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中國社會面臨由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脫貧攻堅“攻堅體制”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長效機制”的嬗變。構建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新發展格局，就需要在發展理念上，更加注重可持續性的問題，遵循鄉村發展規律；在要素配置上，更加注重高質量導向的問題，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在發展動力上，更加注重農民主體地位的問題，激發鄉村內生動力；在實現路徑上，更加注重實現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問題，探索“共同行動”與“共同富裕”相統一的有效實現形式；在體制機制上，更加注重區域差異性的問題，強調不均衡發展條件下的多元路徑。
關鍵詞：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
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歷史關口，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個大局”為戰略支撐，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1]沒有中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全面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需要全黨高度重視的一個關系大局的重大問題[2]。因此，以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變革邏輯為取向，全面鞏固拓展脫貧攻堅的偉大成果，構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新發展格局，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
一、進入新發展階段：由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全面推進
隨著脫貧攻堅這一歷史任務的完成，實現了中華民族第一個一百年目標是階段性戰略目標的實現，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接續奮進第二個一百年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2]。在社會轉型的時間維度、社會制度提供的價值目標和人口大國國情這三大情境中，需要全方位審視主要矛盾新變化和發展主線，正確認識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時代發展主題與未來目標方向。
（一）從全面小康向全面現代化推進的歷史拐點
從近代到現代，消除貧困實現民族復興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主題與主線。不消除貧困實現強國富民的現代化，就難以改變貧困落后實現民族復興。而晚清以來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歷史現實，使西方發達國家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參照[3]，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從新中國成立后的“趕美超英”到改革開放后的“三步走”戰略，都是中華民族追趕現代化的百年訴求。
歷史的坐標轉換，從改革開放后的1978年人均GDP全球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三分之二）、人均收入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人均收入三分之一、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規模為7.7億人的國家，[4]到2019年人均GDP達到10276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9040美元）高出13.7%，接近高收入國家分組的下限水平（12235美元）[5]，到2020年實現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全球唯一提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比例減半”的國家，歷史性地終結了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創造了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6]實現了全球人口大國由貧窮到溫飽、再由溫飽到基本小康、由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的歷史跨越，被譽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中國在短短的四十年的時間內成為了全球最大工業生產國和農產品生產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進程，不僅重塑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重塑了中國的經濟體系，而且顛覆了西方現代化的參照體系，使中國自身成為了世界所參照的重要對象；不僅使中國成為世界市場體系的受益者，對世界市場體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且使中國越來越受到世界市場規則的約束，也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與政治環境的影響，是從中國看世界的“中國為什么不行”到從世界看中國的“中國為什么行”的百年大變局。[7]
最為根本性的社會變遷，就是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鎮化正將中國具有幾千年農耕文明的農業社會帶入到以工商業為主要特質的現代社會。中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上升到2020年的60%，按照目前發展趨勢，到2030年城鎮化率還將進一步達到65%，2050年可能超過70%，有相當于美國人口規模的３億多農民成為市民，還有接近美國人口規模的2.9億多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以城鎮為主的人口分布現代化新發展格局已經基本形成。這突出地表明了中國社會處于由農業中國向工業中國轉型、鄉土中國向城鎮中國轉型的歷史新方位，構成了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全面小康向全面現代化推進的多重轉型疊加，傳統鄉土中國正在不斷被現代城鎮中國所取代。但是中國今天還遠未達到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現代化水平，即使是自我設定全面現代化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也還需要到2050年，如何冷靜清醒地定位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如何冷靜清醒地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以破解被迫改革與開放和自主改革與開放之間的矛盾，也同樣是一個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拐點。
（二）從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現實難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8]這“四個最”充分表明了社會轉型的時代特征。新發展階段，處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歷史交匯期，如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使廣大農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需要正視工作中面臨的現實問題與時代挑戰。
1.置于從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宏觀視野。
第一，脫貧攻堅成果鞏固難。一是脫貧地區發展基礎薄弱，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疊加全球經濟下行的影響，存在一定致貧返貧風險。二是政府管理體制和傳統政績評價體系易導致地方政府在推進鄉村建設中急功近利或角色錯位，把主觀設想的模式強加給農民，將復雜的“宜居宜業”問題簡單化為表面的“涂脂抹粉”，忽視了鄉村建設的內涵價值和使用價值，與農民群眾的真實需求脫節，存在建設與管理“兩張皮”現象，造成基礎設施建設維護難。三是由于國家核撥的扶貧搬遷資金標準不高，項目資金整合難度不小，社會幫扶力量不強，異地搬遷農戶自身能力不足，導致易地扶貧搬遷成果鞏固難。四是產業扶貧鞏固難。在調研時發現，大部分扶貧產業低端且單一，產品同質化嚴重，過度依賴政府或個別幫扶干部的資源扶持，屬于“輸血式”發展。另外，幫扶主體與幫扶對象之間的銜接機制不完善，產業發展的利益分配不公平。
