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構建面向高質量發展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體系研究”（編號：21&ZD092）的成果。
摘要：建設農業強國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一項重要戰略，對實現鄉村振興整體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在生產端，建設農業強國需要擺脫依賴要素投入增長維持農業產出的發展模式，而要以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驅動農業增長。文章立足農業生產的視角，論述了農業強國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之間的關系及農業強國與鄉村振興的聯系，并分析了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現狀。在此基礎上，梳理了以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助力農業強國建設的路徑：在農業農村發展的局部維度，不斷夯實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在城鄉融合和區域發展的全局維度，提升縣城工業化、城鎮化水平以帶動農業現代化，以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促進要素在城鄉間自由流動，推動城市先進要素回流農村，同時加強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實現欠發達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加速提升。為走好上述路徑，需要建立各級政府涉農職能履行的“能力”和“意愿”體系，使其以實績促進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助力農業強國建設。
關鍵詞：農業強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現代農業；城鄉融合；區域協調；地方政府
一、問題提出：農業強國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了主要的食物來源，為廣大農業勞動人口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支撐。同時，在當前世界范圍內“灰犀?！薄昂谔禊Z”事件頻發的環境下，農業對中國這一制造業大國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與穩定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百業之基”，農業是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百姓安居的“壓艙石”與“穩定器”，確保農業的穩定與興旺是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重要舉措。2012年以來，我國牢牢抓住農業生產這一農業活動的核心環節，實現農業穩定增長，谷物、肉類、花生和茶葉的產量穩居世界首位。巨大的產量表征著中國是當之無愧的農業大國。然而，農業大國不完全等于農業強國。從生產維度看，作為農業大國的更高階表現形式，農業強國不僅需要龐大的農業產量作為支撐，更需要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加以驅動。黨的二十大報告將“著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置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位置。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意味著在相同的要素投入水平下獲得更大的產出，或者在維持既定的產出水平下消耗更少的生產要素。在農業領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定不移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從主要追求產量增長和拼資源、拼消耗的粗放經營，盡快轉到數量質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競爭力、注重農業技術創新、注重可持續的集約發展上來，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泵鎸趧恿?、土地等要素投入日益緊張的約束，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更好地發揮科技進步和效率提升對農業增長的拉動作用，使之最終取代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傳統生產要素量的投入這一傳統增長動能，是建設農業強國的一項重要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及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標志著我國建設農業強國的頂層設計走向系統化、綜合化。農業強國和鄉村振興二者密不可分。農業強國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鄉村振興戰略成功實施的基礎。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摹岸帧笨傄?，“產業興旺”被擺在首位，因其是鄉村社會文化事業繁榮的先決條件，而農業作為鄉村最富特色的產業，其興旺發達自然是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轉變發展方式，建設農業強國，不僅有助于鄉村整體產業的發展質量提升，也有助于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提高農戶收入，進而從經濟上解決文明鄉風建設和社會治理的部分難題。同時，鄉村振興為農業強國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縱深。作為一項涉及農業、農村、農民各領域的綜合性戰略，鄉村振興戰略涵蓋的政策工具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生態等多個方面。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與組織振興的目標，既體現出鄉村振興與農業強國建設在政策工具上的相通性，也從方法論層面為農業強國建設提出指引，說明了建設農業強國需要從“三農”工作的全局出發統籌考慮，更要跳出農業看農業，從全國層面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格局，選擇綜合型的政策組合。綜上所述，建設農業強國，需要以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為發力點，而站在鄉村振興這一宏大視角下，建設農業強國也需要以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作為落腳點。
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內涵與中國現實
全面認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內涵和中國現實，是尋找提升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有效路徑的基礎前提。
（一）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
