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歷史上早發現代化國家實現城鄉融合的演進軌跡不同，新世紀以來啟動的后發國家的城鄉融合是在新的技術條件和社會背景下發生的。網絡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能源技術等新技術的出現，為城鄉融合的推進提供了最為直接的技術支持，使得新近發生的城鄉融合呈現出新的社會形態和發展趨向。尤其是作為城鄉融合的先導，中國的長三角區域當下正在展開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為各種新技術的功能施展提供了真實的社會依托和憑借，極大地推動了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和雙向流動，形成了具有創新意義的城鄉融合平臺及運作模式，揭開了新時代中國城鄉融合的新序幕。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院長田毅鵬認為，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和框架之下，城鄉發展具有明顯的不均衡性，這種不均衡性使鄉村發展處于落后的狀態。因此，在鄉村未來社區建設中，如何使鄉村社區的發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升級，便成為一個具有核心意義的話題。“鄉村未來社區”不是“城市未來社區”的復制品和追隨者，而是立足于鄉村實際，以“人的生活場景”營造為核心，實現新型鄉村社區的構建和生產生活方式的升級。與過去的鄉村建設活動相比，鄉村未來社區最重要的特點應當是將關注點從鄉村本身轉移到村民生活上，以“人”為核心搭建鄉村多元生活場景。
如何以智慧鄉村等技術支持體系來打造鄉村未來社區？
以新技術實現鄉村社區生產、生活系統升級。培養新農民、推廣新技術、提升農村創業創新的“雙新雙創”成為鄉村社區發展的關鍵，因為新技術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三產融合增加值；
依托新技術建構城鄉均等化的鄉村社區公共服務體系，提升鄉村社區治理服務水平。針對鄉村社會的分散性特點，通過網絡信息技術整合資源，建立以縣城為中心、以鄉鎮為重要連接點、以村落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體系以及新的具有共享性的民生服務體系；
克服鄉村人口外流態勢，形成鄉村社區人口的聚集效應。新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的廣泛應用，推進農業生產勞動實現明顯的去體力化，鄉村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富有人文情調的多樣化文旅項目的開發，也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鄉村社區旅游或短期居住。
鄉村未來社區的構建主題及其與城鄉融合之關聯
作為一個基本的學術命題，社區概念自其產生之時起便是一個充滿懷舊性內涵的話題，諸多學者通過闡釋社區概念，對人類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傳統社會關聯的消解發出種種慨嘆。但近年來社會各界開始關注帶有未來取向的社區建設話題，尤其是中國長三角等經濟社會較為發達的區域率先出現了關于城鄉未來社區建設的實踐探索，使得城鄉社區建設開始呈現出一種極強的未來性訴求。
2019年1月，浙江省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率先明確提出，浙江將啟動未來社區等標志性項目的建設。同年3月，浙江省政府印發《浙江省未來社區建設試點工作方案》，標志著浙江省未來社區建設試點工作全面啟動。從整體上看，浙江省基本上將未來社區建設限定在城市社區范圍之內，但值得注意的是，浙江衢州率先將未來社區建設延伸到鄉村領域，開啟了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的序幕。
鄉村未來社區構建與中國新時期城鄉融合進程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關聯，主要表現在：
1. 主題關聯
在鄉村未來社區構建主題的具體設想上，浙江衢州的規劃設計提出：“鄉村未來社區是以面向未來為特征、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以‘高品質生活’為中心的新型鄉村社區形態和‘產社人文’聚合的現代化平臺，是鄉村發展從‘村落’向‘社區’轉型的必然趨勢，是村改居的高級表現形式，也是實現鄉村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模式。”衢州提出以“人口凈流入量+三產融合增加值”為綜合指標，以特定鄉村人群為核心，重點突出“鄰里、風貌、產業、交通、教育、康養、文化、治理”八大場景的系統設計，通過改革、發展和民生之間的高度融合，實現進則配套完善創業無憂，出則鄉土田園回歸自然。
