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結合中國畜牧業和種植業領域近10年來的轉型過程，以一個全國商品糧基地縣種植業和畜牧業的轉型過程為分析對象，從一個較為長周期的過程進行過程—事件分析，進而揭示農業轉型過程中政府和市場兩層動力機制是如何相互耦合、相互推進的。研究發現，當代中國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在于：在市場邏輯誘導下，糧食供給壓力加大，國家從糧食安全的角度出發，實施了一系列的項目扶持，項目扶持的制度邏輯中蘊含著重構農業經營主體的邏輯，即在國家的干預過程中推動農業轉型。盡管不同農業領域的變遷過程存在差異，但是大致遵循類似的邏輯，即市場邏輯與國家干預邏輯相互交織，相互耦合，市場邏輯是初始動因，而國家干預則在糧食安全的考量下，因應市場邏輯而動，進一步推動農業的轉型。
【鍵詞】業轉型；農業項目；畜牧業；種植業
一、問題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動著中國的農業轉型？按照Brenner [1]的定義，農業轉型是指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土地占有關系、積累與收入分配方式在農村的變化，農業轉型不僅僅是技術變遷的過程，而且涉及到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的變化。更具體而言，則是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入農業領域，將傳統的農耕納入到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農業生產體系下來，進而農業生產成為一個為資本積累服務的部門。在這個過程中，農業領域的生產關系發生重構、農民分化、非農化和無產化。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推動農業轉型呢？國際學術界似乎有兩種答案，也對應著兩種不同的分析進路。一是市場化與技術進步的機制，二是國家干預機制，前者可以被概括為市場動力說，而后者為政府動力說[2-5]。那么究竟是什么動力在推動中國的農業轉型呢？推動當代中國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是怎樣的呢？現有的研究一般是將市場動力和國家動力分開來進行論述。
關于當代中國農業轉型的市場動力說。張謙[6]認為，市場的發展與資本的進入引發了中國的農業轉型，將小規模的家庭農業轉變成了各種形式的資本化農業。盡管他的研究中涉及到農業轉型過程中地方的政治經濟因素，但是在具體的操作化時，他的解釋變量依然是市場結構的類型差異決定了各地不同的農業轉型形態。黃宗智[7] 則主要是從“農業隱性革命的角度”對當代中國轉型（農業資本化）的“動力機制”進行解釋的。他認為當代農業隱性革命來源于收入增加之后人們的食品消費結構的變化——即需要變化所帶動的農業資本化過程。黃宗智是從需要變動的角度來分析農業資本化的動力機制。在其后續的研究中[8]，他根據2006年全國農業普查的匯總數據，從投資主體的角度試圖說明農業資本化的“根本動力”，比較了政府、農戶與企業三種類型的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得出的結論是農戶構成當前農業資本化的投資主體。筆者傾向于認為，黃先生的已有研究是在分析當前農業資本化的投資主體，究竟是政府還是企業，抑或是農戶構成當前農業資本化的投資主體。
