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在全國上下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 研究制定一套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 對于各地診斷鄉村發展問題、監測鄉村振興進展、支撐完善鄉村振興政策具有重要意義。[方法]文章引入多功能農業與鄉村理論, 從功能視角嘗試構建了包括5個一級指標與25個二級指標的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 并采取熵值法評價了2015年全國分省尺度的鄉村振興水平。[結果] (1) 各地鄉村振興水平存在較大差異, 北京市最高, 達0.924, 山西省最低, 為0.635。分區域來看, 東部鄉村振興水平明顯領先于西部、東北與中部地區。 (2) 鄉村振興水平較高的地區, 生態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評價得分普遍較高, 產業興旺、鄉風文明的優勢則不明顯, 這與產業興旺評價指標側重農業及其延伸產業、發達地區依托發展非農產業來實現鄉村振興、鄉村經濟發展并不必然帶來鄉風文明的同步發展有著顯著關聯。 (3) 鄉村振興評價結果總體上符合各省市的實際情況, 表明基于功能視角的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是科學可行的, 但受數據可獲得性影響, 該指標體系對非農產業發展等指標的考慮尚顯不足, 文化娛樂設施的可及性等個別指標還可以進一步斟酌完善。[結論]考慮鄉村振興的多重功能目標及其公共產品屬性, 以及廣東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評價結果相對落后的客觀事實, 鄉村振興戰略需要通過規劃引領、地域分工、價值顯化、政府投入等多重手段, 根本上提升農村競爭力與吸引力, 實現鄉村振興目標。
引言
鄉村發展是世界性的重大區域問題[1], 對城市與區域經濟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 全球主要國家均經歷了生產要素快速非農化導致的鄉村衰落現象[3]。中國是個農業大國, 農業曾長期占據主導地位, 農民占據絕對多數, 農村數量多而規模小。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 就業非農化、居住城市化、收入非農化與農村空心化, 城鄉關系和農業農村面貌發生深刻轉變。農業產業的吸引力大幅降低, 農民生計日益脫離農村, 鄉村發展呈現落后凋敝景象, 成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與現代化強國藍圖的關鍵短板[4-5]。
中央適時啟動了鄉村振興戰略, 并將其列為了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要求科學把握鄉村的差異性和發展走勢分化特征, 因地制宜、循序漸進推進鄉村振興。已有研究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的出臺背景、核心內涵、農業地位、鄉村價值等領域進行了深入分析[6-8], 為理解并推動鄉村振興奠定了扎實基礎, 但因鄉村振興戰略提出時間較短, 現有研究偏重政策解讀, 結合理論分析的鄉村振興評估尚未見報道。鄉村振興根植于鄉村發展, 有學者從鄉村經濟[9]、綜合發展[10-12]、鄉村活力[13]、鄉村性[14-15]、地域功能[16-18]等視角進行了分析, 這為開展提高鄉村振興評價提供了有益借鑒, 但其廣泛的評價視角, 意味著無論是對于政策制定者, 還是對于研究者, 鄉村發展仍需要嚴謹的界定和測度。鄉村振興發軔于新農村建設, 多數學者根據新農村建設的二十字方針, 從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等5個方面設置指標體系[19], 也有學者從新型農民、發達農業、和諧農村等不同視角開展新農村建設評價[20], 其評價視角、評價方法及具體評價指標, 為鄉村振興評價奠定了良好基礎, 但與內涵更加豐富、涉及領域更加廣泛的鄉村振興相比, 尚存在一定差距。
鄉村發展是一個多尺度、多主體、多領域的演化過程[21]。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 通常適用并不一致的鄉村發展戰略[3,22-23], 政策選擇依賴于科學的鄉村發展評價。在全國上下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 解讀鄉村振興的科學內涵, 進而構建指標體系定量評價鄉村振興的地域分異特征, 可為因地制宜有序推進鄉村振興提供有力支撐。文章第2部分將引入多功能農業與鄉村理論, 分析鄉村振興的理論內涵, 進而探索構建鄉村振興的評價指標體系, 該文第3部分將開展分省尺度的定量評估, 分析鄉村振興不同維度的差異特征與規律, 探索多功能視角下的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的合理性及其評價結果的政策含義;第4部分為結論與討論。
