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失落的故鄉：從春節返鄉看鄉村振興的現實與希望
——陳文勝三農前沿問題對話
故鄉是什么？故鄉是村頭的那棵樹，是家門前的那條小溪；故鄉是父親嘿呦臉上的皺紋，是母親頭上霜白的頭發；故鄉也是鞭炮聲中的那頓年夜飯……中國鄉村社會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遷，特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春節返鄉的熱潮仍舊，鄉村的變化又有哪些，鄉村振興的現實基礎在哪里、希望又在哪里？對此，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湖南省社科院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研究員、中央農辦專家委員陳文勝，湖南省社科院鄉村振興與農業農村現代化智庫團隊首席專家、省社會科學院人力資源與改革發展研究所所長王文強，湖南省社科院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研究員陸福興進行了對話。
《中國鄉村發現》：春節返鄉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歷經幾十年后春節返鄉的人數還在不斷增長，春節返鄉話題為什么連續多年熱度不減？今天發生什么樣的變遷？
陳文勝：春節回家過年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最獨特最壯觀的人口遷徙現象，每到春節不分天南地北都要從四面八方奔向家鄉，因此，春節返鄉成為了中華民族區別于其他世界民族所最獨特的文化，以春節返鄉題材為主的“返鄉體”成為了近幾年來網絡媒體必不可少的熱點話題。
為什么春節返鄉話題連續多年熱度不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鄉村的發展日益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和關注，使帶著各種不同鄉村文化印記的“返鄉體”很容易引發全國性焦點和大討論。其二，新時代人們對“鄉愁”的新訴求。隨著“城鎮中國”對“鄉土中國”的不斷擴張，“鄉愁”成為了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的“時尚”，所以，一到年前節后，“返鄉體”就成為了“鄉愁抒發運動”。其三，信息化下傳播媒介眾多、發表快速快捷、信息內容需求廣泛和吐槽可參與性的便捷，促成了人們對“返鄉體”的熱捧和討論。
我認為，春節返鄉熱是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文化在心靈上的呼喚。因為鄉情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永恒主題，也是中華民族所獨具的傳統文化。不管是帝王將相，還是庶民百姓，都無法擺脫衣錦還鄉、榮歸故里和飲水思源、葉落歸根的傳統觀念。每到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的節日，國內就會出現大規模的返鄉潮。不管是窮鄉僻壤還是天涯海角，都要回歸故土。如《山東“男孩”攜妻回村過年記》，從中就可以看出山東那個鄉村過年得很有儀式感和傳統味，這些民俗習慣就是傳統文化。
隨著城鎮化的加快推進，鄉村、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發生了全新的變化，中國鄉村社會處于前所未有之變局。一是社會治理之變，農業稅取消之后的鄉村、國家、農民之間出現斷裂，村民自治為以經濟精英為主的社區精英分子的產生提供了一個制度性的條件，農村社會治理理念和方式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二是社會結構之變，鄉村逐漸演化為經濟多元、利益多元、階層多元的多元化社會，鄉村社區的獨立性與組織能力亦逐漸地得以培育與發展起來，社區中的各種社會力量與民間性的組織也不斷地產生與增加，使家庭結構、代際關系等鄉村社會基礎性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三是社會價值之變，追求個人價值實現個人理想、發家致富等思想觀念逐漸興起，家庭、家族、宗族以及傳統習慣成為主流，這是改革開放前后鄉村的價值觀念和意義系統的根本性變化，也是最為深刻的變化。
鄉村社會的此種巨變，與中國城市化、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整體推進相同步，其本質是一種外力推動下的巨變。以我長期在湖南的湘南調研為例，一是農民居住條件有了根本性改變，一些條件較好的家庭甚至還在縣城購買起了商品房。二是家庭生活條件日漸現代化，大部分農戶家庭有了彩電、冰箱、洗衣機等現代化的家用電器，電腦更是進入千家萬戶。三是享受型消費品正在走入尋常百姓家，不少農民家庭購買了小汽車，空調也成為部分農家的必備生活品。四是農村基礎設施持續改善，村級道路硬化基本到達每家每戶，自來水成為“標配”，液化氣取代煤、柴火成為新時尚。五是農村環境衛生受到重視，鄉村人居環境得到大大改觀。
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個案均顯示，中國鄉村發展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改革開放之初，農民基本上告別了食品短缺的饑餓時代。后來，國家不斷推進各種惠農政策，從取消農業稅、糧食補貼、農機補貼，到醫保、低保、鄉村公路建設、農電改造、危房改造、農村信息化等等，特別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使得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發展處于百年來最好的時期。如鄉村公路建設的大力推進和農村信息化的快速發展，極大地縮短了城鄉的距離，大多數農村交通方便，通訊便捷，城鄉隔絕狀態前所未有地被打破，農民的視野和文明程度前所未有地不斷提高，農民的改革獲得、中國農業的改革發展和中國農村的改革進步是主旋律。改革使農民不再終生困守于土地，有了在國內外自由擇業的權利；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了在國內外自由生活的能力，到城市甚至國外過年就成為了鄉村新時尚。
