侶傳振:集居與散居: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居住條件

【摘要】居住情況與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密切相關。在我國，村民居住情況基本存在集居與散居兩型，它們因居住地域、人口規模、居民關系不同而導致村民自治實現形式各異。自1980年代以來，我國村民自治實現形式經歷了尊重居住情況的自發性村民自治、遮蔽居住情況的規制性村民自治、重現居住情況的探索性村民自治三大階段。實踐表明，通過因居而治，尊重不同居住情況，分類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村民自治才能真正落地。

【關鍵詞】居住情況；集居；散居；村民自治

2014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探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命題，說明不同情況會帶來村民自治實現形式的差異性，影響實現形式的有效性。村民自治作為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村民共同治理公共事務的制度與行為，與村民居住情況密切相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要依據村民居住情況進行設立。在我國，村民居住情況可謂千差萬別，但基本存在集居與散居兩型，那么它們與村民自治有何關聯？村民自治在這兩種居住情況下實現形式有何差別？又該如何有效實現？本文嘗試對上述問題做一回答。

一、居住情況與自治的有效性

群居與自治是人類兩種重要社會屬性。早在初始狀態，人們為抵御風險，往往聚群而居，形成不同居住情況；同時，人們又在不同居住情況下開展自治，自我管理。可見，居住情況與自治密切相關。

（一）居住情況的基本類型

從類型學角度看，按照不同標準可劃分出不同居住類型。但從我國實際情況看，國家內部最大差異莫過于東西部經濟水平差異與南北方居住形態差別。因此，根據農家房舍集合或分散狀態，可大體分為分散居住與集中居住兩型。分散居住簡稱散居，住宅多靠近農戶生計依賴的田地、山林、河流、湖泊，呈零散分布狀態；集中居住簡稱集居，住宅大多聚集一起，呈集合分布狀態。從區域上看，我國北方多集居，南方多散居。

1.集居類型

傳統中國，土地與水源是農業生產的基礎，也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條件。對土地與水源的高度依賴，使得人們往往圍繞土地與水源聚群而居。尤其是在中國北方，村民集居往往與地勢平坦、洪澇災害、戰亂頻仍、兵匪大患等因素相關。“華北平原是集結式的，成都平原是分散式的。華北平原的村民在高地建屋聚居，以避洪澇，可能亦有集體對付災害的用意。”^①集中居住，聚村而居，使得村莊地位顯著，人們往往以村莊為單位形成社會關系網絡，構成所謂的“村莊共同體”，如“劉家寨”、“陶官屯”、“張莊”等。這是人們依據自然環境與生存條件的自發選擇，人們依賴自然超過依靠他們自己的主動性。^②

國家源自于社會，同時又脫嵌于社會，并對社會進行管理與監控。為便于治理，國家還會以外力對村民居住情況進行規制，形成規劃性居住單位。目前新型農村社區就是國家通過行政力量建構起來的新的集中居住點，目標是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即“社區共同體”。新型農村社區雖然也具集居特點，但與傳統自發集居村莊不同，這種集居類型是國家行政規劃的產物，帶有明顯的國家建構性質。

2.散居類型

地形、地表結構、水資源等自然條件有時對農村聚落的形成起著決定性作用。南方多山地、丘陵、盆地，地表起伏。小塊盆地與山區小水源灌溉農業使得村民依山傍水而居，房屋相互隔離，或三五成群，形成稀疏的小村落。我們看到的一些村落往往以“灣”、“壩”、“塘”、“橋”等命名，如“高山村”、“韶山沖”等就是這種情況的體現。“散居是一種常態。其表現形式在山區為村落依山勢零星而建，在平原則沿江沿堤或繞湖分散而居。”^③聚地而居，分散居住，使得自然村落地位顯著，人們往往以村落為單位形成社會關系網絡，構成所謂的“村落共同體”。同時，自然村落往往又是一群緊挨在一起居住的家族共同體組成，是典型的鄰里團體。^④因此，“村落共同體”往往又多是“宗族共同體”。

