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戰略是我國在新時代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重大戰略構想，學界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逐漸分化為兩個視角：堅持農民主體性，滿足農民需求的內部視角；鼓勵資本下鄉發展多功能農業，滿足城市居民需要的外部視角。在城鄉融合的背景下，必須堅持內部視角，堅持農民的主體性，協同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共同實現鄉村振興。
關鍵詞：鄉村振興；農民主體性；多功能農業
1、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強調農業農村要堅持優先發展，將“三農”問題視為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是我們黨在建設現代化強國過程中的重大創新和突破。[1]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好主要矛盾關鍵在補齊農業農村農民這塊短板，關鍵在解決好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明確了各個實施階段的重點任務，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提供了最具指導意義的戰略布局。劉彥隨根據國際經驗和國別研究指出鄉村衰敗是全球在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都面臨的問題和挑戰，[2]黨中央在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做了深入分析之后，做出了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是新時代指導鄉村發展的指南。
學界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價值定位、實施原因、實施重難點、實施路徑等問題開展研究，為綜述的整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撐。鄉村為何要振興，又將通過什么具體路徑實現鄉村振興，學界研究的內外部視角沖突日益凸顯，因此本文主要從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兩個方面切入分析學界已有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所謂內部視角是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堅持農民的主體性，以農民的需求為先，實現內源性發展；所謂外部視角下的鄉村振興戰略則是強調滿足城市居民的需要，通過資本下鄉發展多功能農業來帶動鄉村發展。基于內外部雙重視角厘清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必要性以及具體實施路徑，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建構、統籌推進與落實具有重大意義。
2、內部視角下的鄉村振興戰略
（一）從內部視角看鄉村振興戰略的必要性
鄉村發展的問題突出，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受到限制，鄉村振興任重而道遠。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2030年前后我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70%，盡管如此，農村還是一個4.5億人生活的地域，對此陳錫文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和未來二三十年發展中的階段性特征不允許農村衰敗，而鄉村振興戰略現實關照的就是鄉村衰敗現象。[3]韓俊則從城鄉要素流動方面進行論述，他認為當前城鄉之間的要素合理流動機制仍然存在缺陷。一直以來，鄉村處于一種要素給予的狀態，繁榮了城市，掏空了鄉村，以“人、地、錢”為標志的要素還存在不平等交換，尤其是“人”的流失導致農村“空心化、老齡化”等問題，“農村病”的解決催生了鄉村振興戰略。[4]劉奉越認為當前農村的“空心化”正走向人口、產業、服務、區域的全面“空心化”，成為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的突出問題，而且很有可能引發社會風險。[5]葉敬忠等也認為城鄉空間不平等以及資源非公正分配的體制機制造成農村發展日益窄化，從城鄉變革維度說明鄉村振興的實施必要。[6]朱政則轉從文化看鄉村，他認為當下農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貧困勝過物質條件的匱乏、人員的流動以及生態環境的惡化。[7]的確，費孝通先生筆下的鄉土文化正在慢慢消解，農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直接導致價值觀混亂、信仰危機嚴重，邪教組織大肆招攬信徒，長時間接受邪教教義的灌輸，小到影響家庭和諧，大到破壞社會穩定。鄉村公共文化建設需要鄉村文化振興，也只有鄉村文化振興能夠解除鄉村文化危機。
我國要實現全面現代化，農業現代化是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6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講話中就指出農業仍然是現代化建設的短腿，農業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吳群認為我國“農業沒有形成優質化、特色化和品牌化優勢，沒有形成地區品牌和地區優勢產業”，而且農業規模化與現代化經營緩慢，傳統的耕種方式、分散的經營主體導致資源空置化嚴重，農業效率和效益低下，農民的收入受到限制。[8]另一方面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持續外流，打破了小農經濟自下而上積累的內部平衡，使得傳統小農家庭生產的內部勞動分工模式逐漸被重新構建，農村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嚴重，[9]“老弱種地”、“農地用途改變”、“大面積拋荒”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要補齊農業發展的短板，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能夠成為農業現代化的獲益者。