陸福興：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春節返鄉是我固有的過年方式，在外工作幾十年，沒幾個春節在外面過，總覺得回家鄉過年才有年味。一年一年的回家過年，感覺到家鄉也在一年一年的變化。
人變了，鄉里農民成了透著城市味的返鄉人。現在的農村人，特別是新一代在外面打工的農民，他們的衣著打扮、舉止言談與城市人沒有什么兩樣了，他們再也不像他們的父輩，外人從衣著打扮很難分辨出他是鄉里人還是城里人，特別是讀過書又在城里見過世面的年輕人，他們見多識廣，言談舉止都日漸城市化了。那些城鎮讀書的中小學生說的是純正的普通話，故鄉再也不是純正的鄉村，而是夾雜著城市化影子的鄉村。
村富了，曾經的小木屋變成了一棟棟美麗的鄉村別墅。農民的富裕都體現在房子上，看鄉村哪家富不富，你只要看一眼他的房子就知道。現在，鄉村看到土墻木房子是古跡，大部分農民都建起了兩三層樓的紅磚瓦房，而且外面用瓷磚鋪得漂漂亮亮，有的房子結構設計很時尚，不再是過去的堂屋加廂房式樣，有的就是一棟棟別墅，對于我們這些在城市只能住盒子房的工薪族來說，真有點羨慕鄉親們優越的住房條件。
路堵了，山間小道到處充斥著小汽車的喇叭聲。前幾年，從城里開車回家過年，似乎還有點氣派甚至引來鄉親們羨慕的眼光，那時鄉親們有車的不多，開車回家有種優越感，在鄉間小道順便帶個熟人或兒時伙伴還能激起成功的喜悅。近年來，鄉親們家里一般都有了車，山間小路上到處都充斥著小汽車的喇叭聲，村道縣道堵車成了常事，好在一些容易擁堵的路段出現了交警執勤，習慣了散漫的鄉間駕駛員也收斂了平時的野氣，盡管堵車的新聞時斷時續，但除了縣城堵車嚴重，其他鄉間小道還基本能走動。
現代了，信息化的便利出門購物不帶零錢了。鄉間現代的表征是信息化，它在鄉村無孔不入。鄉村老少都帶著手機，家里有電腦的也越來越多，有事情隨時都可以電話溝通，不必像過去要走很長的山路去報個信。在鄉村集市里賣肉賣菜的商販，都掛著二維碼，所有的交易一掃就可以完成，有一次我用現金錢買蔬菜時，大爺見錢找不開，用微信掃了我的二維碼找了零錢。
漂亮了，荒山野嶺看得見往日的綠水青山了。近幾年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生態環境變化是很顯著的。記得我兒時在鄉里時，山上都是光禿禿的，砍柴要去很遠的地方，割豬草要到處尋找草源，現在鄉村到處都是柴，滿山遍野都是柴草，農民也基本上不燒柴了。綠水青山又回到了農村，農民家里還搞起了垃圾分類，生態環境真是大變了樣。
年味淡了，節日的氣氛變得越來越冷。我記憶中，過年有很復雜的程序，也是很有趣的。以前從臘月24日開始，就進入過年的準備階段。鄉里的集市就開始天天趕集，大多數家庭過年要殺一條豬，這豬叫做年豬，殺年豬是大事，要放炮祭奠神靈；要喊親戚朋友吃一頓飯，飯的菜就用豬肉、豬血、豬雜等現料做。這條豬的肉要掛在燒火的地方做成柴火臘肉，至少是家里上半年接待客人和改善生活都依靠它；這條豬的油就是大多數家庭未來一年做菜用的油，拜年走親戚一般都帶塊臘肉。臘月25日家里要炒一些瓜子、花生之類的東西，在正月15之前，凡是到家里來的客人都可以得到這些東西的招待；26日是做石磨豆腐的日子，正宗的石磨豆腐透著獨特的香味；一般臘月27日要做糍粑，糍粑用糯米，印上各種吉祥的文字或花紋；28、29、30日就是殺雞、貼對聯、做年飯的時候，過年時家里每人要做一身新衣服，大人們在過年會忙得不可開交，所以有句俗語叫著“大人盼插田，小孩盼過年”。小孩過年有寒暑假，大人過年會忙得不可開交，反而插田的農忙時節是大事，因為鄉里插田會互相幫忙，互相到家里吃飯，把好酒好菜都要拿出來招待。到了過年的前一天晚上，要吃團圓飯，一家人或一個大家庭的人要聚在一起，長輩們或是賺了錢的人要給小孩發紅包，大年初一早上是正式過年，早上的這頓飯叫著“年飯”，要吃完飯才能天亮。吃飯是很講究的有很多禁忌，如只能講好話，不能摔碗掉筷子，甚至吃完飯只能說“吃飽了”，不能說“吃完了”或“不吃了”之類的話，認為這樣兆頭不好。吃完年飯天亮了要給長輩拜年，拜年也互相稱贊互相說好話，一派祥和幸福的景象！正因為這一系列的程序和儀式，把年過得非常充實。但是，近年來發現，鄉里過年的特征越來越少了，過年的儀式感也弱了，氣氛也越來越淡，今年縣城過年全縣禁炮，似乎更加淡了年味，跟平常沒有了兩樣。
家味淡了，自己動手過年的興奮越來越少。鄉下的過年也越來越社會化了，許多東西都是市場上購買，千篇一味。過去過年的東西都是家里自己動手做，每個家庭做出的東西或咸或淡，各有特色。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場上的物質越來越豐富，過年的許多物資都可以在市場買到，于是，很多人過年日益沒有了自家的味道，一切東西都去市場搞定。市場上買的東西有的小作坊做的，有的是農民私人加工的，不僅衛生和食品安全不能保障，而且沒有家里味道，總覺得過年過的太容易了，沒有自己動手的成就感。
人情淡了，春節的功能日益變得單一。年在變，人也在變。人情淡了，以前過年親戚們互相要請客吃飯，從初一到十五，大家互相家里喝酒吃飯，和睦樂融融的。現在大家懶得做飯了，有的請客還上酒店；拜年開了車見了面就回家了；有的干脆就不拜年了，打個電話或發個紅包就算了事。大多在家里找幾個人打一場麻將。禮尚往來成了純粹的金錢紅包，沒有了小時候的親戚親情。
王文強：春節返鄉是改革開放后我國城鄉人口大規模流動后形成的一種現象。中國人有著濃厚的“家”和“過年”的情節，“回家過年”是每個游子心中最重的情懷。在改革開放前我國城鄉人口流動受到制度上的限制，人口流動規模小。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開始允許農民向城市流動，新世紀以來國家全面放開并支持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同時不斷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在這個過程中，城鄉人口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春節返鄉人數不斷增加。從有關方面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國流動人口從1982年的657萬人不斷增長到2015年的2.47億人，然后趨于穩定，2018年為2.41億人，春節返鄉人數也在快速增長后趨于穩定，今年春運達到29.8億人次，與去年持平。
從過程來看，春節返鄉有幾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城鄉路網互聯互通程度越來越高，交通的速度、舒適度與信息化水平越來越高，為春節返鄉提供了越來越便利的條件。二是鄉村本身的水、電、路、信息網絡等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改善，農村商業服務、生活服務也逐步向城鎮靠攏，為春節返鄉的人們提供了越來越舒適的環境。三是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為春節返鄉提供了更好的物質基礎。