黃先生根據農業普查數據來做結論當然是論證有力的，但問題在于，“究竟誰是農業資本化的投資主體”這樣一個問題能否說明“農業資本化的根本動力”？很顯然，這二者之間是難以直接劃等號的，主要的問題在于“投資主體說”沒有講清楚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黃先生在這里只是描述究竟哪個主體在“農業資本化”的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他的結論是農戶。但是為何是農戶構成農業資本化的投資主體呢？是什么力量推動農戶加大投資農業的力度呢？農戶加大農業投資力度的內在邏輯是什么？筆者認為，只有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才有可能回應究竟誰是農業轉型的根本性動力機制問題。
關于當代中國農業轉型的國家動力說。筆者的博士論文《農業治理轉型》[9]主要是揭示政府干預推動農業種植業領域轉型的基本邏輯，并強調了農業治理轉型與農業經營主體重塑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在這篇文章里，盡管也談到了市場的作用，但是將市場納入到治理的框架中——即農業治理邊界的轉型中進行分析的，市場因素在農業轉型過程中的作用，以及市場動力和政府動力是如何相互誘導、互動，進而推動農業轉型的邏輯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論文的分析邏輯集中在糧食種植業領域——一個轉型相對較為緩慢的領域。而畜牧業的轉型過程，在中國的絕大部分地區實際上早已完成。
本文試圖將市場力量與國家力量納入到分析框架中，以一個全國商品糧基地縣種植業和畜牧業的轉型過程為分析對象，從一個較為長周期的過程進行過程—事件分析，進而揭示農業轉型過程中政府和市場兩層動力機制是如何相互耦合、相互推進的。本文認為，當代中國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在于：在市場邏輯誘導下，糧食供給壓力加大，國家從糧食安全出發，而實施一系列的項目扶持，項目扶持的制度邏輯中蘊含著重構農業經營主體的邏輯，即在國家的干預過程中推動農業轉型。盡管不同農業領域的變遷過程存在差異，但是大致遵循類似的邏輯，即市場邏輯與國家干預邏輯相互交織，相互耦合，市場邏輯是初始動因，而國家干預則在糧食安全的考量下，因應市場邏輯而動，進一步推動農業的轉型。
二、地方情況以及農業轉型過程簡介
湖南省平晚縣是中國中部地區一個比較典型的農業縣。全境總面積383.8萬畝。本縣地處中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區，四季分明。平晚縣地處五嶺上升和洞庭湖下陷的過渡地帶，即“平晚盆地”北沿。縣內中部丘陵起伏，小塊平原數量星羅棋布。全縣地貌可分為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四種類型。平晚縣是一個農業大縣，2011年，全縣耕地面積104.5萬畝，其中水田90.1萬畝，旱地14.4萬畝。農作物播種總面積257.88萬畝，其中糧食播種面積152.1萬畝，冬種油菜71.5萬畝，棉花11萬畝，蔬菜播種面積12.5萬畝。
就種植業領域而言，2009年之前，本地基本上都是小農戶，很少有種糧大戶，2008年全縣最大的一個種糧大戶是三湖鎮的王長元，政府鼓勵他種了40多畝單季稻。本地在2003年農業稅費改革之前，雙季稻種植還很普遍，農業稅費改革以后，農業勞動力加速外流，種植雙季稻日益不劃算，所以到2009年左右的時候，全縣的的農民絕大部分都像王長元那樣種植單季稻。可以說，2008年可以成為我們分析平晚縣種植業結構轉型的一個起點，因為那時還是以小規模農戶為絕對主體的經營結構模式。自2009年以來，在政府的行政推動下，該縣種植業領域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全縣現有50畝以上的糧油種植大戶4000余戶，大戶種植的水田面積30萬畝，生產總量相當于全縣30%左右，盡管如此，但是種植業轉型的過程明顯慢于畜牧業。
農業種植業轉型相對較慢與農業畜牧業順利轉型形成鮮明對比，從我們最新調研所掌握的數據來看，2014年該縣畜牧業生產總量和產品供應，90%以上產自于本地專業化規模養殖，傳統的畜牧業生產方式相繼完成了轉型。下面我們分別對這兩個領域的轉型過程和邏輯進行簡要歸納。
三、畜牧業領域的轉型
（一）生豬養殖領域的變革過程
