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的審議時，進一步提出要扛穩糧食安全這個重任，明確要求把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處于農業中國到工業中國、鄉村中國到城鎮中國變遷的千年大變局時代，中國農業究竟是興是衰？在當前復雜特殊的經濟形勢下，農業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戰略后院，如何研判中國農業的發展現狀，形成大國小農關于農業發展的社會共識，決定著中國處于全面現代化爬坡過坎關鍵階段的戰略方向。
關鍵詞：中國農業 評價誤區 大國小農 社會共識
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而農業是鄉村的本質特征，鄉村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強調“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來突出表明了農業現代化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戰略地位，而且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的審議時，進一步提出要扛穩糧食安全這個重任，明確要求把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1]糧食穩則天下安，特別是在當前復雜特殊的經濟形勢下，農業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戰略后院，只有把飯碗牢牢端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才能從根本上把握主動權，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確保中國經濟社會大局穩定。因此，如何研判中國農業的發展現狀，形成大國小農關于農業發展的社會共識，決定著中國處于全面現代化爬坡過坎關鍵階段的戰略方向。
一、評價大國農業的核心問題
農業是最古老的產業，更是中華民族同根而生的產業，與大國的興衰息息相關，與世界歷史上最具悠久歷史的農耕民族傳統文化如影隨形。民以食為天，農業與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在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前農民沒有擇業權、沒有銷售自己產品的權利，終生困守于土地，而且國家只投資建設城市和工業，所有農村的建設包括被認為偉大成就的人民公社時代水利與鄉村基礎設施建設，都是農民集資帶糧出力，現在農民逐漸成為可以城鄉流動的“自由人”，鄉村公路、水利以及大多數基礎設施建設都是政府投資而不再主要由農民掏錢。四十年前只有幾億人口卻餓肚子，糧食連數量都無法滿足，現在有十四億多人口卻農產品過剩，滿街的農產品賣不出，不僅要“舌尖上的安全”還要“舌尖上的美味”。四十年前農業主要靠人力牛力，占全國82%的近8億農村人口搞農業需要養活9億多人口，現在不少偏遠山區的耕作與收割都機械化了，農業的勞動強度前所未有地降低，在耕地面積大幅下降的情況下，只占全國40%多的不到6億農村人口搞農業需要養活近14億人口。[2]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從3.05億噸增長到6.18億噸，在人口增加44.4％、可耕地面積每年減少的3000平方公里的情況下，糧食產量增加了102.7％，糧食自給率達到95％，成為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基本前提。[3]
奧巴馬就這樣說過，如果中國人也過上美國那樣的生活，將是世界性災難。[4]那么，中國是如何來養活14億人的呢？根據劍橋大學博士Janus Dongye的一篇非常火爆文章《近14億人的口腹之欲，是如何被滿足的？》，中國每年消費6500萬噸海鮮，占全球總量的45%，只有1500萬噸是捕撈的，其余5000萬噸都來自中國水產養殖農場；中國生產了全球84%的絲綢、66%的淡水魚；中國每年蓮藕產量達1100萬噸，占全球總產量90%，出口量占全球60%；中國是世界頭號菜籽油生產國，產量占全球總量的22%；中國蜂蜜產量占全球30%，美國消費的蜂蜜有1/3直接或間接來自中國；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葡萄產國，產量占全球19.1%；中國每年番茄產量達5630萬噸，出口量占全球1/3。[5]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公開的數據，2017年全球糧食產量約為26.27億噸。產糧在1億噸以上的國家有五個，美國占世界13%的耕地，年生產糧食5億噸；印度占世界11%的耕地，年生產糧食2.8億噸；巴西占世界4%的耕地，年生產糧食2.4億噸；俄羅斯占世界8%的耕地，年生產糧食1.3億噸。而中國是約占世界7%的耕地，糧食產量為6.18億噸，為世界糧食總產量的23.5%。[6]
