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生存-發展-風險"視角下離土又離鄉農民工貧困狀況研究
【摘要】：伴隨城市化發展,日益頻繁的人口流動使得"貧困的城市化"現象日漸凸顯,農民工特別是離土又離鄉農民工已成為城市貧困人口新主體。以往對貧困研究多聚焦"生存",少關注"發展+風險",貧困指標選取方面不是單一化就是多維的碎片化。文章基于稀缺理論及風險社會理論,提出"生存-發展-風險"的貧困三維視角,并用2008年流動人口居民收入調查(CHIP)數據進行測算,結果顯示農民工貧困狀況令人擔憂。絕大部分貧困農民工不僅收入受到剝奪、發展受阻,而且缺乏社會保險易因外部風險致貧;此外,他們的主觀剝奪感也強于非貧困人口。研究進一步發現,性別、受教育程度、工作類型、主要工作職業和地區對是否淪為貧困有顯著影響。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關鍵詞】：貧困三維 主觀剝奪 離土又離鄉農民工 貧困的城市化 貧困率
1 引言
長久以來,中國扶貧的關注點一直聚焦于農村,政府先后出臺并實施《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等,使得農村脫貧成績顯著。原因是農村的貧困規模和比重較大,貧困問題非常突出。自2014年起,國家將每年的10月17日定為“扶貧日”,這充分體現了政府對扶貧工作的高度重視,也是繼續向貧困宣戰的一個重要舉措。未來扶貧工作的重心是努力實現到2020年現有農村貧困人口全部如期脫貧。然而,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與農村貧困人口日益減少的趨勢不同,城市貧困人口不斷增多,“貧困的城市化”現象日益凸顯。
隨著城市化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大規模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和轉移。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比2010年增長了3172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增長了1486萬人(國家統計局,2015)。農民工是中國勞動力中規模龐大的重要群體,他們為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農民工又是跨越社會環境最大的群體,由于無法完全享受市民化待遇,在制度環境、社會經濟資源等方面都面臨匱乏的窘境。他們的工資水平往往比較低,有較大的陷入貧困的風險,成為城市貧困人口的主要群體之一。這使貧困形態從過去主要以城鄉分割的形式逐漸變為以城市人口內部差異的形式體現。
在以往的城市貧困問題研究中,對農民工,特別是離土又離鄉農民工①的貧困狀態關注并不夠。此外,有關農民工貧困的救助、保障體系還十分薄弱,農民工處于既脫離了農村扶貧體系,又不能加入城市社會救助體系“兩頭落空”的境地。因此,研究農民工貧困問題,對于做好新形勢下的中國減貧和安貧工作,對于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妥善解決農民工貧困問題,既是能否最終解決好“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能否加速健康推進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所在,因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目標是實現農民生活狀況的改善和提高,如果離開這一目標盲目去推農村人口城市化,只會帶來“三農”問題的城市性轉化以及各種新問題的產生。
2 貧困的理解
人類生活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貧困。人類的歷史是與貧困不斷斗爭的歷史,而減少或消除貧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要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17個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就將“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排在第一位。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對貧困的認識和理解不斷深入,不同的學科對貧困的理解各不相同。