系統梳理經濟增長理論的演進歷程，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中扮演的角色?？傮w上看，經濟增長理論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古典增長理論”階段。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長理論可以認為是以要素投入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增長理論。比如，作為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亞當·斯密實質上建立了一種以資本積累為決定性因素的經濟增長分析框架。斯密認為，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提升取決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和資本積累的增加。為了實現勞動分工，資本家必須追加生產性投資以購買工具、原材料和支付工資?？梢?，分工與專業化以資本這一要素的足額投入作為先決條件。由于古典增長理論以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勃興作為歷史背景，即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這種實質上更加重視要素投入（尤其是資本要素的投入）對經濟增長作用的觀點，契合了當時西方工業資本家建立有利于資本積累的社會制度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促使西方先發工業國在全球范圍內建立殖民體系，通過經濟增長要素投入的“存量競爭”與“存量掠奪”謀求本國發展。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及國際殖民體系的瓦解，經濟增長理論進入了第二階段，即“新古典增長理論”階段。“索洛—斯旺模型”的誕生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重大里程碑。該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這就意味著，這一模型擺脫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哈羅德—多馬”模型中強調要素投入才是經濟增長源泉的固有認識。更重要的是，索洛不僅從理論層面提出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源泉作用，還進一步量化了技術進步。他于1957年提出了“索洛余值”的概念，開創了經濟增長核算的實證思潮。在“索洛余值”的分析框架內，總產出增加中不能由資本、勞動力等投入要素增加而解釋的部分是技術進步導致的，即產出增長率扣除所有實物投入要素增長率后剩余的部分，而此處提到的“技術進步”即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至此，新古典增長理論在理念層面將經濟增長的源泉從要素投入的增加過渡到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并在核算層面成功地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和要素投入的增長分離開。
不過，新古典增長理論忽視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來源，即假定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具有外生性，這使得這一理論無法為學界和實務界就“如何促進技術進步來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這一命題提供指導。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內生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理論推向第三階段。內生增長理論總體上認為經濟增長（尤其是技術進步）并非外生因素決定，且不圍繞單一模型展開研究，而是基于一系列模型共同探討技術進步的因素，試圖將其內生化，這為學界尋找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途徑提供了理論支撐。比如，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學者關注了知識溢出、人力資本溢出和科研投入對技術進步的影響。同時，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基于生產函數，進一步將“技術進步”分解為生產前沿面的前移及“投入—產出”組合向生產前沿面趨近兩個部分。現實中，前者更傾向于依賴自然科學領域“硬技術”的革新，比如農業機械的進步、種業的發展、農業數字技術的發展等；而后者則更加依賴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軟技術”的進步，比如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生產經營主體的迭代等。至此，圍繞“如何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這一議題的研究空間被大大拓展。
綜上，可以看出，從“古典增長理論”到“新古典增長理論”再到“內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理論的三個發展階段既有共性也有個性，既有繼承性也有發展性。一方面，三個階段的學說均試圖回答“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什么”這一最根本問題，但得出的答案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在有關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這一源泉的有關研究中，人們從認識到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經濟增長的源泉，開始進一步深入探討怎樣才能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體現出人們對經濟增長這一命題從認識到實踐的回歸與深化。
（二）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現狀
回到本文的主題，不難發現，有關經濟增長理論三階段的分析框架與本文關于農業強國的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同構性。首先，農業強國建設應當基于農業大國這一前提，而農產品的巨大產量是農業大國最重要的特征?；凇按_保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是發展農業的首要任務”這一基本認識，農業產出（及其增速）與經濟總量（及其增速）一樣，依然是相關研究的終極指標。在此基礎上，與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相對應，對農業增長源泉的分析也可以應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思路，將其明確地分解為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兩部分。以前者為主要驅動力創造巨大的農業產出，是較為低階的“農業大國”發展模式；而以后者為主要驅動力創造巨大的農業產出，則是較為高階的“農業強國”發展模式。進一步地，在明確建設農業強國需要著力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戰略思路后，可以借鑒“內生增長理論”的思路，尋找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具體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國農林牧漁總產值從1978年的1397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147 013億元，增長了逾104倍；第一產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1018.5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88 345.1億元，增長了近86倍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官網。。對于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主要歸功于哪種驅動因素，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長期以來，學界廣泛使用包括傳統生產函數法、指數法、數據包絡法和隨機前沿分析等多種方法測算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盡管不同研究在投入—產出指標的選擇、核算方法的選擇及原始數據的收集和處理等多方面存在差異，但依然形成了兩點較為普遍的認識。