中國四倍于美國的人口，擁有的耕地總量卻遠遠不及美國，而丘陵、山區的耕地面積占了很高的比例，大多數地區不適合大型農業機械和規模化生產，現代化水平就必然遠遠落后于美國。盡管如此，中國不僅產糧位居世界榜首,而且產肉量世界第一、產魚量世界第一、產棉量世界第一、產食用油量世界第一、產羊量世界第一、果蔬生產量世界第一。與公認的全球農業強國美國相比，中國絕大多數農產品產量均處于領先地位。如2018年全球豬肉產量1.11億噸，中國0.54億噸，占比49%，美國0.096億噸，占比8.6%。2018年全球羊肉產量1506萬噸，中國475萬噸，占比31.5%，美國7萬噸，占比0.5%。2018年全球蔬菜產量13.8億噸，中國8.16億噸，占比59.2%；美國3925萬噸，占比4.8%。2018年全球水產品產量2.11億噸，中國6469萬噸，占比30.7%。美國537.5萬噸，占比2.5%。中國養殖水產品產量占比77.6%（世界平均為46%），占世界養殖量52%。2018年全球水果產量7.68億噸，中國2.61億噸，占比34%，美國4200萬噸，占比5.5%。2018年全球禽蛋產量7650萬噸，中國3128萬噸，占比40.9%，美國688萬噸，占比9%。2018年全球棉花產量2585萬噸，中國第一，610萬噸，占比23.6%，美國405萬噸，占比15.7%。2018年全球茶葉產量580萬噸，中國261萬噸，占比45%。[7]
2018年中國與美國主要農產品產量比較表
就有人認為，中國現在的農業還不如改革前的農業，還說因為進口才養活國人，如果美國禁運就會導致糧食危機。盡管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糧食進口量也是世界第一，但進口主要是用于加工生產食用油和飼料的轉基因大豆占據主導，在主糧方面始終具有絕對優勢。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在2017年就進口了13062萬噸糧食，其中大豆進口高達9553萬噸，玉米進口283萬噸，兩項就占進口糧食總量的75%；而水稻累計進口403萬噸，小麥累計進口442萬噸，稻米和小麥等主糧作物進口量非常少，自給率均在95%以上，[8]。因此，進口主要是滿足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口糧的安全性基本上不存在問題。
那么，處于農業中國到工業中國、鄉村中國到城鎮中國變遷的千年大變局時代，中國農業究竟是興是衰？而如何評價今天中國農業，身在廬山有之，霧里看花有之，跑馬觀花有之，葉公好龍有之，仿佛盲人摸象，眾說紛紜。諸如《中國農業到底死于誰的手里？》、《中國2.2億農民干不過荷蘭22萬農民？》等文，風靡網絡。其中“荷蘭只有22萬農民，2015年卻創造了820億美元的農業出口；中國有2.2億農業勞動力，同期農產品卻比荷蘭少110億美元，農產品貿易逆差達400多億美元”，被稱之為“農業奇跡”。也就是荷蘭用約3%的勞動力創造了約2%的GDP價值，而中國用近40%的農業勞動力創造了約10%的GDP價值，以此來判斷中國農業與荷蘭農業的強弱與高下。[9]
不可否認荷蘭農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荷蘭在全面實現現代化后，就沒有必要像中國這樣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來圍繞工業化、城鎮化建構農業產業體系，而是圍繞農業來布局整個產業體系，包括資本集聚與高科技融合、完善市場體系與土地財產制度，使農業具有全能的經濟功能。而且荷蘭農業之所以高效，不僅高投資、高成本，而且生產都具有高附加值如蔬果、花卉等農產品產品，自然高價格、高產值。與人口大國的中國相比，作為小國荷蘭，無論是產能大小都不存在國內糧食安全風險，也不決定著世界農產品市場的話語權，不存在引發國際市場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家的經濟價值。[10]同時，荷蘭高價格的農產品，也大多只能面向在西歐發達國家的消費市場。對于剛剛擺脫貧困狀況進入小康社會的中國而言，絕大部分消費者都還沒有這樣的消費能力。而且荷蘭農業的產業高度集中模式，無疑就會形成無以倫比的高度壟斷，對人口大國而言就是一把雙刃劍，對農產品的市場有效供給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即使強大的美國農業也不同于小國荷蘭農業，美國具有耕地集中、地廣人稀這樣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適合裝備高效的大型農業機械，再加上農業早已完成了資本集聚與高科技融合，是中國小農戶始終無法企及的規模化大農業，小麥、玉米、大豆產量占全球產量的40%左右，農產品高達90%出口國外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農產品除了滿足自己的3.2億人口，還可以滿足國外1.5億人口的需求。因而十分依賴于國際市場，盡管經常面臨農產品過剩的問題，但由于主導了世界農產品市場的走向，糧食就成為了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外交的戰略核武器。[11]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新中國誕生之際就斷言：“歷代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同樣，共產黨政權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12]因為世界糧食市場的交易額是3億噸，全球農產品出口總量只能滿足5億人口的需求。