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農村所進行的改革，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次偉大實踐。
農村改革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是普遍實行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廣大農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逐步探索創造出來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要形式是包干到戶(又稱大包干)。這一責任制形式由皖東鳳陽縣農民首創，率先興起于滁縣地區。與其他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一樣，大包干的產生、發展，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產物，是糾正“左”傾錯誤、撥亂反正的偉大成果，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思想喚起并激發了農民的創造精神的結果。
70年代末，位于江淮之間的皖東農村生產停滯、經濟困難。滁縣地區農村人均口糧只有500斤左右，社員集體分配的人均年收入只有70元左右。在定遠、鳳陽、嘉山等貧困縣，不少社員人均口糧只有300斤左右，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左右。一些地方合作化以后20多年來的集體積累，折價不夠抵償國家銀行貸款。從60年代初開始，每到冬春季，全地區總有大批農民扶老攜幼、逃荒要飯。1978年，滁縣地區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災，糧食大減產，農村經濟岌岌可危，農民愁思百結，干部焦慮萬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群眾發起了對舊的農村經濟體制的沖擊。
1978年9月，滁縣地委召開全區四級干部會議。此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極左路線和思想還沒得到清算。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已經進行了幾個月，兩個“凡是”的觀點正在受到質疑，各級干部群眾的思想正在活躍起來。會上，許多公社書記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我國農業長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那里？一個公社上不去，兩個公社上不去，為什么全區240多個公社都上不去？難道我們這些公社書記都是笨蛋嗎？他們強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讓下面干。干上去了不求表揚，干不上去自動下臺。分組討論中，來安縣和天長縣一些公社介紹了他們試行的包產到組、以產計工、小宗作物田間管理責任到人、超產獎勵的責任制以及對基層干部按工作實績進行獎勵等行之有效的辦法，引起了與會干部的極大興趣。但這些辦法在當時還屬“禁區”，被稱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實行。會后，地委一方面把情況向省委第一書記萬里作了匯報，一方面組織人員到這些社隊進行調查。
早在1977年春，地委曾從抓年終分配入手，在全區推行了“一組四定”責任制，即“劃分作業組，實行定任務、定時間、定質量、定工分”。這種責任制在當時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于不聯產，不能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農民并不滿意。不久，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采取包產到組、以產計工、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辦法，增產效果十分顯著。1978年全公社許多生產隊因大旱糧食減產，這個生產隊卻增產30%。天長縣新街公社在抗旱中實行棉花管理責任到人、超產獎勵的責任制，單產提高89.6%。聯產計酬責任制的出現和成功使地委的思想大大解放了一步，在萬里的支持下，地委以文件的形式將幾個典型調查報告印發全區，要求各縣先在一個大隊或一個公社試點，取得經驗后再逐步推廣。但是，文件下達后，各縣紛紛要求擴大試點范圍，許多社隊干部群眾上門爭當試點。隨后，一些不是試點的生產隊也自發地干起來了。到3月底，全地區實行包產到組、包干到組、聯產計酬的生產隊已占生產隊總數的68.3%。
