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期我國傳統城鄉關系正面臨著人地關系、產業關系和公共資源配置關系的三個轉型, 而家庭農場作為未來我國農業經營方式創新的主流成為支撐當前新型城鄉關系重塑的組織關鍵。未來我國家庭農場在新型城鄉關系下勢必面臨著組織形式、生產勞動關系、進入門檻和經營規模的四大方位性調整, 促使當前以家庭主導、小額雇傭、能人領辦為特征的家庭農場向股份制、精細化的企業組織轉型。
一、引言
破解趨于固化的城鄉二元結構, 構建以城鄉生產力調整為中心的新型城鄉關系是我國決勝全面小康、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由之路。相較于傳統城鄉關系過分倚重城鎮要素投入和核心—邊緣帶動論而言, 新型城鄉關系的形成在要素配置和生產關系布局層面都做了重大的戰略調整。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標準是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痹谶@里, 把握新時期新型城鄉關系的特征必須關注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動力機制, 二是基本目標 (1) 。從動力機制上來看, 新型城鄉關系的漸成機理必須服從工業反哺農業的客觀現實, 從而一定時期內仍然難以擺脫工業化帶動農業現代化、城鎮化促進農業現代化的要素流動規律。而對“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闡釋, 則是強調新型城鄉關系構建的最終目標。不論發展初期城鄉二元關系如何分割、工農產業結構如何不均衡, 都可通過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聯動機制重塑城鄉間資本、勞動力和技術要素的配置效率, 最終達成工農同步、協調發展的城鄉融合格局。
當前土地承包經營權關系和勞動力城鄉流動方向便天然成了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以家庭農場、種植大戶和專業合作社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為支撐新時期我國新型城鄉關系重塑中的微觀組織基礎。然而并不是所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都能夠自發適應適度規模經營的生產效率目標, 相較而言, 只有家庭農場這一生產經營模式更加適合新形勢下土地集約利用與農業適齡勞動力的配置需求, 因而受到學術界和決策層的高度關注。目前學術界在家庭農場的功能定位、發展優勢和經營規模條件方面存在較大爭議。明確這些理論盲區有助于澄清現實條件下我國家庭農場在新型城鄉關系構建中的積極作用, 也為我國決策層加速培育符合自身國情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體系、建立職業化農民隊伍和推進我國農業現代化提供政策依據。
二、資源稟賦約束條件下新型城鄉關系構建的三重動力
(一) “人多地少”的資源占有關系讓位于“人少地多”的新型生產經營關系
盡管按照人口增長趨勢和糧食自給率標準來看, 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將會一直是我國在糧食安全和人口規模擴張層面面臨的最大挑戰。但從農村發展條件來看, “人多地少”的主流認識早已脫離了當前中國農業基本生產實踐 (2) 。21世紀以來, 伴隨著城鎮工業部門的擴張和城市化進程的逐漸提速, 中國鄉土社會的人口—土地關系發生了巨大調整, 主要表現以下兩個層面。一是農村適齡勞動力的大量外出引發村莊“空巢化”和承包地“荒蕪化”現象并存。根據國家統計局和農業部的偵測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9億人, 占我國農村總人口的42.8%, 而“十二五”期間每年我國耕地撂荒面積則達到了3000萬畝左右, 使得2013年我國總糧食播種面積快速降低到16.8億畝, 遠低于國家指定的保障糧食安全的18億畝紅線。二是城鎮工商業資本過剩壓力和農村土地大量閑置加速了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為中心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 促使了以城鎮資本下鄉和村社精英領辦等為主導的多元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出現 (3) 。