從趨勢來看，春節返鄉可能出現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隨著人口增長率的下降，舉家進城家庭的增多，春節返鄉人數將在穩定一段時期后逐步下降。二是如果農村缺乏新的吸引力，隨著鄉村陌生化程度越來越高和城鄉融合發展的程度越來越高，以“團聚”為目的的春節返鄉停留鄉村的時間將越來越短。
《中國鄉村發現》：春節返鄉既是人們與親人團聚的關鍵途徑，也是人們了解鄉村發展變化的重要窗口，每年都有一些“返鄉觀察”引起了熱烈討論，如何客觀看待鄉村的變化？
陳文勝：如何看待和評價中國鄉村百年以來的巨變，如何認識和評判諸如“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現實表達，如何“留住”或“拯救”為國人所熱衷和倡導的“鄉愁”？這是評判、理解和闡釋中國鄉村巨變繞不開的話題，也是為“鄉土中國向何處去”而把脈問診所無法回避的問題。
而其中鄉村“唱衰論”之所以如此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世界上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大多是中小國家，工業化、城鎮化基本可以同步。中國作為特大型國家，區域極為復雜，資源稟賦和文化差異使不同的地區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這種不同步發展，不僅是工業化與城鎮化不同步、工農不同步，而且是城鄉不同步、區域不同步。作為一個有十多億人口的全球大國，世界上任何一個已經現代化國家的人口規模無法與之相比較，這種不同步發展的現代化進程無疑具有著十分巨大的差異性和復雜性，由此帶來城鄉發展不平衡和鄉村發展不充分就更加非常突出。如農業發展質量效益不高，農民增收后勁不足，農村自我發展能力弱，城鄉差距依然較大，成為制約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現代化、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最大短板。
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是從農耕時代進入工業時代、再進入信息時代的逐漸演進進程，我們置身于農耕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在同一時空并存這樣一中國現代化的基本現實。像北、上、廣等地區是絕對不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已處于信息時代，二線、三線城市和大多數縣城進入了工業時代正在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很多鄉村和偏遠地區還是傳統農耕社會正處于為擺脫貧困而發展的進程中，這是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發展史。不僅是城鄉發展不平衡，而且是區域與區域、鄉村與鄉村發展不平衡，因為每個鄉村發展狀況都不一樣。因此，無疑會發生傳統與現代、制度與現實、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等方面的激烈碰撞，成為不同層面評價中國鄉村的深刻根源。
從客觀上說，相比中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與發展，甚至是相比西方發達國家的鄉村發展來說，歷經幾千年小農經濟發展積淀的鄉村中國，在向現代化整體邁進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需要引起關注的問題。譬如，農業粗放型發展方式向集約型發展方式轉型壓力大，農業生產中的環境污染大、能源消耗高、人力資本投入高的問題較為突出；相比城市而言，農村公共服務與公共品供給不足，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壓力較大；農民收入結構雖發生了重大變化，外出務工收入在農民總收入中占有較大比重，但農民增收渠道有限、增收乏力的問題依然突出；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在增加農民收入、加快城市發展的同時，廣大農村也出現了空心化、空殼化等問題，鄉村發展后勁不足、機制缺失等問題已不能不引起高度關注。
然而，鄉村唱衰論者對鄉村發展的成就視而不見，看到的常常是鄉村社會道德低下、倫理喪失、治理無序和環境破壞，根本原因是因為他們在用城市文明的眼光看農耕文明的鄉村，把現代化的城市與傳統的鄉村進行對比；他們用自己的價值觀和理念判斷農村，或者把理想中的農村和西方先進國家的農村與中國當前的鄉村簡單作對比，用自己的價值判斷認為鄉村應該怎么樣，特別是他們在現代化的城市中未能實現的夢想，卻反而把最好的道德標準、最好的理想圖景來要求相對落后的鄉村。同時，中國鄉村如此廣闊，單憑哪一個村莊難以定論，單憑鄉村社會中的單一現象難以定論。特別是以文學的情懷和理想，容易把鄉村的個別缺陷無限放大而從聳人聽聞。現在一些媒體也炒作，說鄉村是落后的代名詞，比非洲還差，我很不贊同這個觀點。
的確，在現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中國鄉村社會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笑貧不笑娼、金錢崇拜、崇尚暴力等現象正在蔓延。可以說，這些問題絕非為鄉村所獨有，而且從某種程度上是城市病和工業病在鄉村的蔓延。因為這些問題雖然出現在鄉村而根子在城市和工業，更需要從國家的發展戰略、從城市化與工業化一枝獨大的發展現實中尋找答案。
陸福興：每年的“返鄉觀察”都從不同側面反映著鄉村的變化，返鄉觀察的“火爆”，是人們對鄉村發展的關注度日益提升的結果，也是人們對“鄉愁”期盼和失落的表達，盡管有些故意的炒作和博眼球，但是都是對鄉村的現實或理想的個人表達，我們可以用寬容心態去閱讀。因為中國鄉村地域太廣闊了，不同的鄉村差異是非常大的，如南方和北方的鄉村，貧困鄉村與富裕鄉村，偏遠鄉村與近郊鄉村，不同的鄉村之間經濟社會文化等天壤之別，因此，如果以某個特定鄉村的變化代表整個中國鄉村的變化，那是片面的。大多“返鄉觀察”只是某個特定鄉村過年的所察所感，是特定的現象，對于作者觀察的鄉村來說，是對的，但是，如果推演而來說成是中國的鄉村景象或問題，那就是以偏概全了。客觀看待鄉村的變化，應該說鄉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在變化過程中，鄉村也存在許多問題，甚至有些問題還很嚴重，但總的來講，鄉村年年在變化和進步是肯定的。
