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鄉村缺乏人才的問題既是現代化過程中一個自然的結果，又有其長期的經濟社會歷史演化的根源。在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推動下，鄉村產生了與城市相對而言的衰落這一客觀現實，但同時，這一過程也生產出了鄉村的經濟社會價值的稀缺性。在鄉村振興等宏觀政策的引領之下，經歷了“粘土”和“離土”的鄉村人才流動模式之后，“歸土”漸漸成了城鄉關系變化的一個新變量。基于西南地區幾個村莊引進鄉村經營性人才(鄉村CEO)的案例，我們發現鄉村CEO這一具有現代企業管理特征的人才在鄉村一方面遭遇了行政社會的準科層制邏輯，一方面遭遇了鄉土社會的平均主義和人情邏輯，其現實遭遇折射的是鄉村現代化所面臨的困境。
關鍵詞：鄉村 CEO；粘土；離土；歸土；現代化
中國鄉村缺乏人才的問題既是現代化過程中一個自然的結果，又有其長期的經濟社會歷史演化的根源。在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推動下，鄉村產生了與城市相對而言的衰落這一客觀現實，但同時，這一過程也生產出了鄉村的經濟社會價值的稀缺性。在鄉村振興等宏觀政策的引領之下，經歷了“粘土”和“離土”的鄉村人才流動模式之后，“歸土”漸漸成了城鄉關系變化的一個新變量。基于西南地區幾個村莊引進鄉村經營性人才（鄉村CEO）的案例，我們發現鄉村CEO這一具有現代企業管理特征的人才在鄉村一方面遭遇了行政社會的準科層制邏輯，一方面遭遇了鄉土社會的平均主義和人情邏輯，其現實遭遇折射的是鄉村現代化所面臨的困境。
一、前言
鄉村振興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離不開人才這一核心要素。2018年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破解人才瓶頸制約”。2021年以來，《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十四五”農業農村人才隊伍建設發展規劃》等國家層面的政策法規密集公布，均把促進人才下鄉、回鄉作為實現鄉村人才振興的重要途徑。
人才回鄉，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在新的發展階段鄉村人才流失問題的回應。據統計，2016年，中國農業生產經營人員的大專及以上學歷比例僅為1.2%，遠低于全部就業人員的這一比例，而這僅是鄉村各類人才流失的一個側面。事實上，中國鄉村人才的缺乏一方面是在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與工業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產生的現實問題，一方面也有其長期的經濟社會歷史根源，需要放置在中國追求現代化過程中城鄉關系變遷、人口流動變化的歷史視角下來考察。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自近代就已開啟，但由于多種因素的干擾長期處于發展不均衡的狀態。20世紀50年代中期逐漸建立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結構使得城鎮化發展極其緩慢。20多年后，中國媒體大量報道的則是一批批鄉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現象。1983年，外出農民工占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只有1.7%，到2020年這一比例已攀升至36.7%。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我國城鎮化率在1978年為17.9%，到2021年已達到64.7%。這一流動模式呈現出了典型的“順城市化”特征。最近十年來，這一流動模式又發生了新的變化。2015年6月，國務院出臺了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的政策文件。2019年4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向社會發布了13個新職業信息，其中就包括農業經理人。2020年8月5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農業農村局連續第二年向社會發布轄區內8村面向全國招聘農村職業經理人的公告，并開出了18萬的高額年薪以及上百萬的績效獎勵。據統計，近年來返鄉創業規模逐步擴大，2020年全國各類返鄉入鄉創業人員達到1010萬人，比2019年增加了160萬人，同比增長19%，形成了農民工、大學生、退役軍人、婦女4支創業隊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出現“逆城市化”景觀。從城市化進程緩慢，到數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再到鼓勵下鄉創業，這一過程一方面呈現了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和特色，一方面也凸顯了圍繞著鄉村－城市變遷的中國現代化過程的艱難性和復雜性。由此，任何對鄉村人才問題的研究都無法脫離中國現代化進程這一基本的背景和前提。
