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互聯網+農業”的概念界定
“互聯網+”是指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互聯網平臺，促成互聯網與傳統行業的深度融合，創造出新產品、新模式與新業態。、
“互聯網+農業”即指將互聯網思維滲入現代農業發展理念，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術以及互聯網平臺助推農業現代化，從生產、組織、營銷、管理、金融、服務等各環節徹底改造提升傳統農業產業鏈，以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降低農產品交易成本、優化農業資源配置，實現“互聯網+農業”的深度融合創新，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思維為導向的農業經濟新業態，并助力打破傳統農業發展的局限性，做好現代農業的“接二連三”，挖掘更大的創新創業空間，促成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與農戶多贏格局。
需要強調的是，“互聯網+農業”并不是將互聯網硬生生地嵌入傳統農業產業，或是將二者簡單疊加，而是要充分挖掘互聯網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優化與集成作用，成功地將社會創新要素與各類資源、資本引入驅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軌跡之中，極大提升現代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與產出效益。
二、新常態下我國推行“互聯網+農業”的必要性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出現經濟增長動力持續減弱與經濟下行壓力并存的復雜局面，農業發展同樣不能獨善其身。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和國內農業長期粗放式經營模式，導致農業轉型發展過程中面臨著新老問題交織、新舊矛盾交匯、風險困難不斷積聚的格局，亟需新思路、新視野和新手段破解現代農業的發展瓶頸。
（一）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亟待提升
近年來，盡管我國農業市場化程度不斷提升，但農產品市場綜合競爭力仍然相對滯后。究其原因，主要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是農產品供求“緊平衡”態勢在短期內難以緩解，且部分品種產量過剩與一些品種供給短缺的現象并存；二是國內農產品面臨著成本“地板”與價格、補貼與庫存“天花板”的多重擠壓，如國內主要糧食作物及棉花、大豆等經濟作物生產成本的年均增速均達到10個百分點以上，甚至遠遠超出了國際市場配額外的完稅價格；三是農業區域布局與資源稟賦條件不匹配，北糧南運與南水北調并存，糧經飼結構不合理，種養業結構不緊密，農產品供求關系出現較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問題[4]；四是隨著人們對農產品質量安全關注度的提升及居民食物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農產品市場格局從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農產品“賣難”和短缺交替出現，提升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訴求日趨增強。
（二）傳統農業經營模式的制約性增強
長期以來，我國以分散的小農經營格局應對大規模的市場變化和資源調配，農業比較收益持續下降，農民務農熱情也日漸低迷。隨著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農村“空心化”、農業兼業化和副業化等現象的蔓延，傳統農業經營模式的弊端日趨加劇，弱者務農現象突出和普遍，小農在農業產業鏈利益分配中的比較劣勢愈加凸顯。小農只注重生產而不重市場，不懂營銷和管理，經營理念傳統落后，造成農業生產成本持續上漲，農產品價格低位運行，加之農民組織化程度偏低，農產品市場流通服務設施體系不健全，連鎖經營、訂單農業等營銷方式滯后，進一步加深了農產品供需市場之間的矛盾，深刻反映出傳統農業營銷模式與現代化工業營銷模式的相脫節，舊有的農業經營模式與產業組織體系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現代農業經營的發展要求，迫切需要新的經營理念、經營方式以應對新時期的挑戰。
（三）農業資源偏緊和環境惡化制約突出