王文強：在鄉村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中，“返鄉觀察”的興起并引起熱烈討論，說明鄉村變化正在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當然“返鄉觀察”本身也有助人們了解鄉村的發展變化。但對于“返鄉觀察”中展示出來的一些現象，以及觀察者對現象所作的判斷，我們應該理性地看待。觀察者本身長期在鄉村外，缺乏對鄉村變化的持續深入調查，在春節返鄉的短時期內了解到不一定是所觀察的鄉村的全貌，而且鄉村情況千差萬別，一個鄉村觀察到的情況并非是所有鄉村都會出現的情況，所以“返鄉觀察”只能起到的從不同地方、不同角度看鄉村的作用，一味的唱衰鄉村和夸大鄉村變化都不可取。所以，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陳錫文曾經指出，對農村情況的基本判斷，應基于科學的統計，而不是講故事。任何一個國家的鄉村變化都不是單因素造成的，客觀看待鄉村的變化與走向，需要從歷史的視野、國際的視野、城鄉關系發展的視野來綜合看待，還要結合國情、國家政策的取向來分析，鄉村的個性問題與共性問題要有所區分，鄉村的故事與鄉村的統計要結合起來，才能展示真實的鄉村與鄉村的變化。
《中國鄉村發現》：如何近年來的春節也出現了“反向過年”的新現象？是不是意味鄉村日益失去了吸引力？今天的鄉村振興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是什么？
陳文勝：根據有關調查表明，有51.4%一線城市受訪者希望父母“反向過年”。“反向過年”這一現象的出現，說明了中國鄉村社會的和社會結構價值觀念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中國鄉村在這滾滾而來的時代大潮沖擊中發生著史無前例的歷史變遷，具有幾千年農耕文明傳統的“農業中國”、“鄉村中國”正在加快被現代的“工業中國”、“城市中國”所取代。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由農業為主的鄉村文明不斷向以工商業為主的城市文明變遷的發展進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并一直延續到現在”，并認為，“對傳統社會來說，社會整體變遷意義上的進步，莫過于城市社會取代農業社會。”
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是費孝通所稱的“熟人社會”，社會很少流動與遷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邏輯重復著循環的社會節奏，形成了以人倫次序為基礎的差序格局、以“家本位”為核心的“熟人社會”、以“禮治秩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價值規范，維系一種穩定的熟人社會關系和固定的社會結構。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商品經濟成為了整個中國社會的主要經濟形態。市場經濟的最大優勢，就是跨越地理范圍與生活范圍，實現了陌生人之間的經濟交易，從而打破了農業社會的封閉性和穩定性。
農民從世代困守的土地上解放出來，由農業向非農職業不斷分化，傳統意義上的家族式的大家庭已經全面解體，鄉村社會家庭結構從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演變，家庭日趨小型化，由一對夫婦與未婚子女組成的家庭結構逐漸成為主要形式。由于告別了農耕社會的生活方式，接受了城市現代化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洗禮，社會價值觀念從“鄉土倫理”向市場倫理演變，習俗觀念從“鄉土本色”向現代性多元演變，傳統家庭倫理被徹底顛覆。對于中國現代化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其中鄉村社會的價值觀念是最為根本性的變化，是中國現代化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反向過年”就是對當下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社會變遷的一種必然回應。
在2017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就已經達到58.52%，按照目前發展趨勢，到2020年、2030年城鎮化率還將進一步達到60%、65%，2050年可能超過70%。說明城鎮化難以逆轉，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在城市生活工作，向往著比鄉村更滿意的現代化生活環境。因此，不少人不再春節返鄉而是把家人接到城市團聚，這種“反向過年”表明農民作為“人的城鎮化”進一步加快，農民的鄉村傳統家庭觀念正在發生變革，標志著中國鄉村社會向現代轉型已經成為大趨勢。
但這并不意味著鄉村就失去了吸引力。過去對鄉村大多是從糧食安全的角度出發，以工業化、城鎮化為發端，極大地改變了城鄉的空間距離，鄉村不再只是單純的農產品供應基地，還被賦予了生態保護、環境調節、觀光休閑、文化傳承等多重功能，使鄉村進入了多元價值的新階段。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的全面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生態產品能離開鄉村嗎？美麗中國能離開鄉村嗎？鄉村的生態價值優勢對滿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
鄉村發生了多功能的變革，城鎮化就要賦予城鄉融合這樣新的時代內容，就再不能把建設城市等于城鎮化。如歐美發達國家，大企業和著名高校都在小鎮，日本的IT行業等很多新興產業都往鄉村轉移，普遍出現了回歸鄉村運動。十九大報告在鄉村振興戰略中提出城鄉融合發展，就是要求在加快推進城鎮化的同時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使鄉村成為一個與城市共生共榮、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園。在中國人中有兩個生活空間，一個是城市，一個是鄉村，讓中國人往返于城鄉之間，享受著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這是中國現代化的新進程，是中國城鎮化的新方位。
