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小農與小農農業(yè)的歷史論爭，并不是過時的或與當下不再相關的。這些論爭反映并關系到構建社會發(fā)展和物質進步的不同路徑。論爭中所涉及的基本困境在當今世界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嚴重。
例如，馬佐耶和胡達爾（Mazoyer and Roudart）認為，如果不解決大量農村人口面臨的大規(guī)模貧困問題，資本主義的一般性經濟危機就無法避免。恰亞諾夫的核心觀點也是如此。保羅·達倫伯杰（Paul Durrenberger）曾經追問：“為什么我們在50多年后仍然要關注恰亞諾夫的研究？”他的解釋在今天看來依然合理：“最簡單的答案就是，恰亞諾夫建立了一套關于小農農場經濟學和農戶生產單元的分析框架，無論時空如何變換，只要小農農場和農戶生產依然存在，他的理論就是有價值的。”
最初的歷史論爭在當時推動了激進左派的出現。而在100多年后，重新思考“農業(yè)的藝術”之所以依然重要，至少有五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存在一種認識論上的原因。莫圖拉（Mottura）在一篇介紹恰亞諾夫的文章中曾指出，過去和當下的社會對小農階級的認識大致存在兩種立場。一種是盲目的信仰（就像過去的民粹主義和當下“站在農民一邊”的立場），另一種則是徹底的憎惡。在這二者之間不存在批判性的立場，更無批判性的理論。正如我在《新小農階級》（2008）一書中試圖論述的，小農農業(yè)是一種沒有某一固定理論的實踐。霸權思維傲然無視小農階級與小農農業(yè)模式，同時也體現了對小農階級與小農農業(yè)模式的無知?，F代社會以信仰或憎惡的二元對立對待小農現實，使小農現實成了令人不安的、尷尬的現象。
恰亞諾夫是一個例外。他堅信我們是可以對小農階級進行深入理解的，甚至有可能建立一種理解小農階級的切實可行的批判理論。我們可以用幾個關鍵詞來概括恰亞諾夫與俄國小農階級的關系。但最重要的關鍵詞還是“好奇心”，是一種實證的好奇心：小農階級的發(fā)展動力是什么，小農農業(yè)蘊含著哪些潛力，小農階級的發(fā)展動力與小農農業(yè)的潛力有什么關聯，小農階級和小農農業(yè)對整體社會有什么貢獻？顯然，恰亞諾夫試圖從小農階級的內部尋找答案——小農階級和小農農業(yè)不是被“一般規(guī)律”從外部控制和決定的。因此，對小農階級的動力進行實證探究是建立合理理論闡釋的必要前提。與好奇心相伴隨的是恰亞諾夫身上的其他關鍵品質：學術嚴謹、深入參與和美好希望。
將好奇心轉化為扎實的經驗研究，促使此后的幾十年間恰亞諾夫的立場得到持續(xù)不斷的再呈現和再創(chuàng)造。直到后來，很多與小農階級聯系緊密的研究者和知識分子才發(fā)現恰亞諾夫最初的研究工作有多么重要的價值和作用，于是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恰亞諾夫理論。
第二，今天的世界正在經歷大規(guī)模的再小農化過程（盡管地區(qū)間差異較大）。中國、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小規(guī)模家庭農場的“復歸”，正是再小農化過程的鮮明例證。超過2.5億個小農農場重新出現在中國大地上，使中國成為農民研究的“學術金礦”。
另一個令人矚目的再小農化過程出現在巴西，成千上萬的貧困人口（主要是來自貧民窟生活凄慘的人群）向農村地區(qū)的大規(guī)模遷移扭轉了自20世紀70年代軍政府時期開始的鄉(xiāng)村人口外流局面。他們占據了大量土地，在經過漫長而艱難的斗爭之后最終將其轉變?yōu)楸姸嘈滦托∞r單元。根據巴西最近兩次全國普查的結果（1995—1996年和2006年），小土地持有者的數量在兩次普查間增加了約40萬，這意味著農場總數增加了10%。這些新增加的小農農場占地面積約為3200萬公頃，“相當于瑞士、葡萄牙、比利時、丹麥和荷蘭農業(yè)用地面積的總和”。歐洲也出現了再小農化現象。
第三，一種新型的、充滿豪情與力量的運動正在國際舞臺上涌現，它被稱為“跨國農政運動”（Transnational Agrarian Movement，TAM），如“農民之路”（La Vía Campesina）。這些運動的發(fā)展與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系統(tǒng)的國際組織對農民問題的日益關注相一致（跨國農政運動無疑也進一步激發(fā)了后者）。《小農歸來》（Les paysans son de retour）是佩雷斯-比托里亞（Pérez-Vitoria）2005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小農的確回來了，無論是在實踐中還是在政策里。