經濟學視角認為,貧困是個人或家庭沒有足夠收入滿足其基本需要,因而主張采用收入支持和資產累計政策,提倡“輸血”。社會學視角從社會結構和制度的角度,認為貧困是一種社會排斥現象,貧困是一種不平等,強調采用社會包容政策,提倡改善不公平的制度和環境。發展學視角重視人的可行性能力,認為貧困的原因是由于個體或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不足,而基本可行能力不僅包括促進人類體面地生活的基本需要,甚至包括主觀感受,強調促進人的能力提升,提倡“造血”。政治學視角反貧困政策的核心是賦予公民權利(王小林,2012a)。在這些不同學科視角下不斷衍生出內容豐富的理論和概念。比如,基本需要貧困、收入/消費貧困、資產貧困、可行能力貧困、時間貧困、工作貧困、權利貧困等等。在眾說紛紜的貧困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種為“稀缺說”。貧困是最為普遍、最為重要的稀缺形式。它側重于表達貧困是種社會上客觀存在的生活狀態。“稀缺說”比較偏重貧困的表象,從單純的物資“稀缺”到無所不包的社會及精神的“稀缺”。經濟學家穆來納森等(2014)認為當人們把關注點放在稀缺上,思想總是圍著稀缺打轉,所以就沒有那么多精力投入人生中的其他事物。各種類型的稀缺都會導致“帶寬(bandwidth)變窄”,而變窄會引發一系列負面的后果。稀缺會進一步延續并加劇稀缺。貧困是最為普遍、最為重要的稀缺形式,但不僅是經濟的稀缺。收入低于貧困線與收入高于貧困線所遇的時間稀缺帶來的困難根本不能相提并論,窮人面對稀缺是別無選擇。貧困,就意味著在那些決定生活方方面面的事物上,都處于稀缺狀態。
第二種為“排斥說”。注重考察多層次的不利條件如何使社會的弱勢群體陷入缺乏維持最低標準生活的能力,從而被排斥出主流社會。早在20世紀60年代,排斥問題開始成為法國人討論的主題。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學者們開始不太明確地用排斥來指代貧困。1974年,法國學者維萊·勒內(René Lenior)首先明確提出了“社會排斥”這一概念,用以闡述被排斥在就業崗位正式來源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會邊緣群體的狀態(李景治、熊光清,2006)。這種觀點著重探索社會結構、制度、環境對貧困的影響,更注重致貧原因的外部性及客觀性。
可見,“貧困”是一個內涵豐富,內容復雜的概念,它在各種各樣的背景中以不同方式呈現,并在不同學科的碰撞下發展成為一個多維概念。
3 國內外研究綜述
3.1 貧困維度研究
不同專家學者對貧困的理解不同,使得貧困標準劃分也不同。對貧困標準的界定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因為貧困標準的確定是定量研究貧困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出發點,只有在確定合適標準的基礎之上,才能進一步科學認識及衡量一個地區的貧困規模及貧困程度,這也是扶貧實際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及社會保障建立和完善的基礎。汪三貴和殷浩棟(2013)提出了以資產及收入兩個維度劃分的結構性貧困(收入貧困+資產貧困)、偶然性貧困(收入貧困+資產非貧困)、偶然性非貧困(資產貧困+收入非貧困)、結構性非貧困(收入非貧困+資產非貧困),但局限在于資產的定義比較寬泛,很難操作化。李實和John Knight(2002)根據收入和消費兩個維度,將城鎮貧困分為3種類型,即持久性貧困(收入貧困+消費貧困)、暫時性貧困(收入貧困+消費非貧困)和選擇性貧困(收入非貧困+消費貧困),并得出由于經濟轉型,收入和就業的不確定及預期的特殊需要迫使人們多儲蓄,而使部分城市人口成為選擇性貧困。這個標準的局限在于消費本身帶有很強的自我選擇性,選擇性貧困是自我選擇的結果,并非是合適的扶貧對象。此外,很多學者對貧困進行了多維度的測量,如王小林采用Alkire和Foster開發的多維貧困測量方法,利用8個維度(住房、飲用水、衛生設施、用電、資產、土地、教育、健康保險),并使用2006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對中國城市和農村家庭多維貧困進行測量(王小林、Alkire,2009)。張全紅等在主成分分析法的理論基礎上,以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8個年度9個省份為研究對象,選取4維(教育、健康、生活水平、收入)10項指標(受教育年限、健康狀況、醫療保險、生活燃料、廁所、飲用水、電、房屋、財產、人均收入),測算各省不同時期多維貧困的動態變化(張全紅、周強、蔣赟,2014)。還有選用收入、教育、生活質量、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等指標(尚衛平、姚智謀,2005;鄒薇、方迎風,2011)。正如王小林(2012b)指出,全球廣泛使用的測量貧困的標準主要分為收入標準、人類發展指數標準和多維貧困指數3個方面,在指標選取上并未有統一的要求。