（二）居住情況影響村民自治的有效性

自治并非空中樓閣，而總是在一定居住情況下加以展開。那么，不同居住情況又是怎樣影響自治有效性的呢？人們長期探索表明，居住地域、人口規模、居民關系是其關鍵要素。

1.居住地域與自治有效性

居住地域是自治的前提，其大小與有效自治緊密相關。長期以來，很多學者都在探索自治與居住地域之間的內在關聯，并試圖為自治尋求一個合理的地域范圍。如托克維爾在論述美國鄉鎮自治時指出，鄉鎮自治的地域單元是一個兩三千人左右的鄉鎮，其面積并未達到使其居民無法實現其共同利益。^⑤科恩在民主實現條件中指出，民主需要一定的地理條件，如合適的地域空間等。^⑥涂爾干也認為，地域較大很難形成所謂的“有機團結”，不利于集體行動和自治活動展開。^⑦因此，居住地域越小，自治一般也就越有效。

2.人口規模與自治有效性

人是自治的主體，一般而言，人們更具較小規模偏好。柏拉圖指出，當政者在考慮城邦團體規模時應規定一個不能超過的最佳限度，他甚至還計算出理性的公民（家庭的首領）數量是5040人。^⑧亞里士多德認為，凡以政治修明著稱于世的城邦無不對人口有所限制，一個城邦最適當的人口是既足以達成自給生活所需要而又觀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數額。^⑨盧梭認為，一個體制最良好的國家所能具有的幅員是有界限的，小國在比例上要比大國更堅強得多。^⑩奧爾森也認為：“在任何情況下，規模是決定對個體利益自發、理性的要求是否會導致有利于集團的行為的決定性因素。比起大集團，小集團能夠更好地增進共同利益。”^?

3.居民關系與自治有效性

與個體自治不同，社會群體自治要求更高，需要更為密切的居民關系。盧梭認為，一個民主制政府需要小國寡民，人們易于集會而公民彼此認識。因為社會紐帶愈伸張，就愈松弛。^?孟德斯鳩指出：“在一個小的共和國里，公共的福利較為明顯，較為人們所了解，和每一個公民的關系都比較密切；弊端較少，因此也較少受到庇護。”^?科恩指出：“團結精神愈彌漫、愈緊密，民主也就愈能持久，愈能經受最嚴重的內部沖突。”^?達爾也指出，同一種文化的成員，享有共同的身份與情感紐帶，成員通過建立朋友、同伴、配偶、鄰居和客人等各種聯系，把“我們”和“他們”截然分開，是有利于民主自治的。^?因此，居民關系越密切，越團結，自治一般也就越有效。

由此可見，居住情況與自治有效性緊密相關，不同居住情況導致不同自治有效性。村民自治作為自治的一種實踐形態，自然也不例外。一般而言，居住地域越小、人口規模越少、居民關系越密切，村民自治也就越有效。具體到集居與散居兩型上，在“村莊共同體”（或“社區共同體”）與“村落共同體”居住單位下，二者因居住地域、人口規模、居民關系不同，村民自治有效性也不同。在居住地域上，集居一般大于散居。“北方農村多為大型聚落，密度稀，形狀雖各異，但以團聚狀占多數。”^?而南方村落地域范圍一般較小，幾戶或幾十戶農戶居住在小塊地域內，并星羅棋布于廣大原野之上。在人口規模上，集居一般多于散居。前者村莊多是百戶或幾百戶的大村莊，有些甚至超過千戶。尤其是新農村社區，有些可以涵蓋3到5個村，人口多者可達3000戶以上。后者人口較少，一般在幾戶到百戶之間，幾百戶的大村落少見，有些甚至是單丁獨戶的獨立農舍。在居民關系上，北方農村多為多姓村，多小親族、戶族等小型血緣團體，導致村民關系多競爭、多分裂。而南方農村多為單姓村，村落內血緣關系長期延續，一個村落往往是一個家族的延伸，居民關系多團結。因此，與集居下的村莊（或社區）相比，散居下的村落更便于村民有效自治。