與原發性現代化國家如英國，以及后發的日本等國家的現代化不同的是，中國的現代化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了“政治－國家”力量主導的特點。中國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路徑完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并領導中國人民進入了社會主義的建設階段。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質是實現現代化。而一個像中國這樣的農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要經過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按照世界銀行經濟學家伊莎貝爾·撒考克（Isabelle Tsakok）的觀點，成功的社會經濟轉型具備幾個基本的特征：農業生產總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大幅下降，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大幅下降，農業生產率連續增長和農民收入呈現連續性的增長等。在18世紀，農業在英國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43%，直接或間接從事農業的人口高達75%。而到19世紀末，農業產值在其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已降至10%，城市人口已占據主流，可以說英國在那個時候已經完全實現了經濟社會的轉型。
中國近代以來開啟的現代化進程參考了歐美通過工業化、城市化推進現代化的基本路徑。這主要是基于中國龐大的鄉村經濟和農業人口的現實。從20世紀初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農村人口向工業和城市的流動初現端倪。1893年中國的城鎮化率為6.6%，到抗戰前這一比例提高至12.5%。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大辦新學是中國近代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當時培養的學生不再是服務朝廷的權貴和服務鄉村的鄉賢，而是在城市的學校、企業以及公共管理部門工作的“新人才”。可以說，清末開始的中國近代現代化征程已經打開了中國鄉村人才流向城市的大門。自此以降，“離鄉”成為了實現經濟富裕的價值選擇。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但與原發和后發工業化國家不同：冷戰造成了現代化資源的斷流，中蘇關系的破裂則使得中國必須走獨立自主現代化的道路。要實現自主性工業化，就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而且必須要發展軍事工業確保國家安全。從經濟學的角度講，重工業是資本密集的產業，在無法獲得外部資金支持的條件下，工業化的資金只能來自農業的積累。同時，重工業不是勞動密集的，這就造成了需要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但農業積累必須轉移到工業和城市的“非協調性現代化”的格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52年，中國農業總產值比重為50.9%，農業人口的比例為87.5%；到1978年，前者下降到29.0%，后者依然高達80.4%。這是中國當代以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為基本表征的“三農”問題長期困擾的癥結所在。與此同時，鄉村的智力資源通過教育和國家的統一部署繼續從農村流向城市，造成了低素質勞動力不斷滯留鄉村，而高素質勞動力不斷流出鄉村的格局。