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A縣C村為例
在全球化與城鎮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的環境與資源承載力正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各種風險的疊加與派生效應日益突出，公共安全形勢日趨復雜，威脅著整個社會公眾的生活與利益。近二十年來，我國經歷了非典、地震、暴雨、森林火災、新冠肺炎等重大危機，面對這些危機，我國的國計民生都遭受了嚴重損失，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應急管理體系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該體系建設成為新形勢下的迫切任務，亟需建立并健全相關機制，以提升處理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管理水平，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一、引言
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構成，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堅持黨政統合，以農民為中心，立足于鄉村振興戰略實際不斷提升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道路和過程。農村作為社會的基石，不僅是最基本的組織單元，還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終端”和“末梢”，同時也是危機事件的直接承受者。如果能在農村基層廣泛展開應急社會動員，凝聚社會力量，有效動員多主體參與，對做好應急管理工作，實現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直接顯著的效果。
目前，我國農村公共危機治理面臨的困境已經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重視，學者們發現農村基層普遍存在著現代化手段缺乏、群眾參與程度低、人文關懷不到位等問題。農村社會的動員和整合能力亟待提升，社會力量參與性不強是其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行政動員”和“多元參與”是基層應急社會動員研究的兩條重要線索，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角度。以疫情防控為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這一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期間，城鄉基層成為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戰場”，出現了“行政動員”強化與“多元參與”增強并存的現象，城鄉居民和社會組織對政策實施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基層組織和人民群眾共同抗擊疫情，形成了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合力。不但充分發揮了行政動員的優勢，也提高了各主體的參與意愿。據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問題：在基層應急社會動員的體系構建中，應怎樣將行政動員與多元參與結合起來？二者在基層應急社會動員中的互動關系如何？
基于以上研究問題，本文立足于疊層式情境互動理論，從行政動員和多元參與入手，構建理論分析框架，運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基層實踐經驗。力求為我國基層應急社會動員工作的深入開展和指導實踐提供參考，同時為完善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實現基層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建議與參考。
二、中國式現代化視角下的基層應急社會動員案例分析
（一）案例選擇
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既有中國式現代化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鄉村治理的中國特色，為實現中國式鄉村現代化，應該著眼于國家治理現代化整體格局，瞄準治理現代化目標要求，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持續發力。本文所選取的研究對象C村是A縣的一個普通村莊，地處山區，占地面積較大，村內各戶人家因血緣或地緣關系聯系較為緊密。該村采取的是網格化管理服務模式，村兩委負責落實上級政策與指令，分區管理，實行包戶工作責任制，同時積極鼓勵村民共同參與到村級建設工作中。是我國農村基層治理的典型代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A縣C村在其防控實踐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研究該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應急社會動員工作對我國基層應急管理體系建設與基層治理現代化極具借鑒意義。
（二）案例呈現
“疊層式情境互動”是指在發生突發性公共危機事件后，由政府和社會各方面的參與者在危機治理的不同階段根據不同的機制進行互動，并建立起相應的互動框架，對不同階段所處的情境進行界定，從而構建起合作約定，最終形成各自階段的互動秩序狀態。要深入理解疊層式情境互動理論，需要著眼于危機治理的具體過程，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為例，基于疊層式情境互動理論對其進行研究，展現國家與社會在危機治理過程中的完整互動。從危機發生的確定性角度，可以將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分為三個階段：深度不確定性—普遍不確定性—確定性。在這三個階段中，國家和社會的互動層次分別是“事件”層、“事件—行動”層、“事件—行動—制度”層。各層次的行為主體都依據各種機制相互作用，由此構成了對應的情境界定與互動秩序，不僅呈現了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展現了其應急動員過程，也體現了行政動員與多元參與在該過程中的互嵌與融合，從兩者互嵌的動力機制而言，疫情防控的應急動員機制提供了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相互作用的“軌道”。
表1 疫情防控期間應急動員的案例呈現
1、強動員、弱參與
在疫情暴發之初，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層次處于“事件層”，公眾對這一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充滿了深度的不確定性，A縣C村村民也普遍缺乏流行病學的專業知識，村民內部產生了諸多謠言，恐慌情緒逐漸蔓延，這時政府和醫學專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溝通作用。A縣政府運用其行政權力，進行風險信息的傳播和有效科普，采取了在公共場所務必佩戴口罩等防控手段，對堅決不服管控的人，交由有關主管部門依法處置，開展了廣泛的行政動員。黨員干部以科層化的組織網絡，嵌入、滲透進基層。促使其主動響應防控工作。C村村委通過網絡、廣播等媒介，結合線上線下多種方式展開宣傳，如在重要路段張貼橫幅、利用“村村響”宣傳政策等，實時向村民傳播相關信息，充分發揮了微信網格群的社會預警功能，并將本村黨員動員起來，幫助村民加深對病毒的理解，同時加強了村民對政府的認可與支持，佩戴口罩和減少聚集成為了公共規范的行為，初步形成了事件框架中的穩定秩序。在該階段，村委會響應上級政府的防控要求，動員黨員干部，使本村村民達成共識，主動配合防控措施，體現了政府以強行政動員帶動多元主體參與的特征，即C村村委響應A縣政府的防控要求，“作為回應去做”，發動黨員干部說服村民，達成疫情防控的共識。
