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史清華憑借專著《中國農家行為研究》獲得第六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該書以制度變遷到農戶行為變化再到農村經濟社會變革的三者關聯性研究為主線，是一部從微觀農戶研究入手來解讀中國“三農”宏觀變革的獨特著作。本文為史清華教授為其著作撰寫的前言，介紹了本書構思的過程、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敬請閱讀。
當《中國農戶行為研究》書稿的核心部分基本完工之時，我開始著手本書的前言構思。到底該寫些什么，心中一直沒底。好在有著作出版的經歷，故將舊書翻出，重新閱讀才找到了一些思路。這里，主要介紹的有IDEA的形成、編輯的初衷以及書稿內容之簡介。
一.Idea的形成
在一次和朋友談話的過程中，無意中談到我在中國農經學科中的地位或影響問題。說實在話，這個主題太大，很難給出答案。但卻引發了我對自己研究工作經歷的思考。曲指算來，從感知農經到農經知識的學習，從農經問題研究到思想傳授，已有三十年（1979-2009）。這么長的時間，我到底對這門學科貢獻了什么？有什么樣的好作品可以展示給世人？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在我腦子中存留了很長一陣子。直到今年年初，在和我的學生談論研究主題時，心中萌發出一個想法，何不將自己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中國農村經濟》、《農業經濟問題》等國內核心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編成一個集子，以供讀者品評。遂于當天晚上，把自己發表的所有論文主題全部列出，并精心篩選，列出將要形成集子的幾個主題。與此同時，我也將行動計劃與中國農業出版社編輯姚紅女士進行了溝通，她對書稿的計劃完善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原計劃一個月工作，可在付諸行動時，三個月還未徹底完成。編輯與修訂工作看似簡單，實則不然。因為形勢變化，多數章節內容需要結合新形勢進行重寫。好在到今天，核心部分已全部整理出。現擺在讀者面前就是這樣一部既保留著歷史原貌，又有當下新內容的書稿。
二.編輯的初衷
2009年于國家、于自己都是一個非常有紀念意義的年份。于國家有一個“369”的紀念，即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共和國誕生60周年紀念以及“五四”運動90周年紀念。于自己有一個“123”的紀念，即博士畢業10周年紀念、參加工作20周年紀念以及通過數學競賽免試升入高中30周年紀念。在這樣一個年份中，作為一名學者，自覺需要做點有價值的東西來滿足讀者需求才對得起這個年份。本書的整理與出版初衷即基于此。
2009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意義非凡的年度。引發中國社會思想變革的“五四”運動發生在距今90年前的1919年；在這一思想推動下，一大批有識之士在經歷三十年的不懈努力，運用城市包圍農村模式，通過人們最不愿使用的方式——戰爭——實現整個中華民族的脫胎換骨，并于60年前的1949年創立了人民共和國；雖然新生人民共和國在內憂外困的環境下的發展并不盡如人意，有大躍進政策的不當帶給民眾的“自然災害”（1959-1961）的痛苦，更有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發動帶給社會的十年浩劫（1966-1976）的記憶，但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的中國人民經過三十年的艱苦奮斗，在1970年代末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改革開放時代。
在1978年歲末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并形成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在《決定》思想的指引下，30年前的1979年中國正式進入了一個改革開放時代。眾所周知，改革的起點在農村，但終點卻不在農村，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崛起。這次改革與60年前的情形似乎有一點相似，同樣運用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模式，但所選擇的方式則不同，改革運用的是一種民眾行動逐漸被認可的和平演變方式。從農村經營制度變革入手，實現了民眾夢想的生活改善；以市場經濟引入為著力點，實現了民眾內在活力的激發；以民生問題的關注為轉折點，加速了中國經濟崛起的步伐。盡管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經歷了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風波，遇到了19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和當下的全球金融危機，但中華民族的強國夢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現實。
