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合理分擔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才能做到真正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近日，在主題為“中國與世界：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出席并發言。
他表示，中國人口的問題不是數量問題，而是人口的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和人口的素質問題。主要表現在未富先老和勞動力短缺兩個方面。怎么解決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問題？蔡昉認為，關鍵就在于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留在城市。我們應該創造更好的制度條件，合理分擔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才能做到真正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本文根據演講實錄整理：
新型城鎮化在中國的含義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什么是以人為核心呢？其實就是講人口的問題。最近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中國100年都不會缺人口，這是指數量。但是同時我們也知道，我們中國人口的素質，就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還不夠。此外，中國人口的結構也變得不像過去那么有力了。因此中國不是人口數量問題，是人口的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和人口的素質問題。
我們先看看人口的結構是什么含義。人口結構在中國主要的表現，從宏觀層面來說叫未富先老，人均GDP還沒有達到相應的階段，但是我們的老齡化程度已經越來越高。直接反映在我們現實的經濟中就是勞動力的短缺，不是指高技能的短缺，而是指普通勞動者，非技能勞動者的短缺。到目前為止因為勞動力短缺，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上漲速度非常之快，已經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
我們知道工資上漲速度快于勞動生產率的速度，意味著單位勞動成本的提高，也就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在快速地喪失，這也就是我們當前企業投資缺乏動力、投資回報率下降的原因，最終導致了潛在增長率下降，而實際增長率也在下行的趨勢之中。這就是我們當前遇到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怎么解決上述問題呢？其實我們知道答案。過去很多年，大規模城市化帶來了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的供給，從而導致資本回報率比較高，資源重新配置還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是這些因素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都會減慢。
因此我們看看城市化還有沒有什么潛力？常住人口城鎮化和戶籍城鎮化之間有一個差別，就是農民工進到城市在這工作，時間也不短，但是沒有享受到基本的服務待遇，因為他們的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第一，他們不固定在一家企業里，也不愿意有一個穩定的勞動關系。第二，他們到了40歲就想著終究不能在城市長期居住下去，因為要照顧老人孩子，回去又要面臨就業問題。但是從生產率高的城市部門退回到生產率低的鄉村部門的話，生產率就要后退，因此這些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是不利的。
因此，我們就要解決怎么把這部分人留在這的問題。因為中國有1.7億在城市的農民工，把這部分人留下就是新的城鎮化，也就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是學術界和決策界共識很高的一項政策，現在正在努力推進，要把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
我們看到，過去兩年這個速度明顯提高了，但不是來自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工的落戶，而是通過行政區劃的改變導致的，因此它解決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問題，也解決不了以生產率提高為導向的城鎮化，因此我們要真正推進城鎮化。
城鎮化的難點在于，把農民工變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他們的基本公共服務和各種社會保障是要有補貼和財政支出的，這部分我們還沒有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做出合理地分配，此時農民工進城落戶帶來的好處，這個改革紅利也就沒有良好的分享預期，因此導致地方政府缺少改革激勵機制。
因此，我們應該創造一個更好的制度條件，合理分擔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才能做到真正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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