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傳統鄉土文化的迷茫與困頓
當今世界是多元文化并存和交織的時代，不同的文化之間既有交融、交匯，也有排斥和吞蝕。作為長期滋養中國農民的鄉土文化在與城市文化、外來文化的碰撞中，逐漸被邊緣化乃至消解。從現實層面看，鋪天蓋地的快餐式外來文化、城市文化、現代文化掩蓋了傳統厚重的鄉土文化。從物質層面看，以消費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城市文化將人類對物質的占有欲極大地釋放出來，物欲橫流已經遍及社會角角落落。從社會輿論看，一提傳統的鄉土文化，就被當成落后、腐朽、愚昧的東西抨擊之、拋棄之。從社會行為看，過去為之驕傲的魚米之鄉、青山綠水，今天在任何一級招商引資對外宣傳的活動中，都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人看成偏僻落后之代名詞。河北石家莊市因有一“莊”字便覺土氣，改名之聲曾盛極一時，后因算賬要花十數億的代價才偃旗息鼓。凡此種種，被搞得灰頭土臉的傳統鄉土文化嚴重惡化了農民的心理處境，使許多農民身處工農兩界左右為難，游走城鄉之間進退失據。生活中那些原本以為很在理的東西，不知是對是錯，是留是棄。
傳統鄉土文化是農耕社會的原生態文化，是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農民群體在世代相傳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特定區域共同文化的積淀。可以說，傳統鄉土文化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歷史和傳統，包含許多現代文明的基因。例如，就現代社會在制度和規則層面而言，有兩大基本支撐要件，一是產權關系及其與之配套的法律體系；二是誠信體系。傳統鄉土文化在這兩方面都有著足夠豐富的內涵和較為完備的規則。
首先，傳統鄉土文化觀念中有著清晰的產權關系及其規范要約。比如，每家每戶耕作的土地不僅有面積、地塊等標識，還有“魚鱗圖”勾勒它的四至邊界和土地質量；房屋等實物財產在分家時的默許做法是傳男不傳女；甚至是陽光、空氣、水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無形公共權益，都有約定俗成的要求。比如，蓋房子不能擋住別人的行路、采光、通風，灌溉農田要兼顧下游用水，臭糞池不能建在村子的上風頭，等等。這些約束雖然沒有與之配套的法律體系，但有鄉規民約，鄉規民約有時比法律的約束力還強。許多鄉村中解決資源配置矛盾或調適權益糾紛不是靠打官司而是靠鄉規民約。
其次，傳統鄉土文化有它別具一格的誠信體系。城市是一個移民性的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依靠的是契約，鄉村社會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會，熟人間的關系靠的是誠信。以誠信和道德作為人與人之間相互利益關系的抵押品，看起來虛無飄渺，實際上比實物契約更具約束力。因為，在這種熟人環境下，一旦違約，代價十分沉重，不僅本人會被整個熟人社區拋棄，而且延及親友和子孫后代。費孝通曾評價，“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因此，傳統鄉土文化里的誠信體系雖沒有法律的威嚴，但因約定俗成的慣例，有著旺盛的生命力，成為維系著傳統農村社區和諧與穩定的一種獨特力量。
此外，從生產發展的角度看，鄉土文化也始終是先進生產力的擔當者。我國農民早就從長期的實踐中，摸索出了休耕、輪作、稻魚共生、桑基魚塘、豬沼魚、稻魚鴨等富有樸素的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思想的成功經驗。即便是現代高科技的轉基因技術，在古代也有其實現形式，比如金魚即是由農民養殖鯉魚變異而來。古代農書知其名的有500多種，其中現存的有300多種。這些農書不光是農業文明的傳承者，也是現代工業文明的啟蒙者。在傳統鄉土文化中，不見經傳的廣大農民世代相傳的許多理念都貫穿著適應環境、和諧共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
充分認識傳統鄉土文化的現代性，充分肯定它對民族、對社會的貢獻，才能規正社會偏見，廓清人們認識上的誤區，從而引導廣大農民從思想觀念上走出迷茫和困頓，樹立信心，提振精神，摒棄自卑感，增強自豪感。
