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農民道德的認識，必須注意三個問題：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識農民道德問題的基本原則；立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時俱進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農民道德的闡述；破除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教條式的理解，正確認識農民的道德意識及其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農民 道德觀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對農民道德進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論證。我們既需要與時俱進地豐富和發展經典作家的論述，也需要破除教條式的解讀，從而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認識。
一、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識農民道德問題的基本原則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盵1]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堅持以唯物史觀分析社會現象、判斷社會問題，在農民道德狀況上，充分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對農民的道德觀念、道德水平、道德責任以及道德意識等進行剖析。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研究農民道德狀況的基本原則。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就從普魯士農民的生產水平和經濟狀況出發，為當地農民由于貧困和破產而不斷去采集和砍伐林木行為進行辯護，強調普魯士農民的這種行為并非道德意義上的“盜竊”，而是依循其“習慣權利”來滿足基本生活的必要手段。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三篇論文）·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中，“馬克思對歷史上和普魯士國家的法律問題以及現存的半封建的法律關系和法律觀點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抨擊了封建等級的代表所持的觀點，第一次公開地站在貧苦群眾一邊維護他們的物質利益?！盵2]此后，馬克思繼續以農民的生活狀況為出發點，不畏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的強權，撰寫《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一文，為《萊茵報》駐摩澤爾記者彼·約·科布倫茨在揭露摩澤爾地區農民貧困狀況的兩篇文章中提出的論點進行辯護，充分挖掘農民道德產生的物質基礎。馬克思立足農民現實生產和生活條件，分析農民道德狀況的行為雖為其后來離開《萊茵報》埋下了伏筆，并使其失去了重要的經濟來源，但同時使得馬克思的研究方向發生了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恩格斯在回憶時強調：“我曾不止一次地聽馬克思說過，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澤爾河沿岸地區農民狀況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經濟關系，并從而走向社會主義?！盵3]可見，對農民道德狀況背后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條件的剖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的重要基礎，也是我們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識農民道德的基本原則。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馬克思從小農的生活條件、生產方式出發，論證了農民社會關系和社會交往的單一與隔絕，強調：“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盵1]（566）長期以來，鄉村一直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1]（566），耕種菜地可以收獲蔬菜和糧食、養殖家禽能夠提供肉食和蛋奶，農民生活資料的獲得“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1]（566），不同農民家庭之間相互隔離，每個村莊彼此孤立，難以產生相互交換的需要。與此同時，這種隔離又由于“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1]（566）。農民“分散的生產方式和狹小的生活世界，成為小農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念得以產生的基礎”[4]，使他們逐漸表現出散漫、狹隘的道德缺陷。
恩格斯以農民的生存狀態、與陌生人接觸的態度等作為考察依據，對農民的個人美德進行肯定，在《從巴黎到伯爾尼》中指出：“這些農民是善良的、好客的、愉快的人，他們對外來的人很殷勤，很關切，雖然他們操著令人討厭的patois[方言]，但他們畢竟是非常真實的彬彬有禮的法國人。”[5]然而，恩格斯進一步考察農民的生活條件與關系時發現，農民的視野和道德水平都還處在較低水平，他盡管承認“法國農民具有個人美德”[5]（560），但由于現實生活環境的影響，這些法國農民“在文明世界中還是野蠻人”[5]（560）。恩格斯以唯物史觀的立場和方法對農民道德狀況進行分析，既挖掘出農民善良、勤勉的個人美德，也同樣注意到農民“感覺遲鈍，目光短淺，對城市、工業和商業的種種關系毫不了解，對政治盲目無知，對本村以外的一切東西妄下判斷，用農民關系的尺度去衡量復雜的歷史關系”[5]（564）等落后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責任。
列寧從農民的經濟地位出發，指出農民道德中的兩面性，強調農民既有勞動者勤勞勇敢的革命特質，也存在私有者貪婪狹隘的道德缺陷。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中，列寧對農民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的經濟地位進行了分析，一方面強調農民“是由勞動者要求擺脫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共同利益聯合起來的、人數相當多的（在落后的俄國是極多的）勞動群眾”[6]，另一方面指出農民“又是單獨的小業主、小私有者、小商人”[6]（162）。作為“勞動者”的農民，是無產階級潛在的力量，其道德要求和無產階級具有一致性，敢于依靠自身力量與剝削階級進行斗爭；而作為“私有者”的農民，只能孤立的看到自己的利益，希望擁有屬于自己的土地，無法與落后的剝削階級徹底決裂，在一定意義上阻礙無產階級利益的實現，最終也使自身利益無法得到真正的滿足，道德意識無法達到無產階級的要求。因此，列寧意識到：“這樣的經濟地位必然使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搖擺不定”[6]（162），并且強調，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尖銳化的時候”，“一切社會關系遭到非常急劇的破壞的時候”[6]（162），農民會因為長久形成的習慣，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搖擺不定，反復無常，猶豫不決”[6]（162）。列寧以農民經濟地位的兩面性為依據，既挖掘出農民群體與無產階級道德內在的一致性，也清醒地意識到農民作為私有者無法克服的道德缺陷，充分將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運用到對農民道德的分析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以貫之的立場和觀點。