1、研究設計
1.1 理論分析
鄉村作為一個空間地域系統, 最早作為農產品生產區域而客觀存在, 為城市提供食物是鄉村地域承載的核心功能。隨著行為主體由傳統的“經濟人理性”向“社會轉向”、“文化轉向”, 鄉村地域從純粹的地理空間向復合的物質流、空間流演變, 由農業生產功能主導向文化、社會、農業生產等綜合空間演繹[24]。不同的鄉村發展階段對應差異化的鄉村地域功能[2,25-26], 以多功能農業為基礎的鄉村發展成為主流, 日益強調鄉村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復合價值[18], 例如, 歐洲鄉村已經融入了閑暇、生態服務、農產品生產、經濟基礎等眾多功能[25]。
中國鄉村經歷了過于注重經濟增長向關注鄉村綜合發展的演變過程。自2003年起, 隨著以城帶鄉、以工促農戰略的穩步推進, 未來的農業與農村發展將與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緊密交織, 城鄉聯系日益增強[2]。在此背景下, 農業與鄉村的價值得到重新認識[18], 鄉村不但是農業生產的地方, 還包括生活品質、社會穩定、文化傳承等眾多層面, 意味著鄉村發展評價可以從功能視角切入。
具體到鄉村振興, 以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為目標, 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為內涵, 均對應特定的鄉村功能: (1) 產業興旺, 側重鄉村的生產功能。鄉村作為農產品生產區域而客觀存在, 具有絕對的生產優勢, 其中, 糧食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 蔬菜、水果、油料等其他農產品對于保障食物安全及提供工業發展原料具有重要意義。此外, 非農產業取代農業成為鄉村地域主導產業是世界各國鄉村發展的普遍趨勢, 中國的鄉鎮企業曾經占據國內工業產值的半壁江山, 直到現在仍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休閑農業、鄉村旅游等新型業態則呈現蓬勃興起態勢。 (2) 生態宜居, 側重鄉村的生態與閑暇功能。全球驅動力與地方響應的相互作用, 使得城市只希望農村提供廉價食物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 優美的自然環境等新的需要與期望開始出現[27], 農業可再生資源管理、農業生態系統保護、農業環境治理等領域符合各方期待。 (3) 鄉風文明, 側重鄉村文化傳承功能, 含鄉村文化自信與自強。優良的傳統美德、豐富的文娛活動、可及的文化設施、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 等等, 既是鄉愁所及之處, 也是文明安放之所。 (4) 治理有效, 側重鄉村社會穩定功能。一方面, 鄉村主體需要合理有效地表達自身需求, 提高鄉村發展的參與性;另一方面, 需要通過有效治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提高社會公平程度, 增強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的獲得感。 (5) 生活富裕, 側重鄉村主體發展功能。發展并非戰略、現象或原則, 而是一個不僅滿足基本需求, 還包括個人自由與自我實現的過程[28-29]。農民作為鄉村地域的主要行為主體, 鄉村發展應有助于實現鄉村主體自身的發展。
1.2 指標體系構建
該文實證研究將在省域尺度展開, 指標體系構建遵循以下原則: (1) 對接國家戰略原則, 以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5個維度為基礎, 結合多功能理論分析, 設計具體指標; (2) 凸顯地域差異原則, 考慮各地鄉村發展的差異性與地域分工的必要性, 僅選擇共性的發展指標, 剔除如人均糧食產量、機械化水平等難以反映區域差異與地域分工的指標; (3) 抓住關鍵環節原則, 指標選擇盡量聚焦國家食品安全、農業綠色發展、主體培育、全面小康等關鍵領域與重點環節; (4) 便于實際操作原則, 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 盡可能選取可以獲得、具有權威性的分析指標, 同時, 盡量選取比值類指標, 避免規模差異對評價結果的影響。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