表1 不同居住情況與村民自治有效性比較

二、不同居住情況下村民自治實現形式的三個階段

徐勇教授曾指出，探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就必須對不同情況做出界定，防止村民自治實現形式“一刀切”。^?從自治角度看，在不同居住情況下，村民自治實現形式大體經歷以下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尊重居住情況的自發性村民自治

我國村民自治脫胎于人民公社體制。1950年代農村實行的人民公社體制，是國家依靠政權力量對農村社會進行的高度整合與整體支配，雖能有效推進國家一體化進程，但也面臨巨大壓力，并最終在承包到戶的撬動下逐步解體。人民公社解體的直接后果是基層社會治理出現真空，公共事務無人管理，社會秩序無人維系，矛盾頻發。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廣西宜山、羅城一帶出現了農民自我組織管理社會秩序的形式。

村民自治實踐之所以最早出現于南方，與散居形態密切相關。以當下國家承認的中國村民自治第一村的廣西宜州市合寨村為例。一是散居催生自治。村民自治源自于村民的內在需要，而內在需要的產生又與散居形態關聯。南方多散居，村落往往比較分散，難以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因此社會問題尤為突出。合寨村當時有10多個自然村，41個生產隊，分布零散，村民關系復雜，難于管理，導致該地偷盜猖獗，治安混亂，村民只能聯合起來共同管理，形成自治。二是散居便于自治。自治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如利益相關、地域相近、規模適度、文化相連。隨著人民公社體制解體，生產隊組織渙散，但作為基本居住單位的自然村卻保留下來。尤其是南方地區，自然村是一個實體共同體，地位顯著，具有地域相近、規模較小，人口相熟的特征，便于村民自治。合寨的村民自治就首先起源于該村果作和果地兩個自然村（屯）。三是散居保護自治。自治離不開自治傳統。廣西歷史上長期位于國家邊緣地帶，合寨村更是位于邊緣地帶的邊緣山區。位居邊陲而又分散居住，成為阻礙國家政權自上而下滲透的天然屏障，地方自治傳統保存較為完整，利于村民自治產生。

農民自我組織與自我管理方式不僅共同解決了社會治安等公共問題，而且以村規民約建立起村民的自律性，使得國家治理者看到了自治的價值與力量，并快速將農民自發行為轉化成為國家行為。1982年國家第一次從憲法高度提出村民委員會概念，并確認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又將村民委員會界定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

雖然國家法定行為不同于農民自發行為，但地方經驗在村民自治制度設計中得到相應保留。居住情況作為關鍵變量之一，也被予以關注與考慮。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根據村民居住狀況，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眾自治的原則設立。”同時，考慮到村民委員會最早發源于南方小村寨（自然村），以及散居情況下自然村地域大小與人口規模不一，很難按照“一村一委”原則設立，該法又規定：“村民委員會一般設立在自然村，幾個自然村可以聯合設立村民委員會，大的自然村可以設立幾個村民委員會。”尊重村民實際居住情況，在自然村層面因地設置村民委員會進行自治，是這一時期村民自治實現形式的一大亮點。

第一階段的村民自治是在尊重村民實際居住情況基礎上，以自然村自治為實現形式而自發開展的，以建構基層秩序為導向。

（二）第二階段：遮蔽居住情況的規制性村民自治

與自然主義的傳統國家不同，現代國家是一種建構主義國家，是一個政治共同體，追求的是國家層面的一致性與共同性。但與此不對應的是，一方面，農村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居住情況各異，在自然村基礎上建立村委會并實施自治較為困難；另一方面，人民公社解體后，全國大部分地區建立起了“鄉鎮—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體制，但廣東、廣西、云南三省，分別在鄉鎮和村一級設立了鄉鎮派出機構，形成了“鄉鎮—管理區（村公所）—村民委員會”體制。^?為規范村民委員會體制，便于國家統一治理，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將“村民委員會一般設立在自然村；幾個自然村可以聯合設立村民委員會；大的自然村可以設立幾個村民委員會”的原有規定改為“村民委員會可以根據村民居住狀況、集體土地所有權關系等分設若干村民小組”，整齊劃一的“鄉鎮—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體制在全國建立起來。

