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中國鄉村社會也在加速變遷。在此背景下，數千年來滋養于中國村落的民間文化、傳統民俗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中國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新生活力是什么？帶著這些問題，一批民俗學研究者扎根農村，觀察與民俗文化共生的村落變遷。他們在扎根村落、深入傳統中，形成他們關于田野經驗的中國話語。
在村落中觀察民俗文化事象
村落被民俗學者視為田野調查的最佳場域，也是最基本的空間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鐵梁表示，民俗學把村落作為一個整體的小社會進行觀察和分析。在村落中觀察到的民俗文化事象，具有時空的限制意義。
民俗學家如何展開村落研究？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張士閃介紹，研究者將村落中的人、習俗、文化傳統與生活現狀等視為一個整體進行深描，逐步理清村落社會運行的邏輯，闡釋村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賦予生活的意義之所在，并在此基礎上對廣泛意義上的鄉土社會形態與社會變遷狀況予以描述與推導。
近年來，以村落為單位的個案田野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今年發布的《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也將“完成‘村落文化志’系列叢書”納入其中。談到“村落文化志”編寫的必要性時，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主任李松表示，當下開展以關注文化價值為核心、解決農村實際問題為指向、多學科跨學科參與的中國村落的系統研究尤顯其時代緊迫性，“中國村落文化志”規劃的提出也是基于這一背景展開的。
注重長時段跟蹤村落發展
傳統的民俗學村落田野研究或以對民俗事象空間維度的橫向比較與時間維度的縱向鉤沉為基本研究模式，或大量借鑒西方人類學的田野理論。中國民俗學者以村落為對象的田野研究既服務于當下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也在實踐中提煉著對本學科研究方法、理論的思考。
張士閃從村落田野經驗中提煉出了當下村落田野研究正在形成的方法自覺。一是注重人地互動的關系，從人與自然之間長時段的相互塑造關系來理解民俗傳統；二是注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禮俗互動的關系，從鄉村生活實踐中觀察整個社會的禮俗互動態勢，梳理其價值演化的脈絡、機制與邏輯；三是關注田野調查中的人際互動關系，將田野訪談視作一種特定的人際交往方式和文化互動實踐。
要做到這三個互動，意味著對研究對象的長時段觀察。在主持文化部項目“多民族地區村落文化保護與社會發展”時，李松等幾位學者就曾用14年時間跟蹤觀察過一個普通村落。張士閃將這樣的村落田野研究方式稱為“深描”。
在張士閃看來，“關注農村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關注老百姓的想法，尤其是他們對所置身的文化傳統的糾結”，正是中國民俗學者在研究本土村落時不同于國外漢學者的優勢所在。中國民俗學者與中國村落有著文化的共振，對其背后的傳統有細微的體察，從中可以透視出很豐富的內涵。“比如某些村民村落的俗語可以成為進入村落文化的切入點。”
以“志”的方式書寫中國村落
“志”的文體方式被廣泛運用于民俗學調查、研究與書寫。如在新修地方志中有民俗志的專卷或專篇，以省、市、縣、鄉、村為單位的一批地方民俗志，以省為分卷的《中國民俗大系》《中國民俗大全》和以事象類別為分卷的《中國民俗通志》。
“民俗志不同于一般志書寫作，它要掌握并且傳達出人們對于各種生活經歷的鮮活記憶與真切感受。以村落為單位的民俗志或文化志，是要通過一個村落來了解與這個村落所處的一個大社會的共同性的歷史、社會結構性、整體社會文化類型。”劉鐵梁針對區域民俗志提出了以“標志性文化統領式”的民俗志調查與書寫方法。他談到，這既要考慮怎樣抓住一個地方民俗文化的總體特色，又要考慮一個地方的各種民俗現象之間存在的互相連帶和建構的意義關系；既要有一般生活文化知識的詳細敘述，又要容納一些個人或群體的生動的故事，與地方文史志的寫作形成分工。
李松表示，未來以“志”的方式開展中國村落文化的寫作，要將中國傳統志書和當代人類學、民族學或民俗學調查報告式的志書寫作相結合。在此之前，《中國節日志》已經做了很好的探索。比如節日志前半部稱為“志略”，基本延續中國傳統的修志模式，后半部則是學者在不同學科學術要求下做的調查報告。對于獲得今年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資助的“山東村落田野研究”，項目主持人張士閃做出初步構想，將以村落展示不同區域的文化特質，并兼顧各種類型的歷史文化積淀區域；同時還要注意村落自身的不同類型和模式，深描村落的個性特征。
李松也提出，現在民俗志、文化志研究性的案例成果已經很多，但大多呈現碎片化的形態，缺乏從整體上形成系統全面的認識；而且往往側重解釋現象、分析問題，卻很少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未來村落文化志的編寫會更強調其實證性價值，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標。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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