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小農大國，今天尤甚。2.3億個家庭承包經營農戶，就農業的經營主體而言，是美國230萬個的100倍，是英國23萬個的1000倍。中國小農何以如此長期占據農業的主導、主體、主力地位，除了農業需要以家庭為基本經營單元的特性之外，還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特殊的制度環境。
一、優秀的遺傳基因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何以如此？關鍵就在于農業文明時代的中國農業有著優秀的四大遺傳基因。
一是一江一河的地理協作。黃河流域的旱作農業和長江流域稻作農業共同孕育了中國萬年的農業歷史。古代中國農業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治水。五千年農業文明史就是一部一河一江的治水史。治水必須上下游、左右岸齊心合力，在地理上協作、在空間上聯動，培養出協作精神，在協作中結成利益共同體。早在秦統一中國之前的幾百年里，一些諸侯國就已經精心設計了許多水利工程，在地方志中更是充滿了這方面的記載。北方的黃河淤塞嚴重，經常泛濫并帶來被稱作“河殤”的巨大災難，黃河的改道甚至斷送了王莽的新王朝；西南四川省人口密集的成都平原幾乎所有的農業用水來自戰國時代李冰父子所筑的都江堰，迄今仍惠及眾生；在東南地區，則是需要精心控制灌溉用水的水稻種植。水資源的管理非常重要，一條河流、一條水渠流過的村莊形成了保護小農利益的群體，而不同的群體為了共享水利資源而又結合成為一個個超村落范圍的合作圈子。而基于國家對于水利設施的整體控制，又形成中央統一的國家大共同體。治水是如此重要，以致于有些學者把中國稱為“水利社會”。而水之“利”來自于上下游、左右岸世世代代持之以恒的地理大協作，原子化的小農戶在治水問題上的結盟，是變水害為水利的關鍵。
二是文化一統的群體偉力。自秦統一后，中國一直以來使用漢語和漢字，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沒有這樣的優勢，印度到現在仍然有100多種的語言文字。目前世界有14億人以漢語為母語，而只有4億人以英語為母語。假如中國沒有統一的文字，我們可能會看到和歐洲類似的多語種情形，當然也形成不了中國這樣的一種超大能量的創造力。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表明，雖然存在著不同的方言和獨特的地方文化，借助于互通的文字系統，公元前300年前后戰國時代的各國都參與了同一的哲學爭辯和討論，形成了眾多的哲學思想流派以及一個大范圍的文化區域。而早在戰國時代，《道德經》的絕大部分內容就已經在中國流傳。不管歷史的風云如何變幻都沒能湮滅中國文化的傳承性。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和巨大的思想統攝性造就了中華民族極強的凝聚力，更方便文化的創造、傳播和繼承。
三是遵循規律的先發優勢。中國的傳統農業是以生活為中心的農業，遵循自然規律，不與自然對抗，在封閉的內循環圈內——農作物的果實留給人類食用，根莖葉喂牲畜，然后人畜糞便還田作為農作物的肥料，年復一年的循環向前發展。西方現代農業是以生產為中心的農業，它打破了這個內循環，注入了兩個外力——農藥化肥和機械，產量大增，效益大增。單純的生產效益追求造成了諸多的弊端，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揭示了唯“利”是圖的社會造成的嚴重后果：為了工農業發展而大量使用的化學物質，特別是人工合成農藥的生產和使用，正在悄悄威脅人類的生命和環境。中國的小農所創造的傳統農業因沒有借助農藥化肥和機械這兩個外力，發展較慢，但是比較穩固并與自然和諧相處，具有綠色、生態、有機的特性。伴隨著西方后發農業的弊端日益被社會詬病，中國傳統農業的先發優勢日益凸顯，呈現勃勃生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四是農業哲學思想的理論指導。中國在農業方面的著作，今天可以看到名字的就有500多種，可以看到原著的有300多種，浩瀚的著述奠定了中國農業哲學思想的基礎，揭示了天人之間真正的關系是伙伴、是朋友，理應遵循天人合一、天人共生的自然規律，這些著述都是我們老祖宗農業實踐的結晶。“天時地利人和”的農業哲學思想被世界公認為人類文明的黃金定律，放之四海而皆準，是最高境界的理論指導。中國農業文明之所以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這是重要的秘訣之一。
二、優質的歷史積淀
惶惶五千年文明史，中國農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積淀出豐厚的歷史文化。