今天的鄉村振興亟待解決的問題是什么？“返鄉體”焦慮背后的根源是城鄉關系的問題。在當前的鄉村振興中，怎樣才能留住城市市民和外出農民工的鄉愁，保住他們的文化之根？這是鄉村振興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
長期以來，無論是鄉村的政治發展、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發展、文化發展，我們都沒有在平等的基礎上尊重農民的自主行為，去激發農民的自主能力創造真正屬于自己的生活。鄉村如何發展仿佛不是農民的事，知識分子要求農民這樣，政府官員要求農民那樣，都要按照城里人的要求來發展了，卻很少有人問農民自己要怎樣。那么，鄉村振興，振興的如果不是農民的鄉村，要振興的是誰的鄉村？
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就是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尊重農民平等權利，尊重鄉村價值與自主發展。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做到讓農民能夠“我的鄉村我做主”。因此，處理城鄉關系的關鍵，是要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
陸福興：“反向過年”的新現象確實存在，但并不意味著鄉村失去了吸引力。“反向過年”一方面是鄉村人對城市生活和文化的向往以及城市生活的體驗，作為一個鄉村人，也有體驗城市文化的愿望和好奇心。同時，“反向過年”也是鄉村人的一種面子，因為代表著他城里有親戚或家人。鄉村的吸引力不是鄉村的繁華和富有，而是我們所說的“鄉愁”的吸引，一般認為，鄉村過年年味要濃，因為鄉村過年都是自己家的東西，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特色年貨，因此，鄉村的年味吸引力是經久難衰的。
今天鄉村振興面臨亟待解決問題，我想其一，鄉村經濟要加速發展。我反對用城市的標準去衡量鄉村的經濟，也不能用城市的生活區衡量鄉村生活，鄉村的富有是一種獨特的富有。比如，農民用紅薯喂豬，用蔬菜喂雞等，這種富有是城里人不能比的。不是農民不如城里人那樣節儉，而是他們的生活粗放。但當前還確實有許多鄉村經濟不發達，農民生活還比較困難，因此，實現全面小康，是鄉村振興的第一大任務。其二，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要補短板。農民解決了溫飽后，鄉村生活環境不斷改善，但是，農村的基礎設施與城市的差距還很大，特別是公共服務的短缺，如教育、醫療等，就這些來說現在城鄉差距不是縮小反而越來越大了，因為鄉村的孩子不去城鎮讀不了書，很多爺爺奶奶只能離家棄土在城鎮租房子陪讀，對鄉村農民來說大大很高生活成本，而且鄉村教育不好影響的是農民的下一代，會造成惡性循環。鄉村衛生院基本看不了什么病，他們也不愿冒風險，農民看個感冒要上縣城。其三，鄉村文化要嚴格保護。鄉村文化是一種無形資產，也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我的縣城大開發把幾公里長的青石板路給毀了，現在想建設風情古鎮又要恢復，但再也不能恢復到以前了，只能仿古。當前，我們一方面重視鄉村文化旅游而重視鄉村文化，另一方面卻在開發中毀壞農村文化，保護鄉村文化不僅需要創新機制還要提高保護水平。
王文強：出現“反向過年”的新現象，從表面上看是人們的過年觀念正在發生變化，從深層次來看，反映的是鄉村社會的變遷。如“家”的變遷。過去，鄉村才是游子的“家”，家庭與家族不可分割，即使在城里安了家，那也是“小家”，過年還是得回歸“大家”。隨著人口的流動和鄉村社會治理的轉型，今天的家族功能已經弱化，“小家”逐步獨立出來，游子在外組建家庭，春節返鄉以與父母團聚為主，當春節不愿意回鄉時，可以選擇讓父母來城市團聚，而不會受到家族其他人員的指責。再如，鄉村生活環境的變遷。游子春節返鄉的另一個情節是回到自己曾經生活的環境，與熟悉的親朋好友交流，而隨著鄉村面貌的持續改變，游子們熟悉的環境日益變得陌生，一些地方已經城鎮化，一些地方則青山綠水不再，城鄉生活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小，一些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因長年在外，與鄉親也日漸疏離，從而導致回鄉的愿望不再那么強烈，如果有條件接父母到城市過年，那也是另一種樂趣。所以，“反向過年”的新現象，是一種鄉村社會變遷的反映，也不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不能簡單地以“鄉村日益失去了吸引力”來理解，但也可以說對部分人或者部分地方的人日益失去了吸引力。
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問題，比如鄉村建設的同質化問題，一些鄉村被建設得越來越不像鄉村，失去了自己的特色；鄉村環境污染的問題，盡管很多鄉村的可見環境也正在變得日益干凈，但不可見的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仍比較嚴重；鄉村的精神生活匱乏的問題，鄉村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單調，傳統的禮儀、習俗在年輕一代身上逐步失傳；鄉村的人才流失問題，優質人力資源基本上進了城，鄉村的產業發展、社會治理缺乏人才的支撐等，這些都是鄉村振興亟待解決的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在國民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振興鄉村產業的路徑是什么？
陳文勝：鄉村振興，產業為本。鄉村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最首要的目標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最突出的問題是綜合效益和競爭力偏低。因此，必須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優化農業資源要素配置，調特產品結構，調綠生產方式，調優產業結構，使農業成為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美好產業。