3.2 農民工貧困研究
農民工貧困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從社會學定性的角度進行了大量的闡釋。王春光(2006)指出農民工在城市化背景下規模不斷擴大,他們雖生活、工作在城市,但城市只把其當作經濟活動者并將其限制在邊遠的經濟領域中。體制上,他們大多在非正規部門就業,未來發展受限。在生活行動層面,他們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居住邊緣化和生活“孤島化”。社會心理層面,他們受到城市社會的“妖魔化”貶損及社會認同的“內卷化”。林娜(2009)將農民工貧困分為物質貧困、權利貧困與精神貧困3種類型,認為農民工貧困的根本原因存在于城鄉之間的結構矛盾被轉移到城市里。很多學者都一致認為,農民工處于社會的底層,并映射出城市中另一種形式的社會斷裂。
盡管目前對貧困維度及農民工貧困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已往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流動人口“貧困的城市化”現象關注并不足夠,對中國的貧困研究還比較多聚焦于農村或城市的低保、下崗群體。其二,定性較多,定量較少,許多研究僅用個案訪談數據。其三,貧困測量指標選取兩極化,一是單一化取向,僅用收入來衡量貧困狀態,或者碎片化取向,用種類繁多的指標來衡量,使得研究結論復雜化。其四,多聚焦于貧困人口的“生存”,少關注“發展+風險”。其五,多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及社會保障的視角,少人口學的視角。基于上述國內外關于農民工及貧困問題研究的梳理,本文期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推進對農民工特別是離土又離鄉農民工貧困問題的考察,從定量角度測算離土又離鄉農民工貧困的發生率?估算貧困人口規模?以及貧困程度是否存在差異性?通過構建Logistic模型剖析哪些特征的人群容易陷入貧困?
4 理論框架和研究設計
國內外專家普遍認為收入是作為貧困線劃分的重要標準之一,即所謂貧困就是以低于某一收入或支出水平來識別的物質資源和收入匱乏。從收入界定貧困通常有3個角度:第一,絕對貧困(小于某一個絕對最小值);第二,相對貧困(低于社會中的平均值);第三,相對剝奪(對生活需要從自我感受上不足)。隨著人們的發展觀從非常狹隘的關注經濟增長到關注人的發展轉變,越來越多經濟學家認識到,收入和消費只是對人們福利的一個片面的衡量,存在很多局限性,有待進一步完善;而他們在分析財富、收入等各種資源對人們福利的影響時卻發現人們最稀缺的資源其實是時間。Becker(1965)首次把時間作為一個限制條件引入經濟分析,當個人面臨多項活動并有時間沖突時,不得不減少沒有約束的時間分配,或只能通過增加勞動強度來平衡不同的活動需求,這種情況就是“時間貧困”。按照這種定義,不管是處于任何收入水平的個人都有可能受到時間貧困的困擾,但迫于生存壓力狀況下的時間貧困與為了追求更高生活質量的時間貧困對人們福利影響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Vickery(1977)以及后來的Bardasi與Wodon(2010)等人在研究時間貧困問題時,將家庭收入約束考慮進來,考察人們受時間和收入雙重約束時福利的剝奪情況(暢紅琴,2013)。對于本文的研究對象農民工來說,他們大多從事低端產業,低勞動生產率及低工資,也迫使人們不得不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或者在不同的活動之間進行權衡來擺脫收入貧困,但這不僅會減少自身的休閑時間,對健康產生不利影響,而且也難以利用時間進行未來技能或教育等投入,對個人未來發展有負面影響。另外,這也會對家庭其他成員的福利產生不利的后果。比如,在成人勞動負擔增加時,有可能會因為時間貧困而將這種負擔通過勞動替代轉移到婦女、兒童或老年人身上,從而影響到他們的時間利用模式。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2004)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即風險社會是現代性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占主導地位。