這一時期的村民自治是在國家建構思維下運行的，國家建構遵循整齊劃一，規范規制邏輯，致使居住情況原則讓位于統一建制原則。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雖保留了“村民委員會根據村民居住狀況、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眾自治”條款，但又增加了“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的原則設立”內容，顯然村民委員會設立更多考慮后者因素。以國家統一規制性遮蔽居住情況差異性，帶來兩個直接后果：一是行政抑制自治。這里的村不再是自然村，而是建制村，它是國家統一規定并基于國家統一管理需要的村級組織，是國家統一規范和規制的產物。建制村因承擔百余項法定行政職能，又稱行政村。大量行政任務主要由建制村的村民委員會加以落實，導致村民委員會行政化。同時，自治屬于直接參與行為，對居住地域、人口規模和居民關系要求更高。但與自然村相比，建制村地域大，人口多，村民不熟悉，不便于群眾自治。尤其是南方散居地區，各自然村之間距離遙遠，甚至個別還處于大山之中，村民難以參與自治。2006年廢除農業稅之后，一些地方又實行了“合村并組”，村組規模進一步擴大，村民自治更為困難。二是單一性泯滅多樣性。不同居住情況要求不同自治實現形式。北方多集居，村民圍村居住，利益集中，且公共問題較多，因此在建制村范圍內便于召開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利于村民委員會自治。而南方多散居，村民依山傍水而居，利益分散，且私人問題較多而公共問題較少，因此在建制村范圍內難以召開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而利于自然村范圍內的多元自治。例如，南方很多小村落可以圍繞一個池塘、一個水庫、一座山頭等開展聯保聯防等多種形式的自治。但遺憾的是，這一時期的法律卻將自治單元從自然村上升到行政村，將村民委員會作為唯一的法定自治載體而排斥其他自治形式，導致村民自治實現形式單一化。單一化的實現形式在面對不同居住情況要求多元實現形式時，村民自治只能“上得了墻，但落不了地”，難免會陷入空轉。

第二階段的村民自治是在國家統一規制性遮蔽居住情況差異性基礎上，以行政村自治為實現形式而開展的，以國家統一治理為導向。行政村自治雖然有利于國家治理，但卻難以有效實現，村民自治出現了“成長的煩惱”。

（三）第三階段：重現居住情況的探索性村民自治

新世紀以來，國家政權組織建制任務業已完成而進入社會自我建設階段。社會自我建設意味著國家要從農村社會裂變性實質出發，切實考慮農村社會內部的差異性，尊重農村內部的創造性，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此，不同居住情況要素再次進入村民自治視野。

這一時期的村民自治探索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國家行政力量主導下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自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之后，國家民政部就正式開始在全國開展農村社區建設實驗，農村社區建設工作從各地自發試點階段過渡到全國實驗階段。以新型農村社區為自治單位開展社區自治，成為村民自治的一個重要實現形式。二是南方部分地區出現的在建制村之下內生外動的村民自治探索。散居狀態下，不僅政府難以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而且村莊自身也難以自我供給，為此，一些地方政府開始主動與農村內部主體力量合作，村民自治由此再度活躍。例如，廣州云浮為激發社會力量參與農村社會建設，在鄉鎮、村、村民小組建立了三級理事會；清遠市在農村基層治理體制改革過程中，主動將村委會下沉到自然村，在鄉鎮和村委會之間建立了黨政服務站，使得村民自治回歸到1998年之前的“自然村自治”體制；廣西河池地區積極利用當地力量，在建制村以下的屯建立理事會，組織農民參與清潔鄉村活動，形成了“黨領民辦、群眾自治”機制；湖北秭歸以利益相關、地域相近為標準，將建制村以下的自然村落作為自治單位，激發村民參與“幸福村落”活動，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

