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人口、就業和經濟的角度看，村莊、鄉土在今天的中國似乎正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后來者，中國會不會步歐美后塵，走一條鄉村消失的現代化之路?本文基于對東中西部三個村莊的田野調查，描述和刻畫了“空心村”“家屬區”和“產業村”這三種變化中的村莊類型，并就鄉土與中國社會轉型的關系做出了初步的探討。
關鍵詞：村莊；鄉土；城鎮化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持續提升。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達到51.27%，之后，繼續保持每年一個點的增長速度，截至2017年達到58．52%。就人口而言，中國已經徹底走出了“鄉土中國”的時代。
城鎮化水平節節攀升的另一面，是村莊數量的大幅減少。在人口遷移、拆村并點、征地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下，中國的自然村數量從1990年的420萬個減少到2013年的280萬個，23年間至少有140萬個自然村消失，減幅高達三分之一。①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從1978年的28.2%，到2014年進入到10%以下的時代。對于廣大農民而言，打工等非農就業獲取的收入在其家庭總收入中的比重也越來越高。
經典的現代化理論早已勾畫了一條鄉土沉淪、城市崛起的現代化路徑，歐美的現代化實踐更是成為現代化理論的現實注腳。在歐美，現代化幾乎等同于城市化，隨著人口向城市的轉移，社會意義上的鄉村走向消失。在今天的歐美，有發達的現代農業，但已不存在共同體意義上的鄉居生活。
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和追求，今天的中國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接近這一目標。從人口、就業和經濟的角度看，村莊、鄉土在今天的中國似乎正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后來者，中國會不會步歐美后塵，走一條鄉村消失的現代化之路？中國是否應該走這條路?這些問題的回答，涉及對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特點的認識，涉及對中國現實資源的盤點，涉及對政策的評估和選擇。
在國務院參事室的支持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自2015年成立課題組，選擇東中西部的三個村莊開展跟蹤觀察研究，迄今已持續四年。四年來，我們以村莊作為基地，跟隨村民們的軌跡，觀察思考他們的生活，也觀察思考村莊的未來。
空心村
河東村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原州區的一個行政村，由東莊灣、劉家塬、張家灣等五個自然村組成，位于中國著名的西海固貧困地區。人口2289人，耕地10399畝，人均耕地4.5畝。這里土地貧瘠，干旱缺水，農田產量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這片土地上仍然有著今天難以想象的貧困。村民們大多居住在箍窯和土坯房中，饑餓是幾乎每一個家庭都面臨的威脅。