這一局面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變，即開始出現了兩種人才的同步流動。改革開放之后，鄉村人口大規模流出鄉村。2020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0%，農業總產值占比7.7%，從事農業的人口占比23.6%。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規模推進帶來了城鄉關系的結構性變化。從發展要素的相對關系而言，城市的稀缺性向鄉村的稀缺性轉變。對鄉村生活的向往日漸成為經濟社會中的新內容。然而，長期以來城市和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所造成的鄉村衰落也成了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新問題。為此，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了旨在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鄉村振興戰略。其中，人的問題尤其是“人才回鄉”成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所在。從政治的角度看，國家通過“大學生村官”“第一書記”等制度性設置來推動人才下鄉，引領鄉村治理。從經濟的角度看，近年來不少地方推動設立鄉村職業經理人、鄉村CEO這樣的職業，致力于推動鄉村經營、讓鄉村與現代市場連接。但是，鄉村振興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人才、人才回鄉如何發揮作用、回鄉人才能否振興鄉村等不僅是理論問題，更是實踐和政策問題。
作者所在的團隊自2015年開始在云南省的不同地區開展鄉村建設的實踐和研究，其中引入鄉村CEO也是試驗性實踐工作的重要內容。開展鄉村CEO試驗的主要假設是，在新的發展條件下，鄉村的經濟社會價值已經凸顯。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鄉村旅游的快速發展，而且農業產業也出現了巨大的增值潛力。但是由于鄉村缺乏現代經營人才，導致外部資本憑借其管理和市場銜接的優勢通過“公司加農戶”的形式獲取了鄉村資源所產生的市場收益的絕大部分。如果村民自辦的企業或鄉村合作經濟組織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聘用職業經理人即鄉村CEO，就可以減輕外部資本對鄉村的利益“捕獲”，即在增加鄉村收益的同時，將收益更多留在鄉村。鄉村有了自己的代理人，可以保證鄉村經濟的市場交易過程更加公平。
本文主要通過對在不同的實驗村工作的各種類型的鄉村CEO的日常記錄來呈現“人才回鄉”的實踐敘事。這些鄉村CEO包括上了大學在外工作后回鄉的人，包括出生在城市、愿意到鄉村創業的人。通過對這些回鄉人才工作實踐的呈現來展示人才回鄉的現實景觀，以及“知識”回鄉所遭遇的各種困惑。本文同時將這一問題放置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背景之下，將人才的流動看作是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嘗試從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上理解中國鄉村振興人才問題的理論和政策意義，并進而探索在現代化的語境下，“逆城市化”的政策舉措在實踐中面臨的問題及其本質。
二、“粘土”“離土”“歸土”：鄉村人才的歷史三重敘事
西南某地一個村落有一個保存修復得很好的古宅，主人說這是祖輩明清的古宅，這家人當時在周邊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后來家人都遠離家鄉，古宅逐漸荒落。這位主人十多年前辭職回鄉，養花養草，打理修復古宅。當地人稱他為鄉賢。這個古宅的興衰或許可以說是中國鄉村人才百年來“離土”“歸土”的寫照。實際上，在鄉村，還流行著一種說法，“地里的活，離不開人”，說的是中國傳統農業生產的勞動密集性，也就是“粘土”。中國當代鄉村的人才問題恰恰是嵌入在從“粘土”，到“離土”再到“歸土”的這一社會經濟結構三重變奏景觀之中的一個特有的現象。