一是要重塑傳統鄉土文化的現代尊嚴。就整個世界而言，傳統文化分為四大類型，即東亞文化（以中國為代表），南亞文化（以印度為代表），西亞文化（以伊斯蘭國家為代表），還有西歐文化。文化是一種個性的習俗、生活的樣法，而文明是一種共性的規則。人類文明就是在不同種族、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各種文化中提煉出的為全人類一致認同的思想和行為規則。中國傳統的鄉土文化有很多方面早已被提升和吸納到代表人類文明的準則中，比如關于誠信，關于恪守孝道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許多中華民族的格言警句都具有普世價值。在當前中國傳統的鄉土文化發展面臨困境之時，我們需要重新發掘其豐富內涵及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讓全社會明白鄉土文化的現代性、文明性，讓全體國民尤其是廣大農民在精神層面重樹自信感、自豪感。
二是要繼承和發揚傳統鄉土文化的精髓，促進鄉土文化的現代性轉變。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中國文化的根也在鄉土文化之內，只有真正處理好鄉土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實現其現代性的轉變，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新農村的任務才能最終完成。應積極組織力量，挖掘和整理鄉土文化中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遺存，關注鄉土文化的生存和發展狀態，積極宣傳鄉土文化里積極和現代的一面，使鄉土文化在不斷的堅持和借鑒中延續發展，促進中國傳統的鄉土文化的有機再生和現代性轉變，從而更加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
三是在現代城市文化的構建中，要積極吸取傳統鄉土文化合理的精神內核。西方城市發展都歷經數百年而生成，如今業已形成比較穩定的社會架構。這個構架有縱橫兩條線，縱向的是宗教信仰，這是一根軸；橫向的是各類社會組織，這是一張網。快速膨脹的我國城市尚未形成一個支撐穩定的文化結構體系，在今后的城市文化構建中，一方面要借鑒西方發展城市文化的經驗，如大力發育各類社會組織、社區組織等；另一方面必須吸收傳統鄉土文化的精華和養分，如熟人社區誠信體系的構建等，培育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文化。
中國的農耕文明有著3000多年的歷史，有人說這是中華民族得以薪火相傳、歷劫不息的根本。誕生于這片土地上的傳統鄉土文化，是一種巨大的歷史財富。應該讓所有人都明白：人類與城市的連結只是眼前的誘惑，而人類與鄉村的連結卻是心靈的臍帶，人類所有文明，都是由猿人下地從事農耕開始的，鄉土文化是人類所有文明的源頭。
對家庭倫理的迷茫與困頓
中國農民傳統的家庭觀念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父母在，不遠游”、“老婆、孩子、熱炕頭”。但隨著農村大量青壯年外出打工，很多農村家庭僅僅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形式，夫妻天各一方，更無法“老吾老，幼吾幼”，名存實亡。有專家說，中國農民工的家庭都處于半解體狀態，傳統的家庭觀念遭受到嚴重的沖擊，家庭倫理受到巨大的挑戰。
青年農民外出后，農村出現三大留守群體。第一，被稱作體制性寡婦的4700萬留守婦女。她們既要照顧家中老人和小孩，又要承擔繁重的農業生產勞作，家務、農活一肩挑，生活壓力大，勞動強度高，身體素質嚴重下降。由于男人不在家，留守婦女普遍缺少安全感。她們既擔心老人、小孩和自己的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害，也擔心疾病、災禍等突發事件的發生，還擔心身在花花世界的丈夫拋妻棄子當“陳世美”。此外，由于長年分居，留守婦女要忍受著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雙重煎熬。由于缺少溝通、交流，夫妻雙方容易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價值取向等方面逐漸產生差距，出現感情“隔離帶”，引發矛盾，導致婚姻出現危機。第二，被稱作制度缺失的5800萬時代孤兒的留守兒童。與父母的長期分離，他們的學習、生活、成長、發展都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一是親情缺失對留守孩子的心理發育、人格養成造成嚴重影響。相當一部分孩子不同程度存在孤獨、緊張、失落、焦慮等心理問題，生活和衛生習慣差，自卑、沉默、悲觀、孤僻，或表現為任性、暴躁、極端的性格。二是教育缺位對留守孩子正確價值觀的形成造成不利影響。相當一部分孩子缺乏是非、善惡觀念。三是管理真空造成留守孩子行為缺乏有效約束。