“雙包到組”責任制的推行伴隨著激烈的爭論。反對者認為這種責任制不符合“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原則，是“三級半”所有，影響了農業集體化的性質，要糾偏。1979年3月15日，報紙上發表了甘肅省一位讀者的來信，標題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來信人認為“現在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符合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應當穩定，不能隨便變更。輕易的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也是脫離群眾、不得人心的，同樣會搞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搞亂干部群眾的思想，挫傷群眾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危害。”報紙還加上編者按，指出要“堅決糾正”。發表在黨報上的讀者來信強烈地震動了滁縣地區的干部和群眾。有一些同志心有余悸，認為讀者來信有“來頭”，惶恐不安。針對干部群眾思想上出現的波動，地委認真學習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特別是認真學習鄧小平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認為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待農民群眾創造的責任制形式；評價這些責任制形式的優劣，應當從實踐出發，而不能從條條框框出發。實踐已經證明，這些責任制形式受到農民的歡迎，并且促進了生產的發展。隨后，地委向各縣發出電話通知，明確指出：各種形式的聯產責任制是符合三中全會精神的，當前春耕生產已經開始，各種責任制形式都應當穩定下來，不要變來變去。各縣縣委態度堅決，有的表示“春耕已經開始，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動搖”。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明確指出：“三級半有什么不好？這是經濟核算嘛，四級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搞核算，那不是五級嗎？”并指出：作為報紙發表各種不同意見都是可以的，別人可以寫讀者來信，你們也可寫讀者來信。這好比乘公共汽車一樣，別人打票乘車，你也可以打票乘車。究竟什么意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靠實踐來檢驗，決不能讀了人家一封信就“打退堂鼓”。
1979年秋收以后，地委主要負責同志親自帶領全區公社書記到最早實行大包干到組的鳳陽縣岳林大隊開現場會。會上沒做任何報告，也沒有表揚誰批評誰，在簡單地介紹了一些情況后便請與會人員愿意到哪家看就到哪家看，愿意找什么人談就找什么人談。農民的呼聲和豐收的事實打動了大家，特別是說服了那些對包產到組、包干到組有種種疑慮甚至非議的同志。干部認識的統一推動了雙包到組在全區更大范圍內展開。
“雙包到組”的推行，其意義不僅在于這種責任制形式實現了由不聯產向聯產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它為包干到戶在滁縣地區的興起從思想上和實踐上開辟了道路。
聯產計酬的“雙包到組”比不聯產計酬的“一組四定”雖大大前進了一步，但農民并不滿足。承包到組雖然克服了生產隊集中勞動的“大呼隆”，打破了生產隊的“大鍋飯”，但又出現了作業組的“二鍋飯”。個人責任不明確，勞動者的利益不能直接體現出來，勞動者的積極性得不到充分的發揮。農民向往的是聯產承包到戶。1978年底和1979年初，全區已有部分生產隊暗中搞了聯產承包到戶，主要是包產到戶，增產效果顯著。“包產到戶”過去長期被當作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具體表現進行批判。它在皖東的重新大規模出現，招致了比承包到組更加強烈的非議和責難。滁縣地區的左鄰右舍在交界地帶刷出“反對復辟倒退”、“抵制安徽的單干風”等大字標語。個別省的報紙甚至準備了十幾個版面，聲稱要對安徽的包產到戶“打排炮”。反對者憑借十幾年大批判形成的“理論優勢”咄咄逼人，許多干部、農民心里不踏實。面對挑戰，沒有現成的“本本”可查，只有到實踐中去尋找答案和支持。來安縣1979年糧食增產4.4%，其中包產到戶的隊增產37%，包干到組的增產12.5%，包產到組的隊增產3.4%，仍然以隊為基礎，搞“大呼隆”的隊減產6.7%。嘉山、鳳陽、定遠等縣也出現了隊不如組，組不如戶的普遍情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生產的發展給了干部、農民大膽實踐的勇氣。盡管當時中央有關文件仍然明確規定除邊遠山區和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不準搞包產到戶，但“包產到戶”在皖東已經呈現出一種“滿園春色關不住”之勢，成為農民的自發選擇。在省委的支持下，滁縣地委順應民心，積極引導，推動包產到戶責任制迅速發展。據不完全統計，1979年8月底，全區只有87個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同年年底發展到2179個，1980年4月發展到11549個，占全區生產隊總數的48.4%。
幾乎與此同時，鳳陽縣小崗生產隊首創了包干到戶的責任制形式。1979年初春，小崗生產隊18戶農民秘密開會，決定土地按人均平分到戶，耕牛和大農具作價到戶，農產品交售任務、還貸任務、公共積累和各類人員的補助款分攤到戶。如果生產隊長因此而坐牢，其余17戶共同養活其家屬。小崗農民首創的這種大包干責任制形式，比包產到戶更向前邁進了一步。當年春天，小崗的做法并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但是不久，這種做法的巨大優越性就進發出來，吸引了其他地方的農民競相仿效。
聯產責任制本身從承包到組向承包到戶(主要形式是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①)的演進，奠定了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基本格局。而大包干以其獨具的優越性受到農民的特別擁護，終于成為家庭聯產承包的主要形式。