多功能理論視角下的中國鄉村振興與評估
注:“*”, 農戶收入多樣化指數借鑒產業多樣化指數測度方法, 使用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簡稱HHI) 的倒數, 即DIi=1/∑jS2Ij其中, DIi為i省的收入多樣化指數, j為收入來源, 包括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 Sij指第i省第j種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 部分省份無2015年份地區村委會選舉情況數據, 采用2014年數據進行替代, 其他省份使用兩年均值;“***”為2014年數據;“****”, 鄉村65歲以上人口數量來源于1%抽樣統計數據, 相應值乘以100得到各省鄉村65歲以上人口規模;X6、X11、X12為逆向指標, 將根據參考文獻[30]做相應調整
1.3 數據來源與評估方法
該文研究在省級尺度展開, 不包括缺失相應統計數據的西藏、香港、澳門與臺灣, 最終共有樣本省份30個。除表1附注中特別說明外, 研究時點均為2015年。數據來源為公開出版的統計資料, 包括《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農業發展年鑒》《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
該文采用熵值法來確定各項指標權重。該方法根源于熱力學, 指標變異程度越大, 該指標提供的信息越多, 其權重相應越高, 反之則反是。熵值法具有高于層次分析法和專家經驗評估法的可信度, 適宜于對多元指標體系的綜合評價, 包括數據標準化處理、測算熵值、計算差異系數、計算權重等具體步驟, 詳細測算方法見參考文獻[30]。
在鄉村振興評價的基礎上, 嘗試從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城鎮化水平、地方財政能力來簡要分析鄉村振興分化的原因。由于研究樣本數量有限, 難以采用嚴格的計量經濟模型來分析各因素的具體影響效應, 該文利用Pearson相關系數來檢驗鄉村振興及其5個維度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該系數取值介于-1~+1之間, 絕對值越大, 相關性越強。進一步地用t統計量來檢驗相關系數是否顯著, 若t檢驗顯著, 則拒絕零假設, 認為兩變量之間顯著相關, 否則認為兩變量之間不存在線性相關關系。
2、結果與分析
2.1 鄉村振興評價結果分析
2.1.1 總體特征
測算結果表明, 各地鄉村振興水平存在較大差異。30個省市中, 北京市最高, 達0.924, 山西省最低, 為0.635, 各省均值為0.774。分地區來看, 東部地區最高, 平均為0.841, 10個省市中有7個省市位居全國前10名, 僅河北省的鄉村振興水平居于后1/3;西部地區次之, 為0.756, 其中青海、寧夏、新疆居于全國前列;東北地區較低, 平均得分為0.743;中部地區最低, 均值為0.712。總體看來, 東部地區的鄉村振興水平明顯領先于其他區域, 其中, 東部地區生態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程度普遍較高, 成為支撐該地區鄉村振興水平的重要來源, 產業興旺、鄉風文明則不具有優勢。
2.1.2 分維度特征
從產業興旺維度看, 在我國傳統農業大省中, 江蘇、山東是我國糧食主產區中位于東部地區的其中兩個省份, 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湖北均為我國重要的商品糧油生產基地, 新疆近年來農產品生產地位持續上升, 棉花、瓜果、畜禽等產品在全國獨具優勢, 海南、廣西則為我國重要的冬季瓜菜和熱帶水果生產基地、海洋漁業基地, 支撐了這些省份以農業為核心指標的產業興旺水平。其他傳統農業大省, 如河南、河北、安徽、湖南、江西、四川, 產業興旺水平居于全國中游甚至后列。主要經濟發達省份中, 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發達省份的產業興旺評價結果均居于全國后列, 與該地區發展水平并不一致。
