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農民償債：權利，還是權利
——紀念杜潤生先生
張英洪
享有“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盛譽的杜潤生老先生以102歲的高齡去世，引起了社會各界自發而真誠的哀悼和紀念。杜老官階并不高，卻贏得了社會廣泛的尊敬。畢生潤澤蒼生，公道自在人心。
杜潤生的主張：“過三關”
對于從事農村問題研究的人來說，杜老最大的貢獻就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深邃思想為農民爭權利。“我們欠農民太多”，這是杜潤生給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這本書寫的序言的標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權利問題。1950年代以來，我國照搬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在農村建立了以土地為核心的集體所有制，在城鄉之間建立了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體制。這兩個傳統體制，對億萬農民的權利構成了長期的制約和剝奪。農民生活在重重制度繩索的束縛之下不得自由。我在涉足“三農”問題研究之初，就發表過一篇《給農民自由》的文章，提出“只要給農民自由，農民就會創造出驚人的歷史奇跡。”幾年以后，我讀到新出版的杜老自述著作時，立即被杜老書中的獨到觀點和深刻見解所吸引和折服。杜老在書中說：“農民不怕累，就怕捆。中國農民有了一點自由，是能夠做出許多創造的。”在國人普遍對自由還存在許多偏見和誤識的情況下，杜老竟然深刻認識到自由的價值并將農民與自由聯系起來思考，這讓我肅然起敬。
事實上，在這之前杜老就明確提出“農民應為‘自由人’”。1980年代末，杜老鮮明提出中國的改革要過“市場關”和“民主關”。后來杜老又加上要過“自由關”，認為“要給農民自由權，沒有自由不行。”
作為中共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杜老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我認為至少有兩個大的方面值得回顧與珍惜。一是作為農村問題改革家，杜老的主要貢獻體現在他1980年代主持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上。從肯定包產到戶到放活農村工商業，從發育市場機制宏觀問題到取消統購統銷，再到調整工農城鄉關系，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于推動農村改革發揮了歷史性的巨大作用。我認為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最大價值和意義，在于賦予和保障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二是作為農村問題思想家，杜老的主要貢獻體現在他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之中。從推動包產到戶合法化到提出恢復農民協會，從提出給農民以國民待遇到主張給弱勢群體人文關懷，從主張給農民自由權到提出賦予農民完整的土地財產權，從崇尚民主法治到渴望公平正義，從發展民主政治到建設公民社會，等等，杜老提出了一系列關懷民生、順應民心、體現民意的前瞻性思想觀點，其核心就是尊重、保障和實現農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尊嚴。杜老在為農民權利鼓與呼中，以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遠見卓識，站在了時代發展的最前列，足以讓人高山仰止。
農村改革的過程，就是不斷擴展農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過程。衡量農村改革成敗的重要指標，就是看是否尊重農民意愿，是否擴展農民的基本權利。凡是尊重農民意愿、擴展農民權利的改革，就是真改革、實實在在的改革；凡是違背農民意愿、損害和剝奪農民權利的改革，就是反改革、假改革、扭曲變質的改革。
改革三十多年來，中國農民的權利有了很大的發展。農民有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有了生產經營自主權，有了進城打工就業權，有了新農合、新農保等社會保障權，有了村民自治權等等。但是，農民還面臨權利被限制、被侵害等許多問題。杜老以自己無限的執著和有限的生命為農民權利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但農民問題尚未解決，仍需后人繼續努力。今天，我們對杜老的最好紀念，就是完成杜老未竟的事業，以擴展農民權利為主線全面深化農村改革。新一輪的農村改革，必須以擴展農民權利為依歸。
進一步土地確權
改革集體所有制，保障和實現農民的財產權利。杜老曾指出：“集體化使農民的各種權利受到剝奪，而且找不到一種可以激勵農民積極性的適當的分配機制。”1950年代建立的集體所有制是一種財產制度，其實質是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基于消滅私有制而在農村建立起來的一種否定和剝奪農民私有財產權利的公有制形式。杜老指出，我國農村推行集體化，“實際上是無償剝奪農民財產，歷史證明，農民是不接受的，是不可取的。”
20世紀80年代，以杜老為代表的農村政策研究和制定者，以使包產到戶合法化的方式將農民對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實踐，巧妙地轉化為黨和國家的農村公共政策，從而形成了集體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責任制。