從上面案例可以看出，新時期的村民自治作為我國村民自治的第二波，它主動尋求落實“最先一公里”，因地制宜，因地治村，重現不同居住情況要素對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內在價值。一是再次激活自治。南方自主探索大多發生在偏遠地區，農村自然村落保持完整，大多具有家族傳統，村民關系密切，內聚力和自治性強，散居形態再次給村民自治復活提供良機。如清遠處于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的交匯處，廣西河池等農村多處偏遠山區，而湖北秭歸則位于大山區。二是豐富自治實現形式。如既可以開展建制村自治、新型社區自治，也可以開展自然村或村民小組自治；既可以開展村委會自治或居委會自治，也可以開展理事會、議事會自治等，村民自治呈現多類型多層次多樣式實現形式。三是促使自治落地。南方自然村落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是一種“事實體制”。^?將村委會下沉到自然村，縮小相應的自治單元，使得自治單元與利益單元對稱，能夠解決建制村因地域過大，人口過多，居民關系過松散而帶來的自治空轉問題。也正是基于此，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才明確提出，“在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單位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在村民小組的地方，可以開展以社區、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試點。”

第三階段的村民自治是在重新注重不同居住情況基礎上，以社區自治、建制村自治、自然村自治等多層自治為實現形式而開展的，以社會自我建設為導向。南方一些地區以自然村為自治單元，因地域相近、規模適度、居民相熟而使得村民自治最終落地。

三、根據居住條件分類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

村民自治的地域特性使得村民自治必然受該地域實際居住情況的影響。因此，在村民自治實踐中，要充分考慮因居而治，尊重實際居住情況差異性，分類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并根據不同居住情況選擇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從居住類型看，集居狀態下，村莊或社區實體地位突出，且公共問題集中，集體行動能力強，適合開展建制村自治或新型農村社區自治；散居狀態下，建制村認同低，但自然村落實體地位突出，且利益集中，關系密切，集體行動能力強，適合于自然村或村民小組自治。因此可從這兩個層面進行分別探索。

（一）以集居為基礎，重點推進建制村自治與新型農村社區自治

首先，積極推進建制村自治。建制村是國家力量建構的居住單位，是國家公共管理權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所在單位，也是農村與國家治理的銜接單位。因此不能因強調小自治單元而否定建制村自治。推進建制村自治需注意二大問題：一是將自治權與行政權適度分離。建制村如承擔過多行政任務，勢必會壓縮自治空間，這就需要從主體功能角度厘清與界定不同主體的不同功能，實現三級聯動、功能分離。大量的行政性事務主要由政府及其派出機構承擔，村委會主要功能是提供服務，而農村內部事務主要通過各種組織健全、完全自治的社會組織加以辦理。二是進一步規范村民自治，包括進一步理順農村與鄉鎮、村“兩委”、村委會與社區服務站等關系。

其次，積極推進新型農村社區自治。新型農村社區既是一個集居體，又是一個自治體，因類型多樣、情況復雜，需分類對待。一是因型制宜，分類自治。目前，新型農村社區存在“一村一社區”、“一村多社區”、“多村一社區”等類型，導致自治難點與重點各異。例如，“多村一社區”一般是在相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建制村中選擇中心村或較大建制村為單位設立社區，雖利于整合資源，但覆蓋地域大、人口多，自治困難。如山東諸城全市設立156個新型農村社區，涵蓋1257個村莊70多萬村民，平均一個社區涵蓋8個村、4487人。這就需要著重理順村社關系，重構組織結構，密切村民關系，提高自治有效性。而“一村多社區”一般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組為單位在一個建制村內設立兩個或兩個以上社區，因地域較小、人口較少、關系密切而便于自治。如湖北安遠縣雙路村以自然村為單位，將15個自然村落設立成15個社區。這需要著重激活共同利益，搭建自治平臺，實現自治重達。二是激活自治單元，實現多元自治。新型農村社區自治應打破以居委會為統一單位的社區自治，積極尋找可以實施直接民主的自治單元，大力推進農村社區樓棟自治、新興業主委員會自治、娛樂組織“微自治”及各種活動自治、載體自治，理順自治單元關系，激發自治單元內生性與自主性，促進新型農村社區自治實現形式多元化。同時，由于新型農村社區自治與建制村自治層次較高，還需要將其與政府治理相聯結，探索自治與他治的有機銜接。