1979年10月下旬，地委領導們來到鳳陽縣小崗生產隊。這是小崗生產隊大包干后的第一個秋天。豐收說明了一切：全隊糧食總產13.2萬多斤，比上年增產六倍多，18戶農民中有12戶收了3萬斤糧；油料總產7.5萬斤，超過了合作化以來20多年油料產量的總和；社員人均收入311元，比上年增長六倍多。自1957年后23年以來，第一次向國家交售糧食和油料，分別超額完成任務7倍和80多倍。地委常委通過對小崗生產隊的解剖分析，對雙包到戶的性質、作用等幾個重大問題形成了統一的認識：(1)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所有權仍歸集體，只是分戶經營，不是分田到戶；(2)生產計劃由生產隊統一下達，抗旱、防汛以及各種公差勤務由生產隊統一安排，不是變相單干；(3)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以及各種公益事業，年初通過合同的形式定下來，年終落實兌現，不是“富了個人，空了集體，窮了國家”。因而不論是包產到戶還是包干到戶，都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明確了這一點，對于堅定信心，統一認識，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具有重要意義。當時地委沒有對承包到戶下禁令，而是同意繼續承包，準許小崗再干三年。
1980年春節前夕，萬里又來到滁縣地區，在小崗生產隊挨家看了一遍，只見各家各戶凡是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他說：“這樣干形勢自然就會大好，我就想這樣干，就怕沒人敢干。”當生產隊反映有人指責小崗是“開倒車”時，萬里當即表示：“地委批準你們干三年，我批準你們干五年。只要能對國家多貢獻，對集體能夠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輩子也不能算開倒車。”這是多么大的鼓舞和支持啊!多年來嘗夠“左”的苦難的農民，心里一塊石頭落地了。有的社員顧不上與省委第一書記傾吐心聲了，急忙回家炒了花生。這是大包干的豐收果。他們把炒熟的花生一把把地往萬里及其隨行人員大衣兜里裝。萬里落了淚，他語重心長地對隨行的地、縣負責人說：“咱們不能再念緊箍咒了，你們說是不是？”回合肥后，他在省委常委會上捧出小崗生產隊社員送的花生，給到會的同志吃，再一次說，不管什么辦法，只要能增產增收，對國家能多貢獻，集體能多提留，群眾生活能夠大改善，就是好辦法。
1980年夏秋，圍繞雙包到戶的爭論在安徽省內外乃至全國上下激烈地進行。一些同志提出種種非議和指責，有的領導同志甚至想方設法加以阻撓。滁縣地區的雙包到戶責任制承受著巨大壓力。就在這個時候，地委主要負責同志在省委召開的一次會上看到了鄧小平《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內部講話。講話旗幟鮮明地支持了肥西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包干到戶責任制：“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下去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②講話以馬克思主義的遠見卓識，在我國農業面臨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撥開迷霧，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地委負責同志回滁縣后立即向各縣委書記作了傳達。在講話精神的指導和鼓舞下，更加堅定了推行大包干責任制的信心和勇氣。
大包干到戶一出現，就以其獨特的優越性，受到農民和農村干部的熱烈歡迎。這種責任制形式“責任最明確、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簡便”，同絕大多數農村的生產力水平、農民的經營水平、干部的管理水平相適應。大包干用農民自己的話說就是：國家的征購任務我們交，集體的提留我們給，剩下的隨便有多少都在俺們的口袋里。以后更進一步概括為“大包于、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交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成為廣大農民的自覺選擇，擴展非常迅速。家庭聯產承包初期搞的包產到戶，基本上都迅速發展成為大包干到戶。到1981年底，全地區實行大包干責任制的生產隊占99.5%。
皖東大地滿園春色，引起了全國及全世界的矚目。中央在1980年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的75號文件后，又連續幾年發出中央1號文件，使大包干責任制迅速在全國普及開來，并不斷得到完善，成為我國農村聯產承包制的主要形式。去年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全面總結了十多年來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再一次高度評價了家庭聯產承包制，強調要長期堅持，不斷完善。可以斷言，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必將使廣大農民從溫飽達到小康水平，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農業和新農村，為國家的繁榮昌盛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黨的文獻》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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