從生態宜居維度看, 總體上呈現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逐級遞減趨勢, 尤其是東部地區, 生態宜居得分為0.223, 明顯高于其他地區。東部各省中, 除河北外, 其他9個省份均居于全國前列, 其中北京、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等8個省份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已經進入了先發展、后治理的治理階段, 在農業綠色發展、農業環境保護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加之這些省份本身財政實力雄厚、農村人口密集, 相比人口密度較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西部與東北地區而言, 其對農村地區進行轉移支付的能力較強, 單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成本較低, 支撐營造了這些省份良好的人居環境;海南省經濟發展相對落后, 但生態宜居評價得分較高, 考慮到另外一個得分居于前10名的廣西也位于全國最南方, 可能的解釋是氣候與自然生態條件更為適宜, 帶動了該省的生態宜居水平。
從鄉風文明維度看, 西部地區最高, 為0.279, 東部 (0.222) 、中部 (0.208) 與東北地區 (0.225) 差別不大。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東部地區, 鄉風文明得分不具優勢, 經濟發展最為落后的西部地區, 鄉風文明得分反而最高。除了文化娛樂設施可及性指標尚待商酌外, 可能的原因是鄉村經濟發展并不意味著鄉風文明的同步跟進, 相反, 受農戶生計非農化、收入增長背景下的鄉土觀念轉變等多重因素影響, 發達地區的傳統美德與農耕文化可能受到更大沖擊, 鄉村成為難以承載鄉愁的故鄉, 例如, 衡量鄉村傳統美德的離婚率指標, 東部地區僅有海南、廣東、山東3個省的離婚率較低, 傳統美德排名居于前10位, 而農民受教育程度、文化娛樂活動的可及性、農村居民人均文化娛樂消費支出則分別有4個、7個、7個省份位居全國前10名。
表2 2015年各省鄉村振興水平
多功能理論視角下的中國鄉村振興與評估
注:深色、淺色與白色底色, 分別表示排名前1/3、居中與后1/3的省市
從治理有效維度看, 該指標在各省區之間的相對差距最小, 評價得分最高的天津市是最低的貴州省的1.5倍。總體看來, 排名靠前的省份主要位于東部與東北地區, 中部與西部地區相對較低。用投票率衡量的鄉村治理參與程度在各地區之間的規律不明顯, 城鄉收入差距指標表現良好的省份主要位于東部 (5個省前1/3, 5個省中游) 、東北 (2個省前1/3, 1個省中游) 、中部 (3個省前1/3, 2個省中游, 1個后1/3) 。用于衡量城鄉生活差距的鄉城消費比、用于衡量城鄉一體化治理程度的城鄉低保平均標準比, 東部地區則明顯走在了全國前列, 各有7個省市居于全國前1/3, 其中, 城鄉消費比主要受經濟實力、發展階段的影響, 而城鄉低保平均標準比, 則更多地體現各地城鄉一體化治理意愿與能力。東部地區采取了更加公平的治理措施, 增強了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的相對獲得感。值得注意的是, 用于衡量農民安居樂業程度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比值, 中部地區6個省份均排名后1/3, 作為我國傳統的農業勞動力外流地區, 中部地區農民的職住分離比例較高, 安居樂業程度相應較低。
從生活富裕維度看, 評價結果與鄉村振興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共同富裕程度各有8個、6個、8個省份居于前1/3, 僅有海南省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指標居于后1/3, 西部地區則明顯落后, 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共同富裕程度各有8個、5個、8個居于后1/3。用平均每百戶擁有的移動電話數量衡量的農村生活信息化程度, 新疆最少, 平均每百戶擁有的移動電話數量也達到了174.4部, 因此, 該指標在各省區之間的分布規律并不明顯, 西部地區甚至擁有一定優勢, 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各有2個、1個、6個、1個省份排名前1/3。考慮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就業以及人口老齡化趨勢, 以養老床位衡量農村公共服務能否有力支撐農村老有所依, 測算結果表明, 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各有4個、2個、3個、1個省份居于前10位, 規律同樣不明顯, 其中, 北京市、上海市近似計算的平均每一個65歲以上人口分別擁有0.10個、0.05個農村養老服務機構床位, 其他省份均不足0.03個, 多為0.01個。剔除該項指標測算時可能存在的系統性的單位誤差, 各省之間的相對差距仍能反映北京、上海以外的其他省市的農村養老服務相對較為薄弱。
