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浙中Y村為例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村莊精英與群眾的互動邏輯發生了多重變遷。對當代鄉村內部治理而言，精英劃分的關鍵不是體制內外、來源、職業，而是村莊中與群眾關系的聯結基礎。依照與群眾聯結關系的強弱可以把精英劃分為強關聯基礎的聯結型精英與弱關聯基礎的原子化精英。聯結型精英的聯結紐帶呈現多種結構模式，糅合了傳統家族與現代組織的特征。而原子化精英雖無強聯結關系網絡，但是憑借其強資源影響著村莊治理。原子化精英與聯結型精英在社會轉型中都出現了自我主體性強化的形態，利益性策略代替共同體原則。如何重構精英與群眾關系成為鄉村治理的主題。
關鍵詞：鄉村治理；聯結型精英；原子化精英；利益性策略
一、問題的提出
在對鄉村治理精英群體的分析中，研究者一方面認為該群體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治理精英長期穩定地占據村莊公權力位置；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村莊治理中新人、能人不斷地代替村莊已有精英的位置，治理精英群體出現較大的變動性。如何解釋兩者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的現象，學界的研究對此做區別對待。持精英穩定論的觀點認為中國鄉村社會是鄉土熟人社會，熟人社會中容易形成人與人之間的穩定性關系與默契，村干部因為政策性的互動關系被全村村民所熟悉和認同，于是選舉中選來選去就是這幾個人；當然，現代國家政權下沉也造就了地方社會治理的穩定性，尤其是“政黨下鄉”之后，在基層建立黨支部，成為村書記之前一般都有長期的村工作經歷，憑借組織權威與個人關系，書記都具有長時段的穩定性；而持精英變動論觀點的學者則認為基層政治的吸納與地方社會力量的“賄選”導致了村莊精英群體的不穩定。新時期國家要求一些致富能人進入村莊帶領村民共同致富，強調黨員帶頭致富、帶領致富的雙帶方針使得各個地方積極吸引先富能人入黨、參政。另一種解釋村莊治理精英中的闖入者則是村民自治選舉中的不確定因素，部分經濟精英通過“賄選”的方式成功進入村莊干部系列。近幾年來，村民自治選舉平臺以及城鎮化的進程激活了鄉村精英參與治理的熱情，一些原本游離于村莊政治之外的人物也紛紛回到村莊，出現了“富人治村”以及“賄選”等現象，有些研究者指出某些地區的村莊基層政治被一些灰黑勢力所入侵與支配。
在村民自治選舉制度的框架下，村莊治理精英的穩定性問題實質上可以歸納為精英與群眾之間聯結關系的穩定性。精英與群眾聯結關系穩定則會增強村莊治理精英位置的牢固性，精英與群眾之間關系松散，或者說村莊中個體具有非常強的自我中心主義，則會造成選舉的不穩定性與治理層的變動。賀雪峰認為在一個強社會關聯度的村莊中，村莊內部的互動頻繁與關聯度較高，治理精英一般也相應比較穩定；而在原子化或者低關聯度的村莊中，則是村民以個人為中心，相互之間比較陌生，因此村莊中治理位置就會出現變動性比較大的情況。而較多的學者則是從村莊選舉的角度剖析村莊中精英與村民的互動，仝志輝在村民選舉的研究中，對村莊社會關聯的概念做出進一步的界定和豐富，他把社會關聯劃分為集體社會關聯和群體社會關聯，兩者在資源流通和認同性質不同，接近、利用資源和認同的方式也不同。而精英在村治選舉中的優勢在于他們是社會關聯中的支配者，他們具有調動社會關聯和動員群眾的能力。派系是村莊選舉中村民與精英之間形成聯結紐帶的一個主要變量，賀雪峰把派系總結為兩個重要特征：第一，派系圍繞核心人物運轉，核心人物的競選與退出直接觸發派性。第二，派系內部所有人只與核心人物發生關系。孫瓊歡認為村莊派系政治是鄉村治理的隱蔽機制，派系是人們以特定的關系為紐帶聯結起來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現實功能的非正式組織，她總結了派系政治的幾個特點：低烈度性、間歇性和地域性。盧福營則進一步提出，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建構起一種以派系為核心，主要按利益關系的大小和緊密程度向外擴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村莊公共權力基于派系關系進行配置。吳思紅從村莊派系的具體發生運作機制出發，認為現代利益關系為主導的多元派系格局正在形成，而派系力量的大小與其社會資本擁有量呈現正向關系，派系力量對比結構的均衡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村莊權力結構的穩定性。
