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的建構，是一個中國化的說法。理解這一說法，不能僅限于中國社會與歷史的范圍，既必須擴展視野，看到這一命題的宏大指向；又需要細致入微的眼光，觀察到這一命題的具體所指。簡而言之，中國鄉村話語建構的知識取向應從大處著眼和小處著手。
一、解題：從大處著眼
從解題來講，要建構中國的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對命題中的“中國”的理解，并不簡單地是封閉在國內的意思，而需要建立起一種相關性思考框架。在這一框架中，凸顯其體現中國鄉村話語建構在國家特色之外的普遍性、適用性、現代性的話語雙重性特點。毫無疑問，“為鄉民立命，向村野求真”的研究宗旨，已經反映了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中需要堅持的基本知識導向。知識導向這一說法，是為了避免價值上的對峙，所以需要特別強調這是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的“知識”而非“價值”取向。
之所以說這個知識取向的宗旨在“為鄉民立命，向村野求真”定位中體現了出來：一方面，在某種意義上，“求真”可能是今天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的一個先導性知識取向。因為長期以來的“三農”研究，流行著一種來自城市、尤其城市上層而且是權力上層的浪漫主義想象，為鄉民和鄉村籌劃一個完美的建設方案。這樣的浪漫想象，在主觀意圖上是值得肯定的。居住在城市里的官員與學者，總是好心好意、誠心誠意地想為農村、農業與農民做一些好事。但實際上這樣的取向大致是脫離鄉村、也脫離鄉民的產物。因為城市與農村盡管處在一體化進程中、卻畢竟是兩個有著重大差異的空間。生活在其間的人群，無論是在人生狀態、生活處境、實際情形與具體需求上，都存在明顯的不同。因此，從城市一端出發、按其良好愿望設計的鄉村治理與建構的治理話語，都會與鄉村的真實需要脫節。建構中國的鄉村治理話語體系，需要首先了解真實的鄉村，對農村、農業與農民的現狀有一個準確的把握。這就是“求真”之作為首要的知識取向重要性的體現。
另一方面，鄉村要振興，必須“為鄉民立命”。為鄉民立命，不是替鄉民立命，而是以鄉民之命為命。鄉民是鄉村的真正主體，是決定中國鄉村話語建構的主導人群。鄉民以外的任何人群，無論具有多么善良的愿望、怎樣巨大的投入、如何的千方百計、咋樣的不計工本，都不足以取代鄉民的這一地位。任何僭越到鄉民之上的主體設置，不僅難以建構起富有意義的鄉村治理話語，而且很可能將鄉村異化為約束鄉民的僵化空間。在這樣的路徑約束下，向村野求真，就是要面對現實，而不僅依賴于城市人群主觀上的良好愿望，嘗試將鄉村推向一個城市人群所期待的權力狀態。為鄉民立命，就是要確立鄉民作為鄉村話語建構唯一無二的主體地位。一切有違這一主體地位設定的鄉村治理話語建構，都是非/反鄉村、鄉民的仿城市或偽鄉村話語。
確立起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的上述思考路向，就會促使人們放寬視野，將中國鄉村振興的話語體系與鄉村治理的世界話語體系作高度合一觀，并鮮明強調這一合一的不變路徑是從鄉村到世界。這是一個旨在呈現中國鄉村話語建構的理論路徑的斷言。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因為中國的鄉村話語建構是后發的，更是因為中國與世界無論在城市發展還是鄉村建設的處境處在互動與互鑒的狀態。
所謂從鄉村到世界的路徑建構而起的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其世界性與中國化的互融性含義，包含三個基本意思：
第一，中國鄉村的當下變化是世界現代鄉村變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僅是中國歷史演變的一部分。今日中國，不僅經歷著本國從鄉村到城市化、從農民到市民化、從農業到工業化的變化，而且也體驗著18世紀以降世界范圍內相類變化，構成這一總體進程的組成部分。這是中國的鄉村話語建構必須具有世界視野的客觀原因。換言之，全世界關于鄉村治理現代化變化的真實經驗和理論總結，不應該在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的視野之外。就這一視角看，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鄉村與現代社會關聯的兩個問題，值得放在優先位置考慮，一是“在現代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已經不存在一個與城市社會共同體隔離開來的鄉村社會。”這是一個不必將鄉村治理話語與城市治理話語相隔絕的提示。二是世界范圍內浮現出來的一個特殊的鄉村社會問題，即“已不存在的鄉村共同體或者鄉村社會是否會以及如何再次出現，并且既強大有力而又持之以恒。”這是一個鄉村社會是否會逆勢再現的假設問題。前者合理化了城鄉一體化思考的進路，后者暗示了逆城市化思考鄉村問題的韌性；前者確立了建構鄉村治理話語的框架，后者敞開了鄉村治理想象的廣闊空間。