一是動植物文化。中國傳統社會常以“五谷豐登，六畜興旺”作為祈年的吉語。從出土的遺物看，在一萬年以前，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已分別成為農作物栽培兩個不同的起源地，大約公元9000年前，那些收獲野生水稻的華夏先民就開始在長江一帶栽培水稻，在公元8000年前則在北方的黃河流域開始栽培小米，也就是說，北米南稻的社會制度在公元8000年前已經開始建立起來了。在近代基于生物遺傳學理論的育種技術發明之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掌握一套自成體系選育作物的技術和方法，在此基礎上培育出了豐富多彩的傳統作物品種，形成了獨特的本土農業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粟文化、麥文化、稻文化、蠶桑文化、茶文化及家畜家禽文化等。
二是農業技術。我們的祖先創造了一整套獨特的農事活動方式和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其精華部分，至今仍是世界現代農業發展值得借鑒和發揚的要素。審時相物的農事歷法仍被用于推算傳統節日、安排農事活動。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動物馴養技術、林果繁育技術以及發酵釀造技術等在文明積累的歷史長河中起到了開創和啟迪的作用。
三是經營模式。從技術層面看，創造出如稻魚共生、豬沼魚、間作套種、立體養殖等經營范本。從宏觀格局看，傳統小農經濟主要以家庭為單位從事生產和消費，自給自足，比較富裕的家庭甚至有一條規矩：家庭成員不應吃或穿他們不生產的東西。與此同時，小農經濟又保持小農業與家庭副業相結合、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在這種“兩條腿走路”的經濟模式下表現出典型的生態型農業文化的特征，形成特殊的循環農業模式，并用較少的土地養活較多的人口，具有極高的經濟效率和強韌的競爭力，它甚至戰勝了城鎮化手工業模式以及雇工經營的大農場。
四是農業哲學。傳統農業不僅孕育了以天、地、人“三才”理論為代表的農業生產哲學，還生成了中國農民的生活哲學，主要體現在民間諺語里、習俗里，民間的哲理性的言語在《詩經》《老子》等許多古代著作里都有引用，不少是很有價值的，是積極健康的。
五是農業制度。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和演變，伴隨著土地、人口、賦稅及鄉村治理等農業制度的變遷和演進，構成了農業文化傳承的重要內容。
六是重農思想。“士農工商”的排序，使農成為實業中的首業。我國古代的重農思想始于先秦，在西漢時期已經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之后歷朝歷代貫穿始終，在那個以農養政、以農養國、以農養城的年代里，不重農王朝便不復存在。
七是村落家族文化。血緣與地緣認同相結合的村落家族文化，是中國農業文化的自然載體，也成為中國最廣泛最深厚的社會基礎。時至今日，散布在中國全境的數百萬個自然村落，仍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外貌特征，體現了中國鄉村傳統的組織特征和文化特征，支配著中國鄉村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家的集合是家族，家族的集合是民族，民族的集合是國家，這是一條環環相扣的生態鏈。
八是民俗文化。歲時民俗的傳承、飲食民俗的傳承、人生禮俗的傳承、民間藝術的傳承、民間信仰的傳承等都是代表。
九是田園文學。中國的農業大國的特點，同時鑄就了古今文學藝術家解不開的田園鄉村情結，出現了農業人生與藝術人生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現象。膾炙人口的田園詩詞是古典詩詞的重要支脈，婦孺能誦。
十是中醫藥文化。中醫藥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其產生和發展與傳統農業也是密切相關，我們有藥食同源的傳統，在中國很難找到一樣菜肴不是以生活在許多世紀以前某位圣賢的食譜為根據的，而圣賢在設計食譜時經常會想到它的藥用價值。中醫藥文化作為中國民族與疾病長期斗爭的過程中積累的寶貴財富，也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類健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些宏大歷史積淀的整體性、傳承性、創新性、包容性及可持續性，使得中國小農“為文而化”，渾然一體。
三、優化的制度環境