根據中國社科院和農業部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累積總面積達到3.4億畝, 其中按照土地轉入經營主體劃分, 經營面積在50畝以上的種植大戶超過287萬戶, 家庭農場超過87萬個 (《2014年中國農業統計資料207頁》) 。如此劇烈的城鄉要素配置變化迫使我們重新審視新形勢下我國新型城鄉關系的演變趨勢。是故, 對于承接城鄉生產力關系和地域空間格局的土地要素而言, 不能再單純遵循人均耕地占有量基準而應該側重于對生產型農地實際經營控制標準的考察。所以更加符合國情的一個客觀問題是:有多少人還在從事農業生產并且愿意留在農村從事農產品生產。農轉非過程的持續和土地流轉的加速雖然重構了當今我國城鄉生產關系的方位結構, 進一步加劇了工農部門勞動力供給能力的對立, 但也從根本上結束了我國農村勞動力長期被土地“鎖定”, 農地要素長期碎片化不具備規模經濟和資源流動性的體制弊端, 從而真正開啟了中國式農業現代化進程。
(二) 工農產業的城鄉二元分割逐步走向產業融合
傳統城鄉關系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工農產業布局的城鄉空間分異性, 大多表現為“以工立城, 以農養鄉”的二元生產結構。加之國家為積累資本而長期實行的城鄉剩余剪刀差戰略和限制人口地域流動的戶籍制度約束, 這種以工農關系劃分的城鄉關系便逐步確立下來。新型城鄉關系則與之不同, 在解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禁區之后, 工農部門的勞動力供求配置將逐步達到均衡。同時, 工業部門積累的大量資本因追求利潤會不斷追加到落后的農業部門, 促使工農產業利潤率平均化, 帶動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產業化。以工哺農, 以工促農的一個自發結果是當前繁榮發展的農村工業化和都市農業的形成 (4) 。
新型城鄉關系中所強調的“工農互惠, 城鄉一體”正是對工農產業從城鄉分割走向整合的最好闡釋。它的有力支撐正是當前中國農村經過新一輪土地產權改革而興起的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土地規?；洜I和專業化分工的導向下, 更加利于發展農產品深加工化和推動生態農業、智慧農業發展。涉農企業和專業合作社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一方面促進了工業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外溢和應用;另一方面為大規模開展農業機械化奠定了組織規?；A。這恰是當前實施推動農村三產融合, 激發和培育農村新型產業業態, 加速產業鏈、價值鏈、供給鏈三鏈同構的動力源泉。
(三) 公共資源配置由城鎮單級化轉向城鄉均等化
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雙軌制和社會保障覆蓋體系二元化也是傳統城鄉關系的主要制度特征之一。歸根結底則是源于地方政府長期主導的二元公共資源配置模式逐步固化的歷史性積累。黨的十六大以來, 中央一直致力于通過調整公共財政支出結構和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兩個措施逐步扭轉公共資源配置的城鎮偏向趨勢。201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又再次提出了中央和地方財政要持續加大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投入的具體要求。數據顯示:2011—2013年, 中央財政用于“三農”投入分別達10409億元、12287億元、13799億元, 年均增長15%以上, 其中超過60%投向了農業生產設施、農村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和新農合新農保領域 (《2014年中國財政年鑒312-313頁》) 。之所以公共資源要向城鄉均等化配置方式調整既是彌補農村公共資源投入缺失長期的歷史性欠賬, 又是適應城鎮化和工業化雙輪推動下傳統城鄉關系逐步瓦解, 重構新型城鄉關系的制度要求 (5) 。同時需要強調的是, 當代中國正在深入推進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 通過加速土地集約規范化利用和農村居民點空間整合, 大幅度降低了農村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供給成本, 是各級地方政府集中財力改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質量, 借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集中完善農村社會保障短板的最佳時機。