對“三農”工作來講，最艱巨的任務是促進農民增收，最能體現工作成績的也是促進農民增收。黨和國家一直把促進農民增收作為“三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推動下，農村的基本狀況得到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經濟社會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農民尤其是小農戶所享受的現代化水平仍然偏低，城鄉還有一定的差距。[10]李銅山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為了貫徹共享發展理念，讓鄉村能夠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享受到應有的福祉，讓農民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富起來，而不是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被邊緣化。[11]鄉村振興戰略要以多渠道拓寬農民的收入為目標，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發揮農民在鄉村建設和發展中的主體作用。
綜上所述，內部視角下的鄉村振興戰略立足于農民的內在需求，在充分分析當前鄉村發展態勢的基礎上，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必要性歸結到農村發展、農業繁榮、富裕農民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來分析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初衷，滿足農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堅守農民主體性的基礎上積極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著重體現了我國長期以來“以農為本”的政策導向和發展理念。
（二）內部視角下鄉村振興的具體路徑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需要強化人才支撐，農民是鄉村建設的主體，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有助于優化農業從業者結構，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注入一股新的動力。馬彥濤強調新型職業農民是鄉村振興戰略的主力軍，加強對新型農民的培育，形成教育培訓的長效機制，以此提升農民的素質和素養。[12]傳統農民是新型職業農民的主要來源，也是農業職業教育培育的重點對象。胡焱認為構建科學的職業農民培育體系能夠增強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的實效性，持續有效的農業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教育和培訓，能夠加強農民的自身能力建設，提高農民的科學知識和生產勞動技能，進而促進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業發展。[13]楊璐璐指出“農民職業教育過程中要以農民需求為導向，著力提升職業教育的精準性”。[14]而實現傳統農民向新型職業農民轉型還需要農民意識上的轉變，通過課上課下的職業意識培育以及發揮典型的示范作用來引導農民樹立職業發展意識，實現新型職業農民的真正轉型。[15]重視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工作，全面建立職業農民制度，一方面能夠保障農民的主體性，另一方面也能夠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
鄉村內部資源的原始狀態是離散的、無序的，有效整合鄉村內部資源，能夠最大限度的發揮內生資源的效用，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趙光勇通過借鑒“米提斯”認識論概念，提出要激活鄉村社會內生資源，鼓勵在把握地方特色的基礎上自主探索和大膽創新，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地位，杜絕簡單粗暴的一刀切，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16]張丙宣等也強調了鄉村可持續發展，他認為外生性發展只能是短期的，鄉村長期靠依賴外部“輸血”是不現實的，鄉村振興的關鍵是要加強鄉村內生能力建設，真正實現由內而外的自給和繁榮。[17]除此之外，新鄉賢也是鄉村社會的一筆豐厚資源，包括其自身的知識、經驗、技術、人脈以及財富等。作為連接鄉村和城市的紐帶，新鄉賢在推動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方面發揮著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李金哲認為要通過營造新鄉賢文化，重建鄉村傳統文化和復興熟人社會；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新鄉賢自治組合，為外出的鄉賢提供參與鄉村治理的平臺，為鄉村振興培育新鄉賢群體。[18]