改革開放激發了個體生產的積極性，加上新品種新技術的推廣，河東村的農業生產有了較快增長，饑餓問題逐漸得到解決。但是，隨著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及城鄉差距的再次擴大，河東村一帶的農民在生存壓力之下開始外出務工，河東距固原市區18公里，交通便利，村民進城打工成本相對較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河東人就在固原市區的建筑工地上做工，但規模相對較小，大規模的打工潮形成遲至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政府組織的勞務輸出幫助下，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得以遠距離流動，進入東部地區打工。近年來，隨著固原市區的人口增長和城市發展，就業機會不斷增多，很多跨省打工的河東人陸續回到固原市區打工。今天，河東村青壯年人口大多常年在外務工，2016年的問卷調查表明，80后和90后的青年絕大部分都不在村莊，其中80后男青年和90后女青年常年在村的比例更是低至一成(詳見表1)。
河東村民不僅外出務工比例高，而且實現城市定居的比例也很高。以其中一個自然村東莊灣村為例，目前，151戶在籍村民中，有51戶已在城鎮購置房產，約占總戶數的33%，其中在固原市區買房的有45戶。由于村莊在水電基礎設施和家庭生活設施上與固原市區的巨大落差②，離開村莊、安家市區成為外出務工改善了經濟條件的青壯年村民的首選。這一人口遷移趨勢一旦形成就變得難以逆轉。進城安家最初是少數有條件家庭的選擇，在村莊這個熟人社會中，他們的行為具有很強的標桿效果，更多的家庭努力創造條件，追隨著進城。隨著進城家庭形成規模，那些本來無意也沒有能力追隨的家庭，尤其是那些有著學齡孩子的家庭，也不得不被動地進城。河東小學在周邊地區曾經非常有名，在一批負責任有水平的教師帶領下，20世紀70－80年代為村里的孩子們提供了一點也不亞于城市的小學教育，從這里走出來的學生們，不少順利進入重點中學，最后考上名牌大學。東莊灣一個自然村，1983就有6人考上大學，1987年5人考上大學。河東小學規模最大時學生超過300人，但是隨著學齡兒童跟隨家長進城，小學規模不斷萎縮，教育部門的投入也不斷相應減少，與市區小學教育質量的差距也不斷拉大。到2017年，河東小學只剩下7個學生，學校的裁撤已經提上日程。為了不在起跑線上耽誤子女，但凡有一點能力的家長，都選擇在市區租房安家。
從人口、就業和經濟的角度看，今天的河東村是徹底“空心化”了，青壯年離土離鄉，村莊成為中老年人留守的空間，成為媒體熱議的典型的“空心村”。
“空心村”的意義何在?是否只是對于留守的中老年人才有價值?是否會隨著人口的新陳代謝而逐漸走向消亡?我們以東莊灣吳秀福一家為例來展開具體的討論。吳秀福1945年與錢金花成婚建立家庭，育有3子2女，我們權且將他稱作第一代。吳秀福已去世，妻子錢金花健在，今年90歲。第二代的三兄弟婚配組建自己的家庭，各育有3個兒子。第三代的九個堂兄弟均已成家。如今，第四代也開始成長。吳家總共41位在世的家庭成員中，4個女子外嫁，其余37人，目前常年居住在村莊的只有第一代的錢金花和第二代的3個兒子/兒媳家庭(20世紀40－50年代人)，共7人。第三代(20世紀70－80年代人)的9個堂兄弟，2個通過讀大學脫離農門，分別在寧夏大武口和深圳建立家庭。其余7個均在原州城區打工經商，并在那里安家生活，其中3個家庭已經在原州買房，其余4個家庭目前是租房居住。對于吳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來說，生活的重心已經從村莊轉移到城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將來也不大可能再回到河東村生活，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河東村仍然是他們(尤其是第三代)的“中心”。他們每年都會回到村莊看望奶奶(對于第四代來說是曾祖母)和父母(對于第四代來說是祖父母)，他們會在村里過年吃團圓飯，會在清明節給祖父(對于第四代來說是曾祖父)上墳。住在縣城的第三代不會漏掉村莊里親戚鄰居的任何紅白喜事，工作忙時人來不了，“人情”也一定要送到。吳家不過是河東村眾多普通家庭的一個縮影，對于河東村來說，正是像吳家第三代、第四代這樣的“不在場”村民造成了它的“空心化”。然而，這些離散的“不在場”的村民又通過代際關系、人情和社會交往的紐帶，實現了一種特殊形式的“在場”。