但集體所有制產權不清晰等問題，仍然制約著農民財產權利的實現。作為土地家庭承包制政策設計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杜老在晚年則進一步提出要通過立法，賦予農民完整的土地財產權利。
最近，國務院發展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課題組首次對我國農村總資產進行了量化評估，得出我國農村總凈資產高達127萬億元，其中所有權屬于集體的為87.35萬億元，占農村總凈資產的68.62%；土地資產共達88.81萬億元，占農村總凈資產的69.76%。農民擁有如此巨額的集體資產但大多處于沉睡狀態。推進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賦予和保障農村以土地為核心的財產權利，是新一輪改革的重中之重。應當在修訂《土地管理法》的同時，加快制定“土地法”，明確和保障土地財產權利。
廢止“戶口登記條例”
城鄉二元體制是我國特有的一種城鄉關系的制度安排，其實質是構建城鄉不平等的政策制度體系，限制乃至剝奪農民的平等權利和自由權利。杜老呼吁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給農民以國民待遇，就是要消除對農民的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制度安排，使農民與市民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權、就業權、社會保障權等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城鄉居民身份平等和權利平等。
杜老提出要給農民自由權，就是要廢除束縛農民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賦予農民自由遷徙權、自主擇業權。現在，國家已經提出和制定有關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的政策。但這些有利于農民權利擴展的公共政策，仍然面臨一些地方實施積極性不高的困境，特別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戶籍制度改革遲遲難以有實質性推進，外來常住人口難以公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務，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任重道遠。
國家應當結合“反四風”的積極成果，改革財政支出結構，降低行政成本，加大民生支出比重。應當修改憲法，恢復自由遷徙權的規定，廢止“戶口登記條例”，制定旨在保障自由遷徙權的“戶口法”，尊重、保障和實現農民的居住和自由遷徙的權利。
從專業農協到綜合農協
杜老晚年呼吁最多的就是重建農會組織。杜老在20世紀80年代就主張建立農會組織，他曾說：“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其他少數群體如青少年、婦女、工人等都有自己相應的組織，只有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自己的代言人。有了農會，就能夠保護農民的權益，替農民發言，強化農民的談判地位。農民有了談判地位，就能取得平等的政治地位，與其他社會階層共謀國事。”
2003年7月，杜老在90高齡時說：“全世界的經驗，最好建立農民協會。……現在我把這個愿望交給諸位，希望在15年內解決這個問題。”
社會學家提示，在社會分層結構中，擁有組織資源的多少是決定社會群體及其成員在社會體系中的地位層次結構和社會等級秩序的重要因素。農民雖然人口眾多，但因缺乏組織資源，農民階層仍處在社會分層結構的最底層。沒有組織起來的農民，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馬鈴薯”。缺乏組織資源的農民，在公共生活中，不能與政府平等對話；在市場經濟中，又不能與資本平等博弈。
換言之，分散的原子化的農民，面對組織強大的政府和實力雄厚的資本時，既不能抵制權力對其利益的侵害，也不能阻止資本對其利益的掠奪，只能淪落為自身利益受到雙重損害的弱勢階層。
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和臺灣，都有健全的農民協會組織，其做法和經驗值得我們借鑒。應當在現有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基礎上，借鑒臺灣經驗，恢復成立農民協會組織，并制定“農會法”，將農會活動納入法治的軌道，使農民依法組織起來，并依法開展維護自身權益的正當活動。我們要在改革中讓農民擁有更多的組織資源，合法行使結社的權利。
除上述基本權利以外，農民還有許多權利都需要立法予以保障，比如自主生育權、公共參與權、自治權等等。在全面依法治國中，應當將國際人權公約有關人權保障的條款納入國內法予以保障，全面修改憲法，完善公民權利保障法律體系，全面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利，真心實意地建設法治中國。
杜老決不是一位單純的農業經濟學家，杜老是一位少見的具有現代政治文明理念和素養的農村問題專家。杜老關注我國政府先后簽署的《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主張保障人權，實行現代治理，這是杜老的最可貴之處。
著名的梁漱溟研究學者艾愷說過：“如果中國能有未來，那么為未來而奮斗的人們應該為建立起碼的公民權而共同努力。”杜老就是一位致力于擴展農民權利、增進農民福祉的偉大人物。杜老千古！
原載《南方周末》201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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