在農安天下的時代，中國無數次的改革，絕大多數與農有關，歷代統治者都在尋找一個適合當時農業發展的制度環境，盡管有不少改革中途夭折，隨著時間的推移又都退回原地，但畢竟在興旺初始發揮了作用。今天，我們已經徹底改觀了過去“推磨轉圈”的制度設計。
一是由重業到重人。歷朝歷代都重農，但是歷朝歷代都是只重視農業，而不重視農民。2006年，我們結束了長達2600年的農業稅歷史，同時不斷增加義務教育時段，由9年逐步向12年乃至15年邁進，提升農民的整體素質；并通過合作醫療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使農民體質逐步強健。農民古代化，農業不可能現代化。優化的制度安排正將農民培養成現代化的職業農民。
二是由管死到放活。在政策制訂方面，我們學會了從說“No”到說有條件的“Yes”。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民，只準在自家承包地上務農，不準做其他，更不能離開。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放活，一是土地的放活，由過去的生產隊經營變成家庭承包經營；二是經營的放活，家庭承包之后還是計劃經濟的管束，不是想種什么就種什么，還有計劃，種多少小麥、種多少棉花、種多少油料都是指定的，然后再統購統銷，統購統銷廢除之后就放活了經營，想種什么就種什么；三是領域的放活，鄉鎮企業發展起來農民可以務工也可以經商、辦企業等，領域就不只限于種地；四是空間的放活，過去農民只能在家門口從事農業生產，想要進城很難。最初的政策也只是允許自帶口糧進城，后面政策逐步放寬，農民不用再背著大米背著饅頭進城，今天還可以到國外去；五是金融的放活，過去是不允許農村有本土金融，如農民資金互助、鄉鎮銀行、自己發育起來的金融組織；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金融在逐步放寬，農村的本土金融力量逐步發育起來；六是組織的放活，過去農民是不允許有組織的，現在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不斷成長，不斷增多。1898年光緒皇帝頒布上諭，要求各州府縣力推農會，那時候就知道要把農民組織起來，10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尤其要把這件事情做好、做到位。
三是由農民到市民。農民進了城，家里的承包地還不上收，這是一個很靈活的制度安排。這些農民如果一旦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家還可以務農。這種彈性制度就是使得農民有一份保障，不會像阿根廷、巴西等南美一些國家過度、過快城市化，導致農民失業成為城市貧民，幾十年拖累整體經濟社會發展，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今天我國城市中擁有土地的農民占總人口的20%以上，這些人在城市中進退自如，避免了中國的經濟重蹈拉美覆轍。
四是由本體到載體。農業現代化，農業是本體，農民是主體，農村是載體。建設農業現代化只能在農村建設，抓農業不能光抓農業本身，對于主體農民和載體農村一樣需要重視。村村通、電網電話電訊、飲水、環境、危房改造等等現在正逐步跟上、配套。社會正在形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共識：農業現代化必須本體、主體、載體三體共同現代化，缺一不可。
四、優勝的經營主體
小農長期以來占據主體地位是優勝劣汰的選擇、歷史的選擇、規律的選擇、農民的選擇。古今中外的基本經驗是以家庭經營為主體，中國搞過人民公社，蘇聯搞過集體農莊都失敗了，歷史反復證明除了家庭經營，其他方式是行不通的。更何況美國追求的是勞動力產出最大化，我們追求的是土地產出最大化，土地產出最大化需要的是精耕細作，是不講價錢、不計報酬的團結協作，這一點只有以家庭為單元的小農才能做到。中國小農正從傳統走向現代，中國傳統農業的先發優勢正重現生機，不施化肥，不用化學農藥的有機農業只有小農才能做好。
中國現代的小農正與時俱進，脫胎換骨。一是已非自給自足，產品市場化。傳統的小農經濟雖然主要是自給自足，但是在歷史上商品交換發生非常早。不如此，個體農戶難以生存和發展。遠在周代，城鎮的標準規劃中都必須包括市場，即在城中劃出一井之地，指定為商品交易區，被稱為“市井”。參加市場交易的商販大多是小農戶，他們身兼農夫與商人，利用剩余勞動時間從事副業，農忙時節是農夫，農閑時則化身行腳小販，走街串巷售賣自己的商品。宋代的《東京夢華錄》與《夢梁錄》記載，當時的汴京和臨安到處都是這種行腳小販。這些兼業的商販由于固定投資少，又充分利用家庭中的剩余勞力，成本非常低，他們處處顯得比固定商鋪更具有經濟效率。專業的商販只能遠走他鄉，從事長途運販。中國有名的商幫，如徽商、晉商和甬商等，以及歷史上著名的商人如陶朱公、王元寶和沈萬三等都是從事遠途運販。