空心村平日里安靜冷清，缺乏生機，一副衰敗的景象，但是，只要你有機會在清明、春節等重要節慶的日子走進村莊，就會看到那迥異于平日的景象，你會馬上意識到在“空心化”表象的背后，因血緣和地緣聯系而結成的社會團結從來就沒有真正走遠。2017年暑期，我們在河東調研，恰巧碰到劉家塬自然村的一位老人過世，喪事按照當地習俗舉辦，停館三天，前來吃酒的有三四百人。這是一家在當地再普通不過的農戶，談不上有多高地位多大影響力，這些平日里看不到仿佛是從地底下冒出來的前來吊喪的人，大多是從村莊走出去散布于或鄰近或遙遠城市的村民。
2017年暑假，我們在張家灣自然村發現一座新落成的“文化大院”，起初我們以為是政府的項目工程，后來了解到是這個自然村村民自己集資興建。倡議和組織者主要來自在外地工作的村民，他們中有的早已定居城市，有的還在城市打拼。張家灣主要是張姓人口，上一個清明節，他們像往常一樣回村為自己逝去的親人上墳，有人提出常年在外聯系少，建一座房子供大家清明過年回村聚會用，也為年輕的下一代提供更多接觸的機會。這個提議得到大家的支持，之后大家通過微信群展開更多的討論，確定方案，集資十余萬，很快完成了工程，雖然起名為“文化大院”，不過是為了呼應政府的項目，方便通過審批，村民們打算在新落成大院里安放祖先牌位，將其建設成為家族聚會的空間。
在我們調查的三個村莊中，河東村是一個最晚形成的移民村，社會團結的基礎相對薄弱，離土離鄉大潮曾經削弱了本來就不緊密的社會團結，然而離土進城人員與村莊的聯系從未徹底隔斷，城市空間中尷尬的位置所催生的缺失感反過來又凸顯出鄉土的社會意義，凸顯出鄉土的“根”的意義。這些從鄉土流失的人口，雖然很多人不會再回到村莊工作和生活，卻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維系著與“根”的聯系，不懈地進行著固本培根的努力。
像河東村一樣的“空心村”，會有怎樣的未來呢?時間和代際因素會不會逐漸削弱甚至斬斷流失人口與故土的聯系?可以肯定地說，對于吳家第三代這些出生于20世紀70－80年代的進城村民來說，血緣、地緣、親緣，加上曾經的村莊生活經歷，都使得他們與鄉土的聯系不會輕易松解，即便他們穩定地在城市定居，在未來三四十年，乃至終其一生，他們都是有根的城市人。但是，對于吳家第四代來說，情況就很不一樣了。他們即將陸續步入成家的年齡，但他們大概率不會參加村莊的人情往來，他們沒有村莊生活的經歷，與村莊的聯系主要是通過父母，循著家庭親情這條線索而展開的。吃團圓飯、掃墓、寒暑假下鄉看長輩走親戚，是第四代與故鄉發生聯系的主要形式。相比于他們出生和成長的城市，故鄉有新鮮的一面，也有很多難以適應的地方，吳家第三代的幾個堂兄弟向我們抱怨孩子有時不情愿回老家，“上不慣旱廁，睡不慣土炕”。
“空心村”的未來還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可以預見，如果保持目前的狀況，30－40年之后，隨著代際更替，很多“空心村”會逐漸萎縮，最終走向消亡。但是，政策的因素可能會加速這一進程，也可能會延緩這一進程，甚至可能開創出“空心村”新生的機會。
要想延緩“空心村”衰敗的進程，第一要務是扶助生產，鞏固小農經濟基礎。留守在河東村的很多中老年人，只要還有勞動能力，就可以靠著土地種植，兼帶小規模的牛羊蓄養，維持溫飽以上的生活水平，同時也維持小農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譬如東莊灣的錢大爺，60出頭，兩口子種著二十多畝地的玉米，養兩頭牛，正常年景每年可以有三萬元的收入。隨著年齡增長，像錢大爺這樣的老人勞動能力會逐漸下降，但只要針對小農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夠配套，他們可以維持很長的勞動周期。第二要務是改善生活設施和村莊環境，為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同時也縮小與城市之間的差距，為年輕一代親近鄉土消除障礙。第三要務是社區公共活動的興辦。我們很難讓河東村這樣的村子趕得上城市的收入水平，也很難很快就趕得上下文要討論的東部的珠岙村，我們能做的是讓老人在這里可以找到意義，有玩的、有樂的，激發出社區的活力。
