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中國鄉村社會是由血緣、地緣與親緣關系組成的差序格局，村民對鄉土社會具有歸屬感與認同感，鄉村熟人社會的價值生產能力塑造了村莊的公共性，并依靠鄉土文化傳統下的社會誠信機制和聲譽機制對鄉村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的治理功能。隨著鄉村現代化的發展，人口流動與外來資本的進入使村莊原本穩定的社會結構受到挑戰，傳統的社會秩序與村民心理結構發生了改變。鄉村社會越來越趨向于原子化發展，村民價值觀發生轉變，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共同體意識日益弱化。鄉村私人生活興起和家庭空間邊界漸趨封閉，村民的價值觀念與人際交往出現功利化傾向，基于血緣、地緣與親緣的治理機制式微，鄉村治理陷入“公共性”困境。只有當社會中更多人將集體利益置于個體利益之上而進行自我約束時，社會的公共性才會增強。由此，當前鄉村治理需要重建鄉村共同體，促進鄉村社會現代公共性的增長和誠信機制的重塑，鄉村契約關系的建立為鄉村社會治理維系發揮重要作用。在鄉村治理實踐中，既存在國家建構的以法治為基礎的正式制度，也存在由村規民約、道德誠信形塑的以德治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具有政治性、公共性和契約性等多重維度，是鄉村契約治理共同體建構的基礎。
一、鄉村契約治理共同體的理論內涵
隨著新時代中國農村社會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鄉村治理勢必要求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有內涵拓展與質的提升，以共同體的思維與合力推進鄉村有效治理。?鄉村契約治理共同體強調在鄉村治理中，通過契約的形式將不同治理主體聯結起來，通過共享、互助、誠信的價值理念，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社會治理局面。鄉村契約治理共同體的強調從“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體”的邏輯轉換，旨在通過鄉村契約關系推進鄉村有效治理，實現價值、利益、責任和誠信的統一。鄉村契約關系是指鄉鎮政府、村委會與村民之間以契約為主要法律依據建立的一種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責、權、利明確的鄉村合作治理關系。
其一，鄉村契約關系的要義是建立誠信精神。鄉村契約關系的有效性在于契約各方責任和義務的明晰性和確定性，它對鄉鎮政府、村委會與村民之間的關系形成一種保護機制，被契約各方主體接受并內化為誠信精神，最終使契約成為鄉村社會的價值共識。
其二，鄉村契約關系蘊含著平等、民主與權利意識。平等意識強調契約主體，即鄉鎮政府、村委會與村民在鄉村契約關系中地位平等；民主意識強調契約主體的自由選擇與意愿表達；權利意識強調契約主體之間互惠互利與各方的權利義務對等。平等、民主與權利意識推進各契約主體之間平等、合作、協商，實現權利與義務均衡、效率與公平統一、自由與秩序協調。平等、民主、公平是鄉村契約關系追求的價值目標。
其三，鄉村契約關系遵循利益共享之根本。首先，鄉鎮干部、村委會與村民三方在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礎上簽定“契約”，鄉村干部與村民之間形成利益契約關系，三方主體通過平等對話、協商談判的形式表達各自利益傾向，在利益分享與風險共擔基礎上實現鄉鎮政府、村委會與村民之間契約合作治理的帕累托最優。
其四，鄉村契約關系實現知情權、參與權與監督權的統一。知情權是農民對契約內容、鄉村社會發展、管理以及各類政策等信息的權利；參與權是農民參與契約制定、決策與實施等內容的權利；監督權是農民有權對鄉村契約制定、實施等情況進行監督，并有權力檢舉與控告違反契約內容的行為。
二、鄉村契約治理共同體的現實基礎
1.黨建“契約化”治理的中國方案
黨建“契約化”治理模式不僅彰顯堅持黨對基層治理工作全面領導與大力推動基層治理機制創新二者有機融合的巨大制度優勢，也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中國方案。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是鄉村治理體系優化的有效方式，是“中國之治”在基層治理中制度優勢的發揮。“契約化”這一理念在黨建引領鄉村基層治理的引入，形成黨建“契約化”治理模式，其具有匯集多方主體力量推動鄉村治理的推動作用。基層黨組織依靠其組織功能、宣傳功能、凝聚功能、服務功能、引導功能，整合轄區內各級黨組織，發動黨員群眾，聚合社區資源和結對組織資源，能最大限度調動群眾參與鄉村社會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治理模式的鮮明特質所在，也是其制度優勢所在。
2.鄉村契約共治的創新實踐
鄉村治理需要公共利益機制的創新、公共精神的培育、農民主體的賦權，而鄉村契約的締結可加強鄉村治理主體的平等性和協商性，且契約締結方所持的契約精神也能提高鄉村公共性的穩定，故以鄉村契約型協同共治有利于推動構建合作協商、利益協調、政策協同、多元協作的治理機制，并形成鄉村利益共同體。鄉村契約型協同共治是各主體達成共識并形成共同行動綱領與合作規則的鄉村契約治理共同體，通過契約制定與實施的閉環，引導凝聚鄉村治理整體共識，制定共同目標愿景、共同行為規則和共同行動綱領，有助于提升鄉村治理水平、推進鄉村治理創新實踐。
3.契約文化共塑的現實需要