有關村民與精英之間互動的解釋存在兩種主要偏向：一種是村民中心論，從村民個體化與原子化著手，認為當前精英與村民的互動多以分散的、個體式互動為主，因此也衍生了村莊中精英與村民的個體利益交換；而另一種則偏重精英的動員與支配，群眾被精英所控制并在行動中服從精英的指令，精英之間的分歧與沖突演變為派系沖突。精英主導論與群眾分散論，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現有農村社會中群眾與精英之間的關系，是對已有的一些農村地區經驗的總結。但是，兩者都過于偏向一端，忽視了農村社會中群眾與精英之間關系的復雜性與動態性，尤其是通過長時段與詳實細致的考察，可以看到農村社會中群眾并不是純粹的“馬鈴薯”化，或者說就是精英的木偶，他們或多或少會受到農村社會聯結關系的制約，在他們的日常行動中也會因為聯結關系而產生一定的集體行動能力。本文通過浙江中部地區一個村莊中精英與群眾互動關系的考察，闡述農村精英與群眾存在著不同的聯結范式，在下層是比較穩定的團結關系，而在上層則是具有松散型的交互關系。下層的聯結漸趨于小型化，造成精英的多元性與分散性，但是小型的團結模式仍然是村莊政治行動的基本單元。村莊上層精英則開始凸顯原子化，他們在村莊內的聯結紐帶較為薄弱，與群眾的互動較少。但由于他們擁有較強的外部資源，可以通過資源輸送的方式與村莊內聯結型精英形成共治。
二、調研區域與村莊治理精英變動
（一）調研區域
本文的資料來自筆者對浙江中西部地區一個行政村近20天的調研。Y村位于所在市區南面，與鎮政府相距3公里左右。Y村在2005年由4個原先的自然村合并而成。4個自然村按照規模大小依次為王村、高村、姚村與方村。Y村村本部坐落在王村，王村人以王姓為主。Y村共下轄17個村民小組，733戶，2125人，其中農業人口2057人，耕地面積1692.1畝，其中水田面積1355.3畝、旱地336.8畝、林地面積6975畝，2015年村集體收入107.71萬元，勞動力總數1268人。
2005年Y村合村時，村干部并沒有經過選舉，而是上級鎮政府任命過渡性班子。Y村書記由王村本部書記擔任，村主任由高村原書記擔任，其他兩自然村的書記被暫時安排為大行政村的副書記，原村主任被安排為合村后的副主任。2006年Y村開始村民選舉，書記和主任基本上由王村本部的人擔任。按照一些村民的說法，王村本村的擔任書記與主任是無法改變的基本事實，“沒辦法的事情，小村選票肯定沒有本村的人多”。梳理Y村在合村之后的歷屆村干部構成情況，除了2005年合村的特殊性之外,以后歷屆書記與主任都基本固定在王村人身上。
不僅村主職干部在近十幾年內是由王村的人擔任，在村黨支部與村委兩委干部組成中絕大多數委員也來自王村。現任黨支部委員會由5人組成，其中3人來自王村，村民自治委員會由6人組成，其中5人來自王村。這樣的村莊治理人員結構，其實也是村莊內大自然村與小自然村對比的結果。
（二）精英更替
相比較合村之后大自然村精英主導型優勢，村莊治理精英群體也開始發生變動，新興的村莊精英開始替代傳統干部成為村莊治理的主體。在2009年Y村的村民自治選舉中，在外經商多年的王華回到村里參加選舉，并且競選成功。而他的主要選舉對手，則是一個任職長達20多年的村干部——王長文。2009年的選舉，被村民普遍認為是老干部與新面孔之間的一次較量，為了拒絕這個新面孔的進入，村里的老干部抱成一團排斥新的精英，但是最終2009年的選舉卻是新的精英成為村委會主任，同時他的當選也讓村委會組成人員發生了改變，已有的傳統型精英治理格局正不可避免地面臨新的沖擊和瓦解。
2009年選舉后的村干部組成結構中，以王華為代表的新一批精英力量開始逐漸形成。例如村婦女主任周云是某企業集團的經理，方某自己家在村里一直經營著一家織布機廠，而王建與其他人合伙在鎮里與市里做一些承包工程。這3人都是村里之前從未當過干部的人，他們與王華一起在Y村的治理結構中形成一股新的精英力量。
在2013年Y村的村主任又面臨新對手的挑戰，這個對手不是出自已有村干部的隊伍，而是一個完全與村莊治理并無多大聯系的人。
王學富是王村三組的人，一直在外面做企業，在村莊內的熟悉度也僅限于自己小組內，但是在２０１３年村莊選舉時，他卻突然冒出來要參與村主任選舉。據很多村民說，王學富出來參與選舉，本來有很大的聲勢要蓋過現任村主任王華，但是在選舉的關鍵時刻，王學富出了事情，因為參與賭博輸了幾百萬，這些消息在選舉的時候迅速在村莊內流轉，于是很多村民對他產生擔憂與懷疑，因為賭博輸了錢，會不會當選村主任之后變本加厲地想著撈錢。最終王學富的挑戰并沒有成功，王華確認與鞏固了自己村主任的位置。