農業面源污染加劇、耕地質量下降、農業資源趨緊等問題，嚴重制約了我國生態環境的改善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多年來，我國單位農田的氮肥施用量遠遠超出了世界發達國家，據農業部公布數據，2015年我國水稻、玉米、小麥三大糧食作物化肥利用率為35.2%，農藥利用率還不到四成，土壤質量降低、水土流失加劇。農民表現出極大的“化肥依賴癥狀”：一方面，年輕人常年外出務工，留守的老年勞動力受體力和財力等影響，難以做到對土地精耕細作，只能依賴化肥維持糧食產量；另一方面，大量施用化肥、農藥造成耕地品質不斷下降，為了穩產增產，又不得不施用更多功效更強的化肥、農藥，從而形成了惡性循環。此外，水體的富營養化、土壤鹽堿化、重金屬污染、畜禽糞便污染、地下水污染、草原生態退化等環境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生態存在嚴重透支的威脅，危及農產品質量安全，甚至人體健康。
（四）農民持續增收難且面臨較嚴峻形勢
當前從農民增收渠道來看，我國農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現已取代農業經營性收入，成為助力其增收的最重要途徑，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小規模家庭生產經營，轉向非農產業。隨著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盡管工資性收入仍然是促民增收的主渠道，但受制于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農民外出務工人數和務工收入增長出現“雙遞減”現象，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速從2010年的10.9%下降至2015年的7.5%，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的形勢下，推動農民持續增收的難度也將隨之不斷提升。
綜上可見，新時期農業發展面臨著諸多難題與挑戰，迫切要求農業發展應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去適應經濟新常態，以應對農業現代化提出的新訴求。如何在新常態背景下推動農業現代化步伐，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同時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成為當下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也正是鑒于此，“互聯網+農業”應運而生。
三、“互聯網+農業”的主要融合模式
近年來，“互聯網+農業”在推動我國現代農業轉型發展和促進農業跨界融合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凸出體現在解決農業信息不對稱傳播，創新涉農經營模式，拓展農業多功能屬性、提升農業智能化水平，優化市場資源配置等方面。總體而言，在助推農業現代化發展上，“互聯網+農業”的融合模式大致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互聯網與農業產業技術革新的融合模式
物聯網是推動“互聯網+農業”的重要技術支撐，物聯網技術在農業全產業鏈中的應用，有利于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實現綠色發展和資源永續利用，促進農業向著更科學化發展。在農業生產領域，物聯網技術對于精準農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它通過各種無線傳感器實時采集生產現場的光照、溫度、濕度、氣壓等參數和獲取動植物生長狀況信息，再通過智能系統定時、定量、定位處理，及時精準地遙控農業設備開啟或關閉，實現農業生產的可控化；在農產品安全預警領域，物聯網技術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通過整合農業、遙感、氣象、水利、物價、統計等相關部門基礎數據，作出科學性較強的病蟲害診斷模型、作物生長模型、生物災害預警監測模型、施肥方案決策模型等，極盡所能地為動植物生長提供最佳的生長環境；在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方面，物聯網技術助力實現農業資源與環境、農業生產與農產品流通等環節信息的實時獲取與數據共享，為農產品質量安全可追溯體系的搭建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二）互聯網與農產品流通營銷的融合模式
