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即將進入相對貧困治理階段，更加注重穩定提升貧困人口的發展能力及收入水平，改善公共產品供給及其服務質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對內優化資源配置和對外拓展要素合作的制度優勢，與相對貧困治理具有顯著的契合性。文章進一步解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相對貧困的機制，剖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長為相對貧困治理主體面臨的約束，從明確減貧賦權、強化要素流動、創新支持政策三個層面提出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參與相對貧困治理的基本框架。
關鍵詞: 絕對貧困; 相對貧困;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減貧賦權; 要素流動。
2020年后我國將步入由絕對貧困向相對貧困、收入貧困向多維貧困、集中貧困向分散貧困、同質化貧困向個性化貧困轉變的新階段，減貧戰略的目標將由消除絕對貧困調整為緩解相對貧困。強調大規模集中投入的攻堅減貧方式雖然在大幅度消除絕對貧困方面成就斐然，但面對范圍更廣、變化更強、更具持久性的相對貧困，則需要新的戰略思維和應對策略。因此必須準確判識相對貧困的基本特征和治理需求，深入分析相對貧困治理的重點任務，探討不同治理主體的比較優勢和實現路徑。
有研究認為政府仍然是相對貧困治理的關鍵主體，但直接配置財政扶貧資源的強度將逐漸減弱，社會組織具有更強專業性、韌性和持續性，將成長為不可或缺的替代力量。在城鄉融合不斷加深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背景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現實價值更加凸顯。當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入重塑期，其基本功能是管理和開發資源、運營資產、發展產業，在社區治理、公共服務、濟困扶危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組織優勢。完成產權制度改革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正表現出獨特的制度優勢，可能成長為新時期多元治貧主體中日益重要的組織形式。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反映了“ 產權明晰— 要素流動— 包容性增長— 貧困消除” 的理論邏輯，驗證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減貧效用及其內在減貧機制。
但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深入探討：在絕對貧困治理過程中，為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實際作用有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優勢與相對貧困治理有哪些契合之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減貧機理是什么？應當如何建構其減貧的路徑和框架？本文致力于更深入地闡釋相對貧困治理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優勢的契合關系，解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相對貧困的機制，提出減貧支持框架，回答上述一系列問題。
一、相對貧困治理的基本特征
絕對貧困是指個人或家庭因缺少基本資源難以維持最低生活需求甚至生存需求的現象，相對貧困是指個人或家庭擁有的資源能保證基本生活需要，卻難以達到社會平均水平。因此與絕對貧困相比，相對貧困與收入分配的關系更加密切，表現為相對收入的“ 貧” 和相對能力的“ 困” ，兩種特征在相對貧困群體中交織存在、互為因果。精準扶貧戰略有效緩解了多維絕對貧困問題，但數量依然龐大的低收入群體的家庭生計資本的總體提升仍然有限，致貧因素尚未完全消除，同時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保障水平依然不足，脫貧穩定性不強，返貧風險較高。相對貧困的治理對象應當是具備生存能力但缺乏發展能力，同時在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方面仍顯不足的低收入群體。對于收入貧困的標準，一種觀點認為可設定為2020 年后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40% ，預計將有1.5 億人被劃定為相對貧困人口；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遵照世界銀行劃定的中等收入國家的相對貧困群體標準（每人每天可支配收入少于3.1 美元），2020 年后預計我國的相對貧困人口仍將超過1 億。此外，結合多維貧困指數測算，受營養、教育年限等因素的影響，預計2021 年我國多維度貧困人口的規模不低于1 億。無論以收入貧困標準還是以多維貧困標準測算，2020 年后我國相對貧困人口總量十分龐大，減貧任務仍然繁重。
絕對貧困治理聚焦于解決貧困農戶基本生活保障，而相對貧困治理則具有兩個差異性的特征：
1.相對貧困治理方式之一：提升發展能力和促進收入穩定增長
導致相對貧困的因素是多樣化的，其中，能力貧困是一個人可以獲得的不同組合的各種功能性活動能力的缺失，貧困人口往往由于能力不足陷入長期貧困。強化內生性激勵，重點突破發展能力不足的瓶頸，是有效提升相對貧困治理效率的關鍵。在絕對貧困治理階段，大規模資金、物質、人力等外部扶貧資源的集中投入和疊加，在較短時間內有效地滿足了絕對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取得了全面消除絕對貧困的巨大成效。但重外部性政策幫扶、輕內生性能力提升的偏向，強化了貧困人口的福利依賴傾向，使其發展動力不足，發展能力缺失。因此進入相對貧困治理階段，必須將相對貧困人口的能力建設作為貧困治理的基本方向，提升相對貧困人口的生產技術能力、經營能力、合作能力和管理能力，強化內生發展激勵。