從時間維度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尚未穩定地成為我國農業增長的驅動型因素。1978—1984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范圍內的推行及農產品市場體制的建立，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得到快速增長。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上一階段的“制度紅利”釋放完畢，以及優質生產要素客觀上向農村工業集聚，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出現下降。進入20世紀90年代，新一輪的農產品市場體制改革再次推動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但到90年代末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受內外形勢的影響又一次下降。21世紀初，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農業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價格扭曲問題得到緩解，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再次增長。但由于各類農業補貼存在低效率等問題，之后幾年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又出現疲軟。一些研究通過測算發現，21世紀以來，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總體上維持在6%左右。而從2000年到2022年，我國第一產業的GDP年均名義增速為8.49%，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再次成為農業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盡管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在特定時間引領了農業增長，但從長期看，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這種“大起大落”式的增長在勞動力等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增長日益疲軟的今天，尚無法成為農業持久穩定增長的第一驅動力。
從空間維度看，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地區差異較大。學界一般使用收斂性來評價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地區差異性。一些學者使用省級層面的農業投入產出數據分析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收斂性問題，均從不同側面發現我國省際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不存在絕對的收斂。在各個省級行政單元內部，一項針對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研究發現，只能在5個省級行政單元內部觀察到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收斂，另外23個省級行政單元中縣一級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未發生收斂，甚至發生了發散。從動態視角看，一些研究發現，1990—2020年，我國土地生產率最高的省份和最低的省份之間的差距從3.4倍上升到6.8倍；1990—2010年，農業勞動生產率最高的省份和最低的省份之間的差距從4.7倍上升到6.0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最高的省份與最低的省份之間的差距從1985年的2.1倍擴大到2015年的2.5倍。
綜合橫向與縱向兩個維度的情形，我們認為，在肯定我國農業發展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實現農業的高速增長總體上仍然依賴于勞動力、土地等傳統生產要素“量”的投入，各地區之間的差距也比較大，甚至存在差距越來越大的趨勢。盡管這一農業增長方式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經濟騰飛的早期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隨著近年來農村勞動力和農業用地“量”的供給日趨疲軟，以及農業資源消耗和農業面源污染等問題在部分地區日趨嚴峻，以大規模投入、較高成本和較低質量產出為特征的粗放型農業發展方式越來越不具備可持續性，局部地區農業增長驅動力“青黃不接”的問題開始凸顯。改變農業“大而不強”的問題，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建設農業強國，成為一項迫切的現實課題。
三、以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促進農業強國建設的路徑
基于對經濟增長理論三個發展階段的回顧及對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現狀的認識，本文提出以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建設農業強國的路徑。建設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是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最直接路徑，但這需要放在城鄉融合、區域協調的更大的環境下來看待，而不是“就農業論農業”“就欠發達地區論欠發達地區”。因此，這里的農業強國建設路徑包括農業農村內部的“局部路徑”及城鄉融合與區域協調的“全局路徑”兩部分。此外，還要形成各級政府有利于“三農”事業發展的工作體系，以保障這兩條路徑的落地實施。
（一）農業農村內部的“局部路徑”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實質上已經為尋找農業農村內部的“局部路徑”提供了方向。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等戰略舉措，以及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逐步把永久基本農田全部建成高標準農田”“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樹立大食物觀”“發展設施農業”“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等戰略要求，都在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的框架內，對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和提高農業發展質量進行了具體部署。我們認為，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的最直接目標就是要解決“生產什么”“怎樣生產”“誰來生產”這三個關鍵問題。