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建立起計劃經濟，先后確立了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制度，農產品的流通被嚴格禁止，商業化和市場化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而被“割掉”。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制帶來了生產力的解放，農產品的產量實現了爆炸性的增長。農民獲得了剩余農產品的享有權，“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為了交換這些剩余農產品，國家推動了農產品的市場化改革，農產品的商業化開始于蔬菜、水果、魚類和畜產品等產品，后來又過渡到糖料、油料、棉花和糧食等國家戰略性產品。商業化的范圍如此之廣，現代小農已經摒棄了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生產出來的東西已經不是自己用，產品已經全面實現市場化，即便在偏遠的鄉村，農民現在也參與到國家乃至國際的大市場浪潮中。有研究表明，我國農產品的市場化程度可以媲美美國，甚至在某些領域超越美國。市場化為專業化生產提供了可能，商業化和市場化帶來的新收益，激活了小農的仿效心理，形成產業集群。農民最相信自己所見，最重視眼前利益，只要少數人通過某種產業發家致富后，其他農民就會“一擁而上”，在這種條件下，極易形成“潮涌現象”，呈現出“一組一品”“一村一品”的規模化生產和產業化格局。目前實行專業化的農村中，大多數是高附加值的肉禽魚、蛋奶和蔬菜與水果的生產，這與我國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息息相關。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需求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農產品消費結構由8:1:1向4:3:3的轉變，以糧食為主的消費型轉到糧肉菜并重的消費型，這給小農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高附加值的農產品是“資本和勞動雙密集”的農業。家庭作為一個充滿彈性的生產單位，特別適合這種農業所需要的密集、頻繁、不定時的勞動投入，既廉價也高效。另外，消費結構多元化要求小農不單要生產自己吃的糧食，還要生產別人消費的肉禽魚、蛋奶和蔬菜與水果等，種養一體化的小農要把這些產品合并在一起生產，生產成本就會低得多，非常有利于實現范圍經濟、適度的規模經濟。這種種養的多樣化可以直接提升農民的收入，也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了農業勞動力的需求并提高了農村的工資水平。
二是已非單槍匹馬分散的個體，結盟組織化。是大農中的小農，猶如大園區中承包經營的小業主。在傳統的小農經濟中，大多數的農產品交易是在高于農戶和村莊的標準市鎮中完成的，農戶生產但不消費的產品在這里銷售，消費但不生產的產品在這里一般也能買到。小農戶對小市場，生產對銷售是基本吻合的。但是，今天農業生產在空間上是分散的，很難形成工商業部門那樣的產業集群；在時間上，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作物一茬一茬的，動物是一欄一欄的，而農產品的消費是集中的和連續的。這樣小農戶和大市場就有了很大的矛盾。特別是在我國農戶規模特別小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尤為突出。為了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的問題，目前一種模式是“公司+農戶”，其中也包括了“公司+中介服務組織+農戶”這種衍生形態。這種模式將農產品的產加銷等各環節結合起來，實行專業化生產、企業化管理和一體化經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公司+農戶”，是企業在種地，弊端正在顯現。這種模式其實是昨天“公社+社員”的翻版，只不過“公社+社員”是政府與農民打交道，而“公司+農戶”是企業與農民打交道而已。中國農業必須走“農戶+農戶”的路子，才是正途。發達國家普遍采用農民合作組織來實現農戶和市場的對接。西歐國家，合作社生產的農產品占到市場銷售總額的60%，丹麥的奶制品中90%由合作社生產，美國谷物合作社控制了60%的國內市場份額和40%的出口份額。在上世紀50年代初，我們為了解決小農戶的問題，也開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但是，這種合作社雖然名義上是集體的合作，但是本質上卻是國家的控制，不過與國有企業不同的是，這種集體經濟由“國家管制但卻由農民承擔管制后果”。