大部分留守孩子在家由祖輩看管，年邁的老人無論在精力還是能力上都無法適應管教孩子的要求，而學校對每個孩子的關注也十分有限，與家庭間也缺乏必要的溝通，從而形成管理上的真空。這些孩子不僅容易受到他人非法侵害，自己行為也容易失控。在一些農村地區，留守孩子甚至已經成了“差生”、“問題孩子”、“不良青少年”的代名詞。第三，被稱作生存在社會背后的留守老人。一個形象的說法是“門口拴著一條狗，屋里留下老倆口”。農村老人一生辛苦勞作，晚年本應休養生息、頤養天年，但兒女的外出打工，使他們不僅不可能安享清福，反而要重新擔負起青壯年時代的農活重擔，生活壓力使他們感覺比青壯年時代更苦更累。一是生活質量很差。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上教養孫輩的責任，身體上、精神上都難以承受。二是身體健康狀況較差。不少老人疾病纏身，沒錢看病也沒有條件看、沒時間看，小病扛，大病拖。三是家庭氛圍缺失。電話成了與外出子女交流溝通和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徑，平時除了看電視、趕集、聊天外就沒別的娛樂活動和情感寄托，常常是“出門一孤影，進門一盞燈”，老無所養，老無所樂現象日益嚴重。
近現代以來，中國家庭曾遭受過三次大的沖擊。第一次是“五四”時期，西風東漸，歐風美雨襲華夏，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力圖沖破傳統宗法制度、封建禮教的束縛，以各種方式表達對舊式家庭的不滿。但是，一來這些沖擊當時只發生在一部分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階層，二來盡管這些舊式家庭的叛逆者對家庭存在不滿，但在贍養老人、撫養孩子等義務方面仍然恪守老吾老幼吾幼的古訓，沖擊只體現在精神和思想層面。第二次沖擊發生在“文革”時期。由于狂熱的政治影響，親情之間的信任關系也受到嚴重破壞。夫妻、父子、兄弟姊妹等反目、決絕的情況波及上億家庭。之后隨著政治熱情的消退，家庭關系的緊張、疏離漸漸彌合。第三次大的沖擊就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打工潮的出現。2億多青壯年農民為改變自身的命運、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外出，涉及絕大部分的農村家庭。外出務工的農民常年累月在城里打工，有的甚至一兩年或者幾年不回家，這次沖擊對家庭的震蕩和破壞比前兩次更深更大。外出農民工，心中想盡家庭義務而鞭長莫及，常常處于痛苦的兩難境地，這種由“經濟理性”引發的沖擊，使得許多作為家庭支柱的青壯勞力外出之后的“留守家庭”處于實質上的解體半解體狀態。
“留守家庭”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它可能還將持續幾代人存在于現實社會之中。家庭是社會的基礎細胞，家庭的質量從某種意義上決定著社會的質量。而如果“留守家庭”頻頻“后院起火”，變成了“問題家庭”，不僅是農民難以承受之重，更是社會難以承受之重。農村留守家庭為社會經濟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破解農村留守家庭的“留守”之痛，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一是要盡最大努力促進人口流動的家庭化，即以家庭為流動單元。政府在考慮廉租房問題上不僅要針對城里低收入人群，同時也要將進城農民工納入視野。企業在用工方面要盡量提供更多夫妻共事的機會，有些地方的企業開設夫妻房的做法也值得借鑒。還有就是促進社會上的空房流轉，據國家電網在全國660個城市調查顯示，有6540萬套住房的電表讀數為零，這些住房利用起來足夠2億人以上居住。再加之約兩千個縣城的空置房，可利用的空間更大。二是要創新制度，為流動人口盡家庭義務大開方便之門。西方社會對家庭成員的長期分居是很不理解的，美國人甚至認為夫妻三個月不在一起，家庭就算自動解體了。政府應出臺相關農民工探親假的法令并監督企業嚴格遵行，春運期間開通農民工專列，減免或補貼農民工探親的部分車船費，降低他們的探親成本，使農民工有錢、有時間回家看看，盡量承擔一些家庭的責任義務，促進家庭感情交流。三是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讓家庭的一些職能轉移給社會。比如，擴大農村寄宿制學校的規模，提高留守兒童的教育效果；充分發揮基層婦聯和計生組織作用，開展留守家庭生產互助等類的活動，幫助留守婦女和老人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建立鄉鎮一級的含有心理門診、法律援助、文娛中心在內的留守服務中心，等等。四是加強和諧家庭方面的宣傳。要引導農民工不僅要考慮眼下掙錢，同時要考慮長遠責任，承擔必要的家庭義務，不能在城里樂不思蜀。