2009年對我個人來說也是一個意義非凡的年度。30年前的一次中學生數學競賽不僅改變了我的人生，更把我的成長與改革緊緊地拉在了一起。1979年通過參加全縣中學生數學競賽，我獲得了免試進入（襄垣）縣一中的機會。由此開始了10年面壁修行（三年中學、四年大學、三年研究生）的生活。在這10年中，書本知識是學到了不少，但真正對我人生有較大觸動的則是各個階段的勞動實踐，特別是大學期間的田野調查。通過這些活動不僅使我真正體會到圣人所言“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之真諦，更使我真正體會到民眾力量之偉大。中國農民不僅擁有強壯的體質，更擁有天賦的智慧。他們不僅是農業、農村與農民問題的制造者，也是解決者，由此拜農民為師，向農民請教才是尋找“三農”問題解決的突破口。國家的大政看似高深莫測，實則源于民眾生活。事實上，脫離了民眾生活的大政策能得到很好執行的則少之又少。正是這些來自學校書本和社會實踐的知識積累，使我認識到要想把自己的農經研究事業做好，必須時時刻刻想到農民，并把“問政于農”作為自己的工作基點。
1989年是我走出校門、進入農門的一個標志，也是我個人有工齡記錄的開始。在山西省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綜合考察研究所工作10年期間，我通過參與或主持項目的方式先后對農村土地問題、農業投資問題、農民收入問題以及糧食安全問題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我的人生里程碑樹立工作，即博士論文《農戶經濟增長與發展研究》寫作工作。所有這些努力使我對“農民行為是理性的”判斷有了一個充分認識，由此從深層次上提出了推動農村面貌改變的政策應當來自農民；實現農民生活改善的原動力只能是農民本身；政府在其間所能做的最大工作就是順應民心，給農民以寬松的勞動與決策自由。
1999年的博士學業完成，不僅標志著我的人生認識境界更上一層樓，還標志著我服務于中國農民的方式將有一個全新的轉變。新世紀的江南之行，使我從一個單純地問政于農的學者走向既問政于農又為人師表的學者的身份轉變。由此，我對農民問題的探索不再是一種單個人行為，而是由一幫學子與我協作共同組成的一個團隊行為。隨著團隊力量的不斷壯大，我們對中國農民問題研究的視角有了明顯拓寬，層次有了顯著提高。現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專著就是我江南10年為人師表的結果。
三.總體設計與內容簡介
書稿原計劃從農民收入增長的不平衡性、農戶家庭生產要素配置方向與準則、農家勞動力轉移動因與障礙、農家融資行為、農民負擔與新農政效應、農民對農村法律規定認知以及農家風險與保障等七個方面進行組織，在實際執行中，作了一個微調，新增中國農家行為三十年，作為第一部分，而將計劃中的第一與第二部分合并為一個部分。最后正文定稿仍舊保持七個部分。
第一章．本章從制度變遷入手，結合農戶收入增長以及結構變遷以及農業生產環境變遷，運用國家農調隊的資料與國家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資料對1978~2007年的中國農家經濟行為變遷進行了綜合分析。發現：在整個三十年的農村變革中，制度變革是農戶收入增長的一種重要推動力量。制度變革的動力最初來自農民，但新世紀后政府的引導成為農村變革的主要動力。無論是由農民主力推動的農村改革，還是由政府主力引導的農村改革，農民的行為都是經濟理性的。在農民家庭收入增長與結構變遷中，很少有低效率的行為發生。農村經濟環境的市場化演進，特別是農業生產資料的供給與農產品的出售渠道的民營化演進，是推動整個農村經濟變革的重要基礎。農村改革的實踐證明：要想使農村得到更好的發展，必須給予農民以更好的自主決策權，在“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針中，政府應當對“放活”二字予以高度重視，并在政策制度的制定與實踐中將其置于首位。家庭經營模式的確是農村制度變遷的關鍵，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模式有改革的必要。由此，在新一輪的制度設計中應順應民心，予以適當考慮。
第二章。本章運用22年農戶行為的跟蹤觀察資料，以沿海浙江與內地山西為案例，從家庭經濟結構變遷、家庭生產要素流轉以及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等三個視角，在結果進行充分解釋的基礎上對形成根源做出探索。發現：農戶家庭經濟結構變遷完全符合理性經濟人假設，農戶家庭生產要素流轉也完全服從經濟學的效率優先準則。在家庭生命同期規律與理性經濟行為準則支配下，農戶經濟發展不平衡性呈加劇化趨勢，而導致這一趨勢形成的根源有經濟學的，也有管理學的，有社會學的，還有政治學的，等等。
第三章，本章圍繞農戶家庭的儲蓄與借貸行為主題，以典型田野調查為主，結合國家觀察點資料，運用一般分析與模型分析技術，對農戶的儲蓄與借貸行為從典型統計分析到計量分析進行描述。發現：農家的儲蓄行為是一種預防性行為，農家的借貸行為則是一種以“兩情”（親情和友情）為基礎的熟人圈融資行為。農家的民間借貸活動逐漸頻繁，并由生存性消費借貸向發展性生產借貸轉化；農村傳統的“道義金融”正向市場“契約金融”轉變。在運用模型技術對中國農家儲蓄問題進行研究中，發現：流動性約束、預防性儲蓄動機以及工業化等對儲蓄率的上升貢獻相當大，且為正值；文化是解釋區域間儲蓄率差異形成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家庭生命周期的倒“U”型分布假說被拒絕，相反“U”型分布被發現；當家庭財富與儲蓄率的相關關系表現為負值時， 持久收入假說也被拒絕。