2.1.3 影響因素分析
Pearson相關系數分析結果表明 (表3) , 各影響因素的預期效果及其顯著性基本符合預期。具體而言, 鄉村振興水平與城鎮化發展階段、地方財政能力顯著正相關, 與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的關系不顯著, 驗證區域經濟發展與地方財政實力是驅動鄉村振興的重要來源, 資源稟賦較為豐腴的傳統農區, 其鄉村振興水平相對較為落后。從鄉村振興的各個維度看, 產業興旺僅與資源稟賦顯著正相關, 與其他因素的相關關系均不顯著, 主要是因為本文構建的產業興旺評價指標側重農產品生產及其衍生產業, 而耕地是農業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生態宜居與各項影響因素的關系均顯著, 與資源稟賦的關系顯著為負, 這與傳統農區化肥農藥投入較高有顯著關聯, 也因資源稟賦較為豐裕的地區, 大多人均GDP、城鎮化率與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較少, 仍處于先發展后治理的發展階段。鄉風文明與發展階段存在較為顯著的負相關系, 與城鎮化率、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負相關但不顯著, 驗證經濟發展并不必然增強鄉風文明, 甚至還可能造成鄉村美德與農耕文化的倒退。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與各因素的相關關系均符合預期。
表3 Pearson相關系數分析結果
多功能理論視角下的中國鄉村振興與評估
注:“***”、“**”、“*”分別表示在0.01、0.05、0.10的水平下統計顯著 (雙尾) , “ () ”內數字為雙側顯著性水平
2.2 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分析
該文在兼顧數據可獲得性的條件下, 嘗試從多功能視角構建了省域尺度的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 評價結果總體上符合各省市的實際發展情況, 其中部分指標還可以根據評價尺度與數據獲取情況做進一步的斟酌完善: (1) 產業興旺指標主要考慮了農產品生產、農產品加工、農業服務業與第一產業總體情況, 并通過農戶收入多樣化指數來反映鄉村地區日益多樣化的經濟活動。由于農戶收入可以通過外出打工等渠道獲得, 無需局限于當地, 因此, 該指標體系未能充分考慮鄉村旅游等農業農村直接延伸產業, 以及雖布局于農村地區但與農業關聯不大的其他非農產業的發展情況, 后者正是浙江、廣東等省份的優勢所在;即便如此, 評價結果同時也可以得出一項重要結論, 即傳統農區難以通過主要依賴農業發展來全面振興鄉村。 (2) 鄉風文明指標中, 文化娛樂設施的可及性選取了單位鄉鎮擁有的綜合文化站數量, 可能難以完全反映農村公共文化娛樂設施建設情況, 以及農村尤其是發達地區農村的文化娛樂半徑超過鄉鎮地域的情況, 從該項指標數值來看, 盡管各省之間差別不大 (湖南最多, 平均每鎮1.457個, 青海最少, 平均0.984個) , 但東部10省市中仍有上海、北京、浙江、河北居于后列, 與實際感知存在一定差異。 (3) 生活富裕指標中, 采用平均每百戶擁有的移動電話數量來衡量的農村生活信息化程度, 評價結果出乎預期, 西部地區該項指標的表現相對更為良好, 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該項指標沒有考慮手機質量, 且移動電話在全國范圍內已基本全面普及。此外, 新型經營主體發展、農村社會治安、農業科技貢獻等指標也宜成為評價對象。
2.3 多功能理論視角下的鄉村振興探討
鄉村是集農產品生產、社會穩定、生態涵養、文化傳承、主體發展等多重功能于一體的與城市相對應的地理區域。隨著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快速發展, 鄉村已由昔日的相對重視農產品生產與農民社會穩定, 轉向更加強調農業與鄉村的多重功能, 為面臨就業非農化與居住城市化壓力的鄉村發展提出了明確需求, 也為鄉村實現振興提供了良好機遇。
