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市一個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關注和學術界持續的討論。溫州的很多現象帶有全國性的意義，所以溫州雖然地處東南一隅，但是其名氣卻很大。我在十幾年前研究農村民間金融的時候，對溫州有過一些研究和田野調查，所以談起溫州，總覺得興味十足。談到中國的鄉村工業化，也不能不談溫州，溫州是鄉村工業化的一個代表，很有特色，溫州模式值得深入探討。
我們先看看溫州的自然條件和山川環境。溫州地處浙江省東南部，東瀕東海，南接福建，西面是麗水地區的云和、青田和縉云等縣，北面是臺州地區的黃巖、仙居、溫嶺諸縣。溫州“控山帶海，利兼水陸”，氣候溫和，雨量豐沛，物產豐富，是浙南的經濟、文化、交通中心。1981年9月，原溫州地區和溫州市合并實行市管縣體制，下轄鹿城、龍灣兩區和甌海、永嘉、樂清、洞頭、瑞安、平陽、蒼南、文成、泰順等九縣市。全市面積11783.5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和山地分別占17.5%和78.2%，三面環江，一面臨海，歷史上交通比較閉塞，遠離大中型工業城市和全國性市場，區位條件較差。溫州的土地資源極為稀缺，而人口密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倍，人均耕地只有半畝左右[1]。總之，溫州是一個自然稟賦較差、土地稀缺、人口稠密的地區，改革之前的自然條件和資源條件并不優越。
更為嚴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由于溫州面對臺灣地區，地處前 線，在當時時刻準備打仗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出于海防的要求，國家在溫州的投資極少。據統計，從1949年到1981年，國家對溫州固定資產投資總共為6.55億元，平均每年為0.2億元，不及同期寧波的四分之一。溫州地方財政支出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從1958年到1975年，溫州市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4.52億元，每年僅2511萬元[2]。改革開放之前，溫州集體經濟的力量薄弱，工農業發展非常緩慢，是浙江省內經濟較為落后的地區之一。
改革開放后，溫州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新的起點，積極鼓勵家庭經濟，勞動密集型的家庭工業的興起帶動了整個地區經濟的極大發展。溫州依托家庭工業而進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使得溫州經濟極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一躍成為浙江省乃至全國的經濟發達地區，初步走出了一條率先市場化來促進區域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道路。
可以說，溫州是在資源短缺、區位不利、國家投資總量極低的硬約束和初始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由于這樣的制度變遷初始條件，在市場化初期的短缺經濟環境下，具有外出謀生傳統的溫州人較早地捕捉到市場上的獲利機會，并借助家庭工業率先走上工業化道路。這種道路，不僅使溫州完成了貨幣資本的原始積累，更培育了一批具有獲利信息搜尋能力的、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完成了物質資本和企業家人力資本的雙重“原始積累”。
改革開放前溫州就有所謂的“地下經濟”存在，其規模和活躍程度就已比較可觀。改革開放后，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釋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為利用這些勞動力，家庭工業以“地下經濟”為基礎而發展起來。溫州農村的家庭工業起先是以家庭兼業的形式出現的，具體有農戶兼業工業、家庭作坊和家庭工場等三種基本形式，家庭工業在溫州發展極為迅速，不論是從業人員還是生產總值都占到相當的程度。在發展過程中，為了適應當時的體制管制和主流意識形態的約束，家庭工業創造了十分特殊的存在形式，即掛戶經營。實質上是借用公有企業的合法身份，降低自己的經營成本。
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晚期，隨著原始資本迅速積累，掛戶經營的家庭工業的矛盾也在不斷積累，這個矛盾首先是被掛者濫用掛靠戶信用資源而導致的信用危機，一度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泛濫各地。地方政府針對這種情況很快加強了對掛戶經營的家庭工業的監督和控制，其次是家庭工業的擴張與農村地區資本市場發育不足而導致的資金需求矛盾。掛戶經營的家庭工業形式大部分由股份合作企業形式替代，股份合作主要體現了合資的特性，同時也擺脫了掛戶經營的局限，是對掛戶經營約束下的家族工業的提升和擴展，但多數股份合作制企業實際上還是家族企業，變化的只是管理模式而已。但是它畢竟超越了家庭經濟的形式，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礎。但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股份合作制企業也面臨自身的局限性。股份合作制企業適合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部門中的企業，而且主要適合于經濟規模不大的小型企業。一旦企業進一步發展要求在資本和人力上實現更大程度的擴張，則經濟責任的無限性和企業內部分工的有限性會帶來嚴格的制約。