隨著生產社會化、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加之大量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傳統上分散的、小規模經營已經不能滿足農業現代化的基本要求。2017 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強調要壯大集體經濟，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集體經濟運行機制，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提高農民收益，有效帶動小農戶發展。[19]簡新華等在對貴州省塘約村開展實地調研后，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還是要像鄧小平所說的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第二個飛躍”，塘約村采用的股份合作形式的新型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營方式，實際上就是“第二次飛躍”的有益嘗試而且成效顯著，并且他強調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形成有效的激勵監督約束機制，使得塘約村的共同富裕道路成為一條可復制可持續的道路。[20]鄭有貴針對深度貧困地區脫貧展開討論，他認為這些地區應以國家實施扶貧政策為契機，借鑒固原市“黨支部+合作社+農戶”的共享發展模式，構建符合地方發展規律的合作社治理結構和合作機制，保障農民共享發展紅利，從而推動鄉村實現由脫貧向振興轉變。[21]張楊建議在壯大集體經濟的同時要注意人民公社、家庭聯產承包制、集體經濟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吸收經驗教訓的同時也要正視小農經營的弊端，沿著“越公平越有效率”的路徑逐步發展壯大集體經濟。[22]我國還有相當數量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還比較薄弱，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創新多種形式的合作社對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具有重大意義，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
3、這是一個動態的數字標題
外部視角下的鄉村振興主要是從城市的需求出發，深入挖掘鄉村價值，借助工商資本下鄉的契機發展多功能農業，滿足城市居民不同層次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劉勵敏等認為“多功能農業是功能屬性的產業化，它要解決的是農業產業領域的拓展，農業生產力在深度和廣度上的開發，農業除了提供公共產品的經濟功能外，還具有保護自然環境、農村田園景觀保全、農村就業、糧食安全保障、生物多樣性、食品安全、農村傳統文化傳承以及動物福利等生態功能和社會功能。”[23]
（一）從外部視角看鄉村振興戰略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時代，城市居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水平越來越高，日常不再局限于物質層面的消費，而是更加注重精神層面的享受。張強認為實施鄉村振興的根本原因在于為城市提供多功能農業產品供給、綠色生態空間的支撐，為城市居民留住“鄉愁”、守住“綠水青山”，滿足城市發展的內在之需。[24]鄉村的發展狀況與城市多樣需求的關聯越來越密切，外部需求的增長迫切需要鄉村扭轉日益衰敗的現狀，實現鄉村振興。
從文化層面上看，鄉土文化正面臨一個機遇與挑戰共存的歷史時空，正確認識并利用鄉土文化的多元價值能夠促進城鄉融合，扭轉日漸衰落的鄉村；反之則可能破壞傳統鄉土文化的根基。朱啟臻認為傳統的鄉村文化資源的經濟價值越來越凸顯，和諧的人際關系、健康的生活方式、豐富的民俗和地方文化諸如此類，不僅可以為當地的特色農產品賦予文化內涵，還可成為針對城市居民休閑娛樂、旅游度假、體驗鄉村傳統文化風俗與傳統文化的目標吸引物。[25]談到鄉村旅游，劉朝文認為鄉村旅游依靠其獨特的鄉土文化特質成為連接城市和鄉村的一個重要紐帶，能夠促進鄉村社會資源和文明成果在城鄉之間的共享以及要素雙向流動的實現，還能夠逐步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和城鄉差別，優化鄉村產業結構。[26]對鄉土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與第三產業的深度融合，為新業態的培育創造空間，這都需要鄉村振興戰略的規劃與支持。
一直以來，農業的經濟功能被無限放大，其他功能逐漸被忽視，然而隨著城市化帶來的弊端不斷顯現，農業的生態環境功能不斷凸顯。周立將生態環境功能作為農業的八大功能之一，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能夠實現自給自足，但所有的農村基本上都是自給自足的系統，農業本身可以自我消化所有的廢棄物，形成自我循環系統，在此基礎上還能夠幫助城市凈化空氣、污水、垃圾等廢棄物，向其提供新鮮空氣、清潔水源。[27]正如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廣大農村地區為其雙核心城市提供了體量超過 10 倍的生態空間支撐一樣，張強指出我國各個城市也需要周邊的農村地區乃至全國的農村為他們的城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綠色空間和生態支持，還能為向往鄉村生活的城市居民留住綠水青山，這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長遠之道，是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因此鄉村振興戰略勢在必行。[24]
綜上所述，外部視角下的鄉村振興戰略立足于滿足城市居民的發展需要，深入挖掘鄉村的價值，使傳統上單一的農業功能演變為文化、生態等多方面的功能，從一定程度上看來，發展多功能農業也是深化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的關鍵點，從而為城市提供多功能的農業產品，滿足城市居民休閑娛樂、養老、養生、旅游度假等需求。
（二）外部視角下鄉村振興的具體路徑