中國鄉村的“粘土”性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首先是基于技術的農事系統的勞動密集性特點。費孝通將中國描述為“鄉土中國”，他講的“鄉”主要是指中國社會的特點，如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禮治秩序等。他講的“土”則是經濟的特點，中國是個農業國，以農立國。無論是中國北方的旱地還是南方的水地，都是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系統。中國的農業文明之所以能延續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增長和土地產出之間維系了良性的關系，即人口不斷增加，增加的人口作為勞動力追加投入農業，農業單產不斷增加。中國的糧食畝產從唐朝時的330斤／畝一直增加到清朝的每畝363～496斤／畝。傳統中的農業不僅支撐了15世紀以后400多年的人口增長，也使得中國的人均生活水平直到19世紀以前都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正如費孝通所說的那樣“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中國農業這種特殊的人地關系的政治經濟學的另一面是勞動生產率的停滯甚至下降，也就是黃宗智所指的“沒有發展的增長”。在傳統技術的條件下，追求單產的提高，如密植、使用有機肥、中耕除草、選種留種、灌溉、多熟種植等都是勞動密集，這就造成了土地產出對勞動力投入的高度依賴，所謂的“粘土”。
第二，土地與生計技術性的緊密依賴促進了農本社會文化價值的發育。費孝通講“名譽、抱負、熱忱、社會上的贊揚，全都和土地聯系起來，村民根據個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的勞動來判斷他的好壞”。這一基于農本的社會價值支撐了鄉村人口“落腳于土”的情懷和不離開鄉土的行為。不離開鄉土的社會價值與農事系統離不開勞動力的功能主義需求構筑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粘土性”。
第三，傳統農事系統和農本社會價值僅僅是鄉村粘住人力的一個方面，另一個原因或許在于，中國傳統的城市未能形成能夠大規模吸納人力的“城市文明”。按照施堅雅（G. Willi Skinner）的觀點，即便是離開鄉村的富人，也并沒有真正離土而居，而依舊處于與鄉村社會類似的宗族和村落組織的網絡中。中國傳統鄉村和城市的功能差異性導致了人口長期滯留鄉村。除此之外，由于農事系統的勞動密集性導致人口不斷向土地轉移，社會價值又樹立了以體力投入為表征的勤勞美德，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又影響了人力資本的開發。勞動密集的農事系統所需要的更多是體力勞動者。在以傳統種植技術為生計的鄉村廣泛存在著“種地不需要讀書人”的社會習俗顯示了勞動密集農事系統及其社會價值對于“知識人”的某種排斥。當然，這一特點并非從本質主義的角度否定勞動密集農事系統的知識性，傳統的農事系統充滿了豐富的鄉土知識。由于這一系統的演化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知識的積累相當緩慢，很多具體的技術如有機肥、多熟種植延續了數個世紀，形成了幾乎教條的范式，家庭成員只要跟隨有經驗的長者實踐就可學習，加上正式制度下的“教育和知識”本身又與農事實踐脫節，由此形成了鄉村“知識荒野”的現象。某種程度上，今天我們所遭遇的鄉村人才的缺乏，不僅是一個現代化發展中的問題，也是一個經濟社會文化的歷史問題。
強調中國鄉村的“粘土性”并不必然意味著中國人口沒有流動。中國各民族融合為一體的現實正是伴隨各類貿易交換過程中人口流動的結果。農耕民向西部的移民在清代以后規模逐漸擴大，引發了了西部社會的重大變遷。以寧夏為例，自清末特別是民國以來，在戰爭、饑荒和地方政府鼓勵移民等多種因素影響下，周邊省份的農民大量流入寧夏。這不僅促進了當地農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商業以及城鎮的發展，形成了今天寧夏回漢融合的民族格局。
事實上，19世紀到20世紀初，中國進入了近代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工業化的城市開始發展。比如，1853年漢口人口為10萬人左右，1908年增加到了24萬，到1934年達到了80多萬。與清末之前移民多從事農業墾荒不同的是，民國以來流向工業和城市的人口數量逐漸增加。據統計，1936年前后武昌的進城農民從事工業的占41.05%，從事商業的占42.01%。清末民國以來的人口流動標志著圍繞著城鄉關系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口流動的開始。這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城鄉結構變遷的初期階段。雖然這個階段的工業化處于相當初級的水平，但是工業化自然地推動了城市化和各種服務業的發展，除了需要使用體力的服務者以外，“知識性”的職業如企業經理人、銀行職員、報業人員、教師以及各種文化行業的從業者開始在城市欣欣向榮起來，這為受過教育的鄉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就業空間，清末開始采用的新教育和傳入的新知識在城市和工業中有了落腳點。