在貝克看來,工業社會的核心問題之一是財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與合法化。對于處于風險社會的農民工而言,因其自身資源的匱乏及周圍不利環境的影響和制約,使得他們很可能成為高風險群體,再加上社會保險的缺失,使得他們及家人容易“因病致貧”、“因業致貧”、“因傷致貧”、“因老致貧”,當他們在城市不斷被邊緣化的同時,其個人風險亦不斷累積并必然演變成社會風險,進而對社會的健康發展及融入城市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對貧困的恰當評價與度量應有助于對扶貧政策措施做出綜合評價。貧困指數的構建并不僅僅是簡單的數學計算,應該具有可靠的理論基礎,既要避免過于復雜而無法為政策制定者所運用,也要防止出現理論的謬誤或脫離實際。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2002)提出了多維貧困視角,不僅關注收入低下,更認為貧困同時也是一種對基本生活能力的剝奪,并提出從可行性能力來反映貧困的實質。但由于概念界定的模糊等難以操作及量化。因此,本文根據收入貧困、時間貧困及風險社會的理論概念,基于“生存+發展+風險”3個視角提出貧困的三維測量。通過概念的操作化,以收入作為衡量“生存”的指標,以勞動時間衡量“發展”,以獲得社會保險的多少衡量個體所處的風險。個體僅在收入方面低于相應的貧困線則為“一維剝奪貧困”;如收入低并且勞動時間長或缺乏社會保險,則為“二維剝奪貧困”;如收入低并同時勞動時間長和缺乏社會保險,則處于“三維剝奪貧困”;通過3個維度來反映貧困的不同程度。
5 數據來源及方法
本文選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2008年流動人口居民收入調查數據,覆蓋9個省份15個城市的5253戶流動人口家庭,樣本省份包括最大的流動人口輸入和輸出省份,占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的70%以上。根據研究設計及問卷內容,選取戶口為外地農業戶口的家庭并從每個家庭戶中抽出戶主且年齡在16歲及以上,有效樣本數為4127人(見表1)。由于收入是本文的關鍵變量,為此需要檢驗數據的有效性。我們將樣本月收入數據與2009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中的個人平均月收入②(有效樣本為24655個)進行比較,發現兩者收入分布存在較強的一致性,說明該數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見圖1)。
圖1 流動人口的月收入分布
Figure 1 Monthly Income Dis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收入維度選取國內外4條貧困線標準,分別是城市人均低保線,1.25美元/天,2美元/天和城市相對貧困線(國際貧困線)。勞動時間維度為40小時/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三十六條和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有關規定,我國現行的標準工時制度是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0小時)。超過40小時,表示勞動時間長。風險維度則選取因缺少某一類保險而易致貧的4類基本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雖然每一類保險對風險的保障各不相同,但個人擁有保險總數少于3,則相對容易因風險致貧(見表2)。
6 描述性統計結果
6.1 絕對貧困發生率低,相對貧困發生率偏高,貧困主要呈現“三維剝奪”
從圖2可以看到,僅收入被剝奪的農民工很少,僅為0.05%和0.86%,而二維剝奪為0.48%和5.39%,其中二維剝奪的絕對貧困人口中有78.95%的人收入少并且勞動時間長,有21.05%的人收入少及社會保險缺乏。而二維剝奪的相對貧困人口中有60.38%的人收入少并且勞動時間長,有39.62%的人收入少和社會保險缺乏。有2.39%的絕對貧困人口及高達26.7%的相對貧困人口同時具備收入少、勞動時間長及社會保險缺乏的特征,貧困程度嚴重。這些處于“三維剝奪”的個人不僅生存保障困難,生活質量難以提高,而且勞動時間長而難以投入時間精力用于未來的發展,并處在高風險狀態但又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險得以支持,難以脫貧,反而容易因外部的風險使本就不寬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圖2 2008年離土又離鄉農民工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發生率