第二，兩大戰略銜接難。在脫貧攻堅階段，堅持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平為優先，兼顧效率，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消滅了絕對貧困。進入新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9]。這也就意味著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要效率與公平兼顧，實現高質量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要明確的一點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絕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鞏固全面小康的基礎上向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深入推進。如何適應兩大戰略之間的轉變，接續推動脫貧地區發展和重點人群緩解相對貧困，就要求在統籌設計的時候深刻理解其內涵，做好兩大戰略的有機銜接工作，把握好常量政策、增量政策以及變量政策之間的關系。
第三，從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轉型難。進入新發展階段，城鎮化、老齡化、人工智能時代、生態雙碳目標等多重復合的宏觀背景，無疑形塑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農村現代化多重轉型疊加中的城鄉格局變革與鄉村社會現代轉型，推進脫貧攻堅到全面鄉村振興的轉型，需要著力破解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區域結構性矛盾、城鄉結構性矛盾的多重結構性矛盾，以有效應對農業的效益遞減、農民的老齡化、農村的空心化這樣一個幾乎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經歷過的發展階段，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最大難點所在。
2.置于從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微觀視角。
第一，農業效益提升難。實現農業高質高效，如何提高農產品效益、激發農業經營主體積極性才是關鍵問題。盡管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多樣化、個性化特色農產品效益得到快速提高，但大宗農產品的供大于求問題和優質農產品同質競爭的問題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決，尤其是突出存在著農產品同質化競爭、低端產品去產能難等老大難問題。根據對湖南的調研發現，總體上存在著經營性收入生產成本降低難、農產品賣難、產業結構調整難的三“難”瓶頸，產業結構單一的問題仍然嚴重，其中大宗農產品的區域相似度較高而普遍存在同質競爭，低價與“賣難”更加突出。
第二，農民收入增加難。增加農民收入是連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首要工程。盡管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總體上在不斷提升，但整體的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尤其是脫貧地區發展基礎薄弱，加之受國民經濟下行和疫情等因素的影響，農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增大。根據對湖南的調研發現，在農民增收問題中，農民經營性收入總量偏低、尤其是脫貧地區的農民經營性收入偏低是最突出短板，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速下滑是最大的挑戰，財產性收入是最大的瓶頸，財政減收下穩定農民轉移性收入是最現實的難題，這對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帶來最為現實的挑戰。
第三，鄉村治理轉型難。脫貧攻堅以來，黨和政府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重大優勢，向鄉村選派了大批干部和駐村工作隊，這些人員在決勝脫貧攻堅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進入新發展階段，鄉村治理也面臨著轉型的挑戰。據調研發現，鄉村治理普遍存在鄉村權力運行如何規范、鄉村權力監督制度如何健全的突出問題。一是鄉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公開透明度不高。由于公共決策過程、惠農項目和資金使用等相關信息公開不到位，涉及鄉村公共服務的部門較多且點多面廣線長，監管工作難以落到實處，很容易發生腐敗，即使從嚴查處也只能作為救濟措施，效率低下浪費不少。二是鄉村公共決策機制的權力制衡不足。最大問題是公共決策的決定權要么集中在上級政府部門，要么集中在少數幾個鄉村組織負責人手中，大多數農民群眾的公共決策參與機制、表達渠道不暢，尤其是缺乏對自己利益息息相關事項的決定權。所以，“干部很努力，群眾卻無感”，農民積極性沒有得到全面激發。三是鄉村公共管理機制的權責明晰不夠。沒有以法定職責為依據界定基層組織的責任范圍，基層政府與鄉村社會的權力邊界不清晰，使鄉村組織權責不對等而不堪重負，農村基層與鄉村社會的發展活力不足。
（三）從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全新起點
中國社會進入了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歷史交匯期、社會轉型疊加期、政策銜接過渡期，如何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進而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不僅只是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先后接續相繼，更是以城鄉融合發展為方向推進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全面轉型，本質上是從量變向質變的轉型，是圍繞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時代難題向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高質量發展轉軌，是向全面現代化推進的中國社會發展重大轉型的全新起點，決定著中國全面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成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邏輯。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10]。所謂高質量發展，也就是在推進全面現代化的進程中，能夠不斷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基于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最難解決的還是貧富分化問題。因此，站在全面現代化推進的新起點上，要從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提出的新要求出發，針對城鄉發展最不平衡鄉村發展最不充分的現狀，在城鄉整體發展視野下把握好工人和農民、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等方面的雙向互動關系，把城鄉融合發展落實到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上來，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取向推進農村發展動力變革的體制機制與政策創新，最終推進城鄉地位平等、城鄉要素互動、城鄉空間共融的城鄉融合發展，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那么，作為更高社會形態的城鄉融合發展，就要從根本上改變鄉村長期從屬于城市的現狀，從根本上改變以工統農、以城統鄉的發展路徑，明確鄉村在全面現代化進程中的突出地位和在城鄉關系中的優先地位。[11]最關鍵的就是破除資源要素單向流向城市的城鄉二元結構，特別是要破除阻礙城鄉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與政策障礙，不再是一個從鄉村到城市或從城市到鄉村的單向過程，而是兩者進行雙向互動的發展過程，把城市的輻射力進入鄉村，使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體系和鄉村的經濟社會發展體系由二元分割融合為一體化的發展體系，讓城鄉共享現代化的紅利，實現城鄉共同繁榮與共同富裕。為此，全面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建構在社會發展高級階段的城鄉融合發展上，重塑城鄉關系，推動城鄉關系從二元走向一體化的融合發展，才能實現從全面小康到全面現代化的跨越，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新社會形態。
