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強調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今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明確，促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實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要把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放在突出位置，采取有效措施，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健康發展。
一是探索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途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能搞“一刀切”“齊步走”，要因地制宜探索多樣化發展途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探索通過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經營性財產參股等多樣化途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對于傳統農區的大多數村莊，要在堅持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充分挖掘未承包到戶的“四荒地”、機動地等土地資源，通過資源發包增加村集體收入。對于城中村、城郊村等城鎮化水平較高的村莊，要充分發揮區位優勢，積極融入城市經濟發展，通過廠房、商鋪租賃等發展物業經濟，獲得穩定的物業出租收入。對于農業主產區村莊，要圍繞拓展農業多種功能、挖掘鄉村多元價值，充分發揮組織協調和服務功能，積極參與農業社會化服務、勞務介紹等增加服務收入。對于經營管理能力較強的村莊，要在堅守底線紅線的基礎上，健全市場化運作機制，以經營性財產參股的方式與經營主體開展合作，從事農產品加工、鄉村旅游等增加分紅收入。
二是創新農村集體經濟運營機制。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要堅持統分結合，創新運營機制，激發發展活力。建立內部融合發展機制。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組織“統”的功能，支持有條件的村集體通過出資設立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方式，為成員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農資、技術、信息、金融、流通等生產生活服務。建立內外合作發展機制，鼓勵有條件的村集體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探索以經營性財產入股、租賃等開展多種形式的聯合與合作，明確產權關系、收益分配機制和資產處置方式，實現集體經濟組織與社會投資優勢互補、聯動共贏。建立橫向資源配置機制，對具有地域相鄰、資源互補、產業相似等條件的村，探索村級集體經濟跨地域聯動發展，實現村集體間共同運營產業、共享發展紅利。
三是強化農村集體經濟要素支撐。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要素保障是項目落地的基礎和前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規定，國家通過財政、稅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產業政策等扶持措施，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在財稅優惠上，對于村集體興辦的經濟實體，符合條件的納入鄉村小微企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扶持范圍，在相關稅收政策上給予傾斜支持。在金融服務上，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納入銀行機構評級授信范圍，對符合條件的農村集體經濟項目給予信貸支持、利率優惠。在建設用地上，編制國土空間規劃和制定土地利用年度計劃時，統籌安排集體經濟發展用地指標，穩妥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節余建設用地指標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傾斜。在人才支持上，堅持“內培外引”，積極培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經營管理人才，引進懂市場、懂技術、懂經營的外部專業人才。完善激勵機制，支持和引導各類人才服務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
四是嚴控農村集體經濟經營風險。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穩健發展，要健全集體經濟發展監管制度，完善風險防范機制。強化民主監督。健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機制，保障農民對集體經濟發展的知情權、決策權、監督權等。盤活哪些集體資源、發展哪些產業、采取何種方式發展，要讓農民說了算，真正讓農民成為集體經濟發展的參與者。不得行政推動發展集體經濟，不得下指標定任務，不得把發展集體經濟作為考核內容。加強風險管控。指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制定章程、建立制度時，明確設立公司、對外投資等重大事項要依法履行相關程序。引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履行好出資人職責，建立經營范圍負面清單，明確不得進入的高風險領域，不得違規抵押土地等資產，合理控制投資規模，防止因經營不善而引發重大風險。健全監管體系。落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要求，加快形成上下貫通、覆蓋全面的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服務體系。充分發揮紀檢、審計等部門的監督作用，聚焦集體經營活動，動態延伸監管觸角。用好監管平臺。健全完善全國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平臺功能，推動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數據應接盡接。加強預警監測和大數據成果分析運用，不斷提升監管信息化水平。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農業農村部黨組成員、副部長。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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