第四章，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解放勞動，給農民以勞動自由。本章以典型的田野調查為主，從農民進鎮的意愿與動因、外出就業的歧視與遭遇、職業選擇與外出活動、勞動力轉移的動因與障礙等四個方面對中國農民的就業行為進行實證。發現：無論是上世紀的 “民工潮”形成，還是本世紀的“民工荒”出現，都是農民爭取勞動自由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整個長達20年（1984-2003）外出就業過程中，龐大的農民工隊伍不僅有力地支持了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同時也飽嘗了外出就業的艱難與辛酸。面對外出就業的風險與歧視，他們依然初衷不改。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的勞動環境改善還不到位。特別是改革中決策層對農民承諾的不當認識，使農村滋生出多種苛捐雜稅，正是這些稅賦硬把農民從農村逼了出來。進入新世紀后，隨著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的開啟，中央政府出臺了包括農村稅費合并、農業稅減免、農業稅取消、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購買補貼、種植用生產資料購買補貼、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等在內的一系列農業新政策，農村就業環境得到明顯改善，由此在中國城市持續了近20年的“民工潮”在農村環境改善后演變為一種誰都不期望發生的“民工荒”。中國農民就業行為的這種轉換完全合乎理性經濟人假說。制度變遷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第五章，本章以“新農政效應”為主題，運用田野調查資料，從農村試行“費改稅”開始，對新世紀整個中國農村改革過程與農民的反應從點到面，從一次調查到數次綜合，從簡單統計分析到計量模型進行綜合展示。發現：無論是簡單的費改稅試點，還是綜合的新農村建設，農民給予的反應都非常強烈。盡管在這一過程中，政策對農民增收的直接貢獻是非常有限的，僅相當于一副“藥引子”作用，但離開了這副價值不太高的“藥引子”，即使農民付出雙倍努力，也難以取得目前的效果。由此，在“多予少取放活”的新農政中，政府不僅要關注“多予”與“少取”，更應關注“放活”。要知道，“放活”才是整個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靈魂所在。離開了“放活”，即使政府再“多予”，再“少取”，也很難能實現農民增收與國家糧食安全這兩大目標。
第六章，本章以田野調查為基礎，首先對法制化進程中中國農民的法律意識進行了分析，發現：農民行為不僅受農村政策法規左右，而且受傳統習慣支配。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并行的農村社會中，農民更偏好非正式制度處理有關矛盾和問題。其次，以農村土地權屬為例，對農民的認知與法律的規定進行了比對。發現：農村土地權屬問題看似一個顯問題，實質不然。調查顯示，樣本農民對農村土地權屬的認同以“國家所有”為主。進一步分析發現：樣本農民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高度關注。他們的“明知故犯”式的矛盾選擇是有其特定原因的，也是符合理性行為準則的。農村土地權屬法律界定的模糊化與實踐操作的國家意志化是導致樣本農民做出這一“明知故犯”結果的根本動因。在整個改革開放進程中，盡管我國的法制化進程有了不小進步，但在實踐中，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并沒有真正兌現過，土地所有者從未在農地非農化過程中獲得過任何收益，國土資源管理機構或政府才是農村集體土地真正的代言人，這不僅是農民這一土地主人的悲哀，更是中國政府推進法制化進程的悲哀。由此可見，在對待農民問題上，國家的法律規定固然重要，實踐操作更重要。最后，以博弈論為指導，以農村征地制度為對象，對征地制度的保障作用進行了理論探討，結果發現：現有征地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根本不會對農民利益給予保障。由此建議：在條件成熟時從《憲法》層次對土地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結束單一國家征地制度，政府放棄對一級土地市場的壟斷地位，退出土地交易過程，恢復其市場性這一本來面目，政府以稅收等經濟手段為主進行管理。
第七章，本章首先運用田野調查，對農家風險與保障問題進行了分析，發現：保險作為一種風險分攤的社會保障模式已引起農民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在傳統的風險分攤模式受到嚴峻挑戰下，農民非常重視并選擇保險來化解家庭風險，但實際行動明顯滯后于認識。其次運用國家觀察點資料，對農民保障方式進行分析，發現：在傳統保障模式受到嚴峻挑戰，出現“養子難防老”、“鄰里難借貸”、“親情疏遠化”等情況下，農民保障走向商業保險是一個無奈的選擇。當然，政府的系列惠農支持政策，對農民保障模式商業化轉變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因而，農民購買商業保險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基本具備，從而促進了農民生活保障方式的嬗變，從傳統保障向商業保險轉移，農民的保險費支出增加，保險面也逐步提高。最后，從農業生產角度，對農家農業保險與本土化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政策性農業保險是解決農業保險市場缺失的一種重要途徑，而實施政策性農業保險必須有明確的政策目標，且農業保險的保障品種需要分層。
最后是本書的附錄，包括作者的處女作、論著名錄以及我的三十年等三個部分，意在紀念作者的“123”。當然，也是對國家的“369”的一個賀禮。（完）
（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浪博客“史清華老師”2014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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