從2001年到2007年的7年間，平晚縣千百年來家家戶戶養豬的歷史一朝覆亡。以該縣石鎮為例，我們訪談的劉放生先生給我們講，到2006年底，該鎮的雙河村——一個山村——全村一頭豬也沒有了，周邊的10個村，上萬人口，當地肉商和摩托車司機曾經向他一一數下來，當時的散戶存欄豬不足20頭，肉商多是從外地購活豬宰殺出售。說到原因，眾口一詞：沒有勞力錢。千家萬戶退出生豬生產，帶來了生豬養殖資本化、規模化。
劉先生提供的資料反映： 2008年，全市出欄生豬1000萬頭，其中，散養量占養殖總量的比重下降到32%，規模生產相應上升到68%。在平晚縣西鎮，據媒體報道，溫州建筑商投入5000萬元建起20多棟豬舍，酒店老板投資400多萬元辦豬場，超市老板投資300多萬元辦豬場，房地產老板投資500多萬元辦豬場。僅一年多時間，冒出9個年出欄1000頭以上的規模豬場。湖南省畜牧部門統計，自2007年7月以后，全省年出欄千頭以上的規模豬場新增3000多個。又據中國國際電子商務網2009-09-22消息， 到2008年末，規模化養殖的生豬占56.0%，肉雞占81．6%，蛋雞占76．9%。據農業部統計，2007年全國出欄50頭以上的規模養豬專業戶和商品豬場共224.4萬家，出欄肉豬占全國出欄總量的比例達48.4%，其中年出欄萬頭以上的規模豬場有1800多個。京、津、滬三市的生豬生產基本實現規模化。
（二）生豬養殖領域變革的經驗邏輯
1.農民生計模式的改變。農民生計模式的非農化，農業的副業化，很多農戶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外出務工，沒有時間種菜和雜糧給生豬作為飼料，除非主要勞動力在家從事家庭副業和種植雜糧，否則根本無法為生豬提供足夠的喂料；過去農村喂養生豬很多時候需要家庭主婦到田間地頭找野菜喂豬；由家庭主婦負責調和喂料，一日三餐，這些都需要花費大量的家庭勞動力。
在農民生計模式非農化，農村婦女大量外出務工的情況下，很多家庭就剩兩個老人在家——他們勞動能力有限，況且，喂養一頭生豬所賺取的利潤，還不如一個勞動力在外干幾天活來得方便，以平晚縣為例，現在一頭生豬的平均利潤在1000元左右，而一個勞動力在外務工，一天的收入起碼在200元左右，也就是說5天的務工收入，就等于一頭生豬的平均利潤，而家庭喂養生豬的養殖周期少則半年，多則一年。這是很多家庭不再喂養生豬的重要原因，即便少數家庭還在喂養生豬，但十有八九實際上是為了自己家里過年準備的。
2.市場邏輯驅動下工商資本向生豬養殖領域大舉進攻，散戶被迅速邊緣化。散戶養殖大幅度下降，引起市場供給緊張，導致2007年左右生豬價格暴漲，生豬價格暴漲的結果就是驅動工商資本大舉向生豬養殖行業進入。工商資本進入之后，降低每頭生豬的平均利潤，散戶養殖的利潤就更低，而導致更少的散戶養殖生豬，這就是散戶被工商資本排擠出生豬養殖行業的基本邏輯。即“散戶生計模式變化——散戶養殖數量減少——市場供給壓力增加——工商資本進入——散戶養殖利潤更低——散戶更加被邊緣化”形成一個正反饋的機制。
在千家萬戶退出生豬生產，價格上升、利潤豐厚的背景下，逐利的工商資本便膽大起來。以平晚市為例，2007年7月下旬，豬肉價格最高價格達每公斤29元，每頭肉豬的人工工資僅30元左右，純利達600～700元，不足6個月，資金的利潤率超過100%，即投資100元，6個月不到則可得200元。在這種超額利潤的剌激下，2008年，全市出欄生豬1000萬頭，為1994年出欄生豬320萬頭的3倍多，創歷年最高水平。這就是前文所提及的，平晚縣大量的房地產老板、酒店老板、超市老板投資興建大規模養殖場的原因，也是大規模養殖戶大幅度增加的市場背景。
3.政府因應市場的邏輯，加大對生豬領域的干預和補貼。僅僅憑借市場的邏輯，工商資本進入生豬養殖領域的積極性還沒有這么大，更為重要的是，鑒于2007年左右生豬供給嚴重短缺，國家出于豬肉的穩定供給和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出臺了大量支持生豬規模化養殖的政策，比如對進入生豬養殖領域的工商資本進行大戶補貼、生豬標準化小區的項目補貼以及生豬保險補貼。以2013年為例，平晚市的2個重點項目分別是扶持宏遠農業和宏源農業的，2013年的項目建設任務分別是3500萬元和2000萬元。2014年湖南省出臺對全省900個特色產業園區進行項目補貼，除了企業的配套資金之外，省財政對每個項目扶持100萬元，表1是平晚縣的10個獲得生豬特色產業園補貼的基本情況，表1的分析可以發現，生豬養殖產業園的養殖規模都在12000頭以上，其中的信旺公司在平晚縣有多個生豬養殖產業園。