對職業選擇的迷茫與困頓
中國的農民工，之所以謂之“農民工”，是因為農民由務農轉向務工經商，即由一產轉向二、三產業。從趨勢上看這是好事，符合規律。但在這一過程中，如果農民眼下都一窩蜂地擠向二、三產業，千軍萬馬擠上一條獨木橋，那就會是一個天大的問題。而眼下的中國農民在擇業觀念上存在一個很大的誤區，農村小青年不出去打工就會被別人瞧不起。各級行政部門、各類新聞媒體也一直大力宣傳讓農民走出鄉村，去務工經商辦企業。廣大農民正是在這些社會力量的推動下，自身失去了理性判斷，盲目地認為城市燈紅酒綠，遍地流金，務工經商就能發財。但事實上從事二三產業的農民絕大多數只能有很少的勞動剩余，有的甚至只能掙個吃飯錢，甚至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白白折騰一回卻鎩羽而歸。輿論導向與擇業取向的偏差、目標預期與自身條件的差距，使廣大農民在職業選擇上深深地陷入迷茫和困頓之中。
從中國現實情況看，農業剩余勞動力一下子都轉移到城市務工經商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剩余勞動力基數十分龐大，中國有3億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除了目前務工經商的2億以外，還有1億多農村勞動力等待轉移，而目前我國二、三產業的容量空間已經十分有限，就業難已經成為最大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大國、村莊大國的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改變，它需要一個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漸進過程。即使二、三產業的容納量提得再高，也不可能像美國等發達國家那樣一產只占百分之二、三的人口比例，中國在未來幾十年里，即使城市化率達到60%-70%，仍有五、六億的農村人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需要務農。
破解農民在職業選擇上的迷茫和困頓，需要我們既解放思想，又冷靜思索。一是要繼續敞開城市和二三產業的大門。公平和機會均等是現代社會、法制社會的基本規則，要讓所有農民都能夠有權利、有機會在職業選擇中一試身手，充當市場經濟中的弄潮兒。對那些有條件、有能力從事二三產業的農民，要積極引導鼓勵他們一往無前，為成為真正的產業工人而努力奮斗，謀求更好的人生發展路徑。二是引導那些經過一番闖蕩，實踐證明沒能力也沒條件從事二三產業的農民不如盡早回鄉實實在在地當好職業化的農民。企業不招40歲以上的農民工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等到青春已過，又沒留下積蓄，再回到農村務農，既不愿干也不會干。假如再患上一身職業病（我國職業病人已達2億以上，其中大部分為農民工），晚年誰來養活？各級基層組織應積極引導，大力培養一大批職業化農民。日本正在推行的農業接班人計劃就是為解決農業后繼有人問題的好政策。三是要引導大部分農民理性選擇就業地域。并非所有的農民都能夠無所牽掛地遠走他鄉，各家有各家的難處。有的家庭老人孩子需要照顧；有的打工的地方離家太遠，交通不便；有的因為南下北上而氣候水土不服；也有的會遇到生活的不習慣，等等。應引導農民充分考慮家庭等諸多方面的因素，以就地擇業為宜。四是要鼓勵廣大農民向農業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如今無稅時代的農業與過去相比有著更廣闊的發展前景，過去農民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現在農民不僅收入全部都是自己的，而且還給許多項補貼。只要撲下身子，好好經營，從事農業的收入不比外出打工差。現代農業已經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種田喂豬，而是包含從田間地頭到餐桌的一個巨大產業鏈。庭院經濟、生態農業、立體農業、旅游農業、休閑農業、觀光農業、精細農業等都有很大的開發深度和廣度，農產品加工、儲存、保鮮、運輸、包裝、銷售以及農業社會化服務等環節有著巨大的空間容量。美國農民占總人口的3%，但是從事為農服務的占17%，因此，漫長的產業鏈和農業的多功能性決定著農業就業領域的可拓展性，農村基層干部應引導廣大農民看清這一前景廣闊的大趨勢，重樹擇業觀念。
對城市化的迷茫與困頓
城市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跳出農門也是中國農民世世代代的追求。如今二三十年過去了，新一代農民工又沿著父輩的足跡進入城市，而越來越多的進城農民發現自己進城之后的遭遇是“干完活走人，公民權免談”，成不了城里人，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
