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適度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實現農業現代化是國家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近年來，推進土地流轉、實現土地規模經營成為中國農業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依靠土地流轉實現土地規模經營的發展并沒有預期順利。在中國農村，擴大土地經營規模面臨著農業勞動力成本增加、資金信貸短缺、農業風險高等多重制約，阻礙了農戶實現土地規模經營。值得注意的是，農業社會化服務成為目前中國農業產業內發展較快的領域，為推動農業經濟發展、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撐，同時對緩解農業生產約束提供有效助力，是保障糧食安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動力之一。那么，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否放松土地規模經營面臨的約束？在這些約束條件發生松動時，農戶土地流轉決策是否會發生轉變，進而促進土地規模經營？對該問題的探討將為完善農業經營體系和經營方式、促進土地規模經營提供科學依據。
已有研究成果為分析農業社會化服務與土地規模經營的關系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礎，但在考察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實現土地規模經營的作用路徑方面仍缺乏系統的理論分析；同時，在研究方法上，較少考慮農戶層面不同生產經營決策之間相互影響的內生性問題。本文試圖從以下兩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補充：一是理論分析方面，揭示農業社會化服務購買決策對農戶土地規模經營決策影響的作用機制，探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資源稟賦約束的緩解作用，進而對農戶土地規模經營行為決策的影響；二是研究方法方面，利用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的數據，構建似不相關Biprobit聯立模型，充分考慮農戶不同生產經營決策（即農業社會化服務購買和土地轉入）之間同時決策的可能性及由此引發的內生性問題，以獲得一致、無偏估計，估計結果能更精準地反映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土地規模經營的影響效應。研究結果有利于進一步厘清農業社會化服務與土地規模經營的關系，對于從農戶層面理解和推進土地規模經營具有較強的啟示作用。
二、理論分析
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出現使農戶的要素投入、農業經營方式發生了重要變化。農業社會化服務放松了農戶家庭資源稟賦的限制條件，進而緩解了農戶實現土地規模經營的約束，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1）緩解家庭農業勞動力約束。非農就業的比較優勢吸引了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年老體弱的勞動力在家務農，導致家庭農業勞動力數量不足且質弱，對農業生產及土地規模經營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在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充分且市場完善的情況下，家庭農業勞動力不足的農戶可以選擇購買農業雇工服務或農機租賃服務。農業社會化服務建立的“勞務超市”為農戶尋找雇工降低了搜尋成本，并且統一的雇工管理也降低了監管成本，緩解了農戶家庭農業勞動力不足的約束。當農業勞動力價格升高時，農機的使用可有效替代勞動力投入，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的形成與發展讓農戶具有選擇要素替代的渠道，通過價格信號，借助市場機制實現廉價、相對充裕的農機要素替代昂貴、相對稀缺的勞動力要素。因此，不論是農業雇工服務還是農機租賃服務，都能有效替代家庭農業勞動力投入，突破了農戶原有資源稟賦限制，緩解農戶轉入土地約束，有利于農戶以轉入土地的方式擴大經營規模。（2）緩解技術約束。農業生產成本高、收益低、風險大導致農戶種田積極性不高、規模經營意愿不強，農業科技的發展和應用成為提高農業收益、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關鍵之一。但由于公共農技推廣資源有限，大多數農戶難以直接獲得技術支持，限制了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業社會化服務可以充當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傳送器，將高附加值的資本和技術導入到農業生產過程中。隨著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業專業組織成為了農技推廣的主力軍，工廠化育秧、機插秧、土地深耕、測土配方施肥、無人植保機等專業技術和設備在農業生產中被廣泛應用，技術獲取和運用更加方便，有效緩解了農業生產的技術約束，增加了農業經營收益和獲利能力，從而促進農戶擴大土地經營規模。（3）緩解資金約束。資金約束是限制農戶土地規模經營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地經營規模的不斷擴大使農業生產僅依靠人力難以完成，需要農業機械投入，而農業生產不同環節使用的農業機械均有差別，資產專用性強。若農戶購買各環節所需的農業機械，高額的資金投入增加了農戶的生產負擔，限制農戶擴大土地經營規模。農業社會化服務使農戶便利地獲得農業機械服務，節省了農戶自行購買農業機械所需的大量資金，緩解農戶土地規模經營面臨的資金約束，從而有利于農戶擴大土地經營規模。
農戶作為理性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在決定是否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時會充分考慮外部約束條件。現階段農業社會化服務不斷發展，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充足的服務供給，農戶可以通過增加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投入，突破原有的資源稟賦對土地規模經營的限制，通過自有生產要素和外部生產要素的合理匹配，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因此，理論上可以推斷：農業社會化服務投入的增加對農戶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有正向影響。
三、實證分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于北京大學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2017年發布的CFPS2016，該調查采用三階段不等概率的整群抽樣設計，調查區域涉及中國25個省份（不含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海南省），數據樣本能夠代表95%的中國人口，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本文重點考察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土地轉入的影響，以分析農業社會化服務對促進土地規模經營的作用機理。理論分析表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土地規模經營決策產生正向影響，但實際上，農戶農業社會化服務購買決策和土地規模經營決策是相互影響的，因此，本文采用似不相關Biprobit聯立模型，估計具有聯立性的二元分類變量的系統方程，得到一致且無偏的估計結果。土地規模經營方程的估計結果顯示，農業社會化服務決策變量在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農戶購買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其土地轉入決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驗證了前文的研究假說，其內在的作用機理是農戶購買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夠有效緩解土地規模經營面臨的勞動力、技術及資金約束。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理論分析及農戶生產模型推理證明了農業社會化服務投入的增加對農戶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有正向影響。在此基礎上，利用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的數據，檢驗了農戶農業社會化服務購買決策對土地規模經營決策的顯著性促進效應。
根據研究結論，可得到以下三點啟示：一是應進一步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針對現實中農業社會化服務仍存在的服務體系不健全、覆蓋面窄和供需不平衡等問題，政府應補齊相應的短板，緩解農戶在土地規模經營中面臨的資金、技術、信息、農機和收儲等方面的制約，更好地推動傳統農業經營方式向專業化、規模化、現代化轉型。二是要重視對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的培育。通過以獎代補等方式引導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與科研院所開展科研和人才合作，提升其技術水平和專業服務能力；落實農機服務稅費優惠政策和有關設施農業用地政策，解決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在購買、使用和存放設備中的資金和用地問題。三是要提高小農戶的生產組織化程度。由于小農戶分散而細碎化的服務需求難以支撐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的最低服務規模要求，常常導致小農戶的服務需求得不到及時滿足，應通過建立專業合作社等方式將不參與土地流轉的小農戶聯合起來，增加小農戶獲取服務的可獲取性和經濟有效性，促進農戶更多地接受農業社會化服務，形成服務型的專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農業生產。
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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