以上三個方面做得好，鄉村就成為留守農民的家園，并成為進城失敗家庭可以退守的根據地③，令人擔憂的是鄉村成為棄地的威脅無時不在。其一是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實際上，在這三個村莊中，我們已經看到一些苗頭。在河東村及其周邊地區，外來資本建立了大規模的蔬菜基地，所種植的產品銷往廣東、香港等地，但所使用的勞動力來自貴州和邊遠地區。盡管這還只是一個開端，但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像錢大爺這樣的村民最后就失去了土地。另外一點是基礎設施的過度投資。河東村這樣的村莊某種意義上不是求大、求快速發展，而是讓一些人有生計、活得有意義。這種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去評估實際的需求，預估未來人口的需求，如果過度投入就會造成浪費。同時也要與生產的需求配合。河東村的老人很多從事自然農業，農場加上養殖業形成循環農業，如果某些基礎設施的興建使得村民沒有辦法養牲畜，結果可能就會打破這種循環。
家屬區
店集是安徽鳳臺縣的一個行政村，由7個自然村組成。位于淮河支流西淝河河畔，距離鳳臺縣城將近40公里，進城交通不便，當地人自嘲為鳳臺的“西伯利亞”。店集人口3457人，耕地5078畝，人均耕地1.5畝。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店集村的外出務工潮就已經形成，大批青年赴上海、溫州等東部沿海地區打工，目前，常年在外打工人數接近一千人，其中21－50歲的青壯年人口占到85%。通過打工，很多店集人大幅度改善了經濟狀況，但是他們并沒有像河東村人一樣將在縣城定居作為首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然將家安在店集。村莊與縣城的距離，打工潮形成的早晚，村莊自身的歷史與團結程度，所有這些因素都影響了村民的選擇。但是最關鍵的因素是，店集早在縣城商品房市場成熟之前就已經規劃建造了新村，為村民提供了一個在村莊居住但人居環境和住家品質并不劣于縣城的可能性。從2005年底開始，時任村支書牽頭規劃建造店集新村，到2008年已經完成最初的兩期小區建設，這些小區由一棟棟二層小樓構成，每棟小樓建筑面積180－200平方米，售價5.4萬－6.6萬。截至目前，新村建設已成規模，占地265畝，建成685棟住宅小樓，全部售出，現已入住500多戶。從2007到2018年12年間，地方政府通過新農村和美好鄉村等項目支持新村基礎設施建設，總計投入1599萬元，新村實現了道路硬化，安裝了太陽能路燈，戶戶通上了自來水。新村后幾期的房屋價格因為成本的上漲而有所提高，按照不同的戶型，價格在10萬到20萬之間，但始終在村民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對于大量外出打工的青壯年來說，店集在很大程度扮演著“家屬區”的角色。最典型的方式是青壯年父母在外打工，將子女留在村莊，由祖輩撫養，完成小學教育。正是因為這種典型方式，店集小學一直維持著較大的規模，教育部門也一直沒有放棄對店集的教育投入。店集小學占地規模3375平方米，有36間教室，各種設施齊全，2015年有13名教師，在校學生數313人。反過來，這樣一所小學的存在，對于青壯年農民做出在村莊安家的選擇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不同的家庭，會根據自己不同的經濟狀況和家庭情況，做出其他不同的安排。在店集人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村莊與他們之間的關系也不斷發生微妙的變化。
2004年，46歲的蘇德厚和妻子帶著二兒一女來到上海，那一年大兒子20歲，二兒子18歲，小女兒17歲。之后的13年中，一家5口穩定地在上海打工。這期間，兩個兒子先后結婚，一大家人在上海城鄉接合部一棟樓里租住了幾間房，老大住在三層，老二住在二層，蘇德厚夫婦和女兒住在地下室。2011、2012年，大兒子的兩個女兒出生，2014年二兒子的兒子出生。三個孩子和兩個兒媳一直在工廠里做工，蘇德厚在工地上做些零工，蘇妻一直在家，做飯洗衣帶孫兒。對于一個外部的觀察者而言，這13年間，蘇德厚一家在上海掙錢，在上海生活，這里似乎是他們“實際的家”;店集老家有他們的土地和老房子，但整個家庭成員都到了上海，土地轉給村鄰耕種，老房子平時閑置，只是在過年時偶爾迎來主人，如果說他們的家在店集，那也似乎只是一個“虛空的家”。