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學者白蘇珊看來，是1990年代中期的分稅制改革、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迫使此前相對受寵愛的鄉鎮企業和此前相對被歧視的民營企業站到了統一起跑線上，才使鄉鎮企業先天不足的產權問題和因產權問題導致的經營管理水平低下問題得以暴露，從而失去了原來享受很久的競爭優勢。
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鄉鎮企業改制潮至今令人記憶猶新。鄉鎮企業競爭力低下被認為是推進改制最重要的理由，而導致競爭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則被歸結為先天模糊的集體產權屬性，因此通過改制使得產權明晰，理順代理鏈條，就成為改制的主要訴求，事后看來也構成一個相對完美的解釋框架。
但是這個框架因其過分完美而顯得有些單薄，比如很難解釋為何1990年代中期成為一個關鍵節點，為何之前浙江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不足以“說服”江蘇鄉鎮企業及其管理者進行改制？在產權這一內生變量之外，當時中國大的政經框架發生了哪些變化，導致鄉鎮企業的管理者和經營者心甘情愿地將其“拋棄”？
美國學者白蘇珊在其《鄉村中國的財富與權力》一書中，提醒人們在著眼于鄉鎮企業本身的產權結構的同時，更要關注此一產權結構運行的外部大環境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從而使得此前相當長一段時期得以順遂運行的既有產權結構難以為繼。
在白蘇珊看來，是1990年代中期的分稅制改革、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迫使此前相對受寵愛的鄉鎮企業和此前相對被歧視的民營企業站到了統一起跑線上，才使鄉鎮企業先天不足的產權問題和因產權問題導致的經營管理水平低下問題得以暴露，從而失去了原來享受很久的競爭優勢。換言之，這三個改革，使得鄉鎮干部沒法再用稅收優惠、信貸分配和生產資料的優先供給來提攜鄉鎮企業，因此鄉鎮企業也就不復此前的競爭力。當然，此時來自民營和外資企業的競爭的加劇，以及中國經濟總體上擺脫短缺經濟，也對鄉鎮企業的沒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事后看來，鄉鎮政府官員此前對于鄉鎮企業的父愛式提攜，其實是從兩方面削弱了鄉鎮企業：一方面自然是人們比較容易理解的因為溺愛太多導致拼勁兒不足，另一方面則是過度汲取以及干涉獨立經營權導致的發展后勁兒不足，表面上的互愛漸漸演變成了互害。
這兩種傾向看似矛盾，其實恰恰同時長期“完美”存在于鄉鎮政府與鄉鎮企業的互動中。一個地方的鄉鎮政府之所以愿意扶持發展鄉鎮企業，一方面固然由于歷史遺產，也即改革開放前社隊企業較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鄉鎮企業易于把控，征稅、攤派和安置就業的成本比較低。此外當然也有“政治正確”因素的考量，相較于容易惹來爭議和是非的民企，相對根正苗紅的集體性質的鄉鎮企業顯然更為可取。
然而，鄉鎮政府官員對于財稅和信貸過多的“把持”——這也是他們能夠扶持或挾持鄉鎮企業的力量源泉——最終“惹惱”了中央政府，因為這一方面造成了國家財稅資源的流失和金融風險的累積，另一方面也造成作為宏觀調控兩個主要手段即稅收和金融杠桿傳導機制的失靈，由此導致1990年代中期的分稅制改革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而要素市場化改革則更多是因為雙軌制下必然導致的倒買倒賣所倒逼而成。
這一系列改革一方面使得鄉鎮干部無法繼續扶持鄉鎮企業，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們難以繼續從鄉鎮企業那里“擠奶”，從而令他們對鄉鎮企業的態度變得意興闌珊起來，從而使改制的阻力大大減少。此外，鄧小平“南巡”后新一輪改革開放熱潮的興起，也使促進民營企業發展不再顯得那么“政治不正確”。
總之歷史的前行總是由諸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因此只有擺脫單因敘述模式，盡可能豐富解釋框架，才可能更好還原歷史真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界面新聞 201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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