Figure 2 Incidence of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2008
注:圖2中絕對貧困的貧困線是城市低保線。
6.2 收入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分性別貧困程度為“土”字型分層結構,性別之間差異大
農民工群體并非是一個靜態的、同質性的群體,而出現一定程度的分化,差異性在不斷增加。從水平方向來看,性別之間的差異很大,不管是絕對還是相對的貧困發生率,女性都遠高于男性。從垂直方向來看,農民工收入主要集中在絕對貧困線以上和所在城鎮職工平均收入以下,而僅有10%左右的人高于城鎮職工的平均水平,其中大多數人僅在收入方面占有優勢,在3個維度都占有優勢的微乎其微。另外,從貧困剝奪程度來看,女性和男性表現出相同的趨勢,貧困三維剝奪遠高于一維和二維剝奪,貧困情況令人擔憂(見圖3)。
圖3 2008年離土又離鄉農民工分性別貧困程度分層圖
Figure 3 Hierarchical Graph of Poverty Level by Gender,2008
注:圖中絕對貧困的貧困線是城市低保線
6.3 農民工中絕對貧困人口規模不容小視,相對貧困人口規模巨大
通過對農民工在不同貧困線下的貧困發生率及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的數據進行簡單推算,得出2014年約有97.56萬離土又離鄉農民工收入低于國際1.25美元/天的貧困標準;收入低于2美元/天的約為131.2萬人;低于城市低保線的人口近490萬人。如果加上隨遷子女及老人,離土又離鄉低于城市低保線的絕對貧困人口規模遠不止500萬。從表3可以看出,無論是絕對貧困還是相對貧困人口,其規模都隨著外出農民工規模的增多而增加。這些數據結果也表明:隨著社會發展和經濟的增長,中國貧困的性質正在發生改變。貧困不再是簡單的滿足生存的需要,相對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改善變得尤為重要,5000萬左右相對貧困人口如何更好地發展并融入城市,將是未來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6.4 主觀相對剝奪感與相對優越感并存,但相對貧困農民工相對剝奪感更強,同時相對優越感更弱
離土又離鄉農民工跨越地域及職業在城市里打拼,老家及城市帶給他們亦農亦工的雙重身份,同時也帶給他們相對剝奪感及相對優越感并存的主觀感受。有近一半的農民工認為自己目前收入與農村比要高出很多或略高,僅有極個別覺得自己低于農村。這也反映出他們為什么背井離鄉來城市打拼尋求生存和發展,解釋了即使城市生活有種種艱難也要在城市繼續漂泊,因為相對于在農村的生產勞動及低廉的收益而言,在城市仍然是得大于失(盧鋒,2012)。然而與城市相比,農民工相對剝奪感較強烈,有近七成的農民工覺得收入比城里人略低或低很多。處于相對貧困的農民工在城市的相對剝奪感要更強,其中有33.16%的人認為收入低很多,這一比例比非貧困人口高出15.89%;而他們與農村相比則優越感更弱,僅有3.25%人認為比農村高出很多(見圖4)。一方面,伴隨著農民工流動而帶來收入的增加,會大大緩解城鄉收入差距帶來的社會效益和沖突,對于部分農村人口來說,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是脫貧的關鍵一步。而另一方面,面對不同世界的資源壟斷和機會阻隔而產生的憤怒和不滿是一種“無聲的抗爭”。“阻隔”與“屏障”會產生強烈的“天花板”和“區隔”心態(李強、王昊,2014)。
從農民工對主要工作、工作收入和家庭經濟的主觀評價來看,近半數人評價一般,而處于滿意和不滿意的比例都相對較低,極端評價極少。處于相對貧困狀態的農民工其相對剝奪感更強,特別是對工作收入的不滿意比非貧困農民工高出10%,而且對主要工作、工作收入及家庭經濟情況的滿意程度均低于非貧困人口。此外,農民工普遍對家庭經濟的滿意程度要高于對個人工作收入的評價,可能是家庭中的其他成員是改善個體生存境況及生活質量提升的重要途徑,家庭作為一個保護因素能降低致貧的風險(見圖5)。
圖4 2008年離土又離鄉農民工對收入的主觀評價
Figure 4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Income,2008
注:CHIP問卷中關于收入的主觀評價問題:(I10)您認為您家的人均收入與老家村里人均收入水平相比,處在一個什么位置?(I10_1)您認為您的個人收入與您目前所在城市平均個人收入水平相比,處在一個什么位置?