然而，對于蘇德厚和他的家庭成員來說，上海的家可能從未那么實際，店集的家也可能從未那么虛空。其實早在2006年，當店集新村剛剛開始建設的時候，蘇德厚就叮囑村支書給他留一套房子，當年回家過年時就帶回幾萬元辦妥了購房手續，這套房子是給當時尚未結婚的小兒子準備的。過了兩年，在上海打工有了更多存款之后，蘇德厚又在店集新村訂購了一套房子，算是為已經成家數年的大兒子準備的。這兩套房子買下后沒有裝修，一直放在那里，一家人偶爾回家過年還是擠在老房子里住。這兩套房子是閑置的現房，卻也是蘇德厚一家人的“期房”———期待返鄉的房子。2017年7月，蘇德厚大兒媳辭掉上海工廠的工作，帶著6歲和5歲的兩個女兒回到店集，裝修閑置十年的新房，在接下來6－7年里她將在這里陪伴女兒完成小學學習。同年9月，身體出了問題的蘇德厚夫婦帶著孫子也回到店集，養病的同時開始裝修小兒子的新房子，年近60的夫婦倆不打算再出遠門，琢磨著來年在村里的農貿市場做牛肉湯賣。隨著蘇德厚家庭生命周期的進展，“虛空的家”開始接受人財物的充實，逐漸恢復其活力。蘇德厚兩兒子在上海的打工仍然會持續，他們在那個大都市里所做的全部努力，不過是為了讓店集的家更為豐厚殷實。
目前店集新村500多戶村民，總人口達到兩千人左右，從人口規模、規劃、建筑、設施和發揮的功能來看，實際上它已經是一個小集鎮了。在西方歷史經驗中，非農就業就意味著城市居住，店集案例實際上為中國的城鎮化提供了一種選擇。我們需要推動農民工市民化，但這畢竟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受城市吸納能力和財政能力限制，僅僅將現有的兩億多農民工轉化為市民就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店集這樣的小集鎮通過自己的努力提供了一個將外出非農就業和就地集中居住結合在一起的選擇，店集案例也讓我們看到，以集鎮為基地，半工半農乃至完全非農這樣一種生計和就地城鎮化結合的可能性。
那么，對于店集來說，它所面對的問題是什么?筆者認為是如何做到“安居樂業”。第一，對于這樣一個事實上的小集鎮，如何健全集鎮功能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是非常急迫的任務。農民在蓋房子和村莊布局方面有經驗，但在如何建設一個“集鎮居住點”方面，無論能力還是經驗，都是不足的。比如下水道問題、垃圾處理問題，有些不是單個村莊可以解決的，由于不能及時轉運垃圾，清潔人員有時將垃圾傾倒在舊村的池塘，污染了水質，也污染了環境。第二，對于這樣一個“家屬區”，子女教育是外出家長最重要的關切。在今天村小普遍萎縮甚至消失的大背景下，店集小學固然屬于鄉村教育中的佼佼者，但與城鎮相比仍然有較大差距。如何讓優秀的教師能夠在農村小學長期任教，如何讓農村小學為農村學生提供不亞于城鎮的教育，是關系到店集這樣的小集鎮能否長久生存甚至發展的關鍵。店集有一個硬件條件不錯的小學，如果在師資等軟件方面有更好的配置，縮小與縣城學校之間的差距，那么這些新型農民、留守農民、半工半農的和完全非農化的農民，就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在這樣集鎮型的村莊里安家。
產業村
珠岙村是浙江永嘉縣的一個行政村，距離甌北鎮3公里，距溫州市區15公里。人口1710人，耕地618畝，人均不到4分地。在改革開放之前，珠岙村和其他兩個村莊一樣以農業為主業，不過，即使是在嚴格的人民公社時期，這里仍有一些不甘束縛于土地而頑強地游走各方的手工匠人和貨擔郎。等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1981年)，更多珠岙人立即加入為鄉辦企業、村辦企業跑銷售的隊伍中，他們在各地推銷產品的過程中了解到各種市場信息，率先開始了產業探索。從1980年中后期開始，珠岙逐漸發展了童裝產業和閥門產業，目前已經發展成為以生產和銷售童裝為主的產業村，有400多家童裝小企業和作坊，吸引了將近一萬的外來務工人員就業。珠岙本地人早已不再從事農業生產，耕地由外來人口承包耕種。珠岙人要么自己辦廠，要么從事童裝產業鏈的相關工作，要么將房子出租用作廠房或外來人口住房，經營和出租收入讓絕大部分珠岙人的生活達到小康和富裕水平。由于村莊里有產業，村民可以不用外出就解決生計問題，他們中的大多數選擇居住在村莊里。但是，由于村莊里密布著大量工廠和大量外來人口，村莊的環境壓力加大，居住品質受到一定影響，一些中青年人從更好的居住環境角度考慮，或者從子女教育角度考慮，搬遷到鎮里和溫州市區居住。
