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關系”一直是“三農”研究的熱點議題之一，且在鄉村振興的語境下正朝著“新型工農”的方向在發展，這也是伴隨著城市化、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體現出的一種“城市”（產業等）何以對待“鄉村”（居民等）的議題。
從目前全國發展城市的趨勢來看，“都市圈”已經越發成為策略之一。以長沙為例，“長株潭”即為一個典型。再以成都為例，也是如此。且成渝雙城經濟圈中的“重慶成為繼南京、福州、成都、長株潭、西安之后，第6個獲批的國家級都市圈。”也即，種種跡象都在表明，如今的城市也在“抱團式”發展，而內核的很大一部分成色就是“如何把圈子做大”，進而把之前城市未覆蓋的城鄉土地與人口吸納進來，共同組成新的城市樣態。
繼而，在都市圈這樣一種新模式下，鄉村何以融入城市發展？還是像過去一樣嗎？例如，在農村種菜拖到城市里去賣，然后繼續居住在農村。抑或是，出讓土地給城市發展（在城市有需求的時候），而后農民得以一些補償。這種發展方式，依然是把城市與村民割裂的，甚至是“虹吸”的。村民的利益會受損，而城市也無以得到村民的人口紅利等。歸根到底，是“城市找農村要”的發展模式。
以賀雪峰教授為代表的學者們在2010年就提出了一個論斷——“新的城市剝削農村正在形成”，即——“第一代農民工從外面賺錢回村莊消費,使農村變得繁榮,并且生機勃勃。而第二代農民工則是將農業收入拿到城市消費,并不在村莊從事農業生產,他們的父母在農村耕作,并將維持溫飽以外的所有剩余拿給他們到城市消費（比如買房等）。這樣一來,在縣城買房的年輕人就不只是不贍養父母,而且通過代際剝削將父母從事農業生產所獲收入拿到城市消費。新的通過代際剝削而成的城市對農村的剝削便已成型。”此種說法不無道理，例如在婚嫁市場中，湖北某地級市，男方如果在城里有房且房貸未還清則不嫁。這就決定了代際剝削后的年輕人把資源不斷地供養城市，形成了“城市找農村拿”的城鄉關系。
當然，這樣的關系背后復雜因素還有很多，此處僅僅是以調查得到的一些樣態與景觀來說明上述所說的“新的城市剝削農村正在形成”。不僅如此，在1949年后城市索取農村的資源、物品、人力等還不少，但提供的回饋和保障卻不多。但城市為了自身越發向好向強的發展，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是“拉動”鄉村一起“共舞”，政策裹挾與資源吸納，帶來的結果依然是“單向度的代際剝削”。人口就是一個典型的指標，而其流動則一次次說明，城市不僅在“虹吸”，還在繼續“索取”，包括人口資源、土地資源等。尤其是以房地產、低水平的加工業或服務業，無論是購買還是務工，農村人在城里舉步維艱。但先前還是無以阻擋“鄉村凋敝論”。加之“去農文化”和“跳出農門”讓鄉村越發無人、無業。
是不是城市沒有意識要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不是。現在我們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就要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所以實行了幾百年、上千年的農業稅全部取消了，國家還為農民交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還有貧困戶補助，所有這些社會開支一概由中央財政負責。”而在近些年開展的脫貧攻堅戰略，更是此種之體現。2021年，“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這樣的反哺是對過去“索取”的一次重大補償，是城市發展未忘卻鄉村的重大體現。但內在邏輯，還是“拉動型發展”。為什么？比如免除農業稅，是以工業為基石，讓其承擔更多分量而減輕農民的負擔，即“拉了一把”。盡管如此，但農民的確得到利益。
其實，鄉村的發展，不能光靠“免”和“給”，還需要鄉村的內生式發展，尤其是在鄉村振興這一戰略繼續推動之下，發揮鄉村價值，完成鄉村轉型。
我們還需要清楚的是，鄉村是不能消失的，以日本為例，他們還曾經采取過“造村運動”，而且筆者在專著《半解鄉村》（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版）里面也多次提到——城市化不是消滅農村。我們之所以有這樣的論斷，還在于鄉村有它自身的功能。從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出發來看，如果鄉村這樣的子系統出現問題，則城市無以發展，如蔬菜、糧食這樣的生活物品誰來供應？所以無論是為了保障“糧食安全”還是“土地紅線”，城市不應該繼續“索取”，而是以現行的一些發展戰略來驅動它一起發展——鄉村振興就是一個很好的體現。
在功能分化的前提下（這一點尤其重要），鄉村要發展產業，則城市需要供給資源和機會等。如此形成城鄉融合的新模式——“有邊界的彼此互嵌式發展”。什么意思？邊界在于城市不能無限制的擴張，而鄉村繼續保障它的功能發揮，哪怕是“土地兜底”。城市要發揮它的市場功能，鄉村則發揮它的供給能力，正如李小云教授所說：“如今，鄉村基礎設施改善，產業開始多元化，鄉村價值正在回歸，大美鄉村已具備吸引人的條件。如今，城市動能正在激發鄉村潛能，提升了鄉村在市場中創造財富的能力。”此處所提及的“激發”正是驅動之體現。
盡管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同等重要，且要實現并非一朝一日即可完成，背后也有曹錦清教授所說的“復雜性”，但城鄉二者之關系，理應理順，并呈現出城鄉等值化、差異化、均衡化的價值取向才為正確。正如著名城市學家劉易斯·芒福德所說的那樣：“城與鄉承載著同等重要的價值并需要有機結合在一起，在這方面，德國是成功的。”所以，以都市圈、城市化為抓手的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務必是城市提供資源、市場、環境、條件、人才等多方面的幫助，“激發”或者“促進”鄉村一同發展。而不能“城市重，鄉村輕”，那樣我們會摔跤，走不遠。要善于打破長期以來的“城市優先”的思維慣性，讓鄉村價值復興與城市價值回歸。繼而培育出城鄉命運共同體。城鄉也要積極在“人、地、錢、技、業”等關鍵要素的配置上合作，城市應該利用優勢驅動鄉村發揮自身功能才能讓振興活化。
總之，正如雷剛教授所說的那樣：“要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有序流動，構建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價值共同體。”而這還需要在很多關鍵環節上進行改革，方能促進二者同頻發展，最終呈現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鄉村讓城市更向往”的美好圖景。如此，城鄉才能有機共融與彼此共榮。
（作者系重慶工商大學社會學西部研究基地研究員，重慶工商大學社會學系講師，澳門大學社會學博士;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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