財政部和人社部的數據表明:經過建立?；?、廣覆蓋、分層次、可持續的城鄉社保體系以來,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到2013年參保人數達到了4.98億人, 基本實現了參保率100%的預期目標 (《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787-788頁》) 。說明我國公共資源配套體制城鄉均等化改革在“十二五”時期已經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三、家庭農場在新型城鄉關系構建中的功能調整
(一) 吸納城鎮勞動力回流, 矯正城鎮化失序
學界公認的是:農業生產中大量的隱性失業存在和城鄉工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差異是決定農村剩余勞動力遷徙的根本誘因, 而城鎮產業結構及部門間就業彈性又構成了農民工城鎮充分就業的組織基礎。但我國工業化進程長期超前于城鎮化進程, 使得工業部門擴張所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并不能真正意義上融入城鎮人口, 加之社會階層排斥和針對農民工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缺失, 使得城鎮內部二元結構突出。有學者估計:截至2013年底, 大約仍有2.34億農民工未能真正完成市民化轉變。同時如果按照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中要求的2020年全國城鎮化率實現60%的目標計算, 未來5年還需向城鎮轉移1.1億農業人口。而最新的研究表明:當前城鎮化增速對于就業創造的貢獻比例大約為1:1.3, 若按照2013年的城鎮就業總量來看, 城鎮化每增長1%, 新創造城鎮就業人口約為500萬人。即便未來的城鎮化能夠持續保持1%以上的年均增速, 伴隨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布局調整也不能完全吸納存量和增量并存的3.4億轉移勞動力就業 (6) 。
如此巨大的就業壓力迫使我們開始反思適應可持續城鎮化的勞動力城鄉自由流動機制, 能否考慮通過農業現代化和職業農民的培育帶動農村就地城鎮化方式的實現?抑或積極利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吸納部分外出勞動力繼續從事農業生產?
我們認為, 發展家庭農場在吸納城鎮勞動力人口回流方面更有優勢。主要理由如下:一是調研實踐中發現, 家庭農場土地經營規模多在50~200畝之間, 適度的生產規模使得家庭農場組織生產模式在既定土地流轉總規模內能夠組建更多數量的同類經營方式。而家庭農場在家庭自我雇傭的勞動力基礎之上, 生產性勞動力的追加雇傭規模大多為3~5人, 進一步穩定了生產經營中的雇傭關系, 使得以家庭農場為載體的生產組織能夠在適當規模之上容納更多的回流勞動力 (7) 。二是與種植大戶、涉農企業、專業合作社不同的是, 家庭農場因土地規模有限, 并不適合農業機械化和精細農業的大面積推廣, 使得農業生產中不會出現嚴重的資本替代勞動現象, 對于日常生產中定額勞動力的需求得以延續(8) 。因上述特性的存在, 家庭農場經營方式的擴張有利于緩解城鎮化趕超所帶來的農村勞動力邊緣化問題, 也有助于通過吸納勞動力回流, 就地構建農村城鎮化新形態。
(二) 增進農業勞動生產率, 助推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
發展現代農業的關鍵在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改善, 而對于當代中國農業而言, 除了技術進步在農業部門的推廣利用之外, 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最大的因素便是生產組織方式創新 (9) 。在具體實踐中, 對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研判, 既要關注土地的邊際投入產出水平, 也要關注勞動力的邊際報酬和成本問題, 兩者共同決定了最優農業生產經營模式。當前國家致力于發展的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雖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農業勞動生產率, 但不同經營主體之間還是難免存在生產率實質差異。我們認為, 將種植大戶、專業合作社、涉農企業和家庭農場等經營方式相互比較, 勞動生產率最高效的仍是家庭農場。為什么家庭農場在當代農業生產中更具生產效率特征呢?這必須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來回答。