一是，當互聯網融入到農產品物流行業，有利于改變傳統農產品供應鏈體系中的很多落后環節，極大縮短原有冗長的農業產業利益鏈條，推動農產品物流交易扁平式發展，有效解決農產品流通過程中成本高企、物流損失高、信息交流不暢等問題。二是，當互聯網融入到農產品營銷環節，農村電子商務的興起將成為農業現代營銷模式的最重要推手，通過建立農產品網絡營銷平臺，或積極創建微博、微信等廉價甚至免費的高效銷售入口，沖破條塊分割的農產品市場格局，大大降低了農產品營銷成本和提升銷售利潤。三是，互聯網的介入有利于推動農產品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互聯網+農產品營銷”順應了電商時代的營銷規律，顛覆了傳統農產品營銷模式，沖擊并倒逼農產品標準化、規模化和品牌化轉型。四是基于物聯網技術建立起的“互聯網+”的產品認證、產地準出等信息化管理平臺，有效強化了農產品風險評估預警，極大提升了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應急處理能力，為農產品安全流通保駕護航。
（三）互聯網與農村金融服務改革的融合模式
農村金融一直是整個金融改革中最為薄弱的環節，農民貸款難問題長期內得不到妥善解決，農村金融機構覆蓋率低，農村金融服務供不應求，金融供需缺口巨大。“互聯網+農村金融”更加強調市場導向的農村金融改革，鼓勵社會資本進入“三農”領域，開創了大眾參與的“眾籌”模式，為農戶提供更多的增信服務，為解決農村市場主體貸款難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支撐。當前我國“互聯網+農村金融”服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小額信貸。小額貸款的農村互聯網模式是通過互聯網聚集借款人以及投資人，再通過相關風險控制體系篩選有能力的借款人以及投資人，促成交易的P2P模式[6]。二是農業保險。通過運用互聯網的信息采集功能和大數據分析能力，農業保險的賠付率高的問題將可以得到顯著改善，特別是近年來互聯網技術在農業保險定損上的應用已經在我國多地得到了較快推廣，特別是衛星遙感檢測技術在定損過程中的應用，對于種植面積的提取、作物生長檢測、自然災害對作物影響等提供了很好的承保依據。
（四）互聯網與農業市場資源配置的融合模式
一是，借助互聯網資源、資金和渠道優勢，創新構建農業數據資源平臺、農業生態環境監測平臺、農產品電子商務交易平臺、農村精準對口幫扶平臺等，積極推動互聯網企業與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對接，有效整合業務鏈、價值鏈、產業鏈，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二是，利用互聯網的鏈接效應，構建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各類社會化服務等在內的要素一體化市場，著力提升農業要素資源的配置效率，加快釋放農業要素配置紅利，降低農業市場的交易費用和監管成本。三是，互聯網能助力農業多功能屬性的拓展，以農村一二三產業之間的融合滲透和交叉重組為路徑，加速推動農業產業鏈延伸、農業多功能開發、農業門類范圍拓展，打造農業“六次產業化”新業態。四是，在助力城鄉統籌和新農村建設方面，互聯網能夠有助于消除城鄉區域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供跨區域的創新服務，推動城鄉間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為實現文化、教育、衛生等公共稀缺資源的城鄉均等化構筑新平臺。
（五）互聯網與農村政務服務管理的融合模式
針對現有農村政務服務信息共享程度低、可辦理率不高、群眾辦事不便等難題，“互聯網+農村政務”衍生出的農村電子政務管理模式成為提升基層公共服務的重要舉措，也是“互聯網+”在農村基層工作的創新之舉。一是，“互聯網+”的介入讓基層行政管理更加民主化，政府通過在官網發布政務信息，網絡搜集社會公眾意見，最大程度汲取民眾意見，并以此作為行政決策依據。二是，互聯網也讓行政管理更加透明，通過推行公開透明服務，既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又加深了社會公眾對政府行政管理行為的了解程度。三是，電子政務的發展有利于推進實體政務向網上延伸，整合業務系統，統籌服務資源，促成線上線下融合，提供渠道多樣、簡便易用的政務服務體系。同時，通過推動電子政務服務平臺的整合，促進條塊聯通，實現政務信息資源的多方共享，特別是農業行政管理、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業市場監管、農村三資管理和農村電子政務的全面信息化共享，能夠有效提升農業行政管理效率及其服務“三農”的能力。
四、我國“互聯網+農業”在融合過程中面臨的現實挑戰