第四，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小農農業(yè)在應對威脅人類未來生存的很多新的稀缺性方面（食物、水、能源、生產性就業(yè)等）具有重要作用（我會在第五章詳細論述）。小農農業(yè)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也能發(fā)揮作用，正如“農民之路”指出的，小農農業(yè)具有給地球“降溫”的效果，而不會給地球“增溫”。在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方面也是如此，小農農業(yè)極大地緩解了市場波動。小農農業(yè)因為具有可持續(xù)性的糧食生產形式而脫穎而出。
第五，我們必須考慮到，過去幾十年，激進理論已經超越工業(yè)資本主義初創(chuàng)和全盛時期所形成的理論分類。曾經傳統(tǒng)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已經散落為眾多類型的“勞工階級”（classes of labour）。傳統(tǒng)的工廠也不再是產生勞資沖突的主要場所。勞資的對立現在常常以新的不同形式出現在很多地方。那些試圖認真闡釋這些變化的政治理論建立了新的分析方法，為古老的議題帶來新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分析視角。
這些新近出現的分析方法不僅強調了恰亞諾夫最初研究的意義（盡管是間接地強調），還做出更深入的闡釋。通過將恰亞諾夫的研究以及之后很多遵循恰亞諾夫傳統(tǒng)的研究與這些新的政治理論視角相結合，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當今世界發(fā)生的許多鄉(xiāng)村抗爭。我們認識到，新的鄉(xiāng)村社會運動正在努力改變世界。
在此部分，我簡單提及三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是“大眾”。當下世界上的小農階級就是大眾。他們掌握了逃避統(tǒng)治的藝術，他們高度異質。驅動他們勞動過程的力量遠遠超越了市場邏輯：自然、社會和文化傳統(tǒng)都是重要的基本原則（全書的討論都會就此展開）。他們抵制把完整的生產過程分解成不同任務碎片的做法，并努力矯正已經外部化的碎片任務。
他們創(chuàng)造了“公共資源”，這是第二個重要概念。就像巴西的公地、拉丁美洲和非洲常見的共享種子庫、中國的灌溉設施、歐洲的新型城鄉(xiāng)關系以及遍布全球的新建立的巢狀市場等，公共資源在生產實踐中具有重要作用，并成為公司資本潛在的有力替代。
第三個概念是“裂隙”，也就是對立出現的地方。裂隙是全球體系中的裂痕，是大規(guī)模的排斥過程導致的結構洞，是國家機器無法用正式制度進行管制的空白地帶。有些裂隙剛剛出現，有些則是我們置身其中的矛盾混亂的社會現實主動制造出來的。
小農家庭正是在一系列裂隙的交匯處運轉。小農家庭使用的勞動不是雇傭勞動。盡管資本試圖構建和實施復雜的深層滲透機制來控制小農勞動，但小農勞動并沒有直接從屬于資本。通過對小農農場背后的諸多平衡關系進行積極的、明智的調整，很多小農能夠使自己農場的運轉和發(fā)展遠離“資本的邏輯”。
言下之意，他們創(chuàng)造了裂隙。他們逐漸與在其他裂隙中進行創(chuàng)造和運轉的小農建立相互聯系，這也常常導致了新的社會運動出現。更籠統(tǒng)地說，裂隙是持續(xù)斗爭的場所，是激發(fā)抗爭的搖籃，有時也是鑄造替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fā)源地。它們是大眾聚合、生產并再生產出奇特性的地方。
【本文選自（荷）揚·杜威·范德普勒格《小農與農業(yè)的藝術——恰亞諾夫主義宣言》，潘璐譯，葉敬忠譯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有刪節(jié)，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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