Y村兩屆的選舉說明當前農村治理中正在醞釀和發酵治理精英群體變動。這部分新興的精英群體進入村莊，或帶有一些村莊內部自身因素的影響。但是以王華、王學富為代表的典型精英，則意味著村莊治理中并無聯結基礎的外向型、原子化精英沖擊與影響著現有村莊的治理結構與形態。在Y村原子化精英與聯結型精英既表現沖突的一面，又開始出現融合的共治性一面。傳統的鄉村治理精英或是借助于社會自身發育的權威，或是借助于國家權力體系的延伸；而在當代鄉村社會，外向型原子化精英則是一種自主的群體占據著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接觸點，他們很早就外出經商，在村莊中并無較強的聯結基礎，但他們迎合了國家轉型期間鄉村社會治理中的形勢，借助于自身的強資源優勢可以貿然闖進村莊治理中，構成了較為獨特的治理。
從注重個人的階級成分與政治忠誠向注重個人的致富能力轉變，鄉村治理中對村干部的考量標準已悄然發生變化。賀雪峰認為富人治村既是村莊經濟社會分化的產物，也是農村基層治理制度安排促成的結構。盧福營認為改革開放前一元集權治理模式存在諸多弊端，改革開放后，社會自主性得到釋放，隨著社會分層與社會力量的興起也導致了村莊的分化，而以經濟能人為代表的治理精英則可以有效整合社會力量，實現精英主導與群眾參與的有機結合。研究者過于關注精英的身份與職業差別，而忽視了其背后的關聯機制。換句話說，當前鄉村治理的關鍵性因素不是富人、能人、政治人等身份上的區別，而是精英與群眾是否有聯結基礎，能否與群眾形成一種結合性的關系。但是現實中，我們看到一些精英可以擺脫聯結關系的制約，在沒有群眾基礎的前提下依然可以進入村莊治理序列。這就需要對不同類型精英的生成機制與治理策略進行具體分析。
三、聯結型精英與原子化精英
在村莊長期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精英與群眾的互動形成不同的聯結類型。因血緣、親緣關系擴展所形成的群眾聯結是基于初級關系擴展，初級關系中人們具有較強的情感聯系，聯系較為緊密，因此此類精英與群眾的關系網絡較為穩定，但是漸趨于小型化的趨勢。而因黨組織培養中所形成的普通黨員與黨組織干部之間的個人庇護和忠誠關系網，則是因為組織關系中特定的福利與分配體系而形成，同樣也形成了精英與普通黨員之間的聯結關系。在村莊中因雇傭關系而形成的“資本—勞動”關系是典型的次級團體關系，村莊中個人之間的互動因雇傭而形成“精英—群眾”的聯結關系網絡同樣也構成村莊中部分群眾的一致行動能力。
不同性質的聯結會影響精英與群眾之間的聯結度，因初級關系所形成“精英—群眾”網絡關系較為固定和緊密，因此能夠長期影響村莊的治理結構，但是這一關系網絡隨著家族的瓦解和個人主義的邏輯逐漸趨向于小型化。而以黨員培養關系和企業雇傭關系所形成的次級關系則相對具有變動性和流動性，尤其是雇傭關系結合而成的聯結隨著企業聘用和雇傭本村人的情況而定。但是，無論是初級關系還是次級關系所形成的聯結網絡，利益交換已經開始嵌入互動中，導致精英與群眾之間具有較強的工具主義傾向
（一）聯結型精英類型
1.家族依附型的家族精英
Y村姚村一位姚姓老人非常強調自然村內的勢力關系，所謂的勢力關系最主要的是親戚關系。如他所說“現在村子里面親戚關系掛頭，房頭關系不講了”。姚村親戚關系勢力大的人家姓馮，馮國是這個家族勢力的精英代表。馮國的勢力大并不是說自己家門的勢力大，而是來自姻親關系結合的家族關系網。具體來說，馮國的勢力來源于三個比較大的家門，馮國有4個兄弟，他的親家有7個兄弟，而親家的丈母娘家也有8個兄弟姐妹。這樣由3個龐大家門所形成的家族關系網因為村內通婚而形成比較固定的聯結基礎。因此，在姚村，馮國是比較典型的一個精英代表，姚村內部的事務必須馮國介入。
血緣、姻緣關系所形成的群團結合方式曾經左右了村莊政治結構與治理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的家族文化仍然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主要對象，無論是對家族文化的延續性研究，還是家族或者宗族性力量對鄉村政治影響的研究，其實都說明家族政治在中國農村社會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不管如何，諸多研究者也承認現有的家族關系在社會轉型、市場經濟中發生巨大的轉變，宗族作為一種觀念意義而存在，而群體行動單位的宗族或者家族性構成規模逐漸縮小，在Y村三代以內的認同比較強一些，超出三代以外則并不具有影響力。以房族為例，Y村的房族關系已經非常淡薄，村民很難對自己的房族關系有清晰的界定，甚至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姓氏有多少個房。Y村中唯一對自己房頭關系內家戶非常清楚的，是因為這個房頭只有10戶左右人家。