2、強動員、強參與
隨著對病毒認識的加深，這一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確認。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層次已處于“事件—行動”層，由于當時疫情防控工作的復雜性和嚴肅性，A縣為最大程度地阻斷新冠肺炎的傳播，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防治指揮部令》，開展了廣泛的社會動員。政府一方面調動基層干部和群團組織等多方力量的積極性，一起抗擊疫情；另一方面，一些社會團體自發地進行動員，形成志愿者團隊，參與疫情的防治。農村基層組織作為國家力量鑲嵌在鄉村社會中的主要媒介，C村村委通力配合，全面阻擊，圍繞上級防控指令建立起了一套在地化防控體系，村與村之間有序自治隔斷，屋場與屋場之間、戶與戶之間實行自覺隔斷，同時通過系統各個環節的協同作用，實現了“保障地方平安”、“全村零感染”的目標。此外，C村人口眾多，又位于山區，使得疫情期間的管理變得更加困難，但在強效的行政動員下，各方力量都自動自發參與，協助完成宣傳、查驗和摸排等工作，促進了該村防控網絡的形成。在該階段，層級動員網絡和基層自治網絡相互交錯，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互動越來越密切，多元主體參與程度明顯增強，政府以強行政動員促進多元主體積極參與，形成了強動員、強參與的治理格局。
3、弱動員、強參與
隨著疫苗在臨床實驗中取得成功，疫情防控措施也得到了有效實施，防疫工作步入了常態化，標志著這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已經進入一個相對確定的階段。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層次在該階段處于“事件—行動—制度”層，C村把常態化精準控制與局部應急處理相結合，做好“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工作，由于C村前期在動員宣傳方面下足了功夫，不但形式多樣，且結合當地特色，始終以一種平易近人、接地氣的姿態與群眾進行交流，取得了非常好的群眾基礎，防疫工作也獲得了廣大群眾的支持，因此在這一階段C村并沒有過度依賴行政力量，村民們都自發主動地參與疫情防控，形成了良好的自治氛圍。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政策優勢得到了公眾的認同，認同感越強，公眾自愿參與的意識越高，同時，政府與社會也逐步建立起共生共存的觀念，并產生了一種協作文化，而這種文化則將行動者的行為內在化，使政府和社會建立起一種“默契”的聯系。在該階段，所有行動者都更加積極地參與到這場戰斗中，促進了多元主體參與意愿的提高，從而構成了深層次的互動秩序，體現了多元主體自發參與，促進行政動員效果更加顯著的特征。
（三）案例總結
以上分析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應急動員中，C村村委基于本村實際情況有自主意識地進行動員，再加上多元主體的參與，塑造了政府與社會互動的治理模式，由行政動員促進多元參與，增強了社會力量參與的能動性和積極性；多元參與則提高了行政動員效率，使多元主體之間形成了互動網絡，展現了行政動員與多元參與在基層應急社會動員中的互嵌與融合，也是探索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有效路徑。
C村在這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中，始終以人為本，及時落實防控措施，通過志愿號召、行政命令等多種途徑聯系、組織、協調、動員區域內所有社會成員積極參與抗疫運動，調動了多元主體參與的積極性和能動性，最終形成群防、群控、群治的疫情防控局面，實現確保群眾生命安全，加快疫情后恢復的最終目標，呈現出了科學高效的動員模式，為實現農村治理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一環，為完善我國基層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必須推廣C村的這一成功經驗，探討總結其基層應急社會動員的規范化與現代化路徑，從而達到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
三、優化我國基層應急社會動員的現代化路徑
（一）依法動員：提高基層應急社會動員的制度化水平
依法動員是最有效和最穩健的應對危機的手段，要有效應對突發事件，就必須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會綜合動員機制。首先，要健全有關應急社會動員的法律與法規，在明確政府權責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定與優化各類突發事件的應急法律體系。運用法律來規范動員的范疇、對象和方法。其次，要加強政府與民間組織、企業以及社會群眾等的協同配合，優化各參與主體在應急動員中的保障體系，構建由中央到地方的危機動員體系，確保社會的全面參與，形成協同應急、合成應急的能力。在基層應急社會動員的過程中，要融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保證社會力量有序參與，并持續、穩健地發展，從而使危機得以化解，社會秩序得以恢復。
（二）科學動員：強化基層應急社會動員的現代化水平
在數字化時代，依托互聯網與新媒體的強大傳播功能，能夠以多樣化、即時、生動的方式宣傳國家政策，為有效的社會動員提供必要的價值觀和觀念認同。在應急治理中合理利用云計算、區塊鏈等先進技術，不僅是踐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要求，也有助于應急社會動員能力的構建。這些現代化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基層應急社會動員的效率及能力，解放了基層人力資源，并促進了基層治理水平的提升。隨著基層社會治理越來越精細化、統籌化，數字化技術的融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也要堅守法律道德的底線，把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尚未發揮的強大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讓科技帶給我們的是便利，而不是促進不安全感的產生。
（三）高效動員：提升基層應急社會動員的參與水平
基層應急社會動員既要調動和整合人力、物力、精神資源，也需要借助社會力量，解決突發事件中政黨機構承擔過多責任、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問題。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的信息交流機制，為廣大群眾提供絕對可靠的信息，提高社會力量的認可度，從而增強參與意愿。其次，必須明確社會組織在危機管理中的作用，并在堅持政府的集中領導下，給予其一定的管理獨立性和資源分配權力，以防止其淪為正式的附屬機構。再次，要拓寬民眾參與危機處理的渠道和參與度，加強公共危機知識的普及，以提高公眾的危機意識和應變能力。最后，要強化社會自組織動員機制，建立與政府機構的協作平臺，促進國家行政動員和社會自組織動員協調發展，適當地向下移動社會動員權力，以構建政府和社會力量之間的長期合作伙伴關系，從而提高基層應急社會動員的參與水平，助推實現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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