民國期間，發達的沿海地區和其他地區鄉村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幾乎毫無例外地涌向當時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漢和其他初具城市規模的省會城市。如果說以往主導鄉村社會的價值主要還是勤奮守土，那么此時的“離土”則開始成了新的社會價值取向。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中國的人口流動進入到順應現代化的階段，工業化和城市化不斷加速，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21年近65%。如果說清末民初時期按照現代化的路徑的人口流動只是局部的，那么改革開放以后的人口流動則是全局的。數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總體格局。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僅是體力勞動者不斷流出鄉村，由于工業化導致的工業結構的調整和城市就業空間的急劇擴張、就業機會大增，引發了教育的大發展，鄉村人口通過接受教育到城市就業這一途徑不斷流出鄉村。同時，這也很大程度導致了今天呈現的以人才荒漠為主要特點的鄉村的衰落。
從“粘土”到“離土”的敘事轉變標志著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轉型。雖然，“離土”是改革開放以后鄉村變遷的主旋律，但是中國城鄉之間人口的流動并非簡單線性。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一個特殊的階段。一方面，農業剩余從鄉村流向城市，但是服務于特定政治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戶籍制度阻攔了人口依照要素流動的現代化規律流出鄉村，造成了相對過剩的農業人口滯留鄉村的特有的“逆城市化”景觀。與此同時，由于適合受過教育的人口的職業主要在城市和工業，因此，鄉村智力資源依托接受教育后國家統一分配的機制又源源不斷流出鄉村，形成了體力勞動資源不斷積累在鄉村而智力資源又不斷流出鄉村的鄉村人才格局。與此同時，由于城市就業空間和福利供給的困難，國家不得不推行限制城市人口的政策。1961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銷量的九條辦法》，要求在三年內城鎮人口減少2000萬以上，到20世紀70年代末為止，4000多萬人口回流農村。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回流農村的主要是智力資源。雖然有研究認為這對于農業發展和其后的經濟發展有積極意義，但是這一人口的回流并未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社會的發展問題。盡管很多的知識青年投身農業科技研究與推廣，但是鄉村并沒有大量可供智力人力資源發揮作用的機會，大部分的知識青年都成為內卷化的體力勞動者。
21世紀以來漸漸出現了新的“歸土”現象。按照諾瑟姆曲線，當城鎮化率達到70%時，城市化速度放緩，甚至出現逆城市化，人口開始向鄉村流動。雖然我國的城市化率還不到70%，但是沿海發達地區大多都超過了70%。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比上年減少517萬，2020年各類返鄉人口超過1000多萬。作者參與的西南某地鄉村CEO試驗計劃的年輕人都是接受過教育返鄉創業的人員。中國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后出現的逆城市化趨勢標志著城鄉關系開始出現新的轉變。在這輪新的歸土潮流中，鄉村的性質和意義已經發生了變化。鄉村的功能不再是單純生產農產品，而正在成為居住和創業的新天地。振興鄉村需要人力資源，這是當代鄉村人才問題出現的緣由。
三、人才回鄉的遭遇：現代化語境下的雙重困境
如果說前面提到的鄉村古宅的主人是“落葉歸根”的鄉土情結的一種典型呈現，那么日益明顯的“歸土”現象自然蘊藏著鄉土社會文化的驅動；但是越來越多超越鄉土人情紐帶的主動回鄉的選擇，則更多呈現了社會經濟轉型所驅動的新的流動的敘事。一方面，很多城里退休的人選擇回鄉養老，還有很多具有后現代思想的年輕人也到鄉村尋找“鄉愁”。很多人具有經濟實力，帶動了鄉村的改造。越來越多經過改造的新村莊開始吸引年輕人回鄉；另一方面，鄉村振興的戰略不斷生產“新鄉村”話語，鄉村不再像過去只是落后的符號，到鄉村很多時候成了一種浪漫和時尚。Ｆ村的兩名鄉村CEO就是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影響到村里就業的。“環境優美，居住舒服，沒有污染和堵車，還可以賺到錢”是這兩位鄉村CEO來村里工作之前對于鄉村的想象。