對于中國農業而言，不僅供需結構矛盾突出，最主要的表現是數量和質量發展不平衡、質量發展不充分，規模與效益發展不平衡，效益實現不充分。品牌是效益和競爭力的綜合體現，無疑是提升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的必然選擇。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優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的要求，以品牌為引領無疑是推進產業質量變革的有效途徑。農業作為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有特殊要求的產業，決定了農產品不同區域的品種和品質差異性，那些品質優良、獨具地域特色的農產品品牌，是特定地域的產物，是天然的地標品牌。正是農業生產的這種自然選擇屬性決定了農業生產的地域分工，品牌戰略能夠使各具特色的地域資源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是破解農產品同質競爭和“高庫存”困境的有效途徑。因此，要突出以市場為導向，以品牌為引領，推進整個中國農業的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品種結構的全面優化，實現由農產品規模化生產向農產品地標品牌化經營的轉變。
農業技術變革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前奏和先導，是農業現代化的一種前沿趨勢。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科技創新為人口大國的糧食安全做出了卓越貢獻，但突出的貢獻主要是產量的提高。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為高質量發展階段，農業發展處于從追求高產向追求綠色可持續轉變的關鍵時期，如何應對當前農產品的品牌難題，科技創新由提高產量向提高質量與效益轉型已刻不容緩。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就客觀要求農業科技創新由增產導向向數量質量效益并重的品牌導向轉變，由高投入、高消耗的“石化農業”向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農業導向轉變，逐漸恢復農業生態系統的內在活力。因此，根據鄉村振興戰略新要求，深化科技創新科技服務的體制改革，提升農業科技的數據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首先就要明確農業科技創新的目標和方向，把滿足消費的品質需求和市場競爭力擺在突出位置，以土壤分類普查與污染治理為著力點，以農業節水節地節能為關鍵，以生態肥藥推廣和綠色發展為重點，以農業標準化與大數據平臺建設為支撐，推進農業發展全面向綠色轉型，形成不斷提高質量的農業科技創新與服務體系，使農業成為一個具有無限生機的綠色產業。
陸福興：在國民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振興鄉村產業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但是，鄉村與國際市場的分離使鄉村的影響要比城市弱得多，因此，振興鄉村產業還是大有可為的。其前景是特色產業和品牌農產品。必須利用鄉村的自然環境特色和資源，發展鄉村的特色產業，打造農產品品牌。農業是與土壤和自然環境緊密結合的產業，是一個有區域性的產業，如果產業選對了，產業做出了品牌，農業產業就有市場特殊競爭力。當前，我們還必須注意的是，鄉村產業不一定都是農業產業，鄉村也要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鄉村產業要在二、三產業上做文章，開辟鄉村新產業形成新業態。
王文強：發展產業需要二個基本條件，一個是要素的支撐，一個是市場的支撐。從歷史上看，改革開放之初，農村經濟之所以快速發展，是因為一方面改革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所有農產品的市場需求都十分強烈。從當前來看，雖然我國經濟進入轉型的“陣痛期”，但產業發展的兩個基本條件仍然具有巨大的挖掘潛力。一方面，國民經濟下行，使城市諸多傳統過剩產能的產業退出，如果這些產業中的資金、勞動力下鄉回鄉，則可以為鄉村產業振興提供新的要素支撐。另一方面，居民消費結構的轉型為農業的功能拓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鄉村旅游、休閑農業、創意農業、特色農業、農產品加工業等成為吸引各方面關注的朝陽產業，我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可以為鄉村產業振興提供有力的保障。所以，鄉村產業振興的前景十分廣闊。關鍵問題是如何推動要素供給與市場需求的互動與良性循環，形成新的發展動力，這首先必然是要解決好農業供需不對稱的結構性問題，才能提升農業的市場效益，從而吸引更多的要素投入。因此，必須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優勢與特色為導向優化農業區域、品種結構，滿足市場多元化、個性化以及健康、安全消費的需要；因地制宜大力培育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多功能現代農業，延伸產業鏈，提升價值鏈，才能有效激發鄉村產業發展的潛能。
中國鄉村發現：從春節期間的“返鄉觀察”來看，很多人將視角聚焦在鄉村文化方面，在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才能實現鄉風文明？
陳文勝：2006年提出新農村建設就有鄉風文明這個要求，十多年以后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再次提出，說明鄉村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鄉村振興，風氣為魂。必然需要發揮倫理道德規范作為觀念引導和行為約束作用，以有效破解在鄉村治理中法律手段太硬、說服教育太軟、行政措施太難等長期存在的難題。在基層中調研就發現，不少地方在鄉村環境整治中，把農戶環境衛生好的和不好的，都在集中公開公布，好的沒有獎勵，不好的也沒有處罰，但全村都是很自覺的，這就是正風俗。古時候，傷風敗俗的就不許進祠堂，這就是樹正壓邪，是社會輿論與自覺修養相結合的“軟治理”。