浙江衢州選擇了衡量鄉村社區發展和城鄉融合兩個最為關鍵的核心指標，觸及城鄉融合兩個最難破解的問題，即：如何使鄉村社區保留一定數量的具有活力的人口，以克服鄉村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如何通過三產融合實現鄉村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以增添鄉村活力？這兩個問題涉及如何開發鄉村的文化資本和生態資本，并且將其作為城鄉互動的重要資本中介呈現出來；
2. 技術關聯
毫無疑問，無論是鄉村未來社區建設，還是當下新的歷史條件下城鄉融合目標的實現，都離不開對新技術的應用。觀諸歷史，早發現代化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中后期實現城鄉融合的一個重要技術背景是交通革命。“從20世紀20年代起，更加靈活的交通系統和私人小汽車增長促進了人群和資本從城市地區向外的分散化和去中心化，也導致城市開始走向衰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交通可以同時被稱作是城市的‘創造者和破壞者’。”
如果我們認同上述分析思路，便會發現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新技術表現得更為豐富，高鐵、高速公路、互聯網、能源技術以及諸多農業生產革新技術等具有時代意義的新技術必定會使今天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和城鄉融合過程發生一系列新的更具有根本意義的變動；
3. 社會形態關聯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置身新世紀科學技術劇烈變革的大背景之下，無論是城鄉融合還是鄉村未來社區建設，事實上已遠遠超出了一般的社會功能性判斷，二者的發展以及互動和交匯實際上昭示著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出現。如卡斯特爾在談及網絡社會的重大影響時即指出，網絡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而且已構建起新的社會形態：作為這些過程的后果，人們在三個領域感到深刻的變革——新社會結構（網絡社會）、新經濟（“信息資本主義”）和新文化（“現實的虛擬”的互聯網文化）。在信息時代，經濟、社會和文化被無所不包的“網絡邏輯”統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網絡構成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學，而且，網絡化邏輯的傳播實質性地改變生產、經驗、權力和文化過程中的活動和結果”。正是基于上述判斷，學術界對網絡社會的理解從來就不缺乏所謂社會維度，認為“從技術維度講，將網絡社會界定為由于互聯網技術連接而創造的虛擬數字社會；從社會維度來講，將網絡社會界定為以網絡為核心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整個人類社會新的形態”。可見，城鄉融合已不再是城與鄉的簡單相加，而是預示著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發生。
鄉村未來社區：技術支撐背景下城鄉融合的新平臺
毫無疑問，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能源技術等為代表的新技術的發展給鄉村社區建設和城鄉融合提供了空前有力的支撐。但我們必須看到，技術并不會脫離具體的社會空間和組織形態直接發揮作用，而是需要以若干社會實體形態作為中介才可以真正施展其功能。
具體言之，當下在中國長三角展開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為各種新技術發揮作用提供了真實的社會依托和憑借，使城鄉融合可以通過未來社區建構這一帶有創新性的實踐形式，形成新的城鄉融合平臺及運作模式。有學者將鄉村未來社區的具體操作方案概括為“4+1+X”的規劃策略。其中，“4”代表4個鄉村系統規劃，即空間、產業、民生、治理四大系統，代表鄉村未來社區的各個維度；“1”代表1個智慧鄉村支持系統，為鄉村未來社區的各項生產生活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X”則是基于上述五大系統和“人本化、生態化、數字化”三大價值坐標的X個鄉村生活場景搭建。
可見，未來社區構建是在智慧鄉村等技術支持體系下展開的，并且與城鄉融合存在密切的關聯：
以新技術實現鄉村社區生產、生活系統升級。
從歷史上看，19世紀勃興的以工業文明為核心的技術體系改變了傳統的城鄉結構，使城市開始成為現代文明的中心，而鄉村則淪為一種邊緣化的存在。在現代社會的經濟體系中，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小，農業從業人口也必定會越來越少，如何提高農產品的經濟價值便成為問題的關鍵。從東亞的經驗看，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便開始嘗試探索將農業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結合起來以提升鄉村生產能力的做法。1979年，在日本興起的“一村一品”被稱為“1.5次產業”，意為將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的部分元素嵌入農產品中。到1993年，日本著名農學家今村奈良臣又提出六次產業，其核心內涵可以概括為：如果將第一產業農業看作1，第二產業看作2，第三產業看作3，那么便可形成1×2×3=6和1+2+3=6的算式，故稱之為六次產業。