1974年在羅馬召開的第一次世界糧食會議，一些專家就預判，中國絕無可能養活10億人口。[13]因此，美國布朗就發出了“誰來養活中國”之問，最主要的就是基于對中國的三個基本判斷：未來人口不斷增長難以逆轉，耕地不斷減少難以逆轉，環境破壞造成農作物不斷減產難以逆轉。所以，作為有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必須立足于用自己的土地養活自己，農業就被賦予了重要的國家安全功能。習近平總書記就多次強調，中國飯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農業作為大國之基的戰略產業，與GDP的多少無關，與在GDP中的比重多少無關。即使中國在未來再富裕強大，再多的錢也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買回能夠養活十多億人口的農產品。即使能夠買回足夠的農產品，一旦出現全球糧食危機，各國必然會限制出口首先保障本國的糧食安全，人口大國的農產品供給就無疑處于不確定性的危險境地。所以，中國農業與美國、荷蘭農業的根本區別是，美國、荷蘭農業都是滿足國際市場需要，而中國是確保國內需求，就不僅僅只是單純的經濟功能，完全用經濟產值大小來評價中國農業是對基本國情缺乏清醒的認識。[14]
陳錫文就認為，在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由于開發時間短（不過三四百年時間），又人少地多、家庭農場規模很大，農業更多地具有經濟發展功能。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傳統農業國家，人多地少，“形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社會現象：集村莊而群居，一個村莊幾十戶、幾百戶農民在一起，相互守望，相互幫助，用這樣一種村莊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15]農業的功能遠不止限于經濟方面，還具有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多重功能。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區別在哪里？在全球化下，中國的城市工業文明、城市文明與美國和法國等國家的城市工業文明、城市文明沒有兩樣。我們之所以是一個中國人，而不是一個美國人或法國人，是因為農業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區別。當改變農業發展導向與生產方式的時候，也就改變了整個民族的文化與價值觀念。[16]
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工商業帶來財富的幾何增長，使中國社會形成了一種世界稀有的“賤農主義”，所謂的農業現代化就是推進農業的貨幣價值化而去不斷社會化和去人性化，不僅忘記了農業是與每一個的生命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產業，而且將植根于農耕文明的傳統文化視為落后的存在，以工業和城市文化為取向，在移風易俗的名義下去改造甚至“消滅”而后快，由此造成的現代文明的危機，也是整個人類的危機。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一書中提出了“小農經營模式將逐漸消失”的判斷，認為工業化、城鎮化必然導致去農民化，是現代文明對傳統農業文明的終結。[17]然而，法國傳統的農業經過三十年演變與休克之后的復蘇，重新獲得了社會、文化和政治的生命力，孟德拉斯也不得不承認是恰恰相反。[18]
人類社會要“敬畏生命”，需要把生命的休戚與共看成社會發展的頭等大事。按照美國學者溫德爾?貝瑞的說法，“不論日常生活有多么都市化，我們的軀體仍必須仰賴農業維生；我們來自大地，最終也將回歸大地，因此，我們的存在，是基于農業之中，無異于我們存于自己的血肉。”[19]而糧食的豐收和過剩使對農業現代化的取向，發生了以追逐利潤為導向的單純經濟價值功能誤讀，是“物本主義”登峰造極的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以追逐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切進步，不僅是搶劫勞動者藝術的進步，而且是搶劫土地的藝術的進步；一切在短期內提高土壤生殖力的進步都是走向毀滅那種生殖力的永久來源的進步[20]。因為再多的財富又有什么用呢？最后會發現錢是不能吃的。
現代化進程中不難得出一個常識性的結論：對于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農業最核心的問題是吃飯。為什么對中國農業的評價會出現常識性錯誤？盡管農業是不可替代的戰略產業，但在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由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非農產業的高附加值以及增長的快速性，形成了對經濟社會發展難以抵御的誘惑力，[21]導致對中國農業戰略價值和戰略位置的短視。
二、工業化進程中農業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社會的共同命題
