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縱觀毛澤東一生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探索，大體可分為三大階段。在第一階段“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認為，“國民革命”首先要解決農民問題，但同時亦認為，對農民問題的解決要服務于“國民革命”。在第二階段即“國內革命運動”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初期，毛澤東認為，中國社會革命需要解決農民問題，而且對農民問題的解決有助于中國社會革命的不斷前行，直至最終勝利。在第三階段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進行了有益探索，也走入了某種誤區。毛澤東一生對中國農村農民問題的認識及探索，留下了許多寶貴的重要啟示。
關鍵詞：農民問題；毛澤東；探索
毛澤東關注農民問題，既有主觀方面因素，亦有客觀方面因素。就主觀因素而言，毛澤東成長在一個農村富裕家庭，在信佛母親的言傳身教下，對貧弱大眾有一種天生的同情情懷①。十四五歲時曾輟學，讀書常常到深夜，“有一天忽然想到，小說書里有一點很特別，主要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②。他青年時在韶山、湘潭、長沙等地游歷，見到“廣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凍受餓，目不識丁，做一世的文盲，還常常被地主、豪紳和貪官污吏勒索壓迫，被賣被殺”③。這些成長經歷讓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有一種“深入骨髓”的直觀體驗。就客觀因素而言，投身革命后，毛澤東不得不思考中國革命的發展及前途命運問題。受馬克思主義深刻影響后，毛澤東在冷觀當時中國革命現狀及對傳統農民運動進行反思④的基礎上，逐漸認識到農民問題是助推革命前進的門徑⑤。在中共三大會議上，毛澤東陳言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①中國革命的后來走向也印證了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農民問題很重要，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才能取得勝利。”②關于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及探索，本文擬從一種相對宏闊的歷史演進視角展開研究。
一、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探索
在“國民革命”時期（即第一次國共合作完全破裂以前這一時段），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可概述為：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③。
首先，“國民革命”旨在解決農民問題。“國民革命”要為農民這一群體爭取利益，農民在“國民革命”中具有一種主體地位和意義。“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④。作為“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群體是革命力量的朋友。“國民革命”的目標，關鍵是要解決農民問題，“設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則各階級問題也無由解決”⑤，“在國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減少租額，減少利息，增加雇農工資的時候”⑥。當農民運動受到非議時，毛澤東直率地指出：“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補益。這是“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認識的主要方面。
其次，農民問題的解決將助推中國革命前行。在“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認識也是有一定現實考量的。“國民革命”不單單是為了解決農民這一個群體的問題，還有更高、更多的目標和任務，但對農民問題的解決，將有助于更高、更多目標和任務的實現，助推中國革命前行。毛澤東說，要有大批同志下決心去做組織農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甚么，問他們要些甚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⑦，做成鄉村間普遍的革命現象，推翻社會的封建制度⑧。就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意義而言，毛澤東認為，能夠保護革命，解決土地問題后即能解決財政問題及士兵問題，“因農民要保護他們的土地，必勇敢作戰”⑨。
在“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科學地找到了推動中國革命前進的“法門”——解決中國農民問題，而要真正開啟“法門”推動中國革命繼續前進，還須仰賴客觀歷史條件的演進變化。
二、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探索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的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主要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可概述為：農民問題的解決要適應“國內革命運動”的新情況。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國共產黨的生存處境面臨威脅的情況下，對農民問題的解決本身不再是主要目標，保存“革命火種”、發展壯大革命力量才是主要目標。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國共產黨經歷了慘痛的教訓，毛澤東深刻意識到了革命政黨掌握革命武裝的重要性①。“馬日事變”后，毛澤東赴任湖南省委書記時強調，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要迅速集中，不能分散，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不能再徘徊觀望。同年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發言強調，黨要非常注意軍事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②。如何才能讓革命政黨擁有和掌握革命武裝呢？毛澤東的回答是，通過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方式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隊伍。農民群眾要保護他們的革命果實，必踴躍參軍，支援革命戰爭。在“國內革命運動”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及探索主要涉及的是農村土地的重新分配，“可以說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革命黨的一個中心問題③。這一時期的土地分配方案，一方面，緣于國共合作的破裂及國民黨退化為反動派，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完全破裂以前“國民革命”時期的分配方案相比，有著顯著的變化，另一方面，緣于“國內革命運動”時期的革命形勢瞬息萬變，在該時期內農民土地分配方案也常有變化。