家族性因素的衰退，造成了村莊政治中群體社會團結模式的多樣化，也造成了村莊內部精英來源的多樣化。在最基礎的村莊底層結構中，以姚村馮氏形成的小家族關系是村莊小組中比較突出的聯結單位，但是這種家族聯結僅僅只是在自然村與小組內具有影響力，缺乏村莊整體性的影響。
2.政治庇護聯結型的黨組織精英
政黨下鄉之后不可避免會遇到村莊中社會性因素的滲透。基層黨組織的網絡雖然是自上而下建構，在組織體系培養中也衍生出一種依托黨員培養、入黨介紹而形成的上下級互惠關系聯結。華爾德就認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單位中領導與個人會結成關系網，“黨的基層組織在忠誠的基本群眾里發展出一套固定的關系網。這些基本群眾以他們的忠誠與支持來換取職務上的提升以及其他方面的獎勵，結果是一套高度制度化上下互惠關系網的產生”。Y村的高村自然村顯然具有強庇護關系網所形成的精英聯結網絡。
高村章友長期擔任高村的村主任兼書記，然而，章姓在高村其實只是一個小姓。高村有4個村民小組，共200多戶，600多人，其中孫姓是第一大姓，共有150戶人家，大概450多人，而章姓只有40來戶，100多人。章友擔任高村主職村干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高村村莊政治的歷史延續，章姓長期擔任高村黨組織的負責人。表3是合村之前高村自然村黨支部書記的歷屆任期狀況。
1970年以后，村書記一職基本上都是章姓擔任。而唯一擔任村書記的孫姓人氏也是章友的姑父。章姓通過黨組織以及親族、姻親關系，最終在村莊政治中獲得絕對優勢，合村之后，章友作為村黨委委員仍然是Y村的主要治理精英之一。章友的地位與他家庭長期占據基層黨組織中心的位置相關，他哥哥擔任高村書記達10年，去世之后，又由他擔任高村村主任兼書記。高村黨員的發展與培養，基本由章友決定。也正是在黨員的吸納與培養中，章友建立自己在高村內的絕對支配體系。基于黨組織體系下的庇護—服從關系，章友在高村黨組織體系中形成聯結關系。章友在高村的地位在Y村看來是堅固與穩定的，也正是基于此，Y村的選舉策略中贏得高村的選票，最重要的工作是與章友形成合作關系。但是，除了章友的聯結網絡之外，孫姓家族的聯結關系也同樣存在，但是這樣的家族式聯結網絡漸漸趨于小型化，無法撼動以章友為代表的黨組織聯結關系網絡。村莊黨組織培養體系會形成黨組織負責人與普通黨員之間的穩定聯結關系，但是黨組織關系體系同樣會促成“各種個體化的利益主體暗地里相互勾結，形成跨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邊界的利益共同體，即利益集團”。
3.經濟依附聯結型的經濟精英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與基層非常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Y村家庭小工業經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展起來的。Y村村干部為了鼓勵村民在村內辦廠，提供了一些村莊建設用地。當時的T集團創始人王火就租用Y村王村的倉庫作為廠房，開辦服裝加工廠。服裝加工廠基本雇傭本村的勞動力，在發展高峰期吸納了全村絕大多數的勞動力，雇傭人員數量達到三四百，其中大部分為女性。隨著服裝業的擴展，T集團的產業發展也面臨地理位置、勞動力就業的限制，后期就把集團總部搬到鎮上。
以村莊為基地發展起來的本地型企業形成了特殊的企業內部關系，除了村莊本地人的地緣因素外，還融入現代企業組織中的資本—雇傭關系。在企業組織中，資本方有天然的優勢，從而也導致了雇傭者—本村人與企業主之間產生經濟上依附的聯結關系。企業主在村莊治理中也會施加自身的意志，希望企業員工支持自己的意見。在Y村每次選舉之前，T集團負責人就會在集團內部開一次員工大會，企業主在員工大會上施加自己的影響。毫無疑問，企業組織內的群體行動力因為雇傭關系而強化，在T集團工作的Y村人在企業主的授意下會一致選舉某人。正是在資本—雇傭聯結關系下，T集團的負責人始終在Y村的治理中占有較為重要的位置。