為何農業在任何地方任何國家都會或遲或早地必然成為弱勢產業？亞當·斯密早就在指出，農業上勞動力的增進，總跟不上制造業上勞動力的增進。[22]列寧就認為，在地理位置上不可移動性決定了農業的地方的閉塞性和狹隘性，而工業不局限于地理位置就天然具有農業所沒有的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的優勢，工商業勞動生產率就遠高于農業，導致鄉村人口不斷向工業、城市聚集，從而形成工農城鄉差別。[23]因此，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效益遞減與工業效率遞增、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下降不可逆轉，這是城鄉之間經濟差異的歷史必然產物，是社會發展進程中階段性的必然趨勢。對于中國而言，秦暉認為，面臨的關鍵性問題不是“農業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工業化、城市化過程會導致農村人口下降，許多鄉村社區因此消失，這些所謂的“鄉村衰敗”是幾乎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經歷過的階段。[24]即使是全面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農業已經成為資本高度集約化、技術高度密集型的現代產業，但效益與制造業、服務業相比是天淵之別。可以說，農業的持續發展，是現代化進程中任何國家都要應對的共同命題；農民平均年齡的不斷老化，是世界農業發展的共同特點。
如強大的美國農業因務農辛苦、收入低就存在“誰來種田”的問題。美國農業工人大多以墨西哥等國的非法移民為主（很多學者沒有把美國的季節農民工人計入農業勞動力），農業勞動力受國內政策變化的影響具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家庭農場主的農民平均年齡接近60歲（日本是68歲，中國是55歲)，超過60％的農民年齡在55歲以上，65歲以上的人數是35歲以下的6倍。美國農業部發布報告稱，目前的農民中有一半可能在未來10年內退休，農民斷代的問題十分突出。美國《彭博商業周刊》報道，美國農民和牧場主老齡化加快，且大多數農民不希望讓下一代繼續務農。因為最大的問題是，60％的農民每年銷售產品所得利潤不足1萬美元，根本沒有足夠的經濟利益激勵年輕人選擇農業，農業幾乎后繼乏人。[25]
根據黨國英的研究[26]，美國農業生產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從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而歐洲與日本的農場主收入構成也大體如此；在世界范圍來看，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越來越集中于非農產業的兼業收入。根據陳立耀的《美國農業正在破產及原因》一文，截至2018年6月，威斯康星州、明尼蘇達州、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和蒙大拿州等美國中西部地區共有84家農場申請破產，是2014年同期的兩倍，而且農場收入還會繼續惡化，在玉米和大豆集中種植區尤其突出，破產的趨勢與數量還遠未見頂。[27]因此，即使是美國也不敢不強力保護農業，因為國際無政府讓誰都無法逃避糧食安全問題，當年杰弗遜就提出了“以農立國”[28]，因為任何時候吃飯問題永遠是比財富更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除了農業效益遞減的定律外，還有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不平等，使農產品的市場價格扭曲而未能體現農產品的真正價值。[29]在市場經濟中，農產品的經濟價值應當反映社會勞動力的平均價格、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及其上漲的幅度、技術和資金投入所取得社會平均利潤及其通貨膨脹的幅度等市場因素。[30]而從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水稻每斤價格只上漲了5分錢，而農業生產資料、勞動力價格、工業產品價格快速攀升了數十倍，糧食價格根本就未能反映農業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動態變化。[31]比如一只西瓜在日本的價格大約2000日元（18美元），在中國的價格只有10元人民幣（1.5美元）。直到今天，中國的一瓶普通礦泉水可以賣到二元錢，而一斤稻谷的價格每斤不到一元錢，這就是明顯違背了社會平均利潤規則的價值扭曲。
同時，中國農民處于高度原子化狀態，成為市場體系中最弱勢的群體，即使農產品市場價格再高農民也不會受益，而如果農產品產量越高則價格就越低。毫無疑問，中國農業的利潤遠遠低于社會的平均利潤，農民的收入水平遠遠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卻徹底打破了“誰來養活中國”的中國崩潰論預言，中華民族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遠離饑餓的恐懼。中國的糧食產量包括農產品總產量占據全球榜首，是荷蘭的無數之倍，農業產值卻比不上荷蘭，只能是中國2.2億農民沒有荷蘭22萬農民收入高，說明中國2.2億農民沒有獲得荷蘭22萬農民高收入的相應經濟待遇，這是城鄉二元體制下對農民最大的不公，也說明了中國農民作出了無與倫比的犧牲。因此，中國農民太偉大了，不僅是荷蘭，就是日本、美國農民都決不可能做到如此，中國全社會都要感恩農民。[32]