具體來講，就對土豪劣紳的態度而言，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前后兩個時期，毛澤東都主張，他們的土地要統統沒收，“土地問題必須解決，解決土地問題是于全般革命有利益的。現在所決定的政治沒收，是沒收土豪劣紳軍閥等等的土地”④。不僅如此，終其一生，毛澤東對土豪劣紳的政治態度都是完全打倒，從沒變過。就對地主階級的態度而言，在“破裂”前的“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主張“不打倒地主”，只進行經濟沒收，沒收一切自己不耕種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并對被沒收土地的地主給以妥善安置。在“破裂”后的“國內革命運動”時期，1927年毛澤東主張，“我意以為可以五十畝為限，五十畝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沒收”，甚至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因為“中國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沒收大地主土地，不能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因此必須沒收整個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否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協要停止工作⑤。并且，“土地沒收之后，對于地主（無論大地主）家屬之安置必須有一辦法，方能安定人心”⑥。就對富農的態度而言，在“破裂”前的“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主張，富農是要沒收的⑦。在“破裂”后的“國內革命運動”時期，1928年毛澤東主張，沒收一切土地為蘇維埃政府所有，平均分給農民（包括富農）①；1929年毛澤東提出，要區別對待地主和富農，只沒收富農多余的土地，不過分“打擊富農”②；1933年毛澤東主張，富農分與較壞的勞動份地③；1935年毛澤東指出，“富農可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過去分壞田的原則是不對的，但富農土地完全不動的原則……也是不對的”④。就對貧農中農的態度而言，在“破裂”前的“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主張，自耕農、中農的土地不被沒收⑤。在“破裂”后的“國內革命運動”時期，1928年毛澤東主張，沒收一切土地（包括中農的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平分給農民（包括貧農、中農）⑥；1930年毛澤東提出，準許實行“新租田制”，“無勞力的人把田租與有勞力的人耕，佃戶交租谷與田主”⑦；1935年毛澤東指出，“當斗爭發展，貧農、中農要求平分富農土地時，黨應贊助這一要求”⑧。在“國內革命運動”時期，亦即在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時期前，毛澤東對農民問題認識的成型觀點是：“土地斗爭的階級路線，是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剝奪富農與消滅地主”，“土地革命不但使農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農民發展土地上面的生產力”⑨。
歷史事實表明，在“國內革命運動”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及其實踐，對農民土地分配方案的適時調整，不僅為下一時期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時期農民問題的解決積累了豐富經驗，而且成功保存了革命火種，并發展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中國革命力量。
三、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探索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可概述為：農民問題的解決程度，要有利于建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就是說，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對農民問題的解決要服從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的需要，服務于中華抗日戰爭。突出表現是，對地主階級態度的調整和對農民問題解決力度的調整。之所以如此，毛澤東的解釋是：“土地革命與反帝是中國革命主要元素，兩個任務不能減弱。但在亡國滅種面前，同時提出兩大任務不妥當。”瑏瑠“現在解決土地問題必須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敵人方面去。實行這個政策，是破壞敵人統一戰線的最好辦法”。
具體來講，就對地主階級的態度而言，在“國內革命運動”時期，毛澤東主張，消滅地主，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財產，只對在鄉地主家屬“酌量分與田地”，給以生活出路①。而當中共中央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后，193６年毛澤東主張，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使他們能夠進行生產，而小地主的財產不被沒收，并且參加抗日運動的地主，給予特殊的看待②；1937年2月，為激發國民黨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性，毛澤東提出：“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③1940年毛澤東提出，對一切非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忠實走狗的土地實行改良政策，地主實行減租減息，同時不能減得太多，不能因減息而使農民借不到債，不能因清算舊債而沒收地主土地。這樣調整理由是，“承認地主的大多數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開明紳士是贊成民主改革的。故黨的政策僅是扶助農民減輕封建剝削，而不是消滅封建剝削，更不是打擊贊成民主改革的開明紳士……須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借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④。
