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漸壯大的金融扶貧隊伍中，國有商業銀行當仁不讓地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以國有商業銀行參與的扶貧運作為例，我國金融扶貧工作在執行中有三大參與主體和一個理想循環。
三大參與主體，即政府是金融扶貧的規劃制定者和政策引導員，負責根據信息制定扶貧大綱，統一調配和引導金融扶貧資源的流動；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扶貧政策落地后的放大器、預警機與反饋者，負責利用其網點眾多、資金充足與貼近百姓的優勢將國家金融扶貧的深度和廣度逐步擴大，同時依靠其成熟的風險控制與數據收集能力，對扶貧過程中的風險進行檢測，并及時反饋數據，助力于政府下一期金融扶貧規劃的調整和完善；被幫扶農戶是金融扶貧規劃的受益者，也是金融扶貧效益的最終展現者。
理想的金融扶貧機制包含一個由三方面關系組成的良性循環：第一，政府向國有商業銀行提供財政支持、政策優惠與信用擔保，商業銀行進而為扶貧事業提供金融資源、風險控制與信息反饋；第二，國有商業銀行將資金投入扶貧項目，幫扶貧困農戶的再生產活動，促進農戶增收，進而獲得投資收益；第三，農戶增收，當地經濟得到發展與增長，進而支撐政府為商業銀行與被幫扶農戶提供更好的支持。
現階段我國金融扶貧事業尚處于較低水平的原因，用一句話概括便是宏觀上三個主體協調不暢，微觀上資金放款收款困難，導致一個理想循環無法達成。
參與主體協調不順。第一，就政府和商業銀行而言，理論上兩者應是分工明確又通力合作的關系，但在實踐中卻出現了各類溝通不力的問題，導致政策不了解，分工不明確，執行不協調等狀況，出現政府職能的“缺位”或“錯位”，金融資源被無謂地內耗。更有甚者，地方政府若對自己角色定位不準確，對金融機構過分干涉，強行“越位”擠占金融資源，就會嚴重影響扶貧資金的分配效。第二，政府與農戶之間的不協調源于農村誠信體系不完善與政府信息不充分。金融扶貧帶有一定的無償性質，符合扶貧政策的農戶可以從中獲得部分無償利益，這本無可厚非。但個別農戶見利起意，為符合扶貧標準，往往選擇游走于貧困線邊緣，通過“等、靠、要”獲取“免費的午餐”，致使扶貧資源浪費。另一方面，政府作為扶貧資源的分配者，有時因為信息渠道不夠通暢，在分配扶貧資源的過程中會出現扶貧對象把握不準、定位不精準的問題。第三，商業銀行與農戶間的不協調主要源于信任問題。被幫扶農戶作為金融機構的貸款人是脆弱的，其貸款有一定風險。因此，即使是在扶貧工作中，商業銀行在篩選扶貧對象時也往往有“嫌貧愛富”的天然傾向。與此同時，農戶也往往囿于傳統觀念，傾向于人情借貸，并對金融扶貧工具采取極其謹慎與保守的態度。因此，金融機構與困難農戶之間雖然存在較大的合作潛力，卻因互相缺乏了解與信任，使得商業銀行與被幫扶農戶參與扶貧項目的決心都被打了折扣。
放款回款難度都不小。除了參與主體協調不暢外，農村與城市發展差距較大，致使我國農村目前還處于較為落后的經濟金融環境中，加之其他自然、人文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國有商業銀行在金融扶貧中的資金投入與收回還面臨著諸多挑戰。我國農村被扶貧農戶具有較強的“長尾”特點，即地理上分布較為零散，需求上表現各有不同。這給商業銀行的放款工作設置了不小的障礙。現有商業銀行在金融扶貧時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具有“一刀切”的弊病，審批手續和周期的存在也使得銀行往往不能解決農戶的燃眉之急，最終導致銀行金融產品不符合農戶需求。農戶的分布特點也使商業銀行信用評級工作面臨挑戰。從回款角度來看，商業銀行在農村金融市場的投資回報也面臨著挑戰，“造血”難度大，也容易形成不良貸款，給商業銀行的風險控制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回款難度也由此加大。
隨著我國互聯網用戶、移動互聯網用戶在農村中逐漸普及，國有商業銀行線下觸網、進軍農村金融扶貧的條件也逐步成熟，“互聯網+”為金融扶貧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機遇。借由互聯網技術，我國金融機構可以快速切入農村金融市場，可以提高產品匹配與適應程度，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機構經營成本，尤其適用于到戶金融扶貧。
首先，互聯網能夠有效覆蓋具有“長尾”性質的幫扶對象，解決對象分布松散，網點機構不足的難題，讓金融扶貧的覆蓋面以互聯網模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其次，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的模式能夠將終端采集上來的數據（如幫扶對象的收入、經營狀況、家庭狀況等）合理分析，并根據扶貧對象的個性化特點，匹配或設計出“因戶制宜”的金融產品，極大程度地解決農戶與金融機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降低征信成本，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再次，借由互聯網技術，商業銀行可以節約諸多人力、物力成本，被幫扶農戶也能夠如愿得到與之更匹配的金融產品進行擴大再生產，最終實現雙贏。
最后，隨著電子商務涉農程度日益提高，互聯網技術也從戰略上拉動產業發展，最終讓金融杠桿著力于實業增長點，“造血”式扶貧模式得以最終成功。
作者: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四川省分行行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 2016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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