（二）強資源的原子化精英
聯結型精英是村莊在一定依托基礎之上形成的精英，換句話說，他們在村莊是自帶社會基礎的。然而，在當代農村社會的市場轉型中，精英的聯結方式都趨向于小型化和部分化，也就是在農村社會中很難出現一種全村性依托或者是如傳統時期宗族性關系籠罩的局面。精英與群眾聯結網絡的小型化也為一些弱聯結關系的強資源精英提供了可能。所謂的弱聯結關系精英，主要指的是在村莊并沒有依托基礎，自己與村莊內部群眾的聯結關系非常薄弱，但是他們往往在外經商或者做實業非常成功，在外面已經形成一定的影響力，憑借其個人的成功在村莊建立一定的知名度。
弱聯結基礎的精英正是憑借自身的強資源能力進入村莊，同時也契合當前農村基層制度安排的需要。他們依托自身的資源與聯結型精英互動，同時形成了與聯結型精英上下層的不同關系結構，與村莊整體層面的聯結型精英形成一種競爭與沖突，但是與小組內的聯結型精英卻形成交換與合作，這樣不同的靈活策略使得他們能成功躋身村莊治理。
Y村村主任王華在2006年開始有意主動進入村莊治理，但是在那一年選舉時他在村莊中并沒有多大的熟悉度，更重要的是他并沒有得到村莊中一些聯結精英的支持，例如T集團的負責人明確表示不支持。因此，2006年他雖有意參加選舉，但是最終選擇放棄。2009年他又一次參加選舉，雖然也遭到村莊內已有治理精英的抵觸，但是這一次他成功獲得了村莊聯結型精英的支持。國家力量的消退與市場力量的興起，導致村莊內權威的失落，村莊內各種社會聯結基礎成為群眾的主要行動依托。分散化的聯結精英與外向型的原子化精英結合，促成原子化精英不用通過群眾動員而是與聯結型精英的合作方式獲得村莊的治理權。因此，雖然許多村民對王華不熟悉，但是村民所在的家族、企業或者組織團體的聯結型精英卻可以為村民做決策。
村莊中聯結型精英與原子化精英的聯結基礎與村莊關系如下表所示：
四、精英自我主體化與懸浮型治理
從聯結型精英治理到原子化精英的村莊治理，背后是村莊精英作為中間群體的凸顯，村莊精英主體自我化追求占據了村莊治理的主導型。張靜曾經指出基層政權融合傳統鄉村權威和官方身份，構建一個離間于國家和社會的特別集團群體，形成了相對自主的空間。基層自主性的出現首要是精英主體的變革，在已有的鄉村精英主體治理中，傳統熟人社會（宗族、地緣網絡、文化形態）和現代革命政體（階級出身、宣傳與動員）中精英依托于村莊基礎，即使是革命年代的村干部隊伍也是在革命組織的培養下依托村莊社會動員而建構的。因此，無論是社會性還是國家力量，前提基礎都是精英依托于村莊。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與城鄉二元結構的深化，精英主體獨立性與脫離村莊社會的傾向愈加明顯。
村莊上層精英可以擺脫村莊基礎而以個人為中心，可以忽視與群眾的多方面互動，在個體主義基礎上形成的小規模團結模式。熟人社會中團結方式的瓦解，使得村莊精英與群眾的互動方式不再遵循原來的聲望、權威等熟人社會的傳統行動邏輯，而構建以自身群體為中心的利益治理格局。Y村近來所涌現的精英在村莊的熟悉度與認同度并不高，他們不可能花費巨大的時間與精力成本與群眾進行接觸與互動，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他們更多的是與群眾的代表——聯結型精英進行互動與利益交換，從而構建他們自上而下的動員結構。通過與聯結型精英的交換與合作，他們省卻與群眾的互動，從而在短時間內可以在村莊內獲得支持，進而通過選舉進入村莊治理層。在調研過程中Y村村主任對自己與村民的利益交換并不清晰，村里很多居民也對他非常陌生，但是因為聯結型精英的中介作用，兩者之間形成上下合力的結果。原子化精英的確立與聯結型精英的轉型，說明了鄉村社會中精英作為一種群體的自我主體化開始確立，并且當精英群體自身作為獨立主體存在的時候，就對村莊治理產生了多重變奏。
（一）精英群體的自我主體化——在企業主與村干部的身份之間
Y村有11個主職干部，其中村黨支委5名，村委委員6名。除了2個專職老干部之外，其他9個村干部基本都有自己事業。其中書記經營兩家工程招標公司，除了坐班時間可以見到他本人之外，其他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公司，書記也對村干部日常坐班制有很大的抵觸情緒。村主任王華則是在外經商的商人，目前，與他人合伙承包了一家礦場，因為他是合伙人，所以還是有時間在村里坐班。其他的干部有的是自己經營飯店，有的是承包工程。多重身份促使村干部位置的工具化色彩，即有些人通過村干部的身份進入村莊決策層面，進而獲得一些公共資源的決策與支配權力。