初到村里，他們看到村道兩側的排水溝散發著異味，村里沒有干凈的公共衛生間。當然他們知道這個村莊需要他們參與建設改變面貌。Ｆ村的建設目標是把村里的傳統民居改造成高端的餐飲店，同時對村莊進行環境整治。一般情況下，類似的村莊都會從外部引入資本和企業通過流轉或承包展開經營，即“公司＋農戶”。但是這一被廣泛采用的模式的主要問題是鄉村利益的流失。在西南某省的一個蘋果產業開發項目中，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數千萬元，但是農戶的合作社缺乏管理和營銷能力，轉而將項目承包給了公司。公司向村里支付政府投資蘋果產業開發項目資金每年6%的使用費，再交給村里農戶租地流轉費每畝1200元。此外，農民到地里干活公司會支付每天80至100元的工錢。荒地有了地租，打工還有收入，農民很滿意。但是在一個知識和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農民不知道一畝地公司至少賺到了2萬元，鄉村產業的收益的絕大部分被公司拿走了。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在作者團隊的建議下，Ｆ村決定不采用外包公司的形式開發村莊，轉而成立了村集體公司，由村委領導組成董事會，聘請有文化的年輕人做CEO來打造和經營鄉村的新產業。研究生畢業的小Ｓ說他之所以選擇這個工作就是因為看到了鄉村CEO這個頭銜，覺得很洋氣，而且還有北京來的教授指導工作。很顯然，“洋氣的頭銜”以及與城里一樣的工資是吸引他來的主要原因。過了半年，他說“感覺很困惑”，覺得發揮不了太多作用，成了村干部的助手，每天都幫村里寫各種上級要的材料。他們的意見村里還不太采用。村里的工作還得鄉里領導來定，如果縣里的領導來了提了意見還得聽縣里的。“鄉村CEO是忽悠人的，做不了啥事”。而村里的人則說，研究生不一定能干鄉村的事，上過學的、城里長大的不了解鄉村。村里的干部則覺得新來的CEO也并沒有公司所具有的專業知識，不懂如何經營村莊。兩邊的說法各不相同。
Ｙ村的小Ｚ是村里新聘用的鄉村CEO。他是從村里考出去的大學生，聽說村里在做新業態的開發就回到村里工作。與Ｆ村的鄉村CEO不同，小Ｚ有過公司工作的經歷，甚至還有幾分創業的熱情。他組建了公司的經營團隊，推動村里咖啡店、小吃店、書店等新業態的運營。“十一”黃金周七天公司新業態經營收入就達到30萬元。縣里、鄉里和村里很支持他的工作，村里的事領導們都會問他的意見。鄉里還怕小Ｚ的作用發揮不好，于是推動任命他為村主任助理。但是，小Ｚ覺得，“雖然現在村里開會都會給我留個位置，但是，我的位置具體在哪里還很不明確”。他一度覺得鄉村CEO是種特殊的花瓶，“很難分清我是在給村里干活還是給公司干活。現在很多村里的事務都是公司在做，公廁堵了都找我們。我們現在是一個服務于政府的公司，不是一個自主的公司。政府說過兩天要辦書畫展，我們就要辦畫展。當然我們初始的資金都是政府給的，所以現在也沒法做自主經營。”小Ｚ覺得自己大部分時候是村干部的助手，公司大部分時候是在落實上面領導安排的各種事情。“我原來的想法是像做公司，帶團隊一樣來搞經營。但是沒想到現在公司主要在做接待，各種政府機構的考察和學習活動。每個人都身兼多職，不可能上下班打卡那種。”Ｙ村的小Ｚ似乎比Ｆ村的小Ｓ與村莊的粘性更大一點，但是總體的遭遇是一致的。 鄉村是一個大社會，不是一個公司。鄉村CEO們想象的公司是一個與城里一樣分工明確，任務到人的經濟體。而到村里工作，雖然也是在公司，但是這個“公司”的領導不是專門負責公司工作的董事長或總經理，而是村干部，他們大部分時候遵從著科層制的邏輯，管著村里的黨建、環境整治、疫情防護等工作。村里缺少年輕的人才，村集體經濟組織聘了CEO村委會拉過來就用是自然的。Ｆ村和Ｙ村的CEO所困惑的正是現代企業經營的理念與鄉村社會政治現實的遭遇。一個現代化的企業模式實際上很難嵌入到鄉村社會。在發展良好的鄉村企業案例中，鄉村已經成了企業化的鄉村，即企業覆蓋了鄉村。如山東煙臺的南山村，南山集團和村委會是一體的，村干部是真正的企業家。Ｆ村和Ｙ村的鄉村CEO只是形式上進入了村里的企業，實際上進入了鄉村社會和行政社會中。這既是鄉村CEO返鄉的尷尬，也是鄉村現代化的困惑。