表1 湖南省2014年扶持平晚縣的10個生豬產業園的項目
4.工商資本大舉進入生豬養殖行業，生豬養殖的平均利潤下降。工商資本大量興建養豬場之后，導致生豬的市場供給大幅度增加，到2009年4月，肉價又跌至2007年漲價之前的水平，而且還不見底。在生豬價格一路下滑、平均利潤下降的過程中，國家出臺對生豬養殖大戶的補貼政策和項目扶持政策，而散戶則沒有，這使得散戶對生豬養殖更沒有積極性了。市場邏輯加上一攬子有利于規模養殖的財政投入的助推，調動了規模化、企業化養豬的積極性，生豬養殖規模迅速擴大。而散戶養殖被迅速邊緣化、從市場中被排擠。
5.生豬養殖領域的轉型基本上已經形成。工商資本在平晚生豬養殖領域的經營邏輯，和分散小戶養殖的邏輯不同，其生產邏輯是剩余積累的邏輯。經驗分析發現，這些工商企業的生產邏輯，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興建大規模的工廠化的養豬場，雇工養殖；另外一種是興建養殖小區，按照“公司+小區+規模化養殖戶”的模式，扶持一批規模化的養殖戶，由公司給他們供給豬種、飼料以及其他生產資料，按照公司的價格進行計價，然后按照合同價格賣給公司，公司負責銷售，即公司控制生豬養殖的產前和產后，吧中間勞動力較多的育肥環節交給養殖小區的農戶養殖，基本上是“公司+基地+農戶的邏輯”，即把分散的小農戶納入到資本的積累邏輯中，即把資本汲取邏輯延伸到生產過程中去。
（四）平晚縣生豬養殖領域轉型的基本邏輯
當代中國畜牧業領域轉型的過程是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交織在一起發揮作用的結果。市場邏輯誘導政府干預的具體形式；而政府干預則順著市場的邏輯，進一步推動著農業經營主體的變革。其大致的經驗邏輯是：2005年左右人口流動和非農化，改變了農民的生計模式，混合的家庭多種經營體系瓦解，農業副業化，勞動力不足，很多家庭不再養豬，農村的生豬供應嚴重不足——黃宗智等人的分析，還有農業隱形革命的主推，即對肉禽蛋奶的消費量增加，一方面是市場供應嚴重不足，一方面是市場需求在持續上漲，兩種力量交織在一起，推動了2007年左右豬肉價格的暴漲。豬肉價格暴漲，但是農民的生計模式變化具有剛性，供應依然嚴重不足。這時候，一方面工商資本蠢蠢欲動，另一方面，國家緊張，國家要保證豬肉價格的穩定供給、社會穩定和糧食安全。這樣，國家保證“糧食安全”的邏輯和工商資本進入畜牧業領域逐利的邏輯一拍即合——國家出臺對養豬大戶、工商資本進入生豬養殖領域進行大戶補貼和項目補貼——生豬養殖行業也實行項目化的治理。這樣，工商資本在國家補貼和市場利潤的推動下，大舉進入生豬養殖行業，而散戶養殖邊緣化，在很多農村甚至絕跡了。
四、種植業領域的轉型及其邏輯
平晚縣是中國南方水稻種植區的商品糧基地縣，全國產糧大縣，是保證中國糧食安全的重鎮。在工業化時代，在糧食生產越來越成為地方政府財政負擔的情況下，從2005年農業稅費改革開始，國家為了繼續保證糧食產量不斷增加，不斷加大對平晚縣的財政扶持力度，進而調動地方政府生產糧食的積極性。國家對平晚縣的這樣一種財政扶持，其中伴隨著國家的增加糧食產量、發展農業的意志。國家的這樣一種意志在農業稅費改革之后，主要是通過項目制來實現的，很多中國的學者的研究也發現，項目制是一種用于體現中央部門意志的制度模式[10] 。我們的經驗調研發現，平晚縣的農業治理模式已然出現“項目化的治理”邏輯，這樣一種項目化的農業治理模式的制度邏輯和種植業領域的結構轉型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下面我們分別以產糧大縣項目和農業產業化項目為例，分析市場邏輯、項目制的制度邏輯與農業結構轉型之間的內在關聯。（機械化、技術進步的過程應該加入進來。）