可見，六次產業概念實際上是1.5次產業概念的進一步深化，其實質意義在于：將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與第二、第三產業結合起來，實現農產品的增值效應。日本的上述做法在中國被稱為“三產融合”。“三產融合從根本上屬于產業融合，是基于技術創新或制度創新形成的產業邊界模糊化和產業發展一體化現象，通過產業滲透、產業交叉和產業重組等，激發產業鏈、價值鏈的分解、重構和功能升級，引發產業功能、形態、組織方式和商業模式的重大變化。就是依托農業，立足農村，惠及農民，重點在縣和縣以下，關鍵在創新。”可見，其中技術創新不可或缺。
為此，培養新農民、推廣新技術、提升農村創業創新的“雙新雙創”成為鄉村社區發展的關鍵，因為新技術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三產融合增加值。此外，“通過在地性的產業形態，并增強其與農業、農村、農民的關聯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農村人口的外流，使得一些中年婦女和老人可以實現在地性就業；通過產業關聯推進了城鄉之間的交流”。
相比于新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與農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新技術范圍更加廣泛，包括網絡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技術等。其中，網絡技術在激活農村資源要素方面作用巨大。2019年中辦、國辦發布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強調，“因地制宜發展數字農業、智慧旅游業、智慧產業園區，促進農業農村信息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以信息流帶動資金流、技術流、人才流、物資流。創新農村普惠金融服務，改善網絡支付、移動支付、網絡信貸等普惠金融發展環境，為農民提供足不出村的便捷金融服務。”從近年來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看，以電商技術為典型代表的網絡技術打通了農產品流通諸多壁障，建立起超時空的流通體系。而從國際經驗看，能源新技術在很大程度上與農村社區的生態性和發展的可持續性直接聯系在一起。“從功能上看，鄉村能源技術正由傳統的‘能源服務型’向‘生產服務型’‘生活質量服務型’和‘環境服務型’轉變。”
依托新技術建構城鄉均等化的鄉村社區公共服務體系，提升鄉村社區治理服務水平。
在工業化、城市化演進過程中，城鄉融合的實現往往與“逆城市化”形影相伴。而從“逆城市化”生成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條件看，以西方早發現代化國家為代表的“逆城市化”主要是在城市化高度成熟，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或一體化的前提下實現的。相比之下，后發現代化國家“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差距還非常明顯”。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我國鄉村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因缺乏系統持續的投入而存在明顯的短板。在此背景下，鄉村未來社區建設首先要做的便是補短板，這便提出了鄉村社區化的問題，其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彌補城鄉間的差距，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強調鄉村公共服務硬件體系建設的重要性。
與城市未來社區建設所推動的城市更新相比，鄉村社區化過程所要完成的基礎設施建設補短板的任務更加艱巨，具體包括以下方面：
1.依托新技術，建立以縣城為中心、以鄉鎮為重要連接點、以村落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體系。既要建立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密切關聯，也要建立鄉村內部的結構關聯；
2.針對鄉村社會的分散性特點，通過網絡信息技術整合資源，建立新的具有共享性的民生服務體系；
3.社會聯結體系的建立。“建立以共同興趣愛好為目標的社群組織，鼓勵居民積極參與鄰里活動。鼓勵多元參與共建。鼓勵開展國際合作，引入國際先進文化元素，倡導健康生活方式，體現社區文化多元性與包容性；鼓勵村民、居民、游客、志愿者、新型經營主體、NGO組織、政府、投資者等多元主體參與建設共享生活體系”。
克服鄉村人口外流態勢，形成鄉村社區人口的聚集效應。