今天，我們建立各種類型的合作社，力圖以市場為導向，按照農民自愿參加，共同經營，民主管理，利益返還的合作原則建立。農民是合作社的主人，自己當家，自己分享利潤。截至目前，全國農民合作社已達一百多萬家，全國各級示范社已突破10萬家，開展內部信用合作的合作社已有幾萬家。通過合作社把農民組織起來后，可以連接起小農戶與大市場，提供社會化服務，承擔起農民組織、產業延伸、市場中介、分散風險和社會化服務等多種功能。特別是，組織化后的小農能夠減少收入的波動和高額的交易成本，使得小農不至于為了保障家庭的糧食安全而退回到自給自足當中去，從而可以接受新的市場機會和采用新的技術來增加未來的收入，脫貧致富。
三是已非傳統耕作方式，引入現代理念現代管理現代技術現代設施。在傳統種植方式中，種子的改良主要是農民通過在田間試錯的方式來實現的，最初個別突發奇想的農民以其認為有效的方式對原有的品種實施了粗糙的修改，如果出現了好收成，這個改良的品種耕作就會被其他農民模仿和學習。這樣，新的改良品種就得以在整個區域中逐步擴散開來。新作物主要是從外部引進，但是速度卻非常緩慢。在明代以前的1500年中，我們只引進了三種新作物：茶、高粱和亞洲棉花。在傳統耕作的輪種中，南方耕作的主要是水稻，不過雙季稻的耕作主要局限在廣東、廣西和福建等華南地區，氣候、人力和肥料不足等因素造成了雙季稻廣泛推開的困難。在北方，雙季耕作的實踐主要是種冬小麥和玉米。而傳統的肥料主要依靠的是人畜的糞便，以及從池塘、陰溝和河流挖出的淤泥，青草、豆類、稻草、根莖之類的植物莖干。在傳統農具上，元代王禎的《農書》涉及的農具達105種，幾乎包括了所有的傳統農具和主要設施。靠著這種傳統的耕作方式，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百分之七的中國養活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可開墾處女地的消失和可灌溉土地增加的困難使得傳統的耕作方式難以為繼。中國小農應時而變，不斷改變耕作方式，引入現代理念、現代管理、現代技術和現代設施等，改良品種已經不是靠自己艱辛漫長的摸索。現代的改良品種和新作物基本上都是由經過專業訓練的科學家，利用生物和化學知識，在現代實驗室中培育出來的。這種以科學為基礎的農業比起以農民試錯為基礎的農業要有效率得多，并且也更高產高效。利用先進的雜交技術，袁隆平的超級稻第三期試驗田畝產高達926.6公斤；得益于遺傳工程技術，中國抗蟲棉增產10%。有研究表明，農業技術的進步已經是我國農業生產力上升的主要驅動力和中國農業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未來基于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的新技術將和傳統的育種技術一起，成為今后幾十年提高農業生產力的主要動力，為小農的現代化奠定必要的技術條件。
我們現在農藥、化肥、除草劑的使用量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面源污染特別嚴重。種地得要先養地，從而保持土壤的優質。現代小農正在積極探索養地之法。一是精準施肥，逐步減少化肥的使用，并應用水肥一體化技術。液體肥料在很多國家已廣泛應用，美國液體肥料占全部肥料的55%，有3000多家液體配肥廠，英國、澳大利亞、法國、西班牙、羅馬尼亞等國也大量用液體肥，以色列田間幾乎百分百用液體肥。二是逐步使用生物肥料替代化學肥料。生物肥料與傳統的化學肥料相比則具有保護生態，改良土壤，提高肥料利用率，提高作物產量和品質的作用，是一種環境友好型肥料。生物肥料的這些優勢將會是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采用綠色和有機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正使現代小農發揮優勢，大顯身手。化肥農藥對人的健康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已經受到廣泛詬病，有機農業在全世界范圍內正得到普遍青睞。不同于“泥土”，“土壤”是一種有限資源，每年翻耕使得土壤暴露在風雨侵蝕之下，使用化肥農藥導致土壤退化嚴重。日本朝日綠源公司在山東萊陽租地，不施農藥化肥，主打無公害農產品。由于不采用化學手段，畝產量僅為當地人所種田地的一半，一度成為當地一些人的笑柄。其實日本人并不傻，雖然萊陽土地肥沃，但經過化肥和農藥的洗刷，土地已退化，種植之前先做土，他們不施肥、不打藥、讓土地“荒著”，就是要逐步恢復土壤的肥力，保持農地的可持續發展。這種綠色和有機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不但不“低智”，還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朝日綠源的牛奶每升定價22元，是國內牛奶價格的1.5倍，他們生產的草莓每公斤定價120元。現代小農正在吸納這些采用綠色有機的、可持續的農耕方式。目前，全國各地普遍涌現出許多以生產有機農產品為主的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及小農戶，發展勢頭強勁，產品十分暢銷，效益大幅提高。