（一）產糧大縣項目的運作
自2009年以來，在平晚縣所有的中央財政轉移專項資金或項目資金當中，產糧大縣專項資金的數量一直是最高的，因而成為平晚縣農業治理的重點，也是爭資跑項的重點。以2009年為例，共引進項目資金 4500多萬元。其中糧食生產先進縣爭取獎勵資金3000多萬元。正因為如此，爭取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的獎勵，歷年來都是平晚縣治理農業的重頭戲。要爭取產糧大縣的獎勵資金，就必須在糧食播種面積上下功夫，因為只有播種面積上去了，商品糧的總量和糧食生產的總量才會上去，這成為縣級政府大力發展和推廣雙季稻工作的根本動力。推廣雙季稻，是提高地方政府入圍下一年的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的核心競爭力。進而，如何把縣級政府發展雙季稻，爭取產糧大縣獎勵資金的動員和治理過程刻畫出來，以及這個過程所呈現出來的農業項目的運作模式和邏輯，就成為我們理解問題的基礎。
在產糧大縣獎補項目中，中央和平晚縣政府的關系是，中央通過項目發包的方式，將項目資金發包給平晚縣政府，同時對平晚縣政府完成項目任務的具體情況、糧食生產的績效進行考核驗收。從2009年開始，農業部和湖南省政府開始加大對產糧大縣的考核力度，不但要求地方政府匯報糧食生產的績效，而且還要求平晚縣政府拿出糧食增產的現場出來，給上級領導考察，其中雙季稻的生產成為現場考察的重點。每年在早稻插秧之后，以及晚稻插秧之后，農業部和省農業廳的官員就會在平晚縣委書記、農業局長等領導的陪同下，開著公車在全縣檢查雙季稻播種情況。平晚縣政府為了能夠應對上級領導的檢查，保證完成考核能夠順利過關，就必須盡可能多地種植雙季稻。
而究竟是種單季稻還是種雙季稻，是農民的生產決策的事情，農民是按照經濟效益的比較來決定究竟是種單季稻還是種雙季稻。所以政府的糧食項目實施涉及到如何與作為糧食生產主體的農民進行互動的問題。那么地方政府會選擇誰來種雙季稻呢？這是一個委托-代理的問題，即政府需要通過與糧食生產主體建立一個有關糧食生產的合約，政府對糧食生產主體進行一定的項目補貼，進而將農民的生產決策納入到政府的項目實施規劃中來。那么政府會選擇哪些農民來作為執行項目任務的代理人呢？
（二）市場邏輯導致“政府要糧”與“農民要錢”的矛盾
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之后，農業生產的絕大部分生產要素按照市場進行配置，因而決定農民糧食生產行為是否盈利的不再是政府，而是市場。自2000年以后，在中國南方水稻種植區，種植雙季稻，對于農民而言是一件不劃算的事情，農戶不愿意種植雙季稻，所以政府要求種植雙季稻的政策目的與農民打經濟算盤之間存在沖突。
在農業生產要素全面市場化之后，政府無法通過計劃指令直接干預農民的生產行為。比如說政府現在希望農民種雙季稻，但是生產雙季稻的農資價格、糧食價格、勞動力價格等等這些縣級政府都無法控制，市場價格波動，政府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農民遭受損失。平晚縣政府在2009年的時候，也拿“國家糧食安全”等這樣的意識形態話語來和農民做思想工作，但是農民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他們現在有權按照自己的要求種植單季稻。表2的數據可以有力說明為什么農戶不愿意種雙季稻。
表2根據2013年的物價計算，散戶經營不同種植模式的成本收益
表2顯示，單純就一季稻和雙季稻的純收益進行比較，不考慮國家補貼的話，一季稻的純收入要高于雙季稻，如果種植油菜+一季稻的模式，那農戶就更不愿意種植雙季稻了，因為雙季稻的純收益是284元/畝，而油菜+一季稻的純收益是553元/畝；即便考慮國家補貼的收益在內，很明顯國家對雙季稻的補貼是183元/畝，遠遠高于一季稻和一季稻+油菜的補貼力度，這應該是國家政策的調節功能，但是即便如此，把國家補貼的收益算在內，雙季稻的純收益依然沒有辦法和一季稻，以及一季稻+油菜的模式進行比較，三者純收入分別是467元/畝、530元/畝和687元/畝，雙季稻依然明顯不利。