在農業與鄉村眾多功能中, 農產品生產等部分功能可以主要通過市場手段, 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而像食物安全、生態涵養、農村社會穩定等眾多功能, 則具備純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特征, 需要通過政府介入來解決市場失靈。例如, 分析各地產業興旺與鄉村振興評價結果, 可以發現發達地區在以農業為核心指標的產業興旺評價結果中并不具有優勢, 而鄉村振興總體評價結果仍居于前列, 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發達地區通過非農產業發展帶動了整體的鄉村振興水平, 農業地位相對重要的傳統農區, 其鄉村振興水平則相對落后, 這表明, 在農業之外做足文章, 帶動鄉村地區發展, 既是趨勢, 也可取得良好效果, 但考慮到農業的戰略地位、落后地區的主導產業仍為農業、以農業為主體的鄉村生產活動難以全面支撐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在全國層面、區域層面統籌考慮農業與非農產業功能, 并通過轉移支付等途徑顯化傳統農區價值, 提高鄉村振興整體水平。
由此, 針對鄉村振興的多重功能目標及其公共產品屬性, 鄉村振興戰略需要瞄準提高農村吸引力與競爭力, 重視做好以下工作: (1) 突出規劃引領, 盡快制定各級鄉村振興規劃, 統籌謀劃各類功能 (公共物品) 的需求規模、均衡途徑與保障措施; (2) 強化地域分工, 立足資源稟賦、區位條件與城鎮化發展需求, 宜農則農、宜特則特, 因地制宜采取多樣化的鄉村振興模式, 在微觀尺度上實現“一村一品”、“一村一景”, 在宏觀尺度上實現適度規模化、集群化發展; (3) 充分挖掘鄉村多功能價值, 針對部分具有非競爭性但可較容易做到排他性的俱樂部物品 (如鄉村閑暇價值) , 可以在產業投資負面清單的基礎上, 建立健全配套環境, 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鼓勵社會資本有序發展適應城鄉居民新需求、農民充分參與和受益的有機農業、創意、電商、康養、旅游等新產業新業態, 健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 推動農業向二、三次產業延伸; (4)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建立與比較優勢相匹配的發展格局、以地域功能為導向的制度體系, 健全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充分顯化地域功能價值的財政支農與轉移支付機制。
3、結論與討論
該文引入多功能農業與鄉村理論, 拋磚引玉構建了包括5個一級指標與25個二級指標的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 并采取熵值法評價了2015年全國分省尺度的鄉村振興水平, 得出以下結論: (1) 鄉村振興水平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 東部地區最高, 西部地區、東北地區次之, 中部地區最低; (2) 鄉村振興水平較高的地區, 生態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評價得分普遍較高, 產業興旺、鄉風文明的優勢則不明顯; (3) 鄉村振興評價結果總體上符合各省市的實際情況, 表明基于功能視角的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是科學可行的, 但受數據可獲得性影響, 該指標體系對非農產業發展、新型經營主體培育、農村社會治安等指標的考慮尚顯不足, 文化娛樂設施的可及性等個別指標還可以進一步斟酌完善。
當前, 我國正處于全國上下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階段。研究制定一套反映鄉村振興科學內涵、體現當前工作重點、具有地區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 對于各地診斷鄉村發展問題、監測鄉村振興進展、支撐完善鄉村振興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參照精準扶貧領域的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鄉村組織實施的工作機制, 鄉村振興評價宜在省、市兩級尺度分別展開, 具體評價指標則可結合數據可獲得性和地域特色做進一步的修改完善。
鄉村是集農產品生產、社會穩定、生態涵養、文化傳承、主體發展等多重功能于一體的地域空間。農業與鄉村的多重功能為其鄉村振興提供了良好機遇, 但由于鄉村功能的公共產品屬性, 需要通過規劃引領、地域分工、鄉村多功能價值顯化、加大政府投入等多重手段, 提升農村競爭力與吸引力, 實現鄉村振興目標。推進鄉村振興的配套環境評價, 以有效監測鄉村振興進展、科學推進鄉村振興工作, 也值得關注與嘗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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