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農村社會學 村落價值 柔性扶貧
農村在“加速消亡”嗎？
當前，所謂“村改社”“拆村并居”“大村莊化”“農民被上樓”等等詞匯，它們所描述的以及所反映的現象是一些地區的農村正在被加速消亡。而圍繞對這一問題的爭論，折射出的恰恰是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困惑。人們之所以感到困惑，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對農村的價值沒有很好地去認識和理解。
農業生產是在土地上進行的，土地不能移動，其價值與光、熱、水、氣等其它自然要素相結合的形式相關，因此土地生產力在空間范圍內和時間過程中具有很大的變化和差異。此外，農業生產過程是動植物繁衍及其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能量相互轉換的自然再生過程，受自然災害影響非常大，氣象災害、病害和蟲害等等是農業遭受的主要風險。
農業的特點要求農民不能遠離土地居住，而要盡可能地近地而居。讓農民遠離農田居住在城鎮，開著自家車去種地，只是一種想象。只要農業生產特點不變，村落的存在就是必然的。美國政治與人類學家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中對20世紀70年代坦桑尼亞政府推行的新村莊搬遷運動的后果進行了描述，“強制的村莊化給農業生產帶來了巨大的危害，以至政府根本不可能立即實施全方位的公共農業。從1973年到1975年，國家必須進口大量糧食……大約60%的新村莊都位于半干旱地區，不適合長期耕種，農民要走很遠的路才能到達可以生長作物的地塊。搬遷的混亂和適應新生態環境的緩慢都是對生產過程的進一步破壞”。
農村的生態價值
人們的農業生產體現著人與自然的關系，耕地就是人們在合理改變自然、利用自然的過程中獲得的財富。對土地而言，最了解它的特性的不是技術專家，而是在日出日落之中守護在它身邊的農民。對農民而言，土地是一個可被感知的生命體。農民之所以保護土地，重要的是因為土地是農民生活的基本依靠。
土地需要經常培育，否則其肥力會因各種自然作用或人類的使用而降低。生物多樣性理論認為，農業生產的各種場所——田地、森林、草場、湖泊、漁塘——生活著各種各樣的生物，這些生物與周圍環境之間緊密聯系。農業實際上體現了自然生命的過程，農民長期在土地上耕作種植、培育物種的實踐，可以被理解為人們培育多樣性生命的過程。如果沒有村落，農業的安全就難以保障，許多生物賴以生存的場所也就不復存在，生物鏈條也將斷裂。村落的生態系統對生物而言，具有生命支撐的價值。
美國環境倫理學家羅爾斯頓認為農村是身處在文化與自然的極端之間的緩沖地帶，讓我們能從另一種角度看待人類對自然的管理與控制，農民作為農業勞動者，他們以“園丁”的姿態而并非“統治者”的姿態，順從自然、照顧自然。他們不會粗暴的對待自然，當生態遭到破壞時，以村落為單位的農民對自然環境的修復做了很多貢獻。在沙漠地區，村落是一道防風固沙的屏障。陜北黃土丘陵區的農民通過植樹造林、坡改梯、溝道治理等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減少了地表徑流，提高了土壤涵養水分的能力，從而起到了保土、保水、保肥的作用。村落的存在對生態環境修復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村落的文化價值
信仰文化是眾多文化維系力中尤為重要的、最能體現村落文化特色的一種文化，它使村落中的人們凝聚為一個共同整體，具有一系列共享的意義。在人們的信仰觀念中，農業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物質生產，也是人與神靈和諧共處的產物，因此形成的祭祀活動與生產環節緊密相依。
以尊老愛幼為核心內容的家庭倫理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村落對社會危機具有調節功能。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了風險的社會，其原因在于現代社會人們對就業、產業及社會服務等的依賴越來越強，相互間關系越來越缺乏彈性，當社會的某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往往會導致一系列的危機。相比之下，農村社會是更加富有彈性的社會。一來農業生產活動具有一定彈性，其明顯的季節性、周期性使一年四季的生產活動有張有弛；二是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具有一定彈性，農業勞動力投入多少在一定范圍內并不影響產出，同時農業生產的季節性決定了農民可以“兼業”；三是農民生活具有較大彈性，如自給自足的消費傳統以及去貨幣化的消費習慣使農民較少地依賴市場。
任何文化的產生、流傳及發展少不了將其蘊含于自身的載體，而容納村落文化的實體就是村落。不論村落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何種變化，我們的任務都不是促進村落的消亡，而是不斷去發現村落的價值。