關于溫州模式的提法，其實由來已久。面對溫州農村經濟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頗具特色的商品經濟發展道路，經濟學界早在1984年底就有人提出“溫州模式”這一概念[3]。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文章，文中指出：“溫州市家庭工業蓬勃崛起，短短幾年，已創造出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如今，‘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已為人們所公認。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的發展道路，被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為廣大農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溫州模式’”。[4]
張仁壽等較早對溫州模式的內涵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他們認為，溫州模式的基本特點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小城鎮為依托，以農村能人為骨干。[5]也有學者認為“溫州模式”是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產業，從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所謂小商品，是指溫州家庭工業以生產成本低、技術含量少、需求彈性小的商品為主要生產對象;所謂大市場，是指溫州家庭工業所生產的小商品，通過散布各地的十萬銷售大軍，被帶到遠地的商品銷售市場網絡。雖然這些對溫州模式的描述并不錯，但還是沒有揭示出溫州模式的深層特征，概括也不全面。
我認為，溫州模式的核心，是溫州地區在濃郁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商業文化傳統的影響下，在極為不利的要素資源稟賦和制度變遷初始條件下，充分尊重和發揮微觀經濟主體的創新精神，將經濟體系中的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有機融合，使經濟制度變遷與經濟演進在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成為相互促進的動態變化進程的一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其中經濟運行主體的民營化、經濟運行模式的市場化和以家庭經營為核心和驅動力的鄉村工業化和城鎮化是溫州模式的本質特征，而基于傳統商業文化和地方知識的人格化交易網絡的形成是其內在依托。
以家庭經營為核心和驅動力的鄉村工業化和城鎮化是溫州模式有別于以鄉鎮企業為核心的蘇南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溫州沒有國家政策的重點支持，國家投資也不足，集體經濟的力量也很薄弱，地方政府的財政非常困難，因而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都不發達。改革開放之后，家庭工業在體制的夾縫中異軍突起，大量的家庭企業開始以極其簡單的組織形式和極其原始的技術條件起步，逐步以低成本的優勢和遍布全國的有效的營銷網絡而占據了較大的市場份額。家庭工業的崛起帶動了鄉村的城鎮化，即學界所謂的小城鎮的興起。當然，以家庭經濟為核心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隨著經濟的發展也經歷著組織形式的變遷。現在的溫州，股份合作制企業和有限責任制公司逐步替代原有的家庭企業，溫州家庭經營面臨著轉型。
基于傳統商業文化和地方知識的人格化交易網絡的形成是溫州模式的內在依托。溫州的商業文化傳統可謂歷史悠久。早在南宋時期，浙江就興起以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為代表的功利之學，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并稱“浙學”，而浙學即是功利之學的同義語。浙江自南宋以來一直是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商品經濟的發展居于全國前列。南宋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和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的學說都主張務實的功利之學，反對理學、道學和心學的空談性命。他們都肯定“人欲”，宣揚功利主義，提出“功利與仁義并存”的新價值觀，反對重農抑商和貴義賤利的傳統教條，主張發展商業，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6]。陳亮和葉適的思想對后來的思想家有很大的影響，也深深影響了溫州人的文化性格。到19世紀末期，“東甌三先生”——陳虬、宋平子、陳介石等資產階級改良人物也提出“齊商力、捷商徑、固商人、明商法”的思想。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于溫州地處海岸瀕海而居，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航海傳統孕育了甌族人（溫州人）敢于冒險、敢為天下先和善于應變的精神氣質[7]。從民俗學的角度來看，溫州以“雞鳴布”習俗為代表的勤苦耐勞精神、以“彈棉郎”習俗為代表的走南闖北的創業精神、以“種涂田”習俗為代表的敢于創新的精神，都鮮明反映出溫州人特有的地方文化基因，正是這種基因，對溫州模式的形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內在的深刻影響[8]。在這種共同的功利主義商業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溫州人，就具有一種統一的“地方知識”，從而產生了基于共同文化的信任關系，構建起一種人格化的交易網絡。在溫州，從民間流行的以互助會為代表的融資模式，到以家庭作坊式工業為代表的生產模式，再到遍布全國的“浙江村”里的溫州群體，都反映出這種人格化交易網絡的巨大能量和顯著特征。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壹道曙光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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