童裝產業替代農業成為珠岙村的支柱產業，也成為珠岙人的新的謀生方式。珠岙村不復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珠岙村也不復有職業意義上的農民，但是，珠岙村在漫長的農耕時代形成的那些傳統風俗和節慶活動，卻在一個徹底非農化的基礎上復興。這個在建筑景觀上迥異于一般村莊的產業村，在社會關系形態上卻更接近村莊的真諦。
頭家是珠岙村傳統風俗和節慶活動的組織者，負責每年的劃龍燈、做戲、拜懺和作福。珠岙村以村中的小溪為界分為前片和后片，前片和后片各有6個村民小組。每年每個小組出2個人當頭家，總共24個頭家，構成頭家組織，24個頭家會推選出一個對于風俗傳統較為了解、肯干事又不太忙的人做頭家頭。小組內頭家的產生是通過每家每戶的輪流，理論上，每個成年男性在其一生中都有出任至少一次頭家的機會。頭家組織負責每次活動的籌劃、籌款和具體實施，頭家要帶頭捐款，帶頭出力，擔任頭家不是為了利益而是在為村莊共同體做出貢獻，這一點在村莊內部獲得高度的共識。每一任的頭家，都希望自己任期內的活動豐富成功，能夠得到村民的認可和好評。
2016年正月初六，我們有幸觀摩了珠岙村盛大的迎佛巡游活動。珠岙村迎佛巡游有數百年的歷史，一般在正月舉行，每五年舉辦一次，將村廟里的兩位菩薩(陳十四娘娘和盧氏元君)迎接出來，按照一定的線路在附近村莊巡游。這項活動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斷，二十多年前恢復重辦，2016年這次是第五次，大家反映，這是近年來最盛大的一次迎佛活動。巡游于正月初六凌晨從珠岙村廟出發，珠岙村男女老少幾乎全部參與，村民可以在迎佛中扮演一些指定的角色，如元帥、包公、大將，每個角色有相應的出資標準，譬如扮演元帥出資10800元，據說這些角色非常搶手，預定晚了就沒有機會，只能在方陣里跟著走。整個巡游方陣綿延數公里，一共巡游了35個村莊，回到珠岙村已經是6號深夜。
除了傳統的風俗和節慶活動，珠岙村以文化禮堂為中心舉辦的現代文化娛樂活動也豐富多彩。2017年，文化禮堂共舉辦了五十多場活動(表 2)，形式和內容各有不同，有些帶有較強的政治色彩，有些是配合環保等行政工作，但是，我們通過對他們日常排練的觀察，發現村民們對于這些活動的具體內容其實并不是很在意，他們真正在意的，是這些活動為他們提供了在一起談笑說唱的機會。
總結與討論
費孝通在他的小城鎮研究中，基于他對蘇南模式的觀察，提出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領域轉移方式的設想，那就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就地城鎮化的“離土不離鄉”模式。④隨著20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的衰落，這一設想未能成為中國大多數地區的現實。
改革開放40年中，“離土”是本文描述的三個村莊共同經歷的變化。改革開放之前，這三個村莊和土地的關系和費孝通《鄉土中國》所描述的情形并無二致，農民“從土地里討生活”，農業是農民的最主要生計。“離土”是農民擺脫和土地的結合，轉而與工業、服務業結合的過程，這一通常被稱作“工業化”的過程在歐美導致了“農民的終結”⑤，進而導致了“村莊的終結”。但是在中國，“離土”的后果可能要復雜得多，一方面，我們在三村同樣看到了可以稱得上“農民的終結”的后果:珠岙村已經沒有職業意義上的農民，整個村子實現了徹底的非農化;店集村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農戶完全依靠農業為生;河東村大量青壯年人口也已經不再從事農業。另一方面，村莊并未終結，在珠岙村，村莊生活在非農化的基礎上更加活躍繁榮;在店集村，那些不再是農民的店集人背井離鄉在城市工作，卻仍然在村莊安家，他們將在城市賺到的錢，源源不斷地投入到村莊的建設中;在河東村，大量青壯年首選在城市安家，他們的日常生活已經遠離村莊，但是歲時節慶等重大的儀式性生活，人情往來等最有意義的社會交往，他們仍然選擇在村莊進行，村莊仍然是他們走出來仍不忘并保持重要聯系的根。
