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5日，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歷史系李懷印教授受邀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作了題為《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城鄉的生產激勵問題》的報告。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武力研究員主持。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等科研機構、高校的專家學者和學生到場參加此次學術活動。講座現場氣氛熱烈、討論深入。
李懷印教授1987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1993年赴美，2000年獲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學位，師從黃宗智教授研究中國近代鄉村社會。先后出版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1875-1936（中文版《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中華書局2008年版）；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A Micro-History，1948-2008（中文版《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中文版《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中華書局2013年版）等著作，在國內外享有巨大聲望。李懷印教授目前的研究興趣集中于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城鄉的生產管理問題，對生產激勵和干群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先后發表于《開放時代》與《中共黨史研究》上。
李懷印教授首先介紹了海外學者對中國史的研究轉向情況。他認為，隨著大陸的日漸開放，各種檔案資料為學者所掌握，不少海外學者開始進入新中國史的研究領域，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更是成為一大熱點。這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對其進行研究，可以避免“身在此山中”的問題。近年來，不少學者從中國城鄉發掘出大量檔案資料，尤其是人民公社時期的文字、數據資料，非常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但是，一旦涉及到諸如上下級關系、生產激勵等議題，檔案的限制性就體現出來了，這時就要依托訪談。李懷印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從2013年開始，在全國各地采訪了97位老工人和149位老農民，根據城鄉的二元差異，專門設計了不同的訪談問卷，涉及到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工廠的干群關系等，現有的研究成果對這些微觀層面的問題討論得并不多。
李懷印教授進而指出，以往關于計劃經濟時期企業管理和工人生產積極性的問題基本持負面評價。官方宣傳的話語，工廠管理長期是鐵飯碗、大鍋飯的狀況，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不高。學界的解讀如美國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提出，國營企業工廠的生產積極性持續下降，出勤率不高，這與文革時期取消獎金、領導監管不力有關，林毅夫《中國的奇跡》一書中也有相似的表述。李懷印教授根據訪談資料指出，老工人普遍表示，他們干活很認真，有無監管都是一個樣，出勤率也很高。這種積極性的來源，工人認為是成功政治教育的結果；不少老工人還比較1949年前后，認為共產黨的執政創造了良好的工作環境，讓工人有了感恩的心態；此外，五六十年代進國營企業當工人很不容易，榮耀感也是重要的激勵因素。
李懷印教授還比較了不同時段和不同群體工人積極性的差異。他認為，五十年代工人勞動積極性持續走高，大躍進后期出現下降狀況，經濟調整時期又有回升，文革后期，隨著生產秩序的恢復，勞動積極性持續穩定在一個較高的水準。從工人的具體情況來看，1949年前就已經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老工人由于有著今昔對比、社會邊緣工人（如臨時工）由于工作機會來之不易、黨員由于有著較高的政治地位，均是勞動生產的重要帶動力量。外在因素則是巨大的政治壓力，常規性的班組會議和上頭的突擊審查，均讓工人不敢松懈；此外，生產小組和流水線生產的設計，使得工人一旦懈怠，會面臨“同行壓力”。對于工人的生產激勵問題，必須要放在一個具體的制度環境下加以考察。計劃經濟時期的制度環境，包括收入與效率的脫鉤、社會分割——工人缺少跳槽的機會、政治方面的精神激勵和壓力，這些狀況導致工人形成三種不同的行為選擇，或是拼命干、或是不負責任的工作，絕大多數的工人則是按照規章制度不打折扣地完成。改革開放之后，制度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收入和效率開始掛鉤，工人開始有跳槽機會，政治壓力也開始減弱。制度環境的變化是工人行為變化的重要原因。
在農業方面，李懷印教授表示，政界和學界對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的農業生產情況也是持“抹黑”態度，將其稱為“大糊弄、磨洋工”，在物資分配方面搞平均主義。根據訪談的情況來看，當時農民的生產積極程度同樣很可觀，大多數農民普遍表示，農活非常苦非常累，即使有人糊弄，案例也很少見。他認為，農民干活認真的原因是生產隊的熟人社會結構，勞動表現差會影響個人的社會地位與聲望。李懷印教授進而指出，農業集體化時期，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生產組織規模、口糧政策、機器質量、化肥質量、自然稟賦、人口密度等，都或多或少地產生作用。對于這一時期農業的生產情況，不能一刀切地看待，不能用小崗村的個案來描述全國性的狀況，要從微觀的認識進入現場。
武力研究員對李懷印教授的報告作了點評。他認為，這個報告價值很高，對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城鄉兩方面進行深入剖析，提供了新的觀點與視角，這提醒我們，不能人云亦云地進行研究，而是應該做細致分析，打通宏觀與微觀的界限。報告中提到的大量海外學者轉向做當代中國史的研究，這有政治經濟的需要，希望能夠從更長的時段對今天中國發生的一系列情況加以說明。中國學者自己講中國故事固然重要，從域外看中國或許能夠更客觀，情緒性的東西更少，有必要加強海內外學者的合作。目前開放的資料，除了檔案館內的檔案之外，各種公開出版和未出版的資料選編、大事記也值得關注，如何利用和分析，這是一個挑戰。武力研究員從自身經歷出發進一步指出，李懷印教授的分析，和他早年當農民、工人時的觀察比較接近，但還需要做適當提煉，尤其注意不同時段的差異，要動態地來看。此外，中國領土那么廣，不同區域發展不平衡，企業之間的差異也很大，這些都需要做微觀研究。1978年之前的經濟問題主要出在宏觀經濟層面，企業沒有競爭機制，沒有自主權，這些都束縛了企業采取更積極的做法推動生產。而從農業的情況來看，城鄉分割限制農民多種經營和“倒提取機制”，是阻礙農民積極生產的主要原因，其他因素雖然有作用，但以這兩條因素為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室主任趙學軍研究員表示，李懷印教授的研究非常重要，尤其是對歷史背景的分析很深入。現在看來，不少宣傳話語不能一概相信，諸如大鍋飯、大糊弄等，全盤否定的態度不可取。他還結合自身研究農村金融的體會，認為改革開放之后，由于熟人社會轉向半熟人、陌生人社會的結構，原先農村的信譽機制不復存在，導致農村金融難以推廣。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室肜新春副研究員提出，計劃經濟時期形成李懷印教授所講的制度安排，其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否為“最優選擇”，有效性和長遠效果如何，這些都需要用資料加以分析說明。這種較低成本的管理模式，固然有降低勞動生產率的情況，但也使得貧富差距縮小。對于這一時期的生產管理效果應當做更加全面地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資本論》研究室林盼助理研究員表示，光從訪談資料得出結論或許會有偏差，應當結合更多的一手資料，例如檔案、書信等，相互論證，構成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其他學者也就李懷印教授的報告提出各自的看法。講座在熱烈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政治經濟學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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