這里還有三個實踐中的細節，進一步使得種雙季稻處于不利地位。一是補貼的實踐過程，我們發現，雙季稻補貼從來都不是按照實際面積來進行補貼，在實踐中基本上是在撒胡椒面，即有沒有種植雙季稻的農戶都有雙季稻補貼，不但是我們調查的本縣，周圍的幾個縣都一樣，實際的雙季稻種植面積不到30%，但是雙季稻補貼的耕地面積卻往往高達90%以上，地方政府為了照顧農民的利益，都傾向于把本地的耕地都報成雙季稻，這樣也可以體現本地的抓雙季稻生產的“成效”。二是人工投入和中間投入。試想：一個農戶多投入一倍的農藥種子化肥，多干幾個月的活，賺的純收益反而沒有少投入以及，少干一季來的收益大，這樣的事情誰會干呢？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種雙季稻和干別的農活不同，時間節奏緊張，尤其是雙搶時天氣熱、勞動量大。三是農戶種植一季稻，因為勞動力投入比較少，不影響農戶出去打零工賺錢，而種雙季稻的話，則受到很大牽制，這使得從影響打零工的“機會成本”來看，種植雙季稻也是不劃算的。正因為如此，本地的散戶普遍不愿意種植雙季稻，這與政府要完成強調種雙季稻的“項目任務”之間存在尖銳沖突。
在“推廣雙季稻”項目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發現散戶模式無法有效運作之后，在政策設計過程中開始拋棄散戶，而注重發展大戶和引進工商企業下鄉種田了，一方面，通過行政方式強制性地推動雙季稻規劃區內的耕地流轉，將耕地流轉到種糧大戶和工商企業的手上；另一方面，從項目資金中安排一部分財政資金出來，給幫助政府種植雙季稻面積在50畝以上的大戶和工商企業進行150元/畝的補貼，另外還進行集中育秧補貼、以及農業保險補貼。這樣，種糧大戶和工商企業就成為協助政府發展雙季稻的主力軍。那么為什么大戶和工商企業和政府就可以合作種植雙季稻呢？
表3大戶經營下不同種植模式的成本收益1
注：1.大戶經營下不同種植模式的成本收益根據2013年的物價計算，在本地，地方政府重點扶持和補貼的適度規模經營 是指50畝以上的雙季稻，播種面積為100畝；2.表中其它成本主要是農膜、小型農機具折舊等；管理用工主要是浸種育秧、排灌、施藥、除雜、曬谷和協助農機作業等，按每個工日100元計算；國家補貼為農資綜合補貼80.6元，糧食生產直補13.5元，良種補貼每季15元，新增雙季稻生產補貼58.87元，合計182.97元。
縣級政府和農業局從2009年以來開始扶持一批種糧大戶。下面我們通過比較大戶種植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為什么大戶可以因為有政府的項目補貼的扶持，而愿意幫助政府種植雙季稻來完成糧食生產的政治任務。
大戶種植雙季稻的特點，概括起來有以下兩方面：一方面可以保障糧食產量比散戶種植一季稻要高；另一方面，大戶的面積比較大之后，盡管單位面積上的平均畝產量沒有散戶高，但是總體的純收益要遠遠高于散戶。正是規模效應，使得大戶種植雙季稻有利可圖。
表3顯示，大戶種雙季稻，政府扶持兩季200元/畝（包括種子免費送在內），兩季機耕自備減少成本70元/畝，農資批發兩季降低成本80元/畝，共300元與土地租金300元/畝兩抵后基本齊平。剩下的就是田里的規模經營之后的收入，按照表3每畝的收入是337的話，因為種植規模比較大（50畝以上），種田的收入+機械的收入（因為大戶一般自己購置了機械）基本上能夠接近在外務工收入。
通過上面對散戶和大戶的比較可以發現，政府從糧食增產、增加復種指數的角度，其唯一的辦法就是培育“雙季稻種植大戶”的模式，目前全縣農口系統的干部幾乎一致認為：單家獨戶的單干式已經嚴重制約當前糧食生產發展，種植業轉型勢在必行。扶持和培育耕種水田50畝以上和早、晚兩季共種糧100畝以上大戶是適合本地種植業轉型的理想選擇，也是當前糧食生產穩定發展的迫切需要。扶持和培育耕種水田50畝以上和早、晚兩季共種糧100畝以上的大戶是適合平晚種植業轉型的理想選擇，也是當前糧食生產穩定發展的迫切需要，該縣從2012年開始出臺，對于符合條件的種糧50畝以上的規模種糧戶種植雙季稻補助150-200元/畝。這樣地方政府實現了發展雙季稻的目的，而種植大戶也能通過大面積經營的方式獲取利益，這樣政府的意愿和大戶的盈利兩者一拍即合，目前這些大戶已經是平晚縣發展雙季稻生產的主力軍。