村干部的自我主體化導致村干部重心外移，首先帶來村干部與村莊社會基礎的脫離。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村干部以自身的事業為重心，甚至一些村干部自己本人的生活空間也脫離村莊，進入城鎮。其次，生活空間的脫離，造成干部缺乏與群眾較有深度的關聯，村莊內的信息只能通過現代通信工具進行溝通，而缺失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互動，逐漸導致一種熟人社會的空間距離。再次，村干部的多重身份，使得他們在利益權重取向上更多考慮的是自身利益，而缺失對群眾與村莊整體公共層面的考慮。
（二）自我主體化精英內部之間的沖突與協作
當村莊精英呈現自我主體化的邏輯時，村莊內部精英本身維持一種暫時性的利益結構格局。然而，新的原子化精英闖入，在治理精英內部自然會出現從分歧、沖突到共生的過程。Y村從原子化精英王華的進入到王華成為村主任事實的過程中，已有治理精英與原子化精英之間就存在著較大的張力，王華的到來沖擊已有的治理路徑——政治與行政培養體系下的治理精英產生邏輯，因此，讓已老的村干部感覺到自身的危機。老干部對新的村主任并不認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新老治理精英之間無法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村干部內部分裂帶來的后果是村莊內精英治理事務的拖延與虛與委蛇，在諸多事務的決策方面相互之間不能妥協決定。在執行上面的政策時，可以形成一定的行動能力，但是在村莊自主決策事務的時候，經常是開會討論時爭吵與分歧。村干部層面的分裂也帶來了整個村莊自下而上的不滿，例如在村莊有關村鉛礦產承包的集體補償款分發的問題，王村的各個小組長自行開會要求村里回復，因為村干部層面遲遲沒有做出相應決定，導致王村自然村內部各個小組之間的不滿。事實上，一些小組長也明白在村里很多層面上都不能決定事務，所以只能依靠他們小組長來決定或者對村干部進行施壓。
當然，原子化精英具有很強的交際關系能力，他們進入村干部序列，面對內部的分裂也會采取一些非正式手段與已有聯結型精英達成合作。在Y村，新當選的村主任就把村內事務的治理權讓渡給已有老干部，村主任在村莊內部的事務處理以及一些財務問題上并不過問，都有一位村里專職老干部負責。而且，村主任在當選之后，也會利用周末不上班的時間以一起吃飯的方式緩和內部之間的分歧。
（三）妥協性與技術性治理策略
缺乏廣泛群眾基礎的原子化精英也只能在基層治理問題中越來越傾向于利益化的妥協擺平策略，對一些基層問題的考量并不是側重于問題的實質性解決，而是通過利益妥協的方式暫時維持穩定。在Y村修建一條村級公路過程中，因為遇到兩家農戶的阻撓，當時新當選的村主任王華并沒有較強的群眾基礎，于是就自己出現金賠償這兩戶人家因為修路所造成的損失。然而，事實上，村主任自己出了5000塊錢來賠償的行為并沒有解決實質性的問題，這兩戶人家至今仍為村里道路建設提出賠償而進行上訪。可以看到外向型精英并沒有解決社會問題的基礎，他們對問題的解決方式也存在一些簡單化思維，由此也導致了村莊內部問題不斷再生，而且在此過程中，由于治理精英內部之間的不合作與分歧，以及精英群體與群眾之間的距離，使得當前精英治理只能采取一種利益輸送的妥協方式。與原子化精英妥協性治理策略不同，聯結型精英則更多基于一種熟人社會的技術性治理手段，即通過人情關系與非正式的關系網絡化解村莊內部事務。如在該村的環境整治工作，雖然上面有強制性政策，但是在具體實踐中村民愿不愿意配合進行清理，政策并無對村民有實際的促動力，而只能通過村莊的聯結型精英——村組長、老黨員以及家族中帶頭人等去做工作才能奏效。
（四）村莊懸浮型治理
原子化精英進入治理序列，產生了村莊治理的“懸浮”的特征。所謂懸浮，首先是精英自身重心的變革，稅費改革后，精英不再注重與群眾的互動關系，而是偏重于自我工作、自我利益需求，不在村村干部現象日益增多。其次，精英與村莊群眾的脫嵌，精英與群眾之間關系已經產生深刻的變化，原先的干部是從群眾中來，與群眾打成一片，治理精英是內生于村莊的社會基礎，他們來自村莊，其本職工作就是聯系群眾、了解群眾，及時解決群眾所需。而在新時期，治理精英出現轉向，更注重他們自身主體的利益，在公共事務的決策中更加關注于自身從村莊公共資源中所獲得的分配，而進入村莊治理層面的原子化精英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利益輸送方式；在具體的治理工作中，他們也沒有更多的耐心解決村莊內群眾的沖突與矛盾，而是注重以利益輸送方式暫時性地與群眾達成妥協。村莊中的精英相當程度上都已經具有個體功利化的特征，他們相互之間互動和交往的關系也主要來自利益關系的交互。