傳統中國是建立在農耕經濟基礎之上的鄉土社會，鄉土社會的基本單位是村莊，農民在村莊勞作生活，組建家庭、繁衍后代，形成綿延數千年之久的中國農業文明和村落文明。對于廣大中國農民來說，村莊是他們生計的所在，是他們生活的家園，也是他們寄寓人生意義的最重要的社會空間。伴隨著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而來的大規模城鄉人口流動，造成村莊的“空心化”，也造就了史無前例的“非農化”的農民生活。但是，我們在三村看到鄉土性并未隨著農業文明的衰退而消亡，而是展現出一種韌性。這種鄉土性的韌性體現為人們對家庭價值的重視，對人情和關系的推崇。在仍然生活在村莊的農民那里，在已經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那里，甚至在已經轉為市民的很多城市人那里，都可以發現這種帶有濃厚鄉土性的心理結構和行為方式。在當今中國正從鄉土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充分認識鄉土和鄉土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一定是建立在自身傳統之上的現代化。鄉土中國的轉型，也一定是建立在鄉土性基礎之上的轉型。在城市已經成為經濟增長和創新中心的今天，中國現代化的征程最終能夠走多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城市的發展，但能否安全順利地完成這一征程，主要取決于我們是否充分尊重鄉土和鄉土性的價值，是否能夠在政策制定和制度設計時充分考慮到鄉土和鄉土性所扮演的角色。如同一輛駛入高速公路上的汽車，引導和推動的是引擎，決定了汽車開多塊跑多遠，影響安全行駛的則是底盤。城市是中國現代化的引擎，鄉土和鄉土性則是構建中國現代化“社會底盤”的核心要素。在快速急劇的社會轉型期，建設好一個扎實穩定的“社會底盤”，甚至是比維持一個推動發展的引擎更為重要的事情。
當然，關心村莊的未來，不只是關心農民的出路問題，也不只是關心中國社會轉型是否平穩順利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關心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的村莊是否能夠進入現代的問題。社會學在西方產生的歷史背景，就是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城市這種迥異于村莊的社會形態全面取代村莊?！肮餐w—社會”“機械團結—有機團結”“價值理性—工具理性”，這些早期社會學家提出的著名的二分概念，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凸顯了這兩種社會形態的區別。且不管這些社會學家對這一社會變遷過程有什么立場上的差別，他們的共同之處是，都基于西方村落終結的事實，認定村莊這種社會形態沒有可能走入現代。
歷經40年的高速工業化和急劇的鄉城流動，中國的村莊仍然能夠以各種不同的形態存在，而不是走向終結，這背后有非常復雜的文化、社會和制度原因，社會學應該嚴肅地直面這些豐富鮮活的經驗，而不是以建立在西方經驗之上的西方社會學命題作為前提預設。
作者簡介：盧暉臨，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南京師范大學“鄉村文化振興研究中心”校外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019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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