與Ｆ村和Ｙ村地處城市郊區不同，Ｈ村地處邊緣山區，具有詹姆斯·斯科特所描繪的邊地的特點，村莊政治行政社會色彩相對淡化。村里發展的客房新業態幾乎戶戶都參加，產業開發算是覆蓋了全村。如何管理基于客房新業態所成立的合作社也是全村關注的問題。村合作社聘用了幾位鄉村CEO分管客房、建設、財務等事項。與Ｆ村和Ｙ村不同的是，Ｈ村的CEO都是本村的年輕人，他們沒有在外面長期工作的經歷，也沒有上過大學。以年輕人作為CEO主體組建合作社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因為他們看到村里確實有協調客房、管理會議室、開具發票的需要，同時村民一致同意在村集體收入的留成中支付CEO們的工資。但是這個方案村干部并不同意，村干部覺得外面來了客人很多時候也需要自己出面協調和接待，不給收入不公平。所以最后的結果是合作社給CEO與村干部都發一樣的工資，并且讓村書記當合作社理事長。Ｈ村的合作社2019年第一年運行比較順利，主要得益于來自客房、會議、夏令營冬令營活動的集體性收入。但是一年以后，CEO們覺得“干部啥也不干，拿錢不合理，而且管理團隊的人干多干少拿錢一樣多也不合理”。擔任合作社理事長的村組長有一次要罷免CEO小Ｚ，原因是“想要合作社支出錢借給我弟弟，他講這不合法，有什么不合法，要還的嘛。他這是一點都不尊重我”。合作社CEO小Ｚ則常常跟作者團隊表示，“這沒法干了”，村干部、村里的親戚朋友都是他的長輩，“我說話沒分量”。2020年以來，由于疫情的影響，合作社很久沒有集體收入，也發不出工資來，于是好幾個人退出了，理由是他們都有自己的農活，沒法多花時間做合作社的事。Ｈ村的鄉村CEO是“粘”在村里的年輕人，他們熟悉村里的情況，經過培訓能夠很快發揮經營管理的作用，但是他們遭遇到的卻是“熟人社會”的尷尬。
Ｍ村的鄉村CEO與Ｈ村的CEO有些類似，他們是村里出去的中專畢業生，滿腔熱情回到村莊想做點事情。他們成立了包括部分村民入股的股份經營公司，經營村里的農旅資源，主要包括村里的民宿客房、餐廳、會議室和水吧。“十一”黃金周，公司的收入到了幾十萬，這讓半年來沒有看到收入的年輕人產生了很大的希望。Ｍ村有個能干的村組長老Ｋ，他與年輕的CEO們矛盾不斷。老Ｋ經常說“這幫年輕人啥也干不了，天天抱著手機，打掃的客房不干凈，不聽使喚，沒用處”。年輕人則說，“老Ｋ啥都想管，不放手。老Ｋ是我們的長輩，不能不尊重他。但是村里來人要打掃衛生，準備開會，倒酒做飯都是CEO的事，一天忙到晚，比在城里打工累多了。”他們成立的公司，股東都沾親帶故，過幾天就鬧著要分紅。只要他們說按規定做事，這些股東就罵他們“無情無義”。他們去安排村民打掃衛生，村民也“不買賬”。年輕人說“在村里干事還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村里出生村里長大的年輕人了解村里的情況，但卻被鄉村社會的人情面子所包圍。更重要的是他們回到鄉村發現自己原來對于城市也不了解，沒有城市的社會關系和網絡如何把人帶到鄉村消費，他們自己并沒有很好的辦法。
平均主義是鄉村社會的基本邏輯。鄉村社會按照這個邏輯維系基本的社會秩序，引入現代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紊亂了這個秩序。Ｈ村和Ｍ村鄉村CEO的遭遇是集體行動和“公地悲劇”的典型案例。兩村鄉村CEO與村民和村干部的沖突是基于個體主義的現代企業管理邏輯與基于血緣親緣的鄉村社會關系不適應的典型寫照。村干部以長者的身份要求年輕人聽話和村民希望年輕人為他們謀利益是鄉村“熟人社會”的日常社會實踐。這一實踐維系了鄉村社會作為“共同體”的基本秩序。代際倫理的權威和平均主義是傳統鄉村社會降低風險維系共同體基本生存的社會邏輯，這與追求市場利潤的企業行為完全不同。正如Ｍ村的CEO所說，“村里的事太難干了”。有知識的年輕人返鄉歸土不僅面對著鄉村社會倫理的挑戰，同時也面臨如何鏈接市場的挑戰。他們不是富有經驗的公司進入鄉村，他們是在創業，而即使在互聯網時代，鄉村與現代的市場依然很大程度上是隔離的。Ｈ村的客房雖然已經上網銷售，但是村里所接的會議訂單以及客房訂單至今仍然主要依靠北京教授團隊的策劃和各種衍生的關系。Ｈ村CEO小Ｚ說，“我們也能找到客人，但是我們找的客人都不喜歡花錢，喜歡住在農戶家里，覺得客房太貴，經常來村里看一下就走了，也不住”。Ｍ村的CEO們收割了村里的彩稻，做好包裝，希望直接通過網絡來銷售，但是最終還是依靠了政府和外來技術團隊的城市關系網絡。
四、結論與討論
中國鄉村的人才的缺乏既是現代化過程的自然結果，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演化的歷史想象。“粘土”不僅僅是因為農事系統本身，還與中國鄉村的土地制度有關。秦暉的“關中無地主”指出自古以來中國鄉村的土地制度就是以自耕農為主體，這極大地削弱了鄉村人口的流動性。中國歷史上的移民也基本都是人口向土地供給相對寬松的地區流動。這意味著在農耕區人口數量大大超過土地生產能力的時候才會出現人口流動。這是理解中國鄉村人才問題的一個歷史和經濟社會的背景。
中國傳統的農作、建筑、中醫、膳食營養的知識系統是圍繞著鄉村這個社會系統積累的，但同時，這些知識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呈現出李約瑟所講的中國有技術無創新的問題。圍繞著農事系統的技術數百年來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范式，但只需要體力投入的農事實踐并不太需要“知識”。因此，鄉村的“粘土性”粘住了勞力，但卻一定意義上“排斥了知識”。這是鄉村長期缺乏人才的歷史社會根源。