三、大國小農需要形成的社會普遍共識
不少人非常羨慕美國的現代化農業：“一片廣袤的農田中，地上布置著傳感器，天上盤旋著無人飛機，它們把土壤中的水分、肥力、農作物的長勢、病蟲害等數據傳輸到太空中的衛星上，衛星又傳輸給地面上的農場工人，工人通過無線遙控，控制無人駕駛的拖拉機播種、施肥、收獲，控制自動灌溉系統澆水”。[33]而美國這么強大的農業，在農業人口遠遠小于中國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糧食出口總量就占了世界的一半。不是美國農民與中國農民的問題，而是兩國之間的技術和土地制度的問題。美國最新的農業法案是2014年發布的，包括產品補貼、生態保護、貿易、營養、信貸、農村發展、科研推廣、林業、能源、園藝、作物保險等；其中產品補貼是最主要的政策，包括價格損失保障和農業風險保障。根據農業補貼政策，每年收入低于90萬美元的農場，每年可獲得不超過12.5萬美元的補貼。美國農業部估計的數據顯示，有30%的大農場獲得70%的補貼，使農場規模和增強競爭力得以大大提高。[34]同時，美國土地以私有制為主，因而美國農場主不僅可以交易土地，還可以在銀行里進行抵押和現金變現，為申請破產提供便利，從而使農業經營主體具有多方面獲得大批現金的渠道，構建了政府與市場相協調的強有力保護體系。
相對美國的大農業而言，不少人就認為小農是造成中國農業低效的根本原因，成為落后的代名詞，而將耕地規模視為提高經濟效益的必然選擇，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國情。早在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就首次明確什么是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業：“家庭經營再加上社會化服務”。[35]因為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規模家庭經營的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而后來的理論和政策受到西方經濟學和斯大林模式的影響，大力推進以耕地面積規模為發展目標的大農業，為此耗費了大量的政策與財政資源，可始終未能實現政策的預期。因此，無論是從理論與政策邏輯還是現實與實踐結果來看，消滅小農戶都完全是“徒勞”的。
因為中國是個大國小農，人多地少而地形復雜，不可能推行美國那樣大規模化的機械化農業。也不符合農業發展規律，舒爾茨就認為，傳統小農作為“經濟人”的高效率毫不遜色于任何企業家，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不是規模問題，規模的變化并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而關鍵是引入現代要素，其中依賴技術的變化而使用新要素是關鍵中的關鍵。[36]如法國有名的葡萄酒始終堅持歷史傳承的小規模，一直沒有出現大規模經營。而湖南炎陵縣的黃桃在2016年只有一個縣的規模時，價格是15元一斤，而大規模推廣到湖南全省，在2018年底的價格就是5元一斤，造成產能過剩、農產品結構供需結構嚴重失衡，帶來極大的市場風險。
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農戶農業在相當長時期的必然存在。與美國的資源稟賦相比，即使中國城鎮化全面超過了美國的水平，也絕無可能發展為美國那樣大規模的現代農業。因為即使到了全面現代化的2050年，城鎮化率達到70%還有30%的農業人口，30%就是4億多人，按照18億畝耕地紅線就是人均4畝多地。十九大把小農戶第一次作為肯定性而非作為落后的否定性寫進黨的文獻，是對中國農業發展規律認識的歷史轉軌和準確把握，回歸到了中國農業發展的客觀要求。中辦、國辦公開發布的《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進一步明確，“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經營方式。”[37]中國與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地區一樣，屬于東亞小農，盡管農地在形式上是農民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三位一體的形式，但政府是最高支配者和經營的最高決策者，農民成了統一的國家大農場勞動者，形成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區別的新型農民與國家關系，在相當長時期內不僅使農業生產持續增長，而且助力于工業化、城鎮化的高速發展。改革開放四十年使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百年歷史大變局，離不開小農戶農業所作出的偉大貢獻，其中最突出的是十四億人口的糧食安全，標志著家庭經營小農的優勢與生命力。