1.以優化產業體系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建設農業強國。一些學者認為，產業結構是影響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從產品結構看，要面向居民更多元化的食物需求，進一步豐富我國農產品的產品種類，樹立大食物觀，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的有效供給，從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設施農業中開發食物資源。從質量結構看，既要確保農產品供給的數量，也要保多樣性、保質量，推動品種培優、品質提升、品牌打造和標準化生產。同時，要高度重視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問題，不僅要讓居民吃得飽，還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從區域結構看，要尊重我國地大物博、區域自然條件稟賦差異較大的事實，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實現全國一盤棋，避免“什么都種一點，什么都只種一點點”，發揮各地比較優勢，將特定農產品向特定區域集中。在特定區域內部，要尊重現代農業生產活動日趨工業化所呈現的集聚經濟、規模經濟等新趨勢，大力建設現代農業園區，發揮園區在基礎設施、技術擴散、協同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形成“以點帶面，點面結合”的現代農業產業區域格局。
2.以更新生產體系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建設農業強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形成科技引領、要素保障的現代農業生產方式，是提升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最直接舉措。推動種業振興和提升農業物質裝備水平是農業科技研發的兩大關鍵方向。一些基于雜交水稻、雜交小麥等種業創新的研究充分肯定了種業技術的單項成果及其集成成果的應用對農業增長的強大解釋力。另一些聚焦基礎設施和農業機械的研究也發現這兩大現代生產要素的應用有利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因此，要抓好種子生產、儲備和推廣體系建設，加強既有優質品種保護和新品種培育，壯大種業市場主體；大力發展設施農業，不斷改善農業基礎設施水平，著力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并依托數字技術和工業互聯網技術，推動農機裝備的信息化、數字化、智慧化轉型。此外，近年來一些學者將農業面源污染等問題納入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研究，將農業資源的消耗和環境污染視為一項“正投入”或“負產出”，這一思路值得參考。應站在全面、完整、準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高度，在著力提升農業機械化、設施化、標準化的同時，大力發展以精準、有機、循環為導向的綠色農業，兼顧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
3.以完善經營體系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建設農業強國。產業體系和生產體系需要生產經營主體加以落地。一方面，人力資本對促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農村老齡化加劇、農業生產者新老交替的時間節點，要加強新型農民的培訓，培育一批懂技術、懂管理、知“三農”、愛“三農”的實用型人才。另一方面，要推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一是發揮家庭經營在農業生產中的固有優勢，引導小農戶和專業大戶成長為適應現代農業發展需要的家庭農場。二是鼓勵農民合作社做大做強，發揮連接政府、對接企業、統領農戶的功能。同時，要發揮農村合作經濟為農服務的功能，參考借鑒浙江“三位一體”“農合聯”建設經驗，提高農業生產、供銷、金融、環境等領域的社會化服務水平。三是推動工商資本下鄉，發揮農業企業在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等方面的優勢，通過包下農資供應和農產品收儲營銷的農業全產業鏈“兩頭”，以訂單農業帶動小農戶種植技術的標準化轉型，最終形成“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小農戶”的利益聯合體，通過建立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將小農戶納入現代農業大局，提升區域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
（二）城鄉融合與區域協調的“全局路徑”
討論農業強國建設問題，離不開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大背景。截至2021年底，全國有超過9億人口居住在城鎮，到2022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到65.22%，我國的城市化已進入中后期高質量發展階段。2022年底，我國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已達到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2.7%，產業結構“三二一”格局業已形成。從黨和國家頂層的戰略謀劃來看，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是事關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戰略課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旗幟鮮明地指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體現了黨中央以城鄉融合發展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決心?，F階段，“跳出農業看農業”，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是建設農業強國、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根本路徑。同時，面對我國各地發展情況差距較大，部分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較低、農業發展效益較弱等問題，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支持欠發達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也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確保各地在農業強國建設進程中“不掉隊”的必要舉措。
1.以工業化、城鎮化形成建設農業強國的原動力。僅從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角度看，堅持以工業化、城鎮化帶動農業農村發展，符合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工業化、城鎮化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使農業生產要素的配比發生變化，以農用機械為代表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逐漸替代勞動力，農業的機械化水平得以提升。農業人口的轉移也促進了土地流轉，有利于提高農業的規?；?，而農業機械化經營的規模化作為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的重要特征，會直接作用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定的財政收入，有利于地方政府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奠定財力基礎。作為一項弱質性產業，財政支農投入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使用、現代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及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具有直接的積極作用。上述影響作為“局部路徑”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利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此外，工業化、城鎮化本身就意味著現代工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這有利于位于鄉村的第一產業和位于城鎮的第二三產業形成產業配套。