圖5 2008年離土又離鄉農民工的主觀滿意度評價
Figure 5 Evaluation of Subjective Satisfaction,2008
6.5 女性、老生代農民工、已婚、受教育程度低、短期或非固定工和社會服務人員的貧困發生率相對較高
從性別視角來看,女性的貧困發生率遠高于男性,比男性高出15.21%,可能的原因是農村女性在教育、健康和就業等領域狀況低于男性,而且有部分女性面臨著照顧孩子、照顧老人及家務活的三重重擔,會采取靈活就業的形式。
從代際視角看,新生代農民工或許因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并且正值年輕力壯、工作機會比較多,容易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因此貧困發生率比老生代低。
從婚姻的視角來看,未婚的貧困發生率更低,可能和年齡相關,因為未婚者相對年齡比較小,而且從生命周期視角來看,正處于勞動力高峰,家庭負擔相對較小。
從受教育程度來看,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貧困的發生率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未上學的農民工貧困的發生率為63.64%,是上大學貧困發生率的3倍多。可見,非農就業機會的差異越來越取決于受教育程度的差異,這已成為農民工內部經濟社會分化的最直接來源。
從工作形式來看,短期或非固定工作形式的貧困發生率最高,自我經營及家庭幫工次之,固定及長期合同工最低。
從主要職業來看,建筑工及制造業工人的貧困發生率最低,而社會服務人員的貧困發生率最高,高達39.94%(見圖6)。
圖6 2008年不同特征屬性下離土又離鄉農民工的相對貧困發生率
Figure 6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Incidence of Relative Poverty,2008
6.6 高齡農民工貧困狀況不容樂觀
50歲以上高齡的農民工,為了生活,為了孩子,為了城市夢,選擇依然在城市里打拼,他們在城市里不停地耕耘,直到燈枯油盡。高齡農民工(樣本占比5.23%)絕對貧困的發生率為4.6%,遠高于整體水平(2.9%);相對貧困發生率為53.7%,比整體水平(33%)高了20%。此外,95%的高齡農民工每周工作在40個小時以上,其中超過60小時的高達43.88%,甚至超過80小時以上都達到18.84%。可見,他們用更多工作時間來換取在城市的立錐之地,但生活依舊捉襟見肘。有40%左右的高齡農民工十年前就外出務工經商,但十年后仍在城市里打拼,雖然辛苦,但仍希望有一天扎根于城市。
7 模型構建及結果
上述分析只是一般描述性統計分析,我們并不知道所發現的特征是否能反映兩個變量之間獨立的關系。比如,婚姻狀況的不同導致不同的貧困發生率是由于婚姻本身影響還是其他因素引起;比如,男女兩性貧困發生率有很大的差異是由于兩性本身造成,還是受教育因素等其他因素影響。為分析農民工不同類型對貧困發生率的獨立影響,下面對樣本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具體模型變量見表4。
表5是二元Logistic模型的分析結果,表現為風險比。模型2與模型1的區別在于加入教育變量后來考察各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模型2中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下,女性比男性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提高了一倍;初中教育比小學及以下教育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減少了33%,而教育程度為高中的貧困發生率減少了54%,教育程度為大學的貧困發生率還不到小學及以下的1/3;短期或非固定工作的農民工比工作形式為固定工或長期合同工的貧困發生率提高了60%。從主要工作職業來看,社會服務人員比購銷/技術人員的貧困發生率提高38%,而建筑工/制造工人的貧困發生率減少了30%。中部與東部地區相比,相對貧困發生率減少了34%;西部地區則減少了23%。此外,新生代與老生代農民工,已婚有孩子與未婚相比在貧困發生率方面并未有顯著差異。
8 總結與討論
本文使用2008年流動人口居民收入調查數據來考查農民工貧困發生率及影響他們經濟情況的個人、家庭和地區因素。結果顯示:
第一,離土又離鄉農民工中貧困人口規模較大,分性別貧困程度為“土”字型分層結構,以“收入少,勞動時間長,缺社會保險”的“三維貧困剝奪”為主。