理論層面來看, 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大多取決于農產品供需主體間的市場締約關系, 而生產效率決定則由組織內管理費用和締約成本決定,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 生產組織的規模取決于替代市場所節約的交易費用與增加的組織管理費用之間的權衡, 組織規模的擴張過程中, 影響管理費用的最大因素便是委托代理成本。是故衡量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勞動生產率差異的理論淵源便來源于此。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家庭農場, 既繼承了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內部激勵結構, 又避免了德姆塞茨“團隊生產”理論中所謂的“搭便車”問題。故而是多種農業主體中唯一不受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約束的生產組織形式。同時家庭農場來源于實踐的適度規模經營, 又促使了家庭農場組織規模趨于生產最優化(10) 。
而從實踐層面分析, 調研的結果支持家庭農場是當前勞動生產率最高的經營主體的觀點。據農業部的全國抽樣調查顯示:當種糧戶的經營規模達到100畝左右時, 土地利用率會提高10%以上, 經濟效益會提高25%以上, 而如果超過200畝, 其追加的勞動力成本和農業生產預付資本成本將迅速提高, 經濟效益會逐步下降 (11) 。
(三) 穩定農業生產關系, 維護鄉土社會秩序
家庭農場的生產經營關系較其他經營主體形式更加穩定, 其大多直接由核心家庭的夫妻雙方或直系家庭成員共同經營。調研中只有少數家庭農場在農忙時節雇傭2~3個職業農民進行生產。因規模適中, 勞動參與率較高, 使得家庭農場經營模式更具備生產上緊密的勞動合作關系與宗族網絡上的血緣共同體特征。同時, 大量根植于村社經濟中的家庭農場, 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以家族為中心的勞動力外出預期, 使得村社“空巢化”現象得以緩解。而在家庭農場的生產雇傭關系中, 大多仍以親屬間雇傭或鄰里雇傭為主, 被雇傭農戶基本上都是具有固定勞動時間和期限的穩定合約關系, 或是已將承包地轉出, 享受土地承包經營權租佃利得又選擇留守的農戶。因家庭農場的種植結構多以糧食和經濟作物為主, 故而與傳統的“企業+農戶”資本下鄉或“合作社+農戶”模式相比, 在保留了農戶自身對土地經營權的主導地位之外, 還在尊重農民種植意愿的基礎上保障了糧食安全和農產品質量 (12)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結果顯示:家庭農場發展水平越高和試點規模越大的地區, 其糧食增產規模和農產品經營效益越好。越來越多的農戶開始選擇家庭農場自我雇傭經營, 以家庭為紐帶帶動農民增收的組織方式進一步穩定了村社社會關系。
四、新型城鄉關系穩態下家庭農場的發展的四維趨勢
(一) 家庭主導制向企業組織制轉型
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指出:“家庭農場是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但實踐中的多數家庭農場雖然還保留著以核心家庭為主要勞動力的生產模式, 不過在組織形式上已經出現了一些變化, 這些變化的實質便是按照專業化分工需求所形成的企業組織雛形。
以家庭為基本經濟核算單元有利于克服委托代理關系下的監督失效問題, 但在面向市場方面, 家庭組織并不適應市場價格風險和農產品流通風險等挑戰。在農產品供需條件的雙重擠壓下, 單一的家庭制農場正逐步向企業組織型農場轉型。在當前轉軌的初步階段, 企業組織制家庭農場的基本形式多采取與涉農企業聯姻以降低流通領域成本或與合作社簽訂生產協議以降低生產投入成本等, 從而形成了“企業+家庭農場”和“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的新模式。前者借助工商業資本下鄉形成農產品供需條件的縱向一體化體系, 有助于家庭農場的訂單農業和農業技術更新。而后者則更傾向于形成農產品的生產者價格同盟, 試圖通過強化農產品定價能力保護自身的經營利潤 (13) 。
(二) 小額雇工制向股份合作制轉型