四是已非全部包攬生產各環節，適應社會化分工協作，引入專業服務組織。以往小農從種到收，所有的事情都會自己做，而現代小農引入了社會化服務，產前、產中、產后的各類服務都有專業組織來做。這種外包作業是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的重要形式，也大大提高了機械設備的使用率。而這些大型機械設備，利用率越高，平攤下來的成本越低，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引入社會化服務的另外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使得農業勞動變得輕型化。中國有8億農民，但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那些年富力強、文化素質稍高的農民都會選擇進城謀求發展，數量龐大的農村青壯年涌入城市，農村勞動力日益呈現出老年化和女性化傾向。但是，老齡化和女性化其實并沒有給我們的農業生產帶來太大負面影響，其中的秘密就在于社會化服務的引入。社會化服務，像耕種和收割等，往往是節約勞動的技術設備，重活累活全由機器來做，留守的老人、小孩和婦女管理一畝三分地綽綽有余。也正因為這一原因，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情況下，我們的糧食產量還能夠保持十二連增。這些年，社會化服務的成功范例就是農機跨區作業。每年“三夏”，全國大約50萬臺農民自購的聯合收割機便自發地南下北上跨區作業，解決了全國80%以上的機械化收割問題。近些年，各地又創造了土地托管這種新的經營模式。農民可以進城打工，由當地一些給農業提供社會化服務的組織來幫農民種地，農民付成本，托管組織只按照農民的要求搞服務，收獲的糧食和農產品還是歸農民所有。土地托管通過簽訂合同的方式明確雙方的責任和風險，把農民和作業承擔者之間的關系固定下來，更好地發揮了作業承擔者的企業家才能，提高了經營效率，并分散了風險。
五是已非封閉保守，融入互聯網、高科技，與時俱進，實現接二連三。傳統農業只在一產中做文章，獲得的收入極為有限。現代農業打破了一產的桎梏，實現了“接二連三”的華麗轉身。現在的小農戶也已經不再封閉保守，他們已經把新理念、新技術、新設備、新管理都引入農業經營全過程，并且實現了“接二連三”的三產融合發展。上世紀90年代，日本一位學者就已經提出要把農業建成第六次產業，即一二三產能融合發展的產業，來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緩解農業資源的匱乏和農業收入的高風險。要獲得更高的農業效益，除了生產種植，農戶更要獲取設計、包裝、加工、倉儲、運輸、銷售、研發等后續產業鏈條中的高附加值，比如讓農民建立直銷店、農超對接，或讓農民以產銷量確股參與后續環節的分紅。互聯網這種高科技的興起更是賦予了三產融合新的內涵。互聯網利用全面的農業服務體系，讓三產融合發展互為因果。互聯網以價值鏈為紐帶，把服務做到農業全產業鏈條的各個環節，上到大數據云計算、網絡化金融、智能化管理、個性化生產，下到場景化營銷、極致化體驗、分享式傳播、平臺化溝通，等等，使全產業興衰與共、成敗一體，從而推進產業的整體協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建立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利用互聯網經營農業的農民正呈井噴式增長。
六是已非只種自家土地，參與市場流轉形成適度規模。在傳統的小農經濟中，“佃農”往往是貧農或者零散小農，可以說是大地主小佃農。明清時期的租佃制就非常普遍，自耕農的農田占農田總面積的比率不到一半，相當數量的土地是租給半自耕半佃農。受傳統“耕者有其田”觀念的影響，許多人對租佃制還是有一些誤解，一談到租佃就色變。這可能是由于過去地主的強勢下，佃農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土地租佃的合約往往對地主有利，而對佃農不利造成的。如果把租佃關系納入人人平等和公正嚴明的法治框架下，這個顧慮是應該消除的。事實上，現代經濟學發現租佃制度的存在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就無法解釋這種制度的持久性和普遍性。