第二,相對剝奪感與相對優越感并存,但貧困的離土又離鄉農民工的相對剝奪感更強,相對優越感更弱。
第三,性別、受教育程度、工作形式、主要工作職業及地區之間的差異對是否成為相對貧困人口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女性貧困的發生率要明顯高于男性,這也支持已有研究的結論(楊菊華,2008;呂康銀等,2013;李強,2012)。
對這一差異現象存在的原因也有很多理論進行解釋,如人力資本理論、歧視理論及職場分割理論等。本結論是根據從每戶抽出的戶主進行分析得出,可能會存在一定的偏誤,因此作者又嘗試單獨抽取有夫妻的家庭戶,來考察家庭內部兩性各自收入的獲得是否存在差異性,結果也證實女性貧困的發生率明顯高于男性。此外,貧困的發生率隨著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顯著下降,可見教育程度的高低是決定獲得工資水平高低主要因素(Li Qiang、de Brauw Alan、Rozelle Scott、Zhang Linxiu,2005)。有學者通過實證方法也得出小學教育對農民工收入影響不大,初中及以上教育增收作用明顯(張泓駿、施曉霞,2006)。
短期或非固定工作形式貧困發生率高,這種非正規就業不僅使得農民工遭遇報酬歧視,也可能帶來其他福利及保障的缺失,致貧的風險高于其他群體(李強、唐壯,2002;白南生、李靖,2008;黃乾,2009)。另外,與購銷/技術人員相比,社會服務人員的貧困發生率高,而建筑工/制造工人的貧困發生率低。原因是建筑業和制造業工作對農民工體力等身體條件要求較高,而女性或有些農民工不愿意從事苦累的工作,導致工資上漲,收入水平提高(周井娟,2008)。從地區的比較來看,越是在經濟發達地區打工,貧困發生率反而增加了,似乎這個結論和我們經驗感知不同。原因是我們選取的因變量是相對貧困而不是絕對貧困,而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其相對貧困線就越高,與此同時其生活的成本也會比較高,因此相對貧困發生率反而提高了。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是調查數據,因此分析的結果存在固有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貧困及非貧困是一個相對概念,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現在的貧困可能過一段時間因某種原因而脫貧,而非貧困者可能因風險及生活工作的變動而淪為貧困。本文對貧困與非貧困的區別僅基于一個具體的時點,未能考慮其動態的變化特征,從而可能影響二者之間因果推斷。其次,由于跨地域、流動時間的定義和數據來源等原因,使得人口遷移的準確規模一直存有爭議,因而在此基礎上推算的農民工貧困人口規模也會產生差異性。第三,沒有將資產及資產性收入列為考察。有些學者發現,從資產的角度更能全面客觀地闡釋家庭福利狀況。擁有足夠資產及主要資產的累計軌跡,是家庭能否脫貧的關鍵因素(邁克爾·謝若登,2007;汪三貴,2013)。資產不平等越來越影響到收入不平等(李實、魏眾、B.古斯塔夫森,2000;巫錫煒,2011)。本文嘗試分析樣本中個體財產性收入③和轉移性收入④,但發現擁有這些資產的人占比很小,并不對結果產生大的影響;而且收入特別是財產性收入,比較敏感,缺失回答比例很高,所以在分析中并未納入。
農民工福利及社會融入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政府部門也日益重視。農民工脫貧及生活條件的改善,不僅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緩解社會矛盾,而且有利于擴大內需,有助于經濟發展。而目前農民工處于絕對或相對貧困狀態的數量不可小視,可能會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而增加,如果沒有適當的政策干預,貧困的城市化會成為未來的新常態。顯然,扶貧的意義毋庸置疑。政府的努力可以是多方面的,不單是簡單地給予資金幫助,對貧困的個人及家庭給予救助和低保,使其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得到保障。而且要改善農民工工作環境及閑暇時間,使他們有精力關注子女的健康發展和贍養老人。此外,政府應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民工能真正地融入城市。總之,基于本文的研究結果,我們認為政府應遵循“保生存,促發展,減風險”的思路,采取具有針對性的相應舉措:
第一,深化戶籍改革,將流動人口全面納入城市社會保障系統。努力構建以現居住人口為依據的社會管理模式,并減少或消除依附在戶籍制度之上的勞動用工、醫療、養老、教育等資源的壟斷。政府在建設城市“風景線”的同時,也要重視建設“保障線”,減少致貧的外部風險。另外,對企業進行監管,對不合法的用工行為進行處罰及規范,使農民工享有應有的閑暇時間,這不僅有益于身心健康,而且使得他們有時間照顧和陪伴家人及促進個人未來的發展。
第二,提倡早期干預,采用差異化策略和綜合治理相結合。當前的扶貧政策往往帶有碎片化特點,僅僅關注某一時點、某一方面的問題。而且政策有一定的滯后性,采取補救性政策措施,這樣不僅政策干預的成本大,而且也往往容易造成扶貧效果的反彈。另外,政策的制定應依據貧困的類型及特點采取不同扶貧對策,做到有的放矢。
第三,應該關注、減少、阻隔貧困的“跨代傳遞”。已有很多研究表明,家庭生活和早期經歷對成年后的能力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政策不僅要關注父輩的不平等,而且也要考慮能否減少子代不平等,即能否促進下一代的社會流動和減少下一代的機會不平等。教育是促進職業流動及社會地位改善的重中之重,但是農民工子女由于沒有流入地戶口,無法享受與城市同齡孩子同等的教育機會和發展(特別是學前及義務教育階段后的教育),有些被迫與父母長期分離成為留守兒童,得不到父母的陪伴和關愛,以致其未來社會流動性受限,容易淪為新一代貧困人口。因此,農民工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及改善是政府亟須著力解決的問題。
第四,借鑒或引入國內外成功的扶貧經驗,發揮政策干預效果的最大化。比如,墨西哥的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CCT)項目,不但改善貧窮少年兒童短期的健康、營養、教育水平及未來獲取收入的能力,而且從長期來看,減少兒童成年后繼續貧困的可能性(Fiszbein Ariel、Schady Norbert等,2009)。
距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到5年,按國家現有標準下需實現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脫貧之路任重而道遠。扶貧工作需雙管齊下,既要狠抓農村人口脫貧防止返貧,也要重視和干預貧困問題的城市化轉移,并創新思路來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當然,只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還需要推動社會各方面積極參與扶貧開發,形成政府、社會、社區、企業、個人相結合的社會整合機制,緩解對農民工及其他貧困人口的排斥現象,創造有利于“造血式”扶貧的大環境。
注釋：
①農民工:包含兩個維度的轉移,一是職業轉移,指勞動力工作從傳統的農業轉向非農業。二是地域轉移,指從一個地域轉移到另一個地域。由于地域轉移所跨范圍不同,又分為以就地轉移為特征的“離土不離鄉”及以異地轉移為特征的“離土又離鄉”。離土又離鄉農民工指的是職業和地域雙重轉移的農民工。
②重點地區流動人口監測試點調查(個人問卷)中關于收入的問題:B307您現在工作月平均收入多少元(加上獎金、加班費和其他補助)?
③財產性收入:使用和經營本戶家庭擁有的動產(銀行存款)、不動產(房屋等)所得,包括(利息,紅利(分紅)和股票股息及贏利收入,出租住房收入,其他財產收入)。
④轉移性收入:國家、單位、社會團體對居民家庭的各種轉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間的收入轉移,包括(贈送收入、贍養收入和撫養收入,退休金,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政府發放的其他各類補助,其他轉移性收入)。
原文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朱曉,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段成榮,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口研究》 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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