不難看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農民道德觀念、道德水平、道德責任以及道德意識的科學闡釋與評價，始終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之上，這也是現在我們把握經典作家關于農民道德問題所必須堅持的基本立場。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有助于深入分析農民的道德現狀，從而做出準確的道德判斷和道德評價。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道德的變化與發展
“歷史唯物主義是理解社會變革動力的重要理論”[7]，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以唯物史觀為原則對農民道德進行了深入剖析，既強調其中積極合理的成分，也指出其消極落后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經典作家對農民道德觀的闡釋和評價是基于農民當時所處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而做出的，今天，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生產力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農民的物質生活條件發生了巨大改變，基于這一事實，我們需要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農民道德的認識，從而準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道德的變化與發展。
首先，隨著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農民主體性和道德自覺意識不斷增強。道德自覺是農民主體性價值的體現，主要表現為自主選擇勞動，自覺要求進步，不斷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處的時代，農民生活在剝削階級的強權與欺詐之中，如同被牽著線的木偶，任由剝削階級擺布，并徹底淪為其附庸，他們的主體性和道德自覺意識一直處于休眠狀態。只有在“每個趕跑了地主剝削者并且剝奪了他們土地的農村”[6]（54），農民才開始“可以稍微直一點腰，可以挺起胸來，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6]（54），并逐漸走出“為別人勞動，被迫為剝削者做工”[6]（54）的窘境。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改革進程的加快，農民逐漸擺脫了“小塊土地”的束縛，尤其在取消農業稅后，農民更是進一步實現“為自己工作”，“用為自己勞動取代被迫勞動”[6]（54）。在這一過程中，農民逐漸激發了自身的主體性價值，并萌生了道德自覺意識。農民嘗試自主選擇職業，他們的工作區域不再局限于土地和鄉村，越來越多的農民走向城鎮，根據自身特長，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工作，徹底改變了以往被迫單一的勞動形式；留守在農村的村民也并不拘泥于傳統的種植與養殖行業，而是因地制宜地發展鄉村旅游業和工業，主動改造農村面貌。除此之外，農民已經不僅僅滿足于溫飽需求，他們開始關注生活質量的提升，不斷進行自我發展與完善。農民自主擇業、自覺進步、自我完善的狀態就是其主體性價值及其道德自覺意識的表現，通過工作性質的改變、生活環境的改觀、生活方式的改善，農民逐漸領悟出作為真正的人的價值，自覺意識到良好道德素養對其自身發展與完善的重要意義。
其次，伴隨鄉村社會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鄉村社會原有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格局和相對封閉的生活環境被逐漸打破，農民在與外界接觸的過程中，逐步改變了以往散漫、狹隘等落后的道德觀念。在生產力水平較低時期，“靠天吃飯”的生產方式，使農民只相信自然規律的力量，對其他組織和紀律的約束并不敏感，通?！霸敢飧髯詾檎?，自行其是”[8]；與此同時，農民的生活空間較為單調而固定，沒有條件與外界產生更為廣泛的聯系，他們只將精力投入到與自身當前利益有直接關聯的事情上，對于其他事情不加過問。伴隨分工的發展和生產力的進步，“把產品的各種加工彼此分離開來，創立了愈來愈多的生產部門的那種專業化過程也出現在農業中”[9]，從而“不僅引起農產品和工業品之間的交換，而且也引起各種農產品之間的交換”[9]（8），進而促使農民改變以往孤立的生活方式，不斷提高與外界交流的頻次，并在此過程中逐漸修正以往的道德觀念，形成更加符合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道德意識。
最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和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為解決農民小私有的道德缺陷提供了基礎。以往農民作為小資產階級，既是生產者也是小私有者，既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也有資產階級的貪婪性，常常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進行投機，無法真正尋找到保護自身利益的途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深刻地意識到，只有把農民的房屋與土地產權變為“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得到救贖，以往“正是以個人占有為條件的個體經濟，使農民走向滅亡。”[10]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后，逐漸引導農民將“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10]（524），以公有制的形式挽救和保全農民的利益，使農民徹底成為無產階級，在道德觀念上逐漸向無產階級要求轉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農民生產資料的性質，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更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從傳統的小農生產和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這就為農民摒棄小私有者的道德缺陷，樹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觀念提供了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農民道德觀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社會意識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對穩定性，因此，農民長期以來形成的道德觀念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明顯改善。我們應該根據生產力水平與農民所處現實環境的變化，逐漸引導農民揚棄原有道德中消極的一面，用更加符合現代社會標準的價值觀念影響農民。除此之外，還應著重提升農民的文化水平，讓農民“不但要識字，還要有文化，有覺悟，有學識”[6]（183），從而不斷改變自身的經濟狀況，逐漸拋棄以往的農民生活。當然，這里所拋棄的“農民的生活”是指與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落后的、缺乏道德責任感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農民的全部生活?？偟膩碚f，我們應始終以唯物史觀為原則，與時俱進地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道德的變化與發展。
三、農民的道德意識及其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以唯物史觀為基本原則對農民道德進行了客觀的分析與評價，指出了農民道德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工農聯盟”的必要性。然而，一些學者教條式地解讀經典作家的文本，僅僅看到農民道德的局限性，從而誤解了經典作家對農民的態度。