如前所述，作為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社會走向衰敗的一個重要表征，鄉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動似乎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規律。正如英國城市學家霍華德所言，對農民而言，城市就是一塊具有超強吸引力的磁鐵，必定將鄉村人口不斷地吸引到城市中來，從而提出了鄉土社會何以可能之類的問題。因此，鄉村未來社區建設所面臨的最為直接的問題，就在于努力使鄉村保有適當密度的人口。
近年來新技術在鄉村生產生活中的逐步應用證明，新技術可以在維系鄉村原有人口的同時吸引新的人口進入鄉村：
1.新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的廣泛應用，推進農業生產勞動實現明顯的去體力化，這使得老人、婦女在農業生產勞動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同時，鄉村民宿、農家樂等新的經營形式，也吸引了一定數量的婦女和老人實現在地性就業，甚至吸引部分年輕人返回鄉村，實現了年輕人的回流，使鄉村人口外流的趨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2.鄉村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富有人文情調的多樣化文旅項目的開發，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鄉村社區旅游或短期居住，使鄉村社區出現了“混住化”現象，其人口數量獲得一定程度的增長。
浙江衢州市衢江區鄉村未來社區的策劃方案將鄉村人口的構成概括為“原鄉人”“歸鄉人”“新鄉人”，提出：“鄉村本土‘原鄉人’的作用不可忽視，主體地位不可缺失。把‘老鄉’的思維方式摸透弄清楚，遵循他們的思路，自下而上，上下聯動，激活鄉村自身的造血功能。提升蓮花本地居民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權利，讓本地人更有歸屬感，成為蓮花社區的真正主人。充分尊重居民在鄉村中的主導地位，了解居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引進和留住歸鄉人、新鄉人是促進鄉村轉型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讓外來創業者重塑歸鄉之情，成為鄉村發展的最佳輔助。實施頭雁回歸、鄉賢助村、村巢引智計劃，吸引更多有情懷的優秀人才流向蓮花，讓廣闊的鄉村天地成為鄉村干事創業的熱土。”
3.城鄉之間“兩地居住”現象興起，城鄉間人口流動空前活躍。
筆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專門探討了近年來東亞國家進入新世紀后出現的城鄉“兩地居住”現象。“一些社會精英階層和追求生活趣味的新中產階層對于這種游走于城鄉之間‘移動居住’的生活方式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即除了在城市擁有住宅之外，還在鄉村購置帶有鄉土特色的田園式的住房，采取流動性居住的生活方式。”這種“兩地居住”現象最為突出的特點在于其體驗性和城鄉社會之間的“對流性”，以此為載體，城鄉之間人口形成常態性互動具備了條件。
新技術支持背景下城鄉對流機制的建立
通過對鄉村未來社區構建與城鄉融合推進過程“交匯點”的考察，可以斷言，與此前早發現代化國家的城鄉融合不同，當下后發現代化國家正在展開的城鄉融合恰好與新技術的誕生和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的開啟同步，其交互作用必定會催生城鄉融合新的社會樣態，最終目標是建立新技術支持背景下的一種新城鄉對流機制：
告別城市中心、鄉村邊緣的傳統格局。
自工業革命發生后，在工業主義及其技術體系的作用之下，人類社會開啟了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并依托工業技術將城與鄉以新的形式連接在一起，形成了城市中心、鄉村邊緣的總體格局，長期地影響和制約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發達國家是這樣，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為了實現現代化趕超式發展，往往將主要的資源集中在城市工業社會中，而對鄉村采取了單向的資源汲取，使鄉村的資源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形成了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在這一意義上，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城鄉融合往往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但無論是后發現代化國家還是早發現代化國家，其所展開的城鄉融合都不外乎“城”與“鄉”之間的融合。因此，實現城鄉融合的一個最為基礎的前提在于，改變城市中心、鄉村邊緣的傳統思維，建立起城鄉之間各種要素的平等交流，無論是“城”還是“鄉”，都應在現代社會體系中獲得一種真實的恰當位置。