鄉村價值為本的“柔性扶貧”
柔性扶貧認為鄉村是一個有機的價值體系，有自身的價值和發展規律，通過制度創新、要素重新組合可以使鄉村價值得以放大。外來要素只有融入鄉村體系才能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柔性扶貧”的提出是基于“剛性扶貧”的事實。以往，扶貧理念大都是以資源短缺與不足為貧困的原因，而扶貧實踐則是以獲取外部資源為特征。兩者結合就形成了強大的爭取外部資源的動力，外部資源的設置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很難適應千差萬別的反貧困實踐。為了爭取到寶貴的扶貧資源，就只能采取削足適履的措施，使自己的扶貧項目與上級制定的項目相符合，而不顧其是否符合當地實際需要。這是剛性扶貧的最為突出的表現。
在中央提出“精準扶貧”后，這種傾向就越發明顯。一些地方面對巨大的外部資源，特別是易地搬遷資金的誘惑，不顧客觀實際地開展把“易地”搬遷變成了“異地”搬遷，甚至為了獲取項目而搬遷，為了搬遷而搬遷。村莊搬家了，貧困依舊，甚至連原本存在的生計也損失了，只能靠低保生活。一些地方錯誤理解了“精準”的含義，把“精準扶貧”演變成了“精準救濟”，導致一些地方爭當貧困戶現象的出現。
柔性扶貧理念把鄉村作為一個包含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有機整體，它有特定的資源利用方式，特殊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人們的傳統和習慣。這些要素相互作用、影響和制約，形成了村落有機整體和鄉村自身的發展規律。柔性扶貧主張沿著鄉村固有價值系統安排扶貧項目，使外來項目融入村落體系，促進原有鄉村結構體系的更新升級，而不是在原有體系旁邊孤立地豎起一個與鄉村無關的項目，更不能想當然地重新制造出一個新的鄉村結構，因為那是十分困難的。
“潤物細無聲”的過程
柔性扶貧不僅要重視基礎設施、產業與文化設施、民居等硬件建設，還強調與硬件建設相配套的柔性項目，如社區對資源的配置及管理能力，社區內部對公平性的認知與行動，村民文化、法制、道德與社會責任素質的提高，民俗與鄉土文化的傳承與活化，村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培養等等。
柔性扶貧不是通過外部資源供給方的強硬干預，不是外來人以救世主姿態的指手畫腳，也不是“一對一”的直線式地給予或救濟；而是通過“鄉村互助、團結發展”的手法，激發社區內在活力及向心力，如成立社區合作社、創新各類社區股份制度、形成村落互助制度和互助風尚等。柔性扶貧主張采用陪伴成長的方式與社區共同面對貧困，以支持與尊重的方式，滿足貧困村民的不同需求，在脫貧的過程中相攜成長。
柔性扶貧不是疾風暴雨式的運動，不是競相宣布脫貧的數字游戲，它相信脫貧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綜合考慮到村莊文化、精神、生計、治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致力于村莊的整體進步和人們生活的全面改善，且這種變化和進步應是可持續的。因此，柔性理念的精準扶貧是個不斷反饋和反復校正的過程，而不是鎖定目標、路徑不變化的機械行為。
從柔性扶貧出發的鄉村扶貧策略
第一，價值放大。如果我們把鄉村的自然資源、社會與生活資源和鄉村社區形成的產品分別作為三角形的三條邊，可以構成一個“財富三角形”。增加鄉村財富，也就是使傳統的低水平的小財富三角形變成新的大財富三角形，可以通過三類資源的延伸、豐富和融合來實現。與傳統扶貧思維定勢不同，放大鄉村價值不是把外部資源作為解決鄉村貧困問題的直接方式，而是把鄉村已有資源作為發展基礎，把過去人們視而不見的或者認為沒有價值的鄉村資源賦予其價值含義。這些資源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無形的；有些是物化的，有些則是文化的。把這些零散的、不為人所認識的資源，整合在一起成為鄉村可從中獲“利”的產品，形成村落價值基礎上的產業融合。
第二，制度創新。制度的作用在于通過改變要素之間的關系，實現資源的重新組合。減貧脫貧作為一項社會性活動，離不開社區居民之間的交往互動。這種交往互動有利于貧困農村在公共設施維護、困難群體照顧及抵御自然災害等事件上的有效面對。精準扶貧不能僅靠外來人一對一的扶持，更不能靠“公司加農戶”的所謂產業帶動，而是要創造村民互助的氛圍和機制，要格外地注意作為熟人社會的村莊共同體建設。只有建立在村落共同體基礎上的真正農民合作才能夠把扶貧政策惠及貧困農戶。
第三，要素引進。當一個系統運轉缺乏能量或活力時，引進新的要素可以為原來的系統諸如新的活力和生機。要素的引進需要注意三個問題：一是要素引進與鄉村價值體系相融合，避免項目孤島；二是既要引進物質要素，也要注意文化要素的引進；三是智力資源的引進與培養，特別要處理好農民主體與外來人的關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文化人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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