2019 年我國貧困地區農民人均轉移性凈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達27.3% ，比2018 年名義增長16.3% ，實際增收貢獻率為37.1% 。隨著絕對貧困的消除，大規模投入的政策性扶貧資源的強度將減弱，貧困群體基于政策轉移性收入的增收貢獻將顯著降低。一方面，需要通過優化配置內部性生產資源，改善相對貧困人口的生計資本質量和生計轉換能力，穩定提高基于家庭經營空間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應當通過有針對性的技能培訓，動員相對貧困人口更廣泛地實現農業外部就業和創業，穩定提高工資性收入和投資性收入。還要更大力度挖掘財產性收入對收入增長的貢獻潛力，以集體經濟組織重組再造為契機，探索和創新財產性收入的有效實現形式。
2.相對貧困治理方式之二：改善公共品供給和提高服務質量
在精準扶貧戰略實施階段，瞄準絕對貧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推進的“ 兩不愁”“ 三保障” 工作，在提高貧困人口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實現了重大進展。但疾病治療、就學扶持、養老扶助等公共扶貧資源的覆蓋不均和質量不一，由此誘發貧困人口爭奪公共資源的現象。同時由于強調扶貧資源必須精準到戶，社區內部公共產品供給相對不足，村集體提供生產服務、健康服務、養老服務等方面的能力仍然較弱?？傮w上，雖然公共性扶貧資源的大規模進入有效改善了公共服務短缺狀況，但公共資源配置不均和結構失衡問題仍然客觀存在，也凸顯了鄉村治理體系不完善的制度缺陷，缺乏在村民廣泛參與基礎上合作性實現公共資源均等配置的重要機制，集體行動能力明顯缺失。
進入相對貧困治理階段，貧困由單一維度向多維度轉變，社會保障兜底強度不足以抵御風險，突發疾病和意外事故容易使低收入群體陷入貧困。此外，隨著我國農村老齡化的不斷加劇、留守兒童的不斷增加、“ 二孩” 政策實施導致的家庭撫養比升高，對農村社會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相對貧困治理階段，治理方式將更加注重農村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均等化供給，重點任務是改善農村生活性和生產性公共基礎設施條件，完善和優化相對貧困人口的低保、醫療、養老、教育等保障制度。而且應當在有效完善鄉村治理體系的基礎上加以推進，通過社區內部凝聚力和集體行動能力更強的組織載體，公平均等地分配公共資源，降低管理運行成本，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穩定減貧的基本目標。
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相對貧困的制度優勢
農村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村經濟的基本制度和農村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通過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家庭承包制的一系列探索之后逐步形成的、實行土地等生產資料歸成員集體所有、家庭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相結合的經濟組織形式，其本質是農民通過合作與聯合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雖然將集體土地承包給農戶經營，“ 但農村集體組織產權主體缺位的深層次矛盾未能解決，由此帶來體制不順、機制不活、管理不善的問題，集體資產流失嚴重，農民利益受到侵害。其結果是改革以后我國農村集體經濟仍然普遍面臨發展動力不足、發展能力欠缺、發展空間受限的困難” 。在扶貧資源必須精準到戶的條件下，并未給予集體經濟組織提升發展能力的有效支持和自主配置公共資源的基本權力，由此造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絕對貧困治理中事實上存在一定“ 缺位” 現象，功能作用相對有限，缺乏施展組織動員和利益協調的基本空間。因此進一步深化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實現組織再造基礎上的還權賦能，成為全面深化農村改革中一個具有方向性的重大課題。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減貧方面仍然大有可為。一方面，相對貧困的治理方式與重點任務客觀上要求更加重視持續性提升發展能力和均等化供給公共服務，這無疑為具有更強鄉土性要素聚合功能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提供了機會。另一方面，2015 年全面啟動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實質是在堅持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人，由農民共同共有轉變為農民按份共有，再造“ 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 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使之在激活鄉村資源、增強組織和供給公共產品能力等方面發揮主體作用。目前全國80% 的縣已經完成和正在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其中通過股份合作制改革重建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的村莊有15 萬個，超過全國村莊總數的1/4 ，年人均分紅達到315 元。可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一定的制度優勢，并與相對貧困治理具有契合性。
1.對內優化資源配置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資源共有和利益共享的基本特征，使其有條件凝聚集體成員的價值認同和集體依賴性，強化內部耕地、林地、水面、生態和旅游等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合作開發，實現個體決策向集體合作、共同參與轉變。在此過程中產生三方面的積極成果。首先，提升集體成員能力。在產權關系明晰基礎上，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激勵農戶自主參與生產決策，開展技能培訓和合作經營，提高農戶的生產技能和經營水平，還能夠以利益激勵方式增強農戶的合作能力和民主管理意識。其次，促進集體成員收入增長。與單個農戶相比，集體經濟組織具有更強的資源整合能力，組織程度更高、經營規模更大、抵抗風險能力更強，可以通過激活閑置資源發展特色農業和鄉村旅游業以及提供勞務、農機等生產性服務，拓展集體經濟的發展空間，既增加農戶家庭的經營性收入，又以集體收益股份分紅方式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水平，優化農民收入結構。最后，改善公共服務。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區域性、公共性、綜合性特點，使其除了具有經濟發展功能之外，還必須在其他經濟組織難以涉足的公共服務領域發揮重要職能。發展良好的集體經濟組織大都在改善農村醫療救助、互助養老、生活救濟、教育補助、基礎設施管護等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升社區內部公共品供給和服務水平，提高區域益貧性。