盡管“互聯網+農業”是借助信息化技術推動傳統產業提質升級的全新命題，是助推現代農業發展和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蘊含著重大的戰略契機，并拓展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全國范圍內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然而，在缺少頂層設計和宏觀指導的現實背景下，“互聯網+農業”很容易形成一哄而上、各自為政的局面，不利于“互聯網+”與“三農”各個領域的整體推進和協調發展，“互聯網+農業”由此也會演變為泡沫概念，在實踐過程中，仍存在不少障礙難題值得高度關注和審慎思考。
（一）“互聯網+農業”概念界定上存在分歧與偏差
盡管近年來“互聯網+農業”在政府推動下熱情高漲，但社會公眾對于“互聯網+農業”的內涵認知仍不明晰，加上政府對其具體發展模式缺乏明確的指導與建議，導致社會實踐中很容易出現一些偏差和錯誤導向。一是盲從化傾向，如很多涉農企業在互聯網浪潮的沖擊下，未能切實考慮自身的運營條件和所處的市場環境，而選擇盲目跟風“互聯網+”，忽視其運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造成企業發展陷入惡性競爭；二是將“互聯網+”等同電商化發展，很多民眾甚至地方政府簡單地把“互聯網+”等同于走電商化路徑，造成電商企業遍地開花，特別在農業領域，不恰當的電商化營銷模式更是容易背離農業的基本屬性和政策初衷；三是高成本堆積傾向，片面地認為通過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改造升級即可以推動實現“互聯網+”的成功轉型，忽視了配套社會化服務的重要性，導致“互聯網+”在農業全產業鏈領域難以有機融合，同時，高昂的堆積成本不僅會推高農產品終端消費價格，又會進一步抑制居民的消費熱情。
（二）“互聯網+”與現代農業深度融合的難度較大
農業是一個綜合性的復雜系統，其發展涉及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等各各方面，由此對應的農業問題也是相互交織、錯綜復雜。“互聯網+”在向農業滲入融合的進程中，不可回避的兩個客觀現實是：三產之中，農業距離互聯網最遠；相對其他產品，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的產業鏈節點最多。首先，農村地區互聯網基礎設施薄弱成為“互聯網+農業”發展的一個巨大障礙，目前，仍有四萬多個行政村未通寬帶，還有七成以上的農民不熟悉互聯網操作；農村公共信息服務平臺建設滯后，且農業數據資源的利用效率極低、數據分割嚴重，信息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任務異常艱巨。其次，農業產業化程度低下導致市場對互聯網的需求不足，一方面，農業經營組織體系不發達，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儲運等均不具規模，且各環節之間相互分割，造成農業活力不足，難以通過互聯網打通信息傳遞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互聯網、物聯網等農業技術尚不成熟，小農戶分散生產經營的格局與高度智能化和市場化的“互聯網+”模式難以有效對接。此外，農業作為高風險弱質產業，自然風險因素影響對整個產業的影響不容小覷，盡管“互聯網+”在加速農產品流通和推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是受制于農業自然風險的不可控性，農民仍可能選擇被迫違約行為，反而阻滯了“互聯網+”的深度融合。另需指出的是，農民作為互聯網領域的弱勢群體，互聯網知識匱乏，面對多變的互聯網環境，難以認知和獲取有效的信息渠道，只能是被動應對，“互聯網+現代農民”發展路徑更是大打折扣。
（三）冷鏈物流建設仍是農產品“觸網”的主要障礙
受制于農產品季節性強、易腐變質、流通環節多、效率低、農村交通設施欠發達等因素影響，農產品冷鏈物流一直是生鮮農產品互聯網應用實踐中最重大難題。許多農產品尤其是特產鮮貨不少集中在僻遠山野，外運困難，這導致即使是借助于網絡營銷宣介也難以將產品售出，等于有網無路。而外地對原產地農產品信息獲取不暢，缺乏了解，又近乎于求購無門。最受農產品冷鏈物流滯后影響的是當前“互聯網+農業”領域內最熱捧的農產品電商，據相關統計，2015年國內農產品電商數量達4000余家，但均存在趨同投資、重復建設、成本高、標準不一等問題，導致競爭無序、虧損經營，建站與關站并存，4000家中僅有1%盈利，7%巨虧，88%略虧，4%持平。生鮮農產品物流基礎設施嚴重落后，農產品保鮮技術、儲存能力、配送力量參差不齊，特別是冷鏈物流能力不夠，農產品流通效率低、成本高、損耗大。據相關統計，果蔬等農副產品在采摘、運輸、儲存等物流環節中的損失率高達30%，加之，農產品標準、保障標準、配送標準、驗收標準、質量標準等農產品標準體系建設的不健全，網售農產品“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普遍存在，且仍在快速蔓延。
五、推進我國“互聯網+農業”深度融合的對策建議
（一）夯實“互聯網+”與農業深度融合的條件基礎