清末開始，中國人口出現了現代化意義上的流動。由于現代的工業和服務業都在城市發展，導致了城市對體力和智力勞動力的需求，加上現代教育體制所培養的人才技能遠離鄉村實際需求，從而導致了人才源源不斷流出鄉村。“離土”的潮流導致了鄉村智力人力資源的持續流失。新中國成立以后特殊的“逆城市化”只是一段短暫的實踐，并未從根本上扭轉人才流出鄉村的格局。改革開放之后，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將“離土”潮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導致鄉村幾乎成了人才的荒漠。
城市化發展帶來了鄉村的衰落這一負面的結果，但同時，也生產出了鄉村的經濟社會價值的稀缺性。“歸土”漸漸成了城鄉關系變化的一個新的變量。鄉村的人才問題開始進入學者和政策界關注的視野。政策界更加關注人才缺失條件下的鄉村治理問題。鄉村缺乏致富帶頭人和經營人才也日益成為制約鄉村振興的瓶頸。國家可以通過制度化的機制如提升村干部福利報酬，派駐村第一書記，甚至推出村干部準公務員化等措施來解決鄉村治理人才缺乏的問題。但是，鄉村經營管理人才則很難通過行政化的途徑來解決。
鄉村CEO在幾個村莊工作的遭遇呈現出了鄉村人才問題的復雜性，這一復雜性超越了人才本身。現代化制度下人才的培養無論從社會價值還是知識技能方面都是趨現代的。Ｆ村鄉村CEO選擇應聘就是看到了“CEO”這個現代的名字。他們到鄉村尋找另一個“現代”。然而鄉村社會是一個“行政的社會”和“鄉土的社會”，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城市里的公司。他們到了鄉村就進入了一個“文山會海”的基層行政系統和沒有經營管理的形式上的“公司”。在這樣的系統中，他們無法充分發揮經營管理的作用。鄉村的合作社或公司的領導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企業的領導。鄉村CEO到了村里成了“沒有董事長”的CEO。鄉村CEO的這一遭遇呈現出了“場域錯位”的現象，折射出了中國鄉村現代化的困境。如果鄉村作為一個整體不能成為市場主體，那么即使擁有經營管理的人才，從經濟角度講，鄉村的振興也很艱難。與上述問題處于同一維度的是鄉村的共同體特征。土生土長的鄉村CEO在按照市場企業的規范管理合作社時往往遭遇到鄉村共同體社會關系的困擾。鄉村社會關系是鄉村共同體的倫理基礎。而面向市場的現代企業則是基于利益和個體勞動分工的市場機制。鄉村CEO遭遇到的人情和面子的困擾是兩個不同機制之間張力的結果。
另一方面，土生土長的鄉村CEO又缺乏現代企業所要具有的鏈接市場的社會資本。從現代化的視角看，鄉村CEO遭遇的困境是一種嫁接現代性的困境，這一困境體現在現代嫁接傳統的過程中。首先是企業的人與鄉村的人兩種屬性的嫁接。鄉村CEO的屬性首先是鄉村的人，受到鄉村共同體中各種社會關系的約束，這在那些從鄉村成長起來的人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而CEO這一企業的人的屬性則對應著基于個體主義的面向市場的一整套現代管理觀念和規則。從鄉村的人到企業的人身份的變化意味著傳統與現代兩套觀念形態的嫁接。第二是鄉村CEO代表的現代市場與鄉村社會的嫁接。無論是合作社抑或其他形式的鄉村集體經濟組織，雖然具有市場經營的功能，但大多數并不是基于個體建構起來的獨立的市場主體，與其說他們嵌入在市場之中，不如說他們嵌入在鄉村之中。雖然新的制度新的觀念要實現對舊的制度和觀念的嫁接，一定程度需要基于原有的社會網絡，但在鄉村CEO的案例中，不難發現，鄉村社會的關系網絡給新的制度觀念的發育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因此鄉村CEO的企業在滿懷信心準備進行市場化運作時，往往發現自己要么被鄉土社會的共同體邏輯所主導，要么很難擺脫行政社會準科層邏輯的影響。鄉村CEO的遭遇背后是鄉村現代化的問題。
英格爾斯（Alex Inkeles）說，工廠、企業是人的現代化最好的場所。但是，如果按照現代企業的邏輯來經營鄉村，勢必要打破鄉村原來共同體的關系結構，在外部資本進入的條件下極易損害基于鄉村社會網絡的農民的主體利益。然而，想要從鄉村共同體內部發育或建立現代企業管理結構又異常困難。從東部沿海地區的經驗看，鄉村的人才問題需要在鄉村整體實現現代化轉型的框架下來實現突破，而非相反。
（作者李小云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徐進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