正是看到當代鄉村治理中精英與群眾的隔離，以及村莊治理精英的懸浮，國家政權為了強化村莊治理精英與群眾之間的互動聯系，在不同地區的農村實施村級干部坐班制。運用制度化的形式逼迫村莊精英與群眾之間的經常性互動關系，然而村級組織的官僚化并不能真正實質意義上解決村干部的懸浮治理，如前文所述村干部來源的復雜化與多重身份決定了他們多樣化的面向，他們不可能一心一意在村委會辦公室坐等群眾的來訪，他們還需要經營自己的企業、生意，這一內在沖突也造成了某些村經營企業的村干部甚至主動辭職的案例。
五、精英類型與相關問題分析
如果從精英類型治理角度審視當前一些農村地區的治理結構，那么，聯結型精英與原子化精英的互構成為當前農村治理的基本構造。聯結型精英與原子化精英在村莊治理中形成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的政治結構，從而也使得村莊政治形成上層個體化與底層小型聯結的格局。
（一）原子化精英與強資源精英的分工治理
原子化精英與聯結型精英的共治結構也給村莊治理帶來了非常有趣的分工，即村莊治理形成原子化精英的資源引進與聯結型精英的具體治理。村莊日常性事務的工作由聯結型精英去具體實施，包括上面的一些任務，如村莊道路硬化、自然水管改造以及村莊環境整治工作，這些工作因為需要村莊的一些具體性知識與長期的熟人互動關系，聯結型精英處理起來比較容易。但是在資源引進與爭取工作中，往往是原子化精英的優勢明顯，他們甚至會把自己私人的資源轉化成公共資源，自己投入一些資源為村莊提供公共服務。另一方面，這些強資源能力的人也善于與鄉鎮和企業打交道，在爭取鄉鎮項目資源下放中具有很強的優勢。以Y村為例，雖然新的村主任并沒有村莊社會基礎，但是在他當村主任期間，卻給村莊爭取了幾個非常重要的項目，從而獲得村民的支持，包括道路硬化，其他幾個自然村道路改造和鄉村水電改造等等，這些項目不僅需要上級資金的扶持，也需要村莊自身的配套資金，還需要村莊進行一些資金募集工作。Y村的新主任，充分發揮生意人的優勢，把村莊中一些在外做生意的人、擔任干部的人發動起來，幫助村莊建設，每年的正月舉辦一次“鄉賢”會，邀請村莊中在外的成功人士回來開一次茶話會。而在資源爭取到之后，在具體的資源運作過程中，例如道路硬化工作涉及一些農戶農田的補償，這些工作往往要通過聯結型精英才能做得通
（二）精英分層與派系政治
從精英與群眾的團結角度分析村莊派系政治，就會發現派系政治并不能構成村莊政治的主體，村莊派系政治本質上是村莊精英分層的產物。原子化精英進入村莊治理激化了村莊內部的選舉，從而導致派系政治凸顯，但是仔細剖析就會發現，所謂的派系只是在選舉中曇花一現。選舉過后，村莊并不會產生大的裂痕，其原因就是派系政治只是村莊上層精英動員中的暫時性表現，有意于村莊干部身份的人通過相互之間的串聯與互動形成選舉交織的場面，引發村莊內部漩渦性沖突，給外來觀察者、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選舉之后，村莊不會因為派系沖突而產生裂痕，其原因是派系政治只是上層個體的精英因為位置爭奪而產生的自上而下的人為分割，并不是底層內部長期的矛盾體現。村莊下層的聯結型組織網絡在長期的村莊社會互動中已經可以吸納已有的沖突與矛盾，村莊下層之間的內部沖突與矛盾他們有自身解決的方式，而且在村莊的語境中，他們大多數時間是相互融合的。
在選舉中，原子化精英與聯結型精英的互動會產生派系的外現，但是在底層群眾里面并不產生裂痕。在村莊中大多數小型聯結網絡的支持是通過上層精英給予的恩惠而形成傾向性的支持，并不是說因為支持誰就跟反對者形成絕對的水火不容。派系沖突只是上層精英個體之間在選舉期間的一種暫時性效應，可能會造成少數村莊精英之間的對抗與沖突，但是很少會造成底層長期分裂，村莊群眾之間因為日常的互動與村莊交往，往往在選舉之后短時間內就會消除派系沖突帶來的影響。而精英動員也使上層精英與聯結型人物之間的互動色彩更加濃厚，也就是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上層之間的動員，即精英動員聯結型組織網絡的支持，村莊上層精英與底層的互動則通過聯結型精英串聯。
六、結語與討論