中國農業與發達國家農業存在的根本區別，不是競爭力本身的問題。同為東亞小農的日本，始終采取重農政策以頑強地保護小農。日本城鎮化率高達93%，兼業農戶的數量占農戶總數的80%以上，半個世紀的現代化還是30畝左右規模，無論是人地比例，還是遠高于國外的農產品價格，均無比較優勢，而為什么日本農產品價格高、農民收入高？這是由于日本有一個集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于一體的強大“農協”，不僅負責組織農業生產，購買生產、生活資料，出售農產品等經濟活動，而且負責政府的各種農業補助金的發放，同時全方位代表農民的利益，影響到農產品市場價格的確定與國家農業政策的走向，影響到日本家庭農場的生存。[38]因此，日本的小農，主要通過農協來實現農業環節的整合（聯合）、協調運營，基本的模式是“農業協會+家庭農業”。盡管日本農業人口的老齡化很嚴重，農業具體經營實體也很小，但政府為農業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與政策保護，全社會形成了寧愿高價買本國農產品、抵制外國農產品（哪怕價格再低）的普遍共識。日本大米價格賣到了100多元人民幣一斤，水果按個數賣，還有農業裝備大都是財政投入，特別是先給農民訂單后再生產。
而中國恰恰相反，長期以來，中國對農業規模化的獨有情鐘，而公司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業，似乎成為了破解分散農民和大市場對接的靈丹妙藥。但出現的結果就是，公司賠錢有政府補貼，公司賺錢政府有免稅，而家庭經營的農民排除在外，農業家庭經營的利益越來越被弱化。同時，一方面社會和市場不給農民先訂單后生產，形成買方市場。另一方面政府強化擴大生產，造成產能過剩，供給大量廉價食品任供市場選擇，從而扭曲了市場價格。
今天的中國社會，飲食結構早已是多元化了，主糧的消費比重大幅度下降，水果、肉食、水產、蔬菜等成為飲食的主體部分。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2013年至2017年我國居民每天人均蔬菜占有量穩定在2.56到2.74斤。[39]也就是說，糧食是大食品、農業是大農業，而且國內的農業生產水平也今非昔比，水里的、山上的、草原的、耕地上都在生產食品。農產品周期短，只要價格好，在三五個月就可生產出來，農民的生產能力不成問題。關鍵是農產品品質與市場消費需求出現偏差，導致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的現象同時并存，是相對市場需求的結構性問題而非農產品不能供應的問題。一方面農業增產不增收還存在著賣難，另一方面低質農產品大量過剩而高質農產品十分短缺。根據媒體報道，農產品滯銷事件呈現出逐年增加，由2009年的6起上升至2018年上半年的17起，由零星分布逐漸演變成區域化滯銷。如湖南在2018年底就出現了椪柑等水果大面積滯銷現象，不少的縣城在賣走私進來的泰國大米，本地大米就賣不動。這種農產品供需結構性的不平衡是現有農產品生產與市場關系扭曲的結果，因為中國社會階層已經出現了高、中、低端的消費分化，但農業生產導向沒有發生相應變化，生產不是從市場的需求出發，[40]而仍然是政府根據目標而行政強力推動，由于不顧市場需求而盲目擴大生產，導致不少農產品結構性過剩。
如何確保中國的飯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不是沒人種田，而是如何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效益。[41]品牌是農業獲取市場價值的重要抓手，是質量和效益的原動力和航標。關健是如何讓品牌農產品能夠賣上好價錢，因為優質不優價問題突出。因此，不能采取農產品低價政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低收入群體政府需要應對的有效辦法的是社會保障，而非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來承擔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責任和糧食安全的國家責任。[42]一個西瓜在中國不到二十元人民幣一個，在日本三、四百元人民幣一個，而日本農民人均收入與市民收入差距不大，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太大。如果虧本也要讓農民種田，農民就當然有權棄耕，曾經鄉鎮政府強行征收拋荒費也沒能制止土地棄耕。
農業是一個多功能產業，是準公共產品，這個公共責任不能全部由農民承擔，應該站在工業化城鎮化的大趨勢中保護支持農業，而非習慣用計劃經濟或自然經濟的思維來發展農業。進入工業化時代，仍然停留在農耕時代的思想觀念與管理水平，這就是當前農業困境的根源，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最后一塊短板。[43]必須加快轉變農業的發展思路，從抓生產到抓市場的轉變，從抓規模抓產量提高到抓品牌抓質量提升轉變，建立優化區域、品種結構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
引用文獻：略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瀟湘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疆農墾經濟》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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