而鄉風文明的本質是精神文明，是要建立以文化為核心的鄉村社會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在鄉村，鄉村的民俗習慣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主要內容，其中生祭婚喪節慶是農民的頭等大事，不僅關乎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的榮譽、面子，更是傳承數千年的傳統文化。為什么在世界文明史上獨有中華文明傳承五千年而不斷？是什么力量將中華民族凝聚在一起？建立在家園、家庭、家人之上的家國情懷，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沒有家，哪有國？有了家就有了家庭的歸屬感，知道自己生命的源頭，感恩親人的撫育與呵護；有了家庭的歸屬感就有了家族和家鄉的歸屬感，知道自己來自何處，眷戀成長的故園；有了家族和家鄉的歸屬感就有了宗族和民族、國家的歸屬感，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擔當著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故情系故土，小而思鄉，大而思國。而鄉村的民俗習慣在其中發揮著特殊的紐帶作用：家庭通過鄉村的民俗習慣這個精神的歸宿將家鄉與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家族通過鄉村的民俗習慣這個血緣的密碼將宗族與民族、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從而將祖源認同與民族認同合為一體，使中華民族有一個共同的心理歸屬，具有鞏固中華共同體的不可或缺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孔夫子和馬克思兩個老祖宗不能丟，強調要增強文化自信，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因為鄉村的民俗習慣是傳統文化之根，切不可再干文革砸毀孔子廟那樣的蠢事了。張治中在破四舊時就直言，在以后會被認為是一個笑話，歷史現在已經證明了他的預言。因此，鄉風文明建設重在引導，不能用行政手段過分干預禁止。有些地方在鄉風文明建設中搞形式主義，不分對象硬性規定婚喪只能辦多少桌酒，桌上只能擺幾樣菜，菜只能是哪幾個品種等，甚至平墳、砸棺、禁賣冥幣，不僅是嚴重損害了傳統文化的傳承，侵犯了農民的文化權利、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更是使中國歷史文化血脈走向斷裂，嚴重影響了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和地區之間競爭的本質就是以文化為核心的軟實力競爭。與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并無多大的差別。而我們之所以是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或英國人，其本質是因為植根于鄉村文化的民族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不同，尤其是每個人成長過程中受到熏陶的區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不同。如果說只有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的文化，那么，也可以說，只有建立在鄉村文化基礎上的區域文化、地方文化才是民族的文化。因此，鄉村的民俗習慣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象征，其價值絕不亞于萬里長城。
我認為，移風易俗要以尊重鄉村的民俗習慣為前提，鄉風文明只能循序漸進，不能一蹴而就。歷史也證明，任何國家用強權法律、行政手段干預傳統的民俗習慣都是失敗的。故黑格爾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一定會存在。
陸福興：鄉村文化是鄉愁的載體，因此，“返鄉觀察”聚焦鄉村文化也理所當然。當前鄉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碰撞不小，所以鄉村文化在碰撞中遇到了強大的城市文化壓力，特別是某些有“優越感”的城里人，返回鄉村用城里人的視角和思維，對鄉村文化指指點點，企圖唱衰鄉村來顯示自身的“優越”，影響了人們對鄉村文化的正確認識。要在城鄉文化碰撞中實現鄉風文明，我認為最關鍵的是要保持鄉村文明的鄉土味，鄉風文明的特點是鄉土，有鄉土味才有鄉風文明，因此，建設鄉風文明，不能用城市文明做樣板和標準，而是要在鄉村文明的基礎上加強建設引導，鄉風文明必須根植在鄉土之中，如果成了城市文明的翻版，我們的鄉風文明建設就失敗了。當然，鄉風文明建設也要吸取現代城市文明的精華來創造創新，而不是一味的仿古和復古。
王文強：城市文化源于工業文明，鄉村文化源于農業生產與鄉村生活，兩者是相對獨立的文化。但我國城鎮化的進程是以農村人口的進城為基礎的，農村的發展又以城鎮化的帶動為基礎的，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碰撞，這種碰撞既有沖突、也有相互滲透。城市文化以物質的繁榮為基礎，具有開放性與創新性特征，鄉村文化以地域為條件，相對封閉與守舊，因而在我國快速城鎮化進程中，在城鄉人口大規模流動中，鄉村文化的確有相對弱化的表現，所以為“返鄉觀察”所聚焦。鄉村文化是鄉村生活的精神依托，鄉村文化的弱化，對鄉村生活的幸福感、價值感必然產生不利影響，也使得一些惡習和城市文化的糟粕趁虛而入。因此，要實現鄉風文明，一方面要強化對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增加鄉村公共性、集體性文化的供給，激勵農民參與文化資源的保護與文化供給的活動中去；另一方面，要順利時代變遷創新性改造鄉村傳統文化，倡導吸收城市文化的精華，使城鄉文化能相互補充，從而使鄉村文化成為引領鄉村現代化的強大精神力量。
中國鄉村發現：鄉村振興的關鍵是激發鄉村活力，鄉村振興如何在希望的田野上找回失落的故鄉？