村莊中為什么有些傳統治理精英能夠長久維系自身的地位，而有些傳統治理精英則消失在村莊治理的舞臺上，一些從來沒有做過村干部、主體生活在村莊之外的經濟能人、富人為什么能夠超越熟人互動邏輯而進入村莊的治理組織中。其關鍵是強資源的原子化精英不僅能夠適應形勢的需要，而且村莊本身的社會基礎也發生了變化，村莊中群體社會團結的單位越來越趨向于小型化，于是村莊中聯結型組織網絡的多樣化，也導致已有治理精英位置的不穩定。在村莊社會基礎與體制基礎的雙重變動下，強資源的原子化精英與多樣化的聯結型精英形成村莊共治的治理結構安排。但是，聯結型精英與原子化精英的治理根基不在群眾基礎，而是“原子化精英—聯結型精英—群眾”式的利益流動過程，換句話說，現有的治理基礎與治理技術都注重的是利益關系網絡，以利益為村莊治理的基礎。分利秩序注重利益交換關系，不可避免造成了治理周期的短期循環，導致了村莊政治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沿海地區的村莊選舉經常會產生選舉沖突或者村主任“一屆一任”的現象。利益分利治理意味著現有鄉土社會中鄉村性質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是鄉村治理精英的脫嵌與懸浮，隨著稅費改革以及項目化治理的實施，鄉鎮基層干部“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圍繞上級制定的命令、政策為中心實施工作。然而，村莊內部的分化與性質變化說明村莊自身也開始進入一種精英脫嵌與底層利益追逐的相互疊加的變革期；其次，底層群眾聯結網絡的一種功利性，在一些政治經濟活動中，聯結網絡被用來作為追求個人利益的手段，正如閻云翔考察中國親屬關系變化得出的一個結論，親屬關系只有“在對村民們追求經濟或政治活動中的個體利益有實際功用時才被喚起”。
與國家治理產生的后果不同，村莊內部所產生的治理精英形態更替以及村莊底層的聯結形式變動將影響鄉村長期的發展路徑。村莊權力的運作出現了村莊精英與底層之間的脫離與隔斷，上層治理精英可以是與村莊沒有多少生活交互與交往度的絕對個體，即使是完全脫離村莊的人物，只要有經濟資源和關系網絡仍然可以成為村莊的治理精英，而底層則通過自身的聯結方式進行隱蔽性的利益訴求。在村莊治理精英愈加趨向于個體化利益追求時，實質上也撬動了整個村莊社會關系的變動，無論村莊上層精英還是底層群眾都面臨著個體主義興起、村莊生活共同體瓦解的困境。由此，底層群眾初級聯結紐帶也因為原子化、個體化而開始出現松弛，一些研究也指出，在家庭結構和代際關系中，個體化已經是既成事實，甚至進而演化為“無公德的個人”。家族聯姻形成的初級聯結是在多子女家庭成長下形成的特殊結構，傳統社會講究大家庭，兄弟之間的關系和睦，就成為家族子女眾多的優勢，這個優勢在地方姻親關系的聯結中被進一步強化。然而，當代農村獨生子女以及他們生活重心的外向化在一定程度上稀釋已有的家庭關系網絡，也就是當長輩們逐漸老去之后，已有的關系網絡就會隨之淡化甚至瓦解。由黨組織關系所形成的庇護型關系網以及現代企業組織的次級群體，成為精英交互的工具性象征，他們因為聯結型精英的強力支配而被脅迫，如被企業雇傭的村莊群眾。
如此情境下，如何重構當前村莊基層權力結構將是一個具有前瞻性和挑戰性的主題。至少從目前村莊權力運作的邏輯來看，吸納村莊中強資源精英依附于黨組織與村莊的集體主義，保持村莊精英與群眾之間的互動性與一體性是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動。而底層群眾如何擺脫舊有的聯結網絡構建新的以公民為本位的組織體系，即農民如何再組織化的問題將是鄉村治理中的一個長久性難題。無論是新集體主義、合作社以及新鄉村建設運動都是為實現底層群眾的再組織化，但是我們也看到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無論是新集體主義或者新型合作社都無法阻擋個體化利益時代的到來，問題的要害正如前文所述，即治理個體化的時代，帶來無法妥協和治理的困境。如何促成農民的再組織化、精英與底層農民的有效互動關系，在村莊權力運作中的核心問題就是新的團結方式產生，即在底層組織紐帶中形成具有底層保護關系的聯結型人物，通過他們的保護型經紀關系構建新的良好治理格局，這也是當前為什么重新呼喚“新鄉賢”、“新鄉紳”的內在邏輯。
作者簡介：朱靜輝，男，溫州醫科大學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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