第二，需要特別強調中國的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從鄉村到世界的思考進路，這是必須響應世界現代化變遷的這樣一個鄉村重建的歷史性導向。換言之，在現代化建構的多元化格局之中，不應當把鄉村浪漫化、尤其是對傳統鄉村的浪漫想象，作為我們建構鄉村治理現代化話語的一個基本背景。相反，一定要區分清楚鄉村自身的現代化、鄉村社會治理的傳統導向和鄉村政治治理的現代法治導向。因為我們面對現代化世界進程中建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的情景時，很容易把建構者對鄉村治理好新騖奇的經驗觀摩和內心震撼的感覺，作為鄉村治理的價值導向，因之曲解鄉村現代化轉變的必然趨勢，將自己的一己愿望與良善意圖作為鄉村變遷的現實導向。但實際上，如果在鄉村治理中，沒有區分出鄉村社會治理的傳統激發和鄉村法治治理的現代導向，鄉村可能就永遠成為城市里下沉到鄉村的觀察者們主觀欣賞的對象，這就很難向村野求真了。在這個意義上，鄉村的變化必須納入世界現代化的基本進程中理解，鄉村現代化盡管不同于疾速現代化的城市，但它不在世界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之外，而在總體現代化的進程之內；鄉村不是一個保留給人們觀賞的對象、欣賞的目標、好新騖奇的審美感滿足之地。這種以重視鄉村的“情懷”而流行于三農研究中的定勢，是需要徹底加以矯正的。這也就無形中強化了前述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鄉村研究的第一要旨，弱化了他的第二主張。
第三，遵循從鄉村到世界路徑行進的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的建構，有其中國特性與世界意涵兩個足以呈現其特征的面相。它展現其中國特色，是在中國作為鄉村治理建構的唯一客觀載體的基礎上，它會盡顯中國的國家特色特色；而在全球鄉村治理變化和知識建構的維度上，中國特色作為主客體合一的特殊載體，并不會脫離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治理進程和基本特點。因此，鄉村治理話語的建構必須與世界相向而行，不是反過來要求世界與中國相向而行。在這個特定意義上，基于世界現代化自身變化的大視野，中國鄉村治理在國家個案的發展過程當中，如何因應一個世界現代化的總體導向而確立兩個主體，就成為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的必要前提：這兩個主體就是鄉民主體和鄉民訴求主體。前者已如前述。后者強調的是鄉村治理不能強人所難、越俎代庖、包辦代替，以為鄉村治理決策者的所思所想，就是鄉民的所欲所求。這是實現鄉村現代化治理真正的關鍵問題所在。綜合起來看，“為鄉民立命，向村野求真”，是一種現代化進程當中具有世界視野的鄉村話語建構，它既具有鄉村治理話語建構不可動搖的主體性特點，又具有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必須確認的求真性特質。如果沒有這樣的主體性特點，城市市民或者生活在城市的權力階層對鄉村治理的主觀良好想象，就很可能違背鄉民意愿；假如沒有這樣的求真性特質，鄉村治理話語體系的建構，就會成為扭曲鄉村現代變遷實際的事情，阻礙鄉村向現代方向的積極變化。
二、構建：從小處著手
厘定了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的大前提，中國鄉村話語體系的實際知識建構，也就在方向上得到了理性的確認。當然，人類思考一切問題的基本方式，大致都是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鄉村變遷，尤其鄉村的現代變遷，已經在話語建構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經由數十年的“三農”話語體系建構，在非常豐富的經驗個案和理論探究基礎上，為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提供了現實支持與理論支撐。但怎樣從具體、從小處著眼，真正推進中國鄉村話語治理建構體系，則需要在“三農”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提高水平，做出更為理論化與普遍化的高水準研究。
從小處著眼看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的建構，是以非常實在的立意，切實推進相關理論研究進程。在我看來，值得重視的“小處”甚多，但下述三個方面值得高度關注：
第一，鄉村話語治理的權利導向不能動搖。換言之，鄉民的憲法權利和部門法權利是我們談論鄉村治理所有問題的前置條件。鄉村治理話語，一定是維護鄉民權利的話語。鄉民的權利，以公民的現代基本權利即生命、財產與自由為核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這是一個建構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從世界回向鄉村的事務，也是確立鄉村治理的依憲治理、依法辦事原則的必須。尊重鄉民的法律權利，就確定了鄉村治理與鄉村治理話語的法治化導向。這是確保鄉村治理及其話語建構的現代方向的必須。否則，我們就會把鄉村當作勞動力的來源、把鄉村當作所謂“蓄水池”式的工具化存在、把鄉村當作土地價值變現的經濟增長點。這些看法，都違背了從小處著眼的鄉村村民權利導向。而這些工具化的主張，在“三農”研究中，甚至在城鄉融合研究中長期以來都是非常流行的。這是對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建構的一個誤導，需要做出根本的矯正：矯正那種以權力導向定位鄉村治理的定勢，確立重視鄉民基本權利、真正面對鄉民現實訴求、解決鄉民的現實困難的權利導向。從而真正確立鄉民主體與鄉民訴求主體，而非權力訴求主體和市民權利主體。這是從小處著眼看待鄉村治理及其話語建構極為重要的制度取向和非常實在的問題。