（二）以散居為基礎，重點推進自然村或村民小組自治

與建制村或新型農村社區相比，自然村或村民小組雖更便于自治，但也應看到，自治單位越小，自治內容與自治范圍也就越小。目前，自然村或村民小組自治大多是通過理事會、議事會等方式，圍繞具體公共事務而展開，這與當下村民公共利益遠超自然村或村民小組相比，其自治內容還較單一，自治范圍還較狹窄，自治制度化與常規化程度還較低。所以，在推進自然村或村民小組自治過程中，一是需要建制村以及政府層面的支持與引導，建立健全制度化的規范機制和激勵機制，促進自然村或村民小組自治制度化、規范化運行。二是培育社會組織以及社會組織之間的聯系，進一步豐富議事會、理事會等議事內容，推動議事從具體事務向更大范圍的公共事務轉變。三是積極探索“建制村自治+自然村自治（村民小組自治）”兩級自治形式。建制村雖自身行政化色彩明顯，但客觀上也是隔絕國家行政權力滲透的天然屏障。因此，在村民自治實踐中，可將自然村或村民小組作為一級自治單元，通過直接民主的方式管理自然村或村民小組內的公共事務；以建制村為另一自治單元，通過直接民主或間接民主的形式，協調自然村或村民小組之間的公共事務。這種“兩級自治”是對當前建制村居住地域與規模過大問題的有效調節，也是對村落這一小共同體的有效利用，是村民自治的一種有效實現形式。^?四是注意挖掘村莊傳統資源，通過傳統資源紐帶建立村民之間聯系，密切村民之間關系。例如，佛岡縣在村民自治改革探索中，正是通過對村莊傳統資源的挖掘，有效建立了村民之間的橫向聯系，使村民之間具有歸屬感、向心力，從而激活了村民自治的內在動力。

不同居住情況有著不同村民自治實現形式，因此關注不同居住情況，分類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自是題中之義。當然，上述以集居與散居為基礎分類進行的兩種探索，只是一種事實傾向，而非絕對分野。我國農村社會具有天然的裂變性，集居與散居僅是兩種基本形態，其內部又有千差萬別，因此，根據不同情況分類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還需根據實際情況再細作分析。同時，在分類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同時，還要分類探索與之相應的社會條件。如集居形態下重點探索利益相關、規模適度；散居形態下重點探索地域相近、文化相連。只有這樣，村民自治才能真正運轉起來。

注釋：

①[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2頁。

②[美]費正清：《中國與美國》，張理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頁。

③楊國安：《晚晴兩湖地區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頁。

④[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04頁。

⑤[法]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67頁。

⑥?[美]卡爾·科恩：《論民主》，聶崇信、朱秀賢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08、50頁。

⑦[法]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83頁。

⑧[古希臘]柏拉圖：《法律篇》，何勤華、張智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頁。

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361頁。

⑩?[法]讓-雅克·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斌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59、59頁。

?[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等譯，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頁。

?[法]查理·路易·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24頁。

?[美]羅伯特?達爾：《論民主》，李柏光、林猛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58頁。

?金其銘：《中國農村聚落地理》，江蘇學科技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頁。

?徐勇、趙德健：《找回自治：對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的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第1-8頁。

?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5頁。

?朱敏杰、胡平江：《兩級自治：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兼論農村基層民主實現的合理規模》，《社會主義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07頁。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南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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