在實踐上，現代的小農已非僅僅耕種自家的土地，還參與土地租賃流轉，小型家庭農場越來越多。目前，全國經營15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已達34萬戶。小農成為了地主，而大農成了佃戶，小地主大佃農，這是前所未有的。小地主大佃農有許多優點，一是通過土地租賃，資金不多但有經營能力的農民可以獲得經營農業的機會，實現農地資源的優化配置；二是，在目前我們土地如此細碎化的情況下，可以利用租賃的辦法，擴大土地的經營規模，實現一定的規模經濟，提高農業經營效率；三是，通過支付租金而不是購地款，大佃農可以節省下一部分資金，用于農業的投資，發展資本密集型的農業，提高農業經營的競爭力。新時代的小農可以通過小地主大佃農的方式，實現適度規模經營，提高經營效率，獲得更高的收入。不過，土地的流轉必須保持適度，不能盲目擴大。有兩個重要的問題需要考慮，一是人地比例。在人地問題上世界有兩類：人少地多，如美國3億人，28億畝耕地，人口比我國少10億，而耕地比我國多近10億畝，美國家庭農場平均3500畝；人多地少，如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中國大陸也是人多地少，所以土地只能適度規模，100個人的地給1人種，其余99人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二是，農村老齡人口生計問題。土地是農民賴于生存的最后保障，農民工在過了打工的年齡后，返鄉務農還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這些農村老齡人口，創業無門，打工無力，除了務農以外，別無他途，機會成本幾乎為零。他們不會輕易流轉土地，除非支付的租金高過農業凈剩余和他的勞動報酬的總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經常會看到，有些老齡農民即使每年產出扣除投入后所剩無幾，還要繼續務農，因為他還是獲得了勞動的回報。農業的利潤總體不高，“佃農”很難支付過高的租金，而我們政策層面上也沒有各種獎金、年金和養老金來鼓勵農民屆齡退休，保障他們的晚年生活，如果強行流轉土地，最終只會危及他們的利益，饑寒交困，老無所依，老無所養。因此，土地流轉不可行政干預強迫，必須尊重農民意愿。
七是已非低產低效，實現高產高效。傳統的精耕細作農業使得人口得以大量增長，但是靠天吃飯的農業發展緩慢與人口激增對農產品的過快需求形成不安全的社會矛盾。正如托尼在20世紀30年代指出的：“中國的農民就像踮起腳尖從水中露出鼻子，一個小小的漣漪就足以讓他溺水身亡。”傳統的小農低產低效有很多原因，一是，自然風險。氣候、瘟疫、疾病和其他自然災害給農業產量造成的不可預期的影響。不利的氣候可以影響從播種到收割的各個階段。二是，市場波動。傳統農產品的收入彈性低，收入高的時候對農產品的需求并沒有相應增加太多；同時，農產品的價格彈性低，當供給增加，農產品的價格反而下降得很厲害。因此，有時出現豐年，農民的收入反而下降。《漢書·食貨志上》就描述了這種增產不增收的現象，“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三是，苛捐雜稅。農業是傳統經濟的主體，各種財政的開支最終往往落在農民的頭上，農民投入再生產的能力嚴重不足。更要命的是，雖然歷朝歷代總是試圖減少農民的稅收負擔，但是每次稅費改革后，都掉入黃宗羲定律，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但是，現代的小農己非低產低效。如上所述，現代的小農糧食產量已經由傳統的畝產一二百斤提高到一二千斤，增長十倍以上，同時，他們已經不只是生產谷物，而是更多生產高附加值的肉禽魚、蔬菜與水果等產品。這些高附加值農產品的需求彈性非常高，居民的收入越高對其消費也越大，增產又增收。現代小農也不再是原子化的個體，組織化熨平了收入的波動風險。現代耕作方式的運用，使得更多質高價高的綠色有機產品被生產出來。三產的融合發展，增加了豐厚的非農收入。土地的適度流轉和社會化服務則實現了規模的經濟效益。現代的小農既高產又高效且高質。
小農是文化、制度和經濟要素的復雜關系系統。只有把小農放在這個復雜系統的框架下，從我國歷史發展的前后聯系以及文化、環境和制度的約束中去分析和把握，才能理解小農主體地位和長盛不衰的原因，才不會盲目地“法蘇”和“仿美”，邯鄲學步。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中國農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首席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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