2.對外拓展要素合作
在城鄉開放度擴大和農村資源價值升值的新的歷史條件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突破長期封閉的發展狀態，在股份合作、聯合經營、購買政府公共服務、創新與社會組織合作模式等方面實現了開放式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規?；奂Y源的能力強，運行的規范化程度高，滿足外部要素進入要求的條件充分，因而能凸現其拓展外部要素合作的制度優勢。
總之，進入相對貧困治理階段，既不能依靠行政化扶貧資源的大規模、高強度集中投入，也不能單純依賴農村內部有限的自積累力量，而是需要探索新的市場化減貧機制，以整合和優化鄉村資源配置為基礎，依托運行效率不斷提高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打通城市社會資本與鄉村發展資源的通道，開放性地聚集新要素，構建新動能，促進新產業成長，形成更具持續性的長效減貧機制。
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相對貧困的機制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治理相對貧困的比較優勢，實際上只是提供了一種制度可能性，將可能轉化為現實，關鍵要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運行方式是否與新的貧困治理要求吻合，是否具備依靠內生性減貧機制釋放減貧效應的能力。本文結合對當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現實觀察，從動力機制、傳導機制、響應機制和保障機制四個維度，論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條件被納入貧困治理主體的范疇。
1.動力機制
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基礎薄弱，擁有的資源性資產和經營性資產總量較大，但使用率很低。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相對貧困的首要突破口在于強化其整合和優化資源配置的能力，增強發展新動能，構建內生性動力機制。一是組織盤活荒地、山林、水面、宅基地、農房、校舍等閑置資源，吸引集體成員入股合作，以集體合作方式開發特色生態農業、休閑觀光農業、鄉村民墅康養等產業，提升資源利用效率。二是對集體所有的門面、廠房、倉庫進行功能性改造和規范管理，實現低端無序的物業經濟轉型升級，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三是反租因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而粗放經營甚至荒蕪的承包耕地及閑置農房，在改造提升基礎上規?；l展高效益農業和鄉村旅游業，拓展集體經濟的發展空間。四是突破單村發展的資源限制，以明確的產權關系和規范的利益分配機制為基礎，實現跨村合作，聯合經營，在更大的區域空間內整合資源，實現優勢互補，強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動能。可見，擁有豐富多樣的資源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獨特優勢，整合和優化資源配置既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緊迫任務，也是增強其減貧能力的基本要求和動力機制。
2.傳導機制
現實條件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獲得更強的減貧能力，僅僅依靠自身的努力是十分困難的，必須發揮其拓展外部要素合作的制度優勢，構建市場化的要素集成和傳導機制，讓多元化市場主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利益共享的合作聯盟。擴大外部合作參與的過程也是引入新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的過程，有助于多維度降低區域貧困水平。一是集聚社區內部的耕地等農業資源或財政支持資金，以股份合作或委托經營方式引入家庭農場、合作社、農業企業等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共同發展優勢特色農業，實現產業升級。二是依托規?；a基地，導入分選、包裝、儲存、加工等外部發展要素，完善供應鏈和產業鏈，實現產業延伸。三是盤活土地、林地和生態文化資源，吸引社會資本，以合作發展新業態實現產業融合。四是增強集體行動能力，以購買服務方式承接政府疫病防控、環境保潔、森林保護、河道巡查等公益性服務，拓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入來源。五是強化綜合服務能力，以更有效率的勞務、農機、物業等生產和生活服務為外部發展要素的進入提供支持，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服務性創收的穩定增長。如果沒有市場力量的有效導入和對行政性扶貧資源的合理替代，那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即便擁有豐富的自然及生態資源，也難以真正有所作為。正因如此，全方位拓展對外要素合作是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釋放傳導機制效能的內在要求，從發展的視角看則是進一步強化其減貧功能的又一關鍵選擇。
3.響應機制