就對富農的態度而言，在“國內革命運動”時期，毛澤東主張剝奪富農，但富農可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1935年毛澤東發布命令，改變對富農的政策，“富農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額出租應全部沒收之外，其余富農自耕及雇人經營之土地，不論其土地之好壞，一概不在沒收之列；富農之動產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貸出借者外，均不應沒收；除統一累進稅外，禁止地方政府對于富農之懲罰及特殊稅捐；富農在不違反蘇維埃法律時，各級政府應保障其經營工商業及雇用勞動之自由；在實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區域，富農有與普通農民分得同樣土地之權”⑤。193６年毛澤東主張，富農的土地不被沒收，“富農的土地及多余的生產工具均不沒收”⑥。這樣調整的理由是，“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富農的生產方式是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是抗日與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⑦。黨的政策是在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條件之下，獎勵富農生產與聯合富農，保障富農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
就對貧農中農的態度而言，在“國內革命運動”時期，“農民該欠田東債務，一律廢止，不要歸還（但商人及工人農民相互間的債務不在此例）”，“田地歸耕種的農民所有，不再交租與田東”，“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厘金錢糧”⑧。1940年毛澤東主張，對一切非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忠實走狗的土地實行改良政策，農民應實行交租交息，有交租交息的義務，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⑨。這樣調整的理由是，在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情況下，要調動地主階級抗日的積極性，對農民問題的解決和支持力度要有所調整，但必須“承認農民（雇農包括在內）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故黨的政策是扶助農民，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實行減租減息，保證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借以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抗日的與生產的積極性”①。
可以說，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時期，毛澤東既堅持了原則性，又發揮了靈活性，將對農民問題的解決統一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的全局戰略中。歷史事實表明，毛澤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時期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及其實踐，不僅促成了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而且較好地解決了農民問題，并在很大程度上壯大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國內革命力量。
四、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探索
抗日戰爭勝利后，階級矛盾又重新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毛澤東看來，抗日戰爭勝利后農民問題的解決應當旨在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徹底推翻“三座大山”，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好基本準備。
具體來講，就對地主階級的態度而言，解放戰爭初期，毛澤東主張，繼續保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時期對地主階級的土地政策。1945年8月11日，毛澤東指出：“地主須使之可以過活，沒收分配土地是過早的。”②1947年7月毛澤東仍主張：“軍隊打出去時，在新區與其沒收地主土地，不如按階級路線攤派繳稅，利用舊機構有時也是需要的。立即實行耕者有其田勢必成為強迫群眾。”③1947年12月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達到轉折點后，毛澤東對地主階級的態度開始發生質性變化，主張土地改革的方針是消滅地主階級，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④。1948年毛澤東提出：“1947年八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區，實行土地法應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中立富農，專門打擊地主，先分大地主的浮財，分大中地主的土地，照顧小地主，然后進到分配地主階級土地。”⑤1950年毛澤東主張：“除對極少數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及堅決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應由法庭判處死刑或徒刑而外，對于一般地主只是廢除他們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廢除他們這一個社會階級，而不是要消滅他們的肉體。”⑥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呈現這種變化，一方面原因是，解放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尚在成長之中，國民黨掌控的反革命力量呈“泰山壓頂”勢，中國革命勝利前景“尚不明朗”，不能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即刻激起地主階級的“抱團”反抗，過早過多樹敵。另一方面原因是，“地主階級當作一個階級要消滅，當作個人要保護”。