有序推進農村地區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完善農產品物流配送網絡體系建設，夯實“互聯網+”與現代農業深度融合的硬件基礎。一是，重點解決寬帶村村通問題，加快研發和推廣適合農民特征的低成本智能終端，喚醒多年沉睡的農村互聯網經濟潛能；二是，加快實施農業大數據工程，建立覆蓋農業大數據采集、加工、存儲、處理、分析的全信息鏈，著力推廣基于“互聯網+”的農業大數據應用服務；三是著力完善農資、農產品物流網絡體系，加強“供應鏈”管理，特別是要強化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建設，針對我國農業分散組織和市場應對能力較弱特征，可以選擇性發展第三方物流，減少物流成本投入，提升“互聯網+農產品物流”效率與質量。
（二）提升農民信息化素質，助力培育“新農人”
積極推進“互聯網+新農人”的培育行動，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為我國“互聯網+農業”戰略的推進提供人才支撐。一是，通過市場化手段盡可能地減少信息傳遞成本，激發農民信息需求，給予農民購買智能手機或電腦補貼等特殊政策，提高農民網絡搜尋信息、防范風險和線上溝通交易的能力，逐步改變傳統農民的生產方式、交流方式和交易方式。二是充分利用現有信息化基礎，面向農村公眾普及互聯網知識，更廣泛地運用微博、微信等社交網絡工具開展科學傳播，促使廣大農民快速、便捷地汲取科學知識與信息。三是要積極構建基于“互聯網+”的系統培訓體系與教學環境，研發智能終端的在線課堂、互動課堂、認證考試等“新農人”教育平臺，滿足農民對科普信息和技能的個性化需求，并通過宣傳媒介、農業學校、農技夜校等培訓基地，加強對農民的系統培訓力度，提高農民素質技能。
（三）強化農業領域“物聯網”等核心技術研發應用
整體而言，我國農業物聯網發展仍處于探索初期，物聯網建設探索性投入較大，利益產出及附加值較低。傳統農業的粗放式分散的生產經營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農業物聯網、云計算等核心技術的推廣與應用。因而，政府在營造農業物聯網發展環境、引領信息化推動現代化方向及資金支持帶動技術方面，要保證農業物聯網的穩步推進，要鼓勵重點突破農業傳感器、農業精準作業等前沿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建立農業物聯網智慧系統，在大田種植、設施園藝、畜禽養殖等領域廣泛應用；開展面向糧食主產區域，主要糧食作物的長勢監測、遙感測產與估產、重大災害監測預警等農業生產智能決策支持服務。借物聯網技術實現農業資源生態本底實時跟蹤與分析、智能決策與管理，實現“一控、兩減、三基本”的目標，治理農產污染，提高農業資源生態保護水平，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此外，要通過土地流轉政策、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政策，創造農業物聯網應用必須的規模化生產環境和經營方式，并引導社會各界力量參與物聯網等核心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四）促進“互聯網+”與農業整體推進和局部突破
“互聯網+農業”戰略應遵循整體推進的要求，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均要重視農業信息化建設工作，發達地區要在利用信息化手段改造傳統農業的同時，積極引領“農業六次產業化”路徑，提升農業生態價值、休閑價值和文化價值，促使傳統農業更具競爭力和適應性；欠發達地區要以信息化為引擎，搶抓工業反哺農業和農業信息化發展機遇，積極求索、大膽創新，推動地方農業實現跨越式發展。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地區間的不平衡性和多層次性，決定了我國“互聯網+農業”融合模式絕不可能套用同一個模式，各地區要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特征、科技發展水平、市場經濟環境、網絡基礎設施配備等促成若干不同模式的“互聯網+農業”演進路徑，并積極發揮其自然、經濟、社會和文化優勢，充分凸現其區域特色。政府部門還應出臺專門的政策舉措，鼓勵多元化、多渠道方式對“互聯網+農業”發展進行投融資，促成“互聯網+”與農業的整體推進和局部突破。
作者簡介:呂火明（四川省農業科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 趙穎文、劉宗敏（四川省農業科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網絡信息 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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