長期以來，農村集體所有權主體虛置矛盾突出，集體資產“ 人人所有” 實際表現為“ 人人沒有” ，產權不清和權能殘缺不僅導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與農民個體利益分離，而且在缺乏制度約束條件下，集體經濟組織“ 內部人” 控制現象普遍，集體經濟利益被嚴重侵蝕。其結果是難以建立有效的集體行動平臺，無法將農民組織起來，使其自主參與農村集體經濟活動。全面深化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一方面是通過集體資產折股量化，明晰集體與農民之間的產權關系，明確界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權利和義務，賦予農民更完整和更加清晰的占有權、收益權、繼承權等各項權益；另一方面是通過股份合作制重構了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建立集體成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三權分設的集體經濟組織管理制度和治理結構。產權制度改革全面改造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架構和運行方式，優化治理結構和提升治理水平。集體成員成為集體經濟的投資主體、決策主體和受益主體，個人利益與集體經濟的利益緊密相連，有助于其關注集體經濟的發展。集體成員能夠全程參與集體經濟的項目決策和運行管理，提高其民主意識，主動參與意識和互助合作能力，增強集體經濟發展的信心。集體成員還獲得了集體經濟發展的知情、參與、監督等基本權利，建立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的規范管理制度，完善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監督機制。從相對貧困治理需求的視角分析，如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構建動力機制和強化傳導機制方面取得突破，但其內部運行低效失序的狀況未能改變，農民作為集體成員缺乏價值認同和發展信心，不能形成集體行動的響應機制，那么必將抑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減貧效應。因此在完善集體經濟組織運行方式和改善人力資源的基礎上，提升治理能力及治理水平，形或對內部優化資源配置和外部拓展要素合作的響應機制，這對于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真正成長為相對貧困的治理主體來說十分重要。
4.保障機制
在推進減貧過程中，改善公共服務面臨著已脫貧人口保障水平較低和貧困邊緣人口覆蓋面不足的雙重挑戰。雖然相對貧困區域的公共服務仍主要由政府提供，但更廣泛的社會力量的進入將成為基本趨勢，更多公益性社會組織在為相對貧困人口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必將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拓展公共服務供給渠道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如何公平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公共服務資源、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和滿意度是更大的挑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代表社區共同利益的組織形式，相較于政府、社會組織等外部治理主體，更準確地了解區域內公共服務的需求和困境，有能力遵循集體意愿，而更具服務優勢和服務效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多元化拓展公共品供給和改善服務質量，形成了保障機制：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逐步規范化提取公積金和公益金，專項用于公共福利支出，對困難家庭、老年人養老和兒童教育等方面給予福利補貼；承接政府的教育、衛生、文化、環境治理等方面的公共資源，在家庭健康、疾病防疫、殘疾救助、文化培訓、衛生環境治理等公共服務方面發揮作用；更廣泛地對接公益性社會組織，以多樣化合作方式，在垃圾處理、安全飲水、兒童教育、婦女保健、社區養老等方面提供更專業和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務，綜合性提升以相對貧困人口為重點的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因此依托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獨有的內部公益性屬性，強化改善公共服務的保障機制必然是提升其治理相對貧困能力的重點任務。
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相對貧困的難點與框架
相對貧困治理的新需求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優勢深度契合，尤其是產權制度改革之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和功能作用的重大變化，使其具備通過動力機制、傳導機制、響應機制和保障機制有效釋放減貧效應的基本能力。當前最緊要的任務是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減貧納入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框架，使之成為新時期常態化減貧的重要依托力量。但當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仍處于艱難的初始階段，全國年經營收益不足5 萬元的村莊數量超過70% 。還需要一定時間逐步強化基礎，積蓄能量，增強實力。而且由于現有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客觀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相對貧困還面臨一系列困難。
減貧賦權不足。即便在精準扶貧階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減貧作用也是客觀存在的，但相關政策并未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減貧的明確賦權，沒有完整賦予其在社區范圍內公平均等分配使用各類扶貧資源的基本權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質上承擔了扶貧任務，取得了實際進展，但缺乏明確授權和制度規范支撐。賦權不足帶來的不僅是扶貧資源難以準確瞄準實際需求，而且導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參與扶貧的過程缺乏主動性激勵和制度性約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自發和低效特征。