我國城市管理有三條線，一是戶籍，二是社區，三是單位。戶籍是身份的標志，社區是生活的環境，單位是工作的平臺。對一個城市居民而言，戶籍、社區和單位與自身存在著千絲萬縷、無時不在的聯系。但是，對農民工而言，這個城市管理的三條線僅僅與之發生臨時的關聯。社區把他們當作外來人口，工作單位三五年更換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根本沒辦法將戶口遷入居住地。有的農民進城十幾二十年，買了房，甚至當了老板，但仍然成不了城里人，可以說是“身處鬧市無人問”。浙江大學一位教授研究發現隱藏在戶籍背后的有47種權利。農民可以進入城市，但成不了市民，享受不到真正意義上的市民權利。龍永圖先生曾說：“如果不能讓農民工留在城市開始市民生活，不能讓農民工在城里買得起房子，那么，我們的城市化就不是實實在在的城市化，而是虛假的、帶水分的城市化。”長期的二等公民待遇，使農民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尊嚴，更談不上幸福感。
農民工在城鄉之間徘徊，進不去，繞不開，掙不脫，回不來。暗自傷神、苦悶彷徨，“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客觀地說，導致農民工對城市化迷茫與困惑的現實因素很多，但主要有三點。其一，目前無論是國家能力、財政能力，還是城市自身的能力，無論是在基礎設施、就業容量、發展空間、管理水平等方面，都難以承載大規模農民城市化的需求。僅以就業為例，目前全國城鎮每年新增勞動力近2000萬左右，而新增就業崗位大約也是近2000萬左右，另外還有一千多萬下崗失業人員。城市自身尚且如此，更何談顧及農村。其二，在現行體制下，絕大多數農民工無法完成身份和職業轉換，只能處于“無根生存”狀態。城市化關鍵是人的城市化，1億多農村勞動力進城尚且無法被城市所“化”，農村還有3億多的富余勞動力要想“化”入城市，顯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其三，中國正經歷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群在最短的時間內擁入最沒有準備的城市的強烈沖擊，由此帶來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全方位的變革，在這一變革過程中，中國走的是世界各國從未走過的四大轉型同時推進的道路，即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人治社會向法制社會轉型，在這種風險極高、難度極大、矛盾極多、任務極重的轉型中，要消除50多年積累的二元體制帶來的問題，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較長的時間和充分的準備，無法一蹴而就。
要解決這一矛盾和問題，需要從兩頭著手。一是增大城市容量和就業容量，讓農民的城市夢追求看到希望，看到曙光。而發展小城鎮，推進農民就地城市化是中國最理想的選擇。小城鎮是農民城市化最可企及的首選地。大中城市有限的承載能力和高昂的生存代價使絕大多數農民工在相當長時期內無法扎根，而小城鎮生活成本較低，是農民就近城市化的現實選擇。而且，小城鎮更是農民的精神家園，他們更愿意在家鄉的小城鎮發展。可以說，農民實現城市夢，由小城鎮起步逐步向大中城市過渡應是中國城市化的必由之路。這是絕大多數農民最適宜、最現實、最便捷的選擇。二是引導農民對自己的未來作出清醒的理性判斷，沒有能力和條件在城市立足、在城市發展的，應重新審視自己，做出符合自身條件的身份定位。“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尤其鄉村組織應抓住節假日農民返鄉的機遇，幫助農民認真分析，做出當市民還是當村民的身份定位。嚴防中國陷入拉美過快城市化、過度城市化陷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課題，大量貧民窟、大批失業者讓城市不堪重負的教訓，不應在中國重演。近年來，巴西政府痛定思痛之后，不得不成立農村發展部，政府拿錢買地給農民，引導那些進城后找不到工作、難以生存的農民回流農村種地，當好職業化的農民。這種走回頭路的曲折歷程我們務必引以為戒。
作者簡介：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省扶貧辦主任(正廳級),著有《中國農村觀察:轉型之變》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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