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身份戶比非政治身份戶的家庭人均收入高19.38%。這只是基于調查數據的保守統計，現實差距只可能比這個大，不可能比這個小。
我就想看看，在當前中國農村，政治身份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帶來經濟收益。”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程名望向財新記者解釋他最近一項關于農戶收入的研究。借助統計模型，他們分析了2003—2010年間覆蓋全國31個省份的調查數據。
研究發現，政治身份具有顯著的收入效應，政治身份戶比非政治身份戶的家庭人均收入高19.38%。19.38%的收入差距并非全部由政治身份決定，剔除其他影響因素，有5.84個百分點的收入差距來自于單純的政治身份貢獻。
所謂政治身份的收入效應，不是指由于貪腐等尋租行為帶來的收入，而是基于政治身份的“合法收入”。盡管其中可能包含與身份相關的灰色收入，但調查統計上無法呈現。所謂政治身份，主要分為三類，（縣鄉等）國家干部戶、村干部戶以及黨員戶，以戶為單位。
從不同結構看，村干部戶的收入效應最高（7.73%），其次是國家干部戶（6.05%），最弱的是黨員戶（3.94%）。也就是說，村干部身份更容易帶來高收益。
這一研究成果由程名望和史清華、Jin Yanhong、蓋慶恩合作，并以《市場化、政治身份及其收入效應——來自中國農戶的證據》為題，刊發在知名刊物《管理世界》。
程名望介紹，研究采用的是2003—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家庭數據163305份，家庭成員數據660286份，其中，政治身份戶占比從2003年的19.97%降至2010年的18.57%，具有非常強的代表性大樣本，“很珍貴，與先前研究相比，屬于最新的數據，而且很有代表性，數據真實質量很高。”
農村固定觀察點是1984年經中央書記處批準建立，目前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農業部具體組織指導，調查在全國各身份已連續跟蹤長達29年（1986—2013年）。更重要的是，程名望說，這份數據并不是公開的，主要還是供決策使用，一般的科研團隊很難拿到。
政治身份是否應該獲得經濟收益，經濟學界也有不同觀點。程名望介紹，一種觀點認為依靠政治資本獲得經濟收益是可以接受的，依靠經濟激勵，干部才比較樂意貫徹執行國家推行的各種農村政策，這種激勵作用，有利于國家政策的執行和農村經濟增長。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差距不利于農村收入分配，會拉大差距，使黨群關系脫節。“這兩種情況都是客觀存在的，政治戶有比較高的收入，其實是把雙刃劍。”
政治身份戶與非政治身份戶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首先，政治身份戶的優勢是多元的，在人力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產、戶籍制度等方面均具有顯著性優勢。
其次，在具體收入方面，2003—2010年，政治身份戶和非政治身份戶的人均年收入分別為7592.11元和6359.39元，前者比后者高1232.72元或19.38%。在政治身份戶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是鄉村干部戶（8859.58元），其次是黨員戶（7747.89元），再次是國家干部戶（7190.80元）；分別比非政治身份戶高39.25%、21.78%和13.02%。
最后，從收入結構看，調查將收入來源歸納為五種，分別是家庭經營收入、外出務工收入、國家干部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支付收入。研究發現，除了家庭經營收入和外出務工收入，政治身份戶在其余三項收入上均高于非政治身份戶。
大樣本數據記錄了2003—2008年“從集體所得收入”、“從股份制企業經營中得到的收入”和“從合伙、私營和三資企業經營中得到的收入”，以及2009—2010年的“征地補償收入”。研究顯示，政治身份戶、特別是鄉村干部戶在“從集體所得收入”和“從股份制企業經營中得到的收入”這兩項收入來源上具有顯著優勢。這說明政治身份幫助干部們從農村集體所有制中受益，特別是從集體企業或者集體企業私有化中得到了比普通農戶更多的經濟利益。
另一個發現是，轉移性支付收入構成雙方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程名望表示，轉移性支付本來應該以公平為主，但具體實踐中并未起到應有作用，比如，貧困資助未必就給到了貧困戶，而是更多的分配給與干部有關系的非貧困戶，“由于鄉村干部戶擁有的資源配置權力，轉移性支付并沒有顯著流向弱勢群體。”
當然，鄉村干部戶并沒有完全脫離傳統的家庭經營。和非政治身份戶相比，政治身份戶對于傳統勞動性收入的依賴減弱，而對非勞動性收入的依賴增強。
所以，研究指出，政治身份收入效應發揮作用的主要途徑就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國家職工工資；二是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支付收入等非勞動性收入；三是從村集體或股份制企業經營中得到的收入。
“調查數據沒有辦法直接體現權力尋租或腐敗，但實證分析依舊能反映出政治身份戶權力尋租效應的存在。”程名望說。
另一個有意思的發現是，農村市場化改革并沒能有效影響政治身份帶來的收入差距。
程名望解釋，政治資本是非市場化因素，根據經濟學一般原理，市場逐步完善，不公平的政策、制度以及政治身份等對收入的影響應該越來越弱，而是改由市場因素來決定收入水平，比如人力資本等，這是常識判斷。但是，事實并非如此，近年來的農村市場化改革并沒有給雙方收入差距帶來實質影響，差距依然明顯。
程名望總結，這一研究的的啟示在于，第一，農村市場化改革仍然比較滯后，需要繼續推進。
第二，村干部依據身份獲得一部分收入效應，可能是階段性必然結果，但是，政治身份的收入效應該保持在多高水平，需要認真拿捏，尤其是要進一步完善基層制度，利用制度形成制約，不能使差距過大。
第三，農村的人力資本經濟收益依舊不高，有必要進一步加強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主要包括教育和健康，“我認為健康更加重要一些。”
“政治身份戶與非政治身份戶之間的收入差距是19.38%，這只是基于調查數據的保守統計，現實差距只可能比這個大，不可能比這個小。”所以，程名望說，規范和改革農村的政治治理結構和模式，抑制政治身份戶、特別是鄉村干部戶的權力尋租及其收入效應，仍是中國鄉村治理乃至農村穩定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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