有學者認為，1852年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明確指出，“法國農民一旦對拿破侖帝制復辟感到失望，就會把對于自己小塊土地的信念拋棄；那時建立在這種小塊土地上面的全部國家建筑物都將會倒塌下來，于是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形成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1]（573注釋①），但馬克思在后來的文本中刪掉了此句，“體現了馬克思對農民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中所起的作用上認識的變化過程”[11]，并且進而得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農民在無產階級革命中作用的看法一直不是正面的”[11]的結論。
與此同時，該學者在解釋馬克思為何沒有刪除《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其他處關于農民可以成為無產階級同盟軍的論斷時，又得出了“這個時期馬克思對農民問題的看法處在一個有點矛盾的變動過程中”[11]的結論，并且強調，即使沒有刪除，馬克思在文中闡釋的也僅是“農民把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同盟者，而沒有說無產階級應該把農民看作自己的同盟者”[11]。除此之外，文章還摘錄了《共產黨宣言》《德國的制憲問題》《1845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法蘭西內戰》《論土地國有化》《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法德農民問題》等處出現的對農民道德意識負面評價的文字，以此證明自己的觀點，強調“工農聯盟”并非馬克思、恩格斯一貫的主張。
關于馬克思刪除上文所提到文字的原因，李愛華教授在其《如何正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農民問題的思想——對何麗野先生有關看法的不同意見》[14]一文中已經做了詳細闡釋，在此不再贅述。之所以有學者會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產生誤解，大多是緣于沒有全面客觀地分析經典作家的文本。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非但沒有否定農民在“工農聯盟”中的作用，相反，他們通過對農民道德意識的分析，對“工農聯盟”中農民的作用進行了充分的肯定。
如果教條地、孤立地看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些論述，確實容易解讀為對農民道德意識的負面評價。但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不是孤立地、靜止地看待問題，而是秉持全面的、發展的觀點看待農民道德問題。雖然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對小農倫理進行了批評，認為他們“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1]（566），但隨后馬克思也強調了這些由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農民“是保守的農民”“是想鞏固這種條件（筆者注：小塊土地）的農民”“是愚蠢地固守這個舊制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塊土地并賜給自己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1]（567-568），這部分人并不是農民群體的主力軍，他們僅僅代表軟弱、貪婪的農民，他們無法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與此相反，“革命的農民”“力求擺脫其社會生存條件即小塊土地的農民”“力求聯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1]（567-568），恰恰是無產階級真正的同盟軍，這部分農民已經看到剝削階級的狡黠與貪婪，明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真正保護農民的利益，他們能夠與無產階級形成有力的“合唱”。由此可見，馬克思并不是對所有農民都予以否定，而只是對保守落后的小農意識進行批判。與此同時，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也對農民進行了分類，根據小農、較大的農民、大土地占有者以及農村無產者的不同特征，提出了對待他們的區別態度。當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并不是靜止的看待農民，而是用發展的觀點對待農民、評價農民，從而更加全面地把握農民，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地指出：“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盵1]（42）但馬克思的論述并沒有戛然而止，而是緊接著補充道：“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于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盵1]（42）不難看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非一般地評價所有農民，也不是一般地評價不同時期的農民，而是對不同類型、不同時期的農民有著不同的判斷和評價。
要破除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農民道德意識問題的教條式解讀，必須深入到文本內部，用全面的、發展的觀點看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本?？茖W而深入地解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農民道德的闡釋，不難發現，經典作家正是通過對農民道德意識的客觀評價，指出農民在“工農聯盟”中的重要作用。農民由于長期被束縛在自給自足的小塊土地上，形成了散漫狹隘、落后投機的道德意識，但在對剝削階級的反抗過程中也形成了吃苦耐勞、堅毅勇敢、追求正義的道德精神。正是基于農民道德意識的兩面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意識到農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1]（567），他們“根本沒有能力首倡革命”[1]（175）。但是農民仍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強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馬克思甚至強調：“除非預先把人口中的主體——在這里就是農民——爭取過來，否則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勝利。”[10]（550）恩格斯以法國為例也提到：“違反小農的意志，任何持久的變革在法國都是不可能的?！盵10]（523）即便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后，農民在“工農聯盟”中的作用依然突出，列寧在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上指出：“農民不是用空話，而是用實際行動表明，他們愿意幫助并且正在幫助已經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盵6]（75）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憑借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一段刪節來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農民在無產階級革命中作用的看法一直不是正面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本的教條式解讀。破除這一教條式理解，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而科學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農民道德的認識，并以此為基礎充分認識當代中國農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不斷挖掘農民道德中的積極因素，改造其消極方面，促進農民道德素養的提升。
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道德與文明》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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