要素流動受限。雖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優化資源配置的內生性制度優勢，但目前集體資產股權基本上仍為封閉式管理，開放化地實現股權流轉、有償退出、抵押擔保等權能尚待突破，造成農村宅基地、農房、山林以及其他集體建設用地大量閑置。同時，受改革協同性不足的制約，宅基地、農房等資源流動性嚴重受限，抵押融資功能仍然缺失，直接影響對外部發展要素的有效導入，制約社會資本的穩定性投資。
支持政策缺失。迄今為止，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是“ 三農” 政策支持體系中最薄弱的領域，政策支持不足與政策支持碎片化并存。一方面，現有財政支農資金的重點扶持對象主要是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社和農業企業，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直接的政策支持比較有限。另一方面，新村建設、產業扶持、生態治理等專項支持政策的目標指向相對明確和單一，基本上未能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相互關聯和有機結合。已有的支持政策還存在部門分割的突出問題，組織部門、農業部門、扶貧部門等多頭管理推動，政策資源分散，難以形成合力。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急需的人才資源，同樣缺乏應有的政策支持。
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納入相對貧困的治理主體范疇，依托其制度優勢，有效拓展減貧功能和效應，是新時期戰略調整應有的重要內容?，F實條件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總體弱小，因此除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必須進一步強化發展動能和優化治理結構之外，當前最需要的是構建更具針對性的基本支持框架。
第一，明確減貧賦權。從頂層設計上明確新時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貧困治理主體的重要地位，核心是解決其承擔減貧任務的合法性問題，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相對貧困治理中“ 大展身手” 提供法理基礎和制度空間。應當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實施社區內部減貧項目的責任主體，承擔相應的減貧任務，實行責權利統一，納入相對貧困治理的考核、監督和獎勵范圍。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社區內部自主分配使用公共性扶貧資源的基本權力，通過合理提升公共資源掌控能力，使其成為解決區域相對貧困問題的重要主體。明確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優先承接社區范圍內農田基建、環境治理、生態保護等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資格，同步推進項目實施和貧困治理。
第二，強化要素流動。資源要素只有在流動中才能實現價值的顯化，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而言，進一步激活內部資源和導入外部要素，是強化其減貧能力的關鍵路徑。一方面，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的縱深性改革，重點是進一步完善集體產權管理的制度結構，賦予集體股權有償退出、繼承轉讓、抵押融資的完整權能，使之真正實現流動和可增值，以此支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更好地發揮減貧效應。另一方面，推動相關改革的協同聯動，從制度上消除城鄉要素分割和阻滯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全面加快農村土地征收制度、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以及農村住房管理制度和農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步伐，通過改革成果的系統集成加大產權保護力度，構建具有制度保障功能的城鄉要素對流機制，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規范有序和互利共贏方式引入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
第三，創新政策支持?；诋斍凹w經濟普遍面臨專項支持政策缺失和政策資源碎片化投放等問題，首先，要加強財政專項支持，整合相關部門資金，設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基金，專門用于集體經濟發展的啟動扶持、貸款貼息、融資擔保和風險防范。其次，加強稅費政策支持，減免集體經濟組織成立和運營過程中涉及的相關費用，一定時期內減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獲得的集體收益個人所得稅，探索形成具有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特殊性的制度化稅費政策體系。再次，加強政策協同力度，將集體經濟與產業發展、鄉村振興、脫貧攻堅、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生態環境保護等各類支持政策有機銜接，強化政策整合力度，探索在完成專項政策目標的同時實現農村集體經濟同步發展的綜合性政策支持模式。最后，加強人才政策支持，經營管理人才嚴重不足是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短板和痛點，重點培育和引導本土性鄉村精英參與集體經濟發展，建立經濟收益激勵、社會保障激勵、職業發展激勵并重的多元化激勵機制，形成更穩定的促進集體經濟發展的人才隊伍。
作者郭曉鳴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薔系長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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