第二，需要特別強調鄉民訴求本身的正當性和合理性，而不應當只是在法治的角度、或人們認可的傳統文化的優越處為鄉民訴求呼吁。鄉民的一切訴求，無論在人們看來是否合理或如何過分，鄉民發出訴求本身的正當性是必須首先確定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鄉民發出任何訴求都有其合理性，這不僅印證了存在即合理的道理，也會印證合理的即存在的道理：前者體現了鄉民發出訴求至少保有最低限度的合理性而不會是完全的無理取鬧；后者顯現出鄉民發出訴求只會以其合理性而得到承認和滿足的特性。就此而言，人們不應該以缺乏同情和理解的、嚴厲批評的方式來理解鄉民的訴求，恰恰應當是以同情和贊許的態度來看待鄉民們的訴求。這是以理性看待鄉村發展、鄉村振興的應有態度。在這個角度看，在當今中國，人們需要高度尊重鄉民向城鎮和都市流動的愿望，尊重鄉民離土離鄉、還是離土不離鄉、抑或是離鄉不離土的權利。只有在提供鄉村按其自身邏輯充分發展的主客觀條件的前提下，人們才有理由吁求鄉民或回歸鄉村、或再鑄鄉村、或振興鄉村。這些選擇所具有的自主化特征，必須為建議者所銘懷于心。如果不滿足這些條件，人們只是單向要求鄉民回歸鄉村，并且認定這就是天經地義意義上的鄉村振興，那么就是對鄉民從生存權到發展權的明顯蔑視，就需要動用法律與社會工具來加以矯正。
第三，在承諾鄉民權利訴求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的基礎上，人們應當盡力滿足鄉民訴求、并努力為之提供資源，讓鄉村治理必須的資源向鄉村重新聚集。今天的鄉村，既是一個為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做出了重大犧牲的社會，也是一個資源嚴重短缺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改善鄉村的資源短缺現狀，是發展起來的城市對鄉村的必要反哺。鄉村資源供給沒有結構性的改善，所謂鄉村的振興，基本上就流于一個烏托邦的浪漫想象。怎樣把鄉村治理所必須的國家資源重新投向鄉村，是滿足鄉民的訴求，滿足鄉民權利的必然要求。這不是一個權力的導向，而是一個權利的導向，這是中國國家制度在鄉村治理上也就是農村人民權利導向上的一個體現。就此而言，資源向鄉村的傾斜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如果國家資源不足，投向鄉村的資源份額有限，就必須給鄉村自主治理并蓄積資源以發展強大的自主性，不能一方面扼住鄉村自主治理的資源咽喉，另一方面又拒絕給鄉村自籌資源的機會。這就會以鄉村振興為名，進一步惡化鄉村治理現狀。僅從這一特定角度保守地講，鄉村振興既是保護鄉村不受破壞，也是推動鄉村發展的社會契機。相反，如果以權力或城市人群的一廂情愿去振興鄉村，反倒給會鄉村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
盡管城鄉一體化是世界現代化的總體趨勢，但鄉村的存在仍然不同于城市的結構。尤其是對中國而言，由于現代化進程伴隨著顯著的城鄉二元化定勢，城鄉一體化從憲法到部門法的法治化改進，任務相當艱巨。而在實際的城鄉現代社會變遷進程中，城鄉差距依然較大。因此，有必要從法律、社會政策與資源供給等方面盡力縮小城鄉差距。但城市反哺農村，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個漸次收效、久久為功的緩慢過程，一切急于求成、意愿領先的做派，都會造成鄉村治理的災難。不可不審慎以待。
三、結語
只有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的鄉村治理知識建構，并隨施惠性回饋鄉村晉升到制度和價值取向上的鄉村振興，最終以村民權利哲學的建構讓渡出鄉村治理的空間，讓鄉民依法自治，才能期望中國以城帶鄉的發展、城鄉統籌的進步開出新局。而這是人們所可期望的事情。
總而言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的建構，需要種種資源的有效聚集。但激發城鄉人群的思想活力，可能是建構起有效的鄉村治理與鄉村治理話語體系的決定性條件。這是因為，“農村是一個想象的實體，即由學術界、媒體、政策制定者、農村游說團體和一般人反復提出和爭辯的有關鄉村性的論述所形成的實體。因此，農村是‘一種思想的范疇’。”
作者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來源:《鄉村治理評論》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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