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指的是農村、農民、農業這三個問題，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快的今天，“三農”問題仍是我們不可忽視的社會熱點。中國現在自然還沒有很好地解決“三農”問題，我國連片的農村，貧瘠有之，愚昧有之，有些問題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
對于“三農”問題，武漢大學著名教授、學者賀雪峰說：“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民問題。”到底農民問題體現在哪些方面？為什么說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民問題呢？
何為農民問題
農村存在的問題不外乎土地、糧食、農業政策等等，可我們常說“以人為本”，如果把目光放到農民身上——那一個個在陽光下勞作，鮮活無比的生命身上，我們會發現，他們才是我們最應該關注的。
首先，大多農村地區仍是比較閉塞、貧窮的地方，對比起城區，農村地區教育資源匱乏，村民們對教育也不夠重視，再加上種種歷史因素，農民們的文化素質往往不是很高。如果缺乏一定的文化素質，那么有些事情總歸難辦。
農業逐漸向現代化的趨勢發展，國家必定要在農民當中推廣現代種植技術、農業新成果，可如果農民缺乏一定的科學文化素質，推廣起來會有些困難，到最后吃虧的還是農民自己。
第二便是眼界的問題，教育讓人受益的地方除了知識水平的提高之外，還在于眼界的提升。如今，扶貧也是國家重視的方面，可當落實下去后，卻發現有些農民本身便“扶不上墻”，例如只想把送來的雞宰殺吃掉，而不想留著它生蛋；只看得見眼前的利益，而沒有長遠的目光。
第三是落后的思想，社會發展到今天，許多思想已成過去式，可在農村地區，我們仍能看見某些糟粕思想根深蒂固，比如冥婚，比如重男輕女，這些糟粕思想一天不拋棄，農村就永遠處在愚昧的狀態中。
除了農民的文化素質有待提高之外，還有經濟基礎層面的農民增收問題。農村勞動力目前仍占全國勞動力的65%，是一個大群體，但由于大部分農民受教育程度偏低，高素質勞動者缺乏，又不具備專業技能，所以大多數人只能從事較為簡單的體力勞動，這便制約了他們收入的增加，也一點點地在拉開城鄉之間的差距。
此外，農產品價格常常處于一種上下浮動的狀態，情況往往是價格增長過快，農民生產后勁不足，甚至出現了增產不增收的尷尬局面。換句話說，農產品價格的浮動不僅沒讓農民受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他們的收入。而這是農業政策需要去完善的地方。
這些問題只是我們容易覺察到的，在農民這個群體身上，一定還有許許多多復雜的東西，這些東西纏繞在農村的大片土地上，不是一時能擺脫得了的。
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農民
在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快的今天，農民似乎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一方面，他們不斷逃離鄉村，想駐扎在城市中生根發芽，但另一方面，他們在進城之后發現要留在城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立、錯雜的高樓之間，似乎難以有他們的一席之地。
農民無非是因為地少人多，就業機會又少，在村中難以生存，才想進入城市，試圖闖出一番天地。幾十年前，鄉村工業迅速發展，涌現了許多鄉鎮企業，農村經濟結構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農民不僅可以靠農業吃飯，還可以通過打工致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一時間，他們還沒有落腳城市的想法。
然而，迅速發展之后是繁華的落幕，鄉鎮企業難免受到了正規制造業的沖擊，關閉的企業越來越多，農民們失去了一定的工作機會，如若回歸種田的生活又沒有穩定的收入，于是不得不另覓生計。
農民離土離鄉，進廠進城的大潮流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也是從那個時候起，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快。如果把目光放到進城的農民身上，我們會發現那是一個不那么好過的群體，尤其是在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的今天。
在從前，許多進城的農民能夠憑著自己的勤勞努力在城里安居樂業，然后一代一代都在城里安定下來，現在社會基本上是由知識經濟支配的，進城的農民如果缺乏一定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就只能在城里當底層的勞動力，長年累月地賣體力，很難真正在城內找到一個安身之所。
此外，人脈和資源也是一個他們需要考慮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定的人脈和資源加持，光靠自己的努力的話，實際上很難走向成功。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便是進城農民們歸屬感的問題。他們離開自幼生長的家鄉和土地，來到繁華卻陌生的城市落腳，他們在城市中難以產生認同和歸屬感，沒有主人翁的意識，只有自卑的“陌生人”的感覺，就像徐洪才所說的“漂著”。
戶籍制度興許是農民在城市難以產生歸屬感的重要原因。農民進入城市中，卻還是農村戶口，而戶籍制度綁定了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無法享受到同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子女入學、社會保險等會面臨不少障礙，在城市中總會覺得自己被“另眼相待”，不被接納。