村民作為鄉村共同體的重要構成要素，其獲得平等合法權利和養成公共精神是民主國家建構的基本要求。鄉村契約治理共同體充分尊重村民主體的人格自由，采取村民自主化選擇策略，使村民養成現代公共精神并內化為村民的人格特質，共同營造鄉村治理的公共文化和契約精神，鄉村契約公共文化共塑共享成為鄉村自治德治法治的現實需要。如何整合村民的價值取向、培育鄉村共同記憶與認同以提升村民的公共理性，使鄉村形成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良好法治文化氛圍，是實現鄉村治理有效的難題。鄉村契約治理共同體的構建則推動農村走向“契約型社會”，推動村民通過契約內容的協商提升其公共事務參與程度，通過契約簽訂后的規則規范其行為，并形成依據契約行事和解決矛盾依靠契約的契約精神，鄉村契約公共文化的塑造是鄉村現代轉型的現實需要。
三、鄉村契約治理共同體的實現機制
（一）信息共享機制
一方面，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機制，使得農民享有更多的知情權，以抵消另外兩個主體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投機”行為。鄉鎮政府在鄉村契約關系中，應立足于鄉村公共利益，嚴格按照鄉村契約關系建立與實施的規定及其程序，讓農民監督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行為，使得信息共享機制能夠更加科學化與公開化，并形成良性的制度，切勿由于信息不對稱將契約行為的成本轉嫁給農民。
另一方面，建設信息共享平臺，促進契約涉及相關內容以及鄉村社會管理的信息在鄉鎮政府、村委會與村民之間有效共享。信息不對稱是鄉鎮政府、村委會與村民之間產生“投機”等道德風險的一個重要因素，信息透明是解決信息不對稱的重要途徑。透明程度越高，信息就越準確，契約主體之間對稱性越高，使得彼此之間合作成本降低。
（二）對話協商機制
首先，合作型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的靈魂是“理性協商”。一般認為只有通過協商，多元治理主體才有可能建構信任。但是，真正有助于信任建構的不是一般的協商，要求必須是“理性協商”。“理性協商”就是來往的相關主體信息獲取方式是在通過真誠交流、理性表達，都抱有達成一致性意見的誠心和態度。
其次，鄉村契約關系下合作型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以實現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對均衡為目的，理性權衡后滿足多元治理主體各方的利益訴求。隨著村民的各種利益訴求的期望及應對難度的不斷增長，想要達到合作型公共服務供給是離不開利益的均衡與調和，而利益的均衡與調和要進行“理性協商”。
再者，各方參與主體間包容性的增強要靠“理性溝通”。“理性溝通”的過程是村民能夠接受到信息的更好途徑，在這個過程中，村民們參與積極性更強，與此同時，另兩方主體聆聽和尊重村民們的陳述和立場，不斷審視此前的選擇，三方主體對公共利益的目標形成共同的認識，均以負責任的態度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中。
（三）監督問責機制
首先，建立完善的監督問責機制。如果各契約主體對契約內容的利益共享、執行規則等沒有建立明確的監管措施和違約處罰制度，會導致契約關系中出現機會主義行為。為規避風險，契約關系中資源占有方會有意將一些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信息與資源不予共享，從而致使契約合作關系破裂。
其次，監督問責機制由契約關系中的各方主體進行協商制定。建立完善的監督問責機制有利于降低鄉村契約關系中的“道德風險”問題，促進鄉村契約關系的建立與實施。監督問責機制包括具體的監督問責內容、監督問責的剛性機制與彈性機制，能夠有效的保障任何一方在違反契約合約的情況下受到及時的有力處罰，對侵犯契約關系中任何一方利益的行為給予及時糾正與懲罰。
再者，建立鄉村契約關系監督問責的反饋環節。監督問責機制的反饋主要指將鄉村契約關系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及相關事宜的問責結果進行及時通報，反饋主要是為了及時處理鄉村契約關系實施中的問題，避免進一步將問題惡化，將相關問題的影響降到最低，保證各契約主體的利益。
（四）沖突解決機制
其一，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主導型解決機制。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主導型解決機制傾向于鄉村社會整體發展，甚至鄉鎮政府與村委會建立鄉村社會發展合作關系，形成鄉鎮政府與村委會聯盟，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以爭取項目、加快鄉村社會發展作為回報。
其二，村民主導型解決機制。村民主導型解決機制將村民的利益訴求置于優先位置，此機制將村民大規模動員起來，村民通過訴求、請愿等形式影響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爭取對自身有利的政策與鄉村契約內容。
其三，鄉鎮政府、村委會與村民三方參與主體互動型解決機制。這種解決機制可以形成兼顧鄉鎮政府、村委會與村民的利益的共惠方案，并可提升鄉鎮政府鄉村治理的公信力。構建互動型沖突解決機制促使鄉鎮政府從發展導向、增長為本走向權利導向、服務為本。
作者系內蒙古農業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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