（三）交易成本邏輯：大戶是落實糧食項目的理想代理人
僅僅從上面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地方政府扶持種糧大戶，還不能完全解釋，實際上，如果政府對于散戶也像大戶那樣每畝進行200多元的項目補貼與扶持，部分散戶也可能有積極性幫助政府種植雙季稻，而且散戶還不需要土地流轉費用。但問題在于，散戶是高度分散和分化的，每個家庭的勞動力安排不同，種植偏好不同，有的能夠種植雙季稻，有的則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種植，有些散戶認為，每畝田200元的補貼，多干一季的活，這還不如自己打一天的工來得劃算，也就是說散戶因為面積小，對于政府的這種項目補貼不是特別敏感；最為重要的原因在于，因為散戶數量眾多，沒有辦法與政府整齊劃一的項目任務相對接，交易成本大，治理成本高，這是我們下文重點論證的問題。
縣鄉村三級干部對于制造大戶的積極性背后，是一個政府面對分散的農戶因為交易成本過高而導致的政府失靈的問題，產生這一問題的根源是項目在鄉村運作的過程中無法與分散的小農戶對接。“制造大戶”降低交易費用的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層機制就是降低交易成本。鄉鎮政府將耕地流轉給大戶之后，他們在運作項目的過程中打交道的對象減少，進而導致項目示范區內各個農戶的雙季稻面積的測量、生產過程的監控、生產進度的統一協調、耕作方式的統一、項目資金的撥付等等治理成本都大幅度降低。交易對象的減少，通過表4可以清晰地呈現這一問題。表4最有趣的的地方在于：為什么“制造大戶”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即降低與散戶的交易費用。
從全縣的角度來講，在所列舉的10個鄉鎮當中，66個大戶流轉的耕地為12098畝，涉及到的農戶數量為3135戶，這些耕地由大戶耕作，交易對象巨減。縣農業局的技術服務隊如果要與這3135個散戶打交道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將這3135個農戶的耕地通過土地流轉，轉化成為66個種糧大戶，那么農業局與這66個大戶進行對接則游刃有余。
而且大戶耕作，有利于大戶步調與政府保持一致，整齊規劃，有利于地方政府按照項目考核的要求、在項目資金的約束下“保質”、按時應對項目考核驗收。
表4 10個鄉鎮項目示范片區內大戶所涉及的散戶數量（2013）
第二層機制就是因為將耕地流轉給了大戶，那么在與大戶打交道的過程中遇到“釘子戶”的機會幾乎為0。當政府面臨數量眾多的散戶的時候，出現“不配合的釘子戶”的機會是很大的，釘子戶的一個特征就是抓住政府在推行項目示范片過程中的弱點進行要價，獅子大開口，并引起其他散戶“效尤”，進而大大提升項目的實施成本。將耕地流轉給大戶之后，發生這些事情的概率幾乎為0，政府與大戶的對接，談判的成本很低。
同時散戶存在嚴重分化，家計模式多元，往往與政府的政策目標難以形成一致，有些散戶對政府的扶持，因為面積小，而對政策的補貼不敏感（比如說種一畝雙季稻補貼150元，或者購買100元的種植業保險返回20%等等），但是大戶因為面積大，對單位面積上利益流量的小幅度增加，都極為敏感，并具有積極性。
（四）產糧大縣項目所體現的實踐邏輯
受市場因素的影響，農民生計模式和耕作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生計模式的改變，農民兼業化，不愿意將主要的勞動力投入到家庭農業中，甚至不愿意將過多的勞動力投入到農業領域，而是希望將勞動力投入到非農業領域來賺取更多的收入。
本文的案例分析反映，雙季稻的種植，在當前的生產要素價格下面，是一種低收益的投入模式，農民不愿意種植雙季稻。耕作制度的這樣一種變遷與農民的生計模式的變遷有關系，與勞動力的價格變動有關系，與生產資料價格市場的變化有關系，還與機械化、技術進步有關系——農業不同生產環節的分工加速，利潤分流，勞動力能否賺取的利潤減少，農民能夠賺到的利潤有限。