關于工業化、城鎮化的發生地域問題，近年來，黨中央越來越重視縣城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自古以來，縣都是我國行政體系內承上啟下的關鍵一環，扮演著上接城市、下聯農村的重要作用。以縣域作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戰場”，以縣城作為縣域工業化、城鎮化的核心點，符合農業發展和非農產業集聚的基本規律。2022年發布的《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從功能定位、特色優勢產業、市政設施體系、公共服務供給、歷史文化和生態保護、縣城輻射帶動鄉村能力、體制機制創新、組織實施等方面，為強化縣城功能、促進工農城鄉循環提供了指引。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基礎。縣城如何選擇其發展的主導產業，固然需要考慮縣域整體經濟在區域乃至全國的定位，也需要考慮縣域城鄉產業的循環。以農業強國建設為落腳點，應當在縣城和主要中心鎮布局農產品加工業、鄉村商貿流通業、鄉村信息產業、農資農機產業及農業綜合服務業等業態，從而實現農業的延鏈、強鏈、補鏈及農業的“接二連三”，形成一縣之內城鄉產業配套、緊密聯結的局面。在這一過程中，農業龍頭企業應積極發揮促進三產融合發展、以第二三產業帶動第一產業發展的引領作用。
2.以改革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完善農業強國建設的制度基礎。“深入推進改革創新，堅定不移擴大開放，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動力和活力，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這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需要把握的一項重大原則。從學理上看，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作為一項“軟技術”進步，對于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如，大量文獻研究證實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對農業增長的正向影響。當前，面對工業化、城鎮化及現代農業發展的新形勢，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為現代農業的發展掃清障礙，為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創造制度紅利。以改革的方法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有利于最終形成城鄉間要素雙向流動的良好局面。
一方面，要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革。推動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不斷完善梯度式漸進式落戶的體系，強化外來人口在城市（尤其是縣城）內的公共服務保障。同時，探索建立并完善“地、錢”隨“人”“增減掛鉤”機制，防止出現人口流入地財政和土地資源不足或人口流出地財政和土地資源冗余的要素錯配情況。上述改革舉措將有利于人口更好地融入各級城鎮，觸發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等促進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傳導機制。另一方面，要形成促進城市先進要素回流農村的制度體系和政策體系。針對一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在城鄉間“斷聯”問題，推動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的統一規劃、統一提供，實現城鄉一盤棋，促進城鄉基礎設施同規同網、城鄉公共服務同質同標。對于生產性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上述舉措將直接作用于農業生產，與農業機械、農業設施形成配套，促進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對于生活性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上述舉措可以間接吸引人才攜帶資金、技術、知識等要素回流農村并參與農業生產，促進農業增長動能的轉型升級。
同時，大力推進農村改革。一是不斷完善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在確定所有權、穩定承包權的基礎上放活經營權，尤其要完善土地經營權權能的實現形式。二是不斷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讓農民變股東，將現代企業制度權責明確、管理高效的先進理念引入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運營中，以經濟杠桿提升農民的“主人翁”意識，同時探索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運營模式，發揮“村+村抱團”“村+企共建”“村+新型經營主體”在發展現代農業過程中的獨特作用，提高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效益。三是不斷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賦予宅基地使用權和住房財產權更豐富的實現形式。四是繼續積極探索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上述改革一方面可以間接助力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減少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的后顧之憂；另一方面可以直接促進農村土地的流轉與整合，直接提升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水平，為現代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及適應大規模農業生產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使用掃清障礙，從而更有效地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3.提高區域協調發展能力，促進欠發達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加快提升。促進欠發達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加快提升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促進共同富裕，確保欠發達地區按時保質實現農業現代化目標的重要舉措。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通過實施“西部大開發”“革命老區振興規劃”“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發展規劃”等，通過“外部輸血”與“內部造血”兩條路徑促進欠發達地區農業發展?！巴獠枯斞笔窃缙趩忧钒l達地區農業跨越式發展的必要手段，主要表現為接受上級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以改善基礎設施狀況和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而“內部造血”則是通過區域發展規劃的落地，促進欠發達地區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提升欠發達地區內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能力。一些學者使用雙重差分法對我國面向欠發達地區的區域發展規劃的績效評估發現，區域發展規劃的實施不僅直接為欠發達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了財力支持，還通過激發欠發達地區內部工農、城鄉循環，提升了這些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內生發展動力，最終促進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這為下一步我國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背景下充分運用好“自上而下”的支持政策，促進欠發達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和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參考。