陳文勝：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鄉村發展同樣面臨著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的新任務。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實踐表明，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定發展階段會出現鄉村衰退。盡管中國鄉村發展總體良好，但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依然普遍存在。這一方面使城市獨具資源集聚的優勢，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強化了對鄉村要素的“吸附效應”；另一方面使城市和工業處于中心地位，在政策體系方面強化了以城統鄉、以工帶農的城鄉不平等發展格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就是要通過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實現新舊動能轉換，在改革、轉型、創新三個方面推動城鄉地位平等、城鄉要素互動、城鄉空間共融。既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大力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探索以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為主要內容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創新，確保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也要充分發揮市場在城鄉要素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構建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與平等交換的體制機制。同時，要高度重視現代技術這個關鍵變量。信息技術和網絡經濟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城鄉的空間距離，迫切需要為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在鄉村的發展開辟廣闊道路，使鄉村的新動能加快成長，成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內生動力。
陸福興：在希望的田野上找回失落的故鄉，我覺得鄉村振興必須讓鄉村做主，不要包辦代替。像許多包辦的婚姻最后都失敗了一樣，鄉村的很多政府推動的運動式發展都一樣失敗了。只有農民做主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成功了。為此，一是鄉村振興生活富裕要縮小城鄉差距也要城鄉有別。生活富裕要縮小城鄉差別，使農民的生活水平更上一層樓，但是，一定要城鄉有別，不一定要農民與城市市民的生活一樣，那也是不成功。如我們新農村建設想農民也住城市市民一樣的樓房，但是實踐證明農民上樓是失敗的。二是產業興旺要夯實基礎設施更要特色品牌。產業興旺不是政府推動而是要遵循市場規律，政府的任務是加強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向農民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政府不能幫農民辦產業。同時，鄉村振興的鄉村產業不是政府統一推進，而是要做鄉村自己的特色產業和品牌產業，否則大宗同質競爭的產品會毀掉農民。三是生態宜居要綠水青山也要政府公平投入。綠水青山是金山銀山，但是綠水青山的保護還要付出金山銀山的代價，因此，保護綠水青山政府要完善生態補償機制，不能讓農民為生態環境受損失，綠水青山是公共產品，沒有農民私人付出的道理，否則就是不公平。四是鄉風文明要移風易俗更要弘揚本土精華。鄉風文明移風易俗是必須的，鄉村的風俗有許多不健康的東西要改要移除，但是，決不能用統一的標準去建設鄉風文明，必須在弘揚鄉村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建設鄉風文明，否則，全國統一建設鄉風文明，將把鄉村特有的文化毀掉。五是三治融合要治理有效更要突出農民主體。鄉村治理是鄉村振興的保證，三治融合的目的是治理有效，因此，有效就是目的，不同的地方三治融合的方式應該比重不同，各有側重和特色。同時，鄉村治理必須讓農民成為主體，政府不能代替農民，否則不僅治理成本很高，而且費力不討好。
王文強：鄉村振興的關鍵是激發鄉村活力，而激發鄉村發展活力的關鍵是激發鄉村資源要素的活力。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業農村以原料、資金、土地等資源要素單向支持城市發展，改革開放后，農村勞動力也大規模的單向流向城市，帶動加劇了資金等要素的流出，導致農業農村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源要素嚴重不足，鄉村發展活力相對弱化。所以，要找回失落的故鄉，仍然需要在資源要素上找到突破口，這既包括激發農民、資金、土地、資產等的活力，也包括合理引導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向農村流動。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總方針和城鄉融合發展的總方向，以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的體制機制壁壘，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引導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為鄉村發展提供有效支撐和強大動力。在政府層面，則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農民的關系，防止大包大攬、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注重制度規范、政策激勵、教育引導，為激活農村資源要素和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流動提供有力的保障。
（本文由中國鄉村發現網根據錄音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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