敗的農民留下了農村退路與基本保障。
也許，我們可以從以上正反兩個方面吸取對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國際經驗或教訓，即當前中國處在與歐美日韓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千萬要防止片面學習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所實施的他們發展階段的鄉村振興經驗。這些經驗不可學。同時，中國又要防止當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一些國家的教訓，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流動）和徹底市場化造成農村土地向工商資本的集中，進城失敗的農民失去退路，從而造成了城市嚴重的貧民窟問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定要始終保留住進城農民的返鄉權，這是農民的基本人權，是他們進路失敗的最后退路，是農民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是不能市場化的。
四、結論
當前學界和政策部門在解讀鄉村振興戰略時有太多樂觀情緒，誤會了鄉村振興戰略的階段性特征，誤置了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毫無疑問，當前中國仍然處在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進程中，中國仍然處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農村首先是包括2億多農民工在內的8億多農民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最重要的是保底，有時甚至是一種必要的資源冗余。千萬千萬不要用鄉村振興話語來折騰鄉村，來為達到不切實際的目標而讓農民喪失了農村這個最后退路與基本保障。
當前關于進一步推動農村市場化、推動城市資本下鄉、城鄉融合以及三產融合，以及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話語中，具有強烈的將農民基本保障的底線拿來市場化和拿來冒險的傾向。這種傾向是很危險的，要警惕。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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