（三）工作體系：推動各級政府切實履行涉農職能，夯實農業強國建設的主體責任
作為弱質性產業，農業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市場的作用，還需要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無論是建立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還是推動工業化、城鎮化對農業的反哺和帶動，都需要各級政府涉農職能的高效全面履行。然而，各級政府擁有復雜的經濟職能，在多重職能履行的過程中，掌握有限資源的政府客觀上只能進行一定的取舍，因而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受到經濟增長考核“指揮棒”的強激勵作用，地方政府往往會將更多資源和精力用于有利于實現轄區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工作中，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弱激勵領域的職能履行。對農業農村領域，因各級政府長期實行“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加之農業對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貢獻不足，使得一些地方認為“三農”工作“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F實中，要使地方政府切實提升“三農”工作，需要尊重地方政府的行為規律，著重提升地方政府農業職能履行的“意愿”和“能力”。
在“意愿”維度上，各級地方政府一是要制定科學合理的發展戰略。如，縣級政府要形成“做強縣城、振興鄉村、城鄉融合”的發展思路，不能將工農、城鄉割裂看待。對于發展基礎較好的縣，可以將工作的重心放在第二三產業的發展上，通過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帶動第一產業的現代化。對于發展基礎較差的縣，不能采取“揠苗助長”的方式，依然要將工作的重心放在農業農村上，直接為農業農村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二是形成對地方政府農業發展職能的定向激勵。盡快制定并出臺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考核體系，通過考核“指揮棒”影響地方政府決策，使其將農業產業發展的工作重心集中在提質增效上。同時，防止地方政府在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產生過度的“離農”現象，將原本用于農業提質增效的資源抽離出農業。在“能力”維度上，一方面，要堅持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賦予地方政府更多權能尤其是財政資源，使地方政府有能力改造傳統農業、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另一方面，要加強中央財政對重點農業區域的轉移支付力度，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以外部資源支持地方政府發展現代農業。在制度建設之外，還要充分發揮各級干部的作用，堅持“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工作體系，鍛造一支“知三農、愛三農”的干部隊伍。
四、結語
當前，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項本質要求，而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是實現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突破的環節。實現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得以實現的重要基礎。農業強國是實現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反映了黨中央對我國農業發展由“量”到“質”轉型的戰略取向?；诮洕鲩L理論視角，從農業生產的維度看，建設農業強國，需要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擺在突出位置，使農業增長盡快擺脫高度依賴要素投入增長的狀態，實現農業增長的動力變革。當前，我國農業的增長動能尚未穩定建立在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上，且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區域差距依然較大。因此，牢牢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作為農業增長的核心驅動因素，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建設農業強國的一項關鍵目標。考慮到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業強國建設二者之間高度的相關性，這一現實路徑的選擇需要站在綜合性、廣闊性、全局性的高度。一方面，加快建設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直接支持農業強國建設；另一方面，要立足城鄉關系，提高“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能力，實現城鄉要素的自由交換。同時，立足區域協調，推動欠發達地區工農、城鄉循環的迭代升級，扶持欠發達地區“三農”事業，推動欠發達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加速提升。以上述兩條路徑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促進農業強國建設，需要各級政府切實履行涉農職能。這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地方政府行為規律的工作體系，以科學的發展戰略和定向激勵提高各級政府涉農職能履行的意愿，以放權賦能和外部支持提升各級政府履行涉農職能的能力。
（作者龔斌磊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CARD)常務副院長，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農經學科評議組副秘書長、中國農村發展學會學科建設專委會常務副主任、美國農業與應用經濟學會(AAEA)中國分會主席、浙江省青年高層次人才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張啟正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縱橫》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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