近年來，房價的漲幅越來越大，城里人買房都很困難，更不要說進城的農民了。對于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房子是歸屬感的依托，不管在哪，擁有屬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就會覺得有了家，沒有房子，就感覺難以真正落地生根。農民在城市中沒有自己的房子，也是他們難以產生歸屬感的原因。
另外，進城后的農民一般工作強度較大，工作的時間也比較長，鮮少參加社會活動，再加上語言、飲食等方面無法避免的差異，都會影響他們的歸屬感。
長期尋不到認同感，是進城農民工的一種痛，也容易使他們陷入矛盾的心理狀態中，這無論對于農民本身還是對于城市，都不是樂觀的狀況。
所以，農民的孩子也明白，若想走出閉塞的大山，最有用的路便是拼命讀書，帶著知識前往繁華之地立足。可在繁華之下的生活，又哪是那么容易的。
把目光放到農民大批進城后，已然空心化的鄉村中，我們感受到的更多是心酸和無奈。鄉村的青壯年勞動力不斷進城，留下兒童和老人在鄉村里，村中缺乏人才，也缺乏相應的勞動力，難免陷入發展停滯不前的狀況。
而進城的年輕人靠自己的收入往往很難完成農民家庭在城市安居的任務，留在村中務農的父母“想方設法以農業剩余資源嘗試在城市立足的子女家庭”。久而久之，城市越來越繁華，鄉村越來越凋敝，城鄉的差距越來越大，相當于貧富差距在不斷拉大。
總而言之，在城市化發展進程中，農民無論是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市，都有些許尷尬。所以，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上來說，賀雪峰教授才會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民問題。農民的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提高，直接關系到我國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鄉村的前路
盡管城市化的進程越來越快，鄉村仍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探究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不能光看城市，還要看農村的發展狀況如何。中國如今在世界舞臺上擁有越來越高的地位，也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中國的上海不遜色于美國的紐約，可要是拿河南、湖北的農村地區和美國的堪薩斯州、密蘇里州，我們便能看得出差距。
這也是我們國家為什么要重視“三農”問題的原因，農村經濟如果得不到發展，整個社會終究得不到真正的發展。更何況，中國仍然有超過一半人口為農村戶籍人口，生活在農村的人口也超過六億，保障農村的經濟，也是在保障我國二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在賀雪峰看來，農村為進城失敗的農民提供了退路，正是農村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八億農民提供了基本生活的保障。
賀雪峰還曾講到：“解決三農問題不僅需要情懷，而且需要智慧和耐心。”中央給予解決“三農”問題的工作極大的支持，足見“三農”問題的重要性。而這條路，很艱巨也很漫長。
目前，我國對于“三農”問題實施的政策主要立足于農業方面，即轉變發展農業的觀念、壯大集體經濟、完善惠農政策等，可我們必須得考慮，在大量農民全家進城的情況下，也意味著鄉村土地的承包者也不再種地，那么農業的政策要如何有效地實施？如果鄉村農業也處于空心化的發展狀況，國家又要如何更好地利用惠農政策讓農民愿意回歸農業？
此外，賀雪峰教授說道：“中國三農問題中，農業問題主要不是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也就是如何生產出更多高質量農產品的問題，這涉及政策、技術、人才等各個方面，國家需要以政府干預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除了農業之外，我國更多的鄉村在嘗試著發展旅游業、服務業這些第三產業，其中自然也有不少取得成功的，可后頭的許多鄉村往往是在復制他人的道路，而不是在探索屬于自己的特色，導致了鄉村旅游業所展現出的東西容易千篇一律，資源得不到真正有效地利用。
位于陜西關中平原的袁家村便是一個靠旅游業振興的成功范例，然而，許多鄉村便抱著復制成功的想法，復制袁家村的發展道路，但往往適得其反，這便是沒有聯系實際好好定位的原因。如何把鄉村旅游業發展起來，建設美麗鄉村，也是發展過程中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當前三農政策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目中無人，即政策視野中沒有八億農民，而只有農業和農村”，不得不說，如果“三農”問題的解決策略沒有把目光放在那幾億農民身上，那么很難有真正的發展。
例如，一些地方為了糧食安全，把對農民仍然十分重要的宅基地復墾為耕地，以擴大耕地面積，卻置之不顧他們的生計問題，這怎么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呢？農民作為活生生的個體扎根在鄉村的土地上，他們本身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又何談鄉村發展。實現農民致富，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目標。
“三農”問題是全局性的問題，也是國家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問題，解決“三農”問題，最忌諱做表面功夫和急功近利。“三農”問題解決到何處，鄉村的前路也就走到何處。我們相信，國家擁有一定的耐心和決心切實地去解決“三農”問題，只是需要時間。未來，鄉村的綠水青山之間，必定會開出一大片繁花來。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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