就對富農的態度而言，解放戰爭初期，毛澤東亦主張繼續保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時期對富農群體的土地政策，“富農除封建剝削部分實行減租外，不應加以打擊”⑦。而在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達到轉折點后，毛澤東對富農的態度有所變化。1947年12月毛澤東主張，要消滅舊式富農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1948年毛澤東主張，“將富農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財產予以分配”①。1950年3月毛澤東又提出，在新解放區，“不但不動資本主義富農，而且不動半封建富農，待到幾年之后再去解決半封建富農問題”②。1950年4月毛澤東鄭重主張：“不動富農的策略，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搞的。”③毛澤東對富農的態度與對富農半封建剝削的態度有區分剝離。這一情況，毛澤東是有其深思熟慮的：“如果我們的政策不對，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紳士、知識分子，對俘虜處置不對，對地主、富農處置不對等等，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勝利，共產黨越發展越多會變成越發展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④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主張不打擊舊式富農，還有其他因素，如考慮到富農經濟業已存在（比如新富農）；想中立富農，穩定新舊中農，刺激其生產；等等。建國后甚或初期，不動富農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土改規模空前，容易發生過“左”的偏向，但若只動地主不動富農，則不僅更能孤立地主，保護中農；其二，中國共產黨與民族資產階級業已在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形成了統一戰線，而民族資產階級與土地問題關系密切，為穩定民族資產階級起見，暫時不動封建富農似乎較為妥當；其三，“現在全國除了臺灣、西藏尚待解放，戰爭都停了，因此給了我們一個可能，對富農可以現在不去搞他”⑤。
就對貧農中農的態度而言，解放戰爭初期，毛澤東主張搞減租運動，反奸清算，徹底減租減息。1947年毛澤東主張，平分是原則，中農土地應該不動，團結雇農、貧農，堅決保護中農，提出了“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的土改方針⑥。但是，1948年面對貧雇農的革命冒險傾向，毛澤東卻批評說：“‘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鄉村，是雇農、貧農、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單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江山坐江山。”⑦歷史事實表明，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及其實踐，一方面在解放戰爭時期快速壯大了革命隊伍和力量，加速了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另一方面，建國后迅速穩定了整個社會的政治形勢，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恢復和發展。
五、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探索
全國范圍內土改基本完成后，新中國即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可概述為：通過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等方式解決農民問題。社會主義合作化發展得那么快，并最終催生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毛澤東有自己的解釋：“原因是：（一）農民很窮。（二）地少人多。（三）歷史發展的原因，即從互助組、初級社逐步發展，適合農民的習慣，不感到突然，覺得有利無害或利多害少，愿意加入合作社。（四）由于政府和黨的領導。”①毛澤東的解釋不無道理，但從后來的實際情況看，主要有這兩個主要原因：
其一，農民生活的貧困。農村很落后，農民很窮，基本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一九五二年的農業產量雖已超過我國歷史上的最高年產量，但是我們的農業水平還是非常低劣，農民的生活還很貧困，農產品還遠遠不夠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農民不但基本上沒儲糧，而且每年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貧苦農民缺少食糧，要鬧春荒夏荒”②。現實生活困苦的客觀環境讓農民對走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可能帶來的美好未來生活有一種強烈的愿景。如毛澤東所說：“人民公社這個事情是群眾自發的，不是我們提倡的。因為我們提供不斷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群眾就干起來了……我們的人民在農業合作社的基礎上搞起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他們就是有那么個趨勢，想要干起來。”③
其二，毛澤東自身的因素。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得那么快，最終發展到人民公社階段，毛澤東的支持推動也是一個原因。
可以說，毛澤東借助其領導中華民族取得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偉大成績及基于其上的領袖魅力，通過其革命實踐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高超政治斗爭藝術，實現了其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理想④。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過快發展，特別是人民公社化運動脫離中國現實國情，也留下了教訓。
作者簡介：陳文勝，男，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姚選民，男，中南大學法學院博士后、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員。
基金項目：湖南省毛澤東研究中心2015年度重點項目“毛澤東對農村農民問題的認識及探索”（編號：15MZDYJZ08）。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毛澤東研究2017年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