家庭內自我雇傭和家庭外小額雇傭制的結合是當前我國家庭農場勞動生產關系的基本特征。但對于小額雇傭制而言, 兼業雇傭和周期性雇傭的特征還是過于明顯了, 這不利于穩定現行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和農產品供給能力。特別是對于一些經營績效較好的家庭農場而言, 追加資本墊付試圖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會受雇傭勞動力可獲得性的嚴格約束。兼業雇工在當代農業生產中面臨的最大困境是農產品生產的季節性和農村勞動力獲取工資性收入的地域性。如果家庭農場給予的勞動報酬低于外出務工收入, 那么兼業雇傭便很難獲得勞動力市場的積極回應。在這種情形下, 實踐中發展較好的家庭農場開始逐步試水股份制改革。通過家庭農場主之間的自愿聯合組建具有組織基礎的家庭農場協會, 固定雇傭總規模, 并為長期雇傭性質的農業勞動力賦予一定股權 (剩余索取權) , 以穩定勞動力的生產性預期, 強化內部激勵結構 (14) 。調查顯示:湖南湘潭、安徽蚌埠等地區已經在家庭農場的股份制改革中拔得頭籌, 通過政策鼓勵和資金支持, 這些地區的家庭農場協會已經初步發展起來, 家庭農場的兼業雇傭兩難得到了極大緩解。
(三) 能人領辦制向基層普惠制轉型
因試辦家庭農場租佃承包地的資金門檻約束和當前農村趨于擴大的內部二元收入差距, 普通的農戶無法自由創辦家庭農場組織。據農業部和中國社科院對浙江寧波和吉林延邊等地區的調研顯示:寧波地區自2010年以來扶持的家庭農場當中, 有超過50%是由種植大戶、村干部和經濟能人領辦。而延邊地區則類似, 在2012年的一次摸底調查中, 延邊州451個家庭農場中, 種植大戶、村干部、返鄉創業人員等種糧大戶領辦類型就占到了約45%, 其他的還包括:農民合伙類型18%, 農民專業合作社領辦類型28%, 城鎮個人創辦類型4.5%, 城鄉企業帶動創辦類型占4.5%等。盡管村社精英領辦的家庭農場具有快速實現種糧經濟收益, 輻射帶動其他農業經營主體, 增加農戶收入的正外部性, 但家庭農場主身份的單一化又會從另一層面對普通農戶產生明顯的生產擠出效應, 不利于家庭農場的適度規?；推栈莼?。今后對于家庭農場的發展趨勢而言, 應更多地以農戶合伙型、專業合作社領辦型乃至個體創辦型為主, 讓更多農戶平等分享農地規模化經營收益, 同時也能吸納更多種糧勞動力從城鎮回流。為此, 對于創辦家庭農場降低資金約束門檻和提高金融支持、財政補貼是各級政府部門優先考慮的政策方向, 以此逐步打破現行家庭農場能人領導制的偏向。
(四) 中等規模向精細適宜規模轉型
新型城鄉關系穩態下勞動力鄉土回流和資本下鄉參與土地資本化改革是大勢所趨, 故而對于我國家庭農場的發展前景而言, 必須考慮經營規模對農場主利潤最大化和農產品供給最優化的影響。多大的規模能夠滿足適度規模的要求呢?學術界對此爭議不休。2014年農業部發布的《關于促進家庭農場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曾給出我國一般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參照標準:即糧食作物的面積一般規定在50~150畝以上, 蔬菜瓜類的面積規定在30~50畝以上, 但實踐調查中發現:全國家庭農場平均經營規模達到200.2畝, 雖然平均經營規模較大, 但超過70%的家庭農場都集中在100畝以下, 遠遠小于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 接近于農地資源稀缺的日本。學術界認為, 強調家庭農場的適度經營條件, 其目的僅僅是為了使其更加適應市場規律和有序競爭秩序, 因此在經營利潤最大化目標下, 家庭農場最優經營規模必然是一個動態均衡值。有學者以遼寧省的要素稟賦估計, 如果充分考慮農地地形條件下, 家庭農場的最優適度規模為100畝 (6.67公頃) , 如果允許采用機械化, 則最優適度規模增加為1000畝 (66.7公頃) 。但對于多山丘陵地區, 大多數學者認為其最優適度規模不過50畝左右 (15) 。而在上海松江, 家庭農場的平均經營規模也達到了113畝。如此明顯的偏差說明, 理論上強調的適度規模并沒有一個適用于全國的統一標準, 符合地區家庭農場適度經營的根本原則只能依據本區的土地要素稟賦而定。我們認為, 家庭農場的最優規模發展趨勢應該以精細化為導向。往往超過300畝以上的大規模家庭農場的經營績效和穩定性均不如50~200畝之間的家庭農場, 因此未來的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應逐步向小型化、專業分工化復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改革與戰略2018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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