鄉村振興戰略為鄉村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打造鄉村農業產業融合發展的新模式。日本和韓國將自身通過鄉村產業融合而培育出來的新業態，稱為第六產業。周立通過分析兩國發展第六產業帶動農村發展的經驗，歸納出加法效應和乘法效應，并認為我國應該在以農業多功能性價值增值的核心目標指引下，將側重于產業連接過程中創造新供給的加法效應和側重通過產業融合來培育新業態的乘法效應相結合，滿足新需求和新供給，實現農業多功能性的價值增值，在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能夠滿足城市居民多樣性的需求，助力鄉村振興。[28]劉朝文就發展鄉村旅游來說，要加大旅游產業的關聯度，拉長產業鏈，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帶動和輻射其他產業，培育和壯大鄉村旅游產業群。[26]申端鋒強調在培育新產業新業態的過程中，既要反對像過于重視資本投入和鄉村經濟功能這種過度積極的鄉村振興戰略，也不贊同過于消極的觀點，即過度夸大鄉村衰敗，認定鄉村終將消失，而是應該要發展一種適度積極的鄉村振興戰略，杜絕產業發展資本化和去小農化。[29]培養新產業新業態固然重要，但這只是實現鄉村振興的一種手段，不能將其作為評價鄉村振興的唯一標準。
民宿作為鄉村旅游產業的延伸，在工商資本的支撐下不斷發展起來，成為鄉村振興的一股重要推動力量。但是在民宿的發展過程中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逐漸消除農地經營權或土地使用權城鄉流動的限制。農民的城市化帶來了大量的農地拋荒、房屋閑置，導致鄉村資源浪費，而民宿的發展迫切需要空間的供給，李增剛建議放寬對農村土地產權流轉的限制，促進城鄉之間土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的流轉，通過市場化機制提高農村產權流轉交易的價格，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既為農民遷移到城市創造條件，又能夠成為資本下鄉帶動多功能性農業發展的重要平臺。[30]二是推動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提檔升級，改善城市居民的消費體驗，這包括周立提出的完善和升級水電路網的等公共設施，以及衛生、教育等基本服務，提高鄉村的交通和信息的可通達性，在此基礎上才能夠保證客源的可持續性。[28]
基層政府不僅擁有鄉村建設發展的政策制定權利，還占據著絕大多數發展資源，強化基層政府的責任意識，引領鄉村發展。張新文等認為基層政府需要在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上，通過升級農業產業結構來提高農業產品的綜合效益和核心競爭力，以此來提升招商引資的支持力度，吸引更多的資本企業投資農業及相關產業。[31]另一方面，基層政府為工商資本下鄉和鄉村社會產生關系架起了一座橋梁，曾博強調基層政府不僅要切實保障好農民的合法權益，還要構建相關主體有效利益聯結機制，合理安排各利益主體的利益，兼顧逐利資本和弱勢農戶，在工商資本投資企業和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推動工商資本和鄉土資源的深度融合，實現“雙贏”。[32]進一步強化地方政府的責任意識，切實履行好基層政府的公共性職能，維系鄉村社會內外部環境的穩定，為鄉村振興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4、結論與討論
鄉村振興戰略是以往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不再局限于如何建設農村的問題，而是思考如何把農村發展地更好，讓鄉村的發展地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鄉村振興戰略的頂層設計在不斷的完善，統籌推進與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是現階段的工作重點。本文基于內外部雙重視角對當前學界既有的關于鄉村振興的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外部視角的研究還是占大多數的，他們大多認為資本下鄉帶來的產業興旺是實現農村發展、農業繁榮、農民富裕的最有效途徑，具體而言也就是依托外部力量助力鄉村振興，實現外援性發展。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重點，而且鄉村振興并不是關起門來搞建設，應該積極借助外來力量發展鄉村，因此強調由資本下鄉助力鄉村振興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學者并沒有完全忽視農民的主體性，他們在強調通過資本下鄉發展多功能農業的同時也提出要堅持農民的主體性，要求保障農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平等受益的權利。另外一部分堅持內部視角的學者則從“三農”本身出發，主張優先整合鄉村內部資源，提高內生能力建設，實現內源性發展、可持續性發展。總之，學界對于鄉村振興的研究都能夠結合我國的國情、社情、農情，把“三農”問題統籌到國家改革發展的全局中去統籌推進，做到“跳出農村看農村”。但是從各方面考量，農民都是處于弱勢群體的那一方，對于協調好強勢工商資本和弱勢農民群體權利、利益關系方面仍然需要加強。
筆者認為，農民是鄉村的主人，是鄉村振興戰略的主要參與者和受益者，其他任何主體都只能是協作者，因此無論是內部視角還是外部視角下的鄉村振興都要貫徹中央一號文件中強調的“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著重處理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各主體的利益關系，確保各參與主體能夠協調共進。其次，在城鄉融合的背景下，我們要堅持從內部視角看待鄉村振興戰略，協同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讓農民能夠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警惕資本下鄉堆砌的多功能產業給農村帶來虛假繁榮的同時損害農民合法權益，加快形成合理的利益共享格局，更好地落實鄉村振興戰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周口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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