在這樣一個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面，市場邏輯和技術進步的邏輯結合在一起發揮作用，誘導農民生計模式和耕作模式的變革——農民降低在種植業領域的勞動投入，降低復種指數，不愿意種雙季稻，而是將耕作制度改為一季稻，導致糧食播種面積下降，糧食的供給壓力增大；而另一方面，而人口增長與城市化驅動下，糧食的需求在不斷增加，糧食增產和穩產的壓力加大，糧食缺口增加，糧食進口的壓力增加。這樣糧食供給和需求的兩個變動，導致中國的糧食安全要增加——國家要保證糧食安全，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提高土地產出率，增加復種指數，進而增加糧食產量。但是“政府要糧”和農民要錢之間存在矛盾，即國家的意志和市場邏輯存在矛盾。國家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是通過政府項目補貼來提高復種指數，建立各種各樣的高產創建項目，和高標準糧油項目。問題是政府的這個推廣雙季稻的計劃，與分散小農戶的生計安排和勞動力配置模式、和耕作制度的選擇之間存在矛盾，政府沒有能力和分散的小農戶談判，因為交易成本太大——缺乏管理的抓手——轉而通過行政手段推動耕地流轉，扶持大戶和工商資本，小農戶的耕地向種糧大戶和工商資本集中——通過補貼大戶和工商資本來增加復種指數。
五、總結與討論
從本文所分析的案例來看，種植業領域的轉型過程和畜牧業的轉型過程一樣，都是在市場力量的誘導下，政府基于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邏輯，而對農業領域進行干預，由于無法對小農戶進行動員（無論是在生豬生產領域，還是在種植業領域，都已經缺乏這樣一種動員散戶的鄉村治理體系，一方面是因為鄉村治理能力已經弱化，另一方面是因為小農戶的生計模式以及市場邏輯，而無法回應政府的糧食安全需求），進而政府專項扶持大規模的經營主體，對種糧大戶和工商資本進行各種各樣的項目補貼，在政府的項目補貼的支持下，工商資本和種糧大戶迅速占領原本由分散小農戶所占有的農業產值。在這個過程中，農業經營體系重塑。
實際上，這樣一種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不僅僅在作為中部地區的平晚縣存在，在我們調查的華北平原、長江三角洲地區及江漢平原等地，也存在類似邏輯。如果要對農業轉型中政府與市場的動力機制進行一般化的歸納，我們認為大致邏輯如下：
國家在農業轉型過程中的角色大致可以被歸納為兩方面：一是直接推動作用，國家在農業生產要素全面市場化和鄉村集體組織瓦解的背景下，重新培植與其利益相一致、便于農業政策執行的代理人的這一動因，是國家對農業轉型的直接推動作用。
二是間接推動。本文著眼于從國家干預的角度解釋2006年農業稅費改革之后中國的農業轉型過程。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資本積累、商品化、技術進步、農業勞動力轉移等因素在農業轉型過程中的作用。這些因素在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約束下，因為難以獲得大規模的耕地，規模經營受到阻礙，而正是在國家基于重新尋找農業領域政策執行的代理人的推動下，農村土地流轉的枷鎖被打破，商品化、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農業勞動力轉移等因素長期積累的推動農業轉型的勢能被釋放，所以國家干預也為資本積累、商品化、技術進步、農業勞動力轉移等推動農業轉型的因素發揮作用解除了枷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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