新技術如何助力鄉村社區建設實現升級。
近年來，社會各界圍繞著新技術助力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展開了深入的探討和實踐，其研究視點主要集中在：如何借助數據技術、交通技術打破城鄉之間的空間區隔，將鄉村與城市連接起來，實現一種依托于新技術的城鄉之間甚至是跨越國界的全球性的聯通；如何通過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實現城鄉之間的資源整合，為城鄉間要素的平等交換、雙向流動提供最為重要的支持；如何通過一系列農業生產新技術使三產融合變為現實；如何通過新能源技術在鄉村建立起可持續的、綠色宜居的田園社會。
近年來在中國長三角區域率先掀起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通過各種實體性的鄉村振興行動，使鄉村的硬件基礎設施有了比較明顯的改善，長期以來存在的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有所縮小，同時，城市不具備的生態、環境、文化等鄉村優勢也由此激活，并獲得空前彰顯。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的背景下，居家遠程辦公和研究授課業已成為一種新的工作生活形態，從而進一步彌合了城鄉之間的差距。由此，通過鄉村未來社區建設，城鄉融合發展新趨勢開始躍然出現在中國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區域。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通過新技術整合資源，破除壁壘，進一步消除城鄉之間的區隔，實現鄉村發展的升級，成為我們應認真探索的關鍵問題。
新技術支持下城鄉融合的社會邏輯。
既然城鄉融合的進程集中表征了城市與鄉村兩大社會系統的結合，那么，在城鄉融合的具體實踐過程中，新技術指標不能作為單一因素直接發揮其功能，而是必須與社會元素深度結合。當然，這些社會元素也不可能僅是一種抽象的存在，而往往通過城鄉社區組織形態的發展變遷表現出來。從目前東亞乃至世界范圍內鄉村振興的進程看，其經驗在于只有將技術深度嵌入鄉村社區的具體發展進程當中，才能通過提高鄉村社區綜合發展水平，為城鄉融合開辟道路。一般說來，城市未來社區建設往往與城市更新直接聯系在一起，構成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和規劃性的選擇。
鄉村未來社區雖然具有更新特性，但其更新的內涵及表現方式都與城市更新存在重要差異，其更新往往不是簡單的替代，而是集繼承與更新于一體。浙江衢州主動將未來性納入鄉村社區建設過程，在全國率先提出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的設想。如果說工業化初期以工業主義為核心的技術體系將國家發展的資源主要集中到城市，那么在今天，以網絡信息、能源技術等為核心的新技術則為突破城鄉界限，破除工業化初期建立起來的城鄉藩籬，進而實現城鄉重新整合提供了條件。
鄉村未來社區建設背景下城鄉對流機制的實現。
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和框架之下，城鄉發展具有明顯的不均衡性，這種不均衡性使鄉村發展處于落后的狀態。因此，在鄉村未來社區建設中，如何使鄉村社區的發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升級，便成為一個具有核心意義的話題。之所以特別強調鄉村未來社區建設對城鄉融合的重要意義，主要是因為城鄉融合不可能憑空實現，而是要以一定的空間、平臺為載體而展開。
具體言之，就是要在城鄉社區之間建立起一種對流式的交往，主要表現在不僅鄉村人要進城打工，同時也要城里人愿意走入鄉村，使城鄉人員雙向流動。這種雙向流動之所以能夠實現，一個重要的技術基礎便是互聯網等新技術的支撐。由此，便在真正意義上打破了鄉村社區傳統的封閉性，使之與外部世界建立起真實的、有意義的多重關聯。
“鄉村未來社區”不是“城市未來社區”的復制品和追隨者，而是立足于鄉村實際，以“人的生活場景”營造為核心，實現新型鄉村社區的構建和生產生活方式的升級。與過去的鄉村建設活動相比，鄉村未來社區最重要的特點應當是將關注點從鄉村本身轉移到村民生活上，以“人”為核心搭建鄉村多元生活場景。
總之，作為城鄉融合的先導，中國的長三角區域當下正在展開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為各種新技術發揮功能提供了真實的社會依托和憑借，極大地推動了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和雙向流動，形成了具有創新意義的城鄉融合平臺及運作模式，為新時代中國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新的重要契機。
（作者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智庫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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