二、貫徹新發展理念：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
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是全面現代化的核心任務，更擺在高質量發展的突出位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決定著全面現代化的質量。[12]進入新發展階段的農業農村發展，矛盾和問題集中體現在發展質量上。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上又進一步提出，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13]這是主動適應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和“三農”發展突出短板而作出的科學判斷，充分體現了對高質量發展的新發展理念這一重大戰略問題在“三農”實踐和認識上的進一步深化。
（一）把國家糧食安全作為鄉村產業振興的首要問題，推進農業高質高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農為邦本，本固邦寧。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是應變局、開新局的“壓艙石”[2]。作為全球人口大國這個基本的現實，不管中國如何富裕強大，也難以在國際市場上買回能夠養活十四億人口的農產品，決定了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農業就被賦予了重要的國家安全功能，糧食安全就無疑是中國國家安全的戰略底線。糧穩天下安，農業是安天下的產業，沒有國內農產品有效供給特別是糧食有效供給的確定性，就無法從根本上把握有效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主動權，由此決定著農業是中國全面現代化爬坡過坎關鍵階段的戰略后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14]，來突出農業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戰略地位；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審議時明確要求，“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15]
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農業發展經歷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到農業增長方式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再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歷史變遷，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向結構性矛盾轉變，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16]標志著中國農業發展戰略思路的重大轉變。
盡管中國不少主要農產品的數量、產量位居世界前列，但長期以來主導農業發展的是“以量取勝”的粗放路線，突出表現在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存在明顯的偏差，數量和質量不平衡、質量發展不充分，規模與效益不平衡、效益實現不充分[17]，如何提高農業效益來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是保障糧食安全的關鍵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河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糧食安全和現代高效農業相統一。”[18]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品種培優、品質提升、品牌打造和標準化生產。[19]因此，以質量與效益為導向，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不斷與市場消費的需求結構相適應，以破解農業結構性矛盾，實現國家糧食安全與農民增收相統一的農業高質高效，就成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首要任務。
（二）把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作為實施鄉村建設行動的重大問題，推進鄉村宜居宜業
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上農民長期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國家，如何對待農民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所面對的重大問題。正是黨領導開展的土地革命贏得了最廣大農民的真心擁護支持，從而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推進的農村改革，正是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不斷給予農民的自主權讓農民自己干出一條新路來，推動了農村發展的不斷變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的全新判斷來突出農民的中心地位[18]。隨著絕對貧困問題首次得到歷史性解決，中國社會進入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發展階段，農民問題依然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大問題。
從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毋容置疑取得了巨大成績，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但基層調研也發現，在一些地方在鄉村振興中忽視農民的需求，把某些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意圖強加于農民之上，不顧各地實際情況搞形象工程與一刀切齊步走的“大躍進”，導致農民處于尷尬的服從與被支配的地位，農民逐漸喪失了自主能力和創造能力，不少農民成為缺乏積極性的旁觀者，形成政府主體、農民客體的工作局面。需要注意的是，在鄉村振興中加強領導是必須的，但加強領導是為了保障和支持農民在鄉村社會的主體地位以實現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了有序政治參與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20]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又進一步指出，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21]。因此，保證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不能在鄉村振興中成為一句口號、一句空話，必須毫不動搖地按照黨中央提出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原則這一政治要求，充分激活農民主體能動性，從而全面解放農村生產力中的人這個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躍的因素，不僅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的最直接體現，也是貫徹“以人民為中心”新發展理念的根本要求，更是鄉村振興的本質和核心，是鄉村振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明確要求要尊重廣大農民意愿，激發廣大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活鄉村振興內生動力，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2]。這無疑是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尊重農民意愿的體現，也是實現農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承諾。2021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要求：“鄉村建設是為農民而建，要因地制宜、穩扎穩打，不刮風搞運動。嚴格規范村莊撤并，不得違背農民意愿、強迫農民上樓，把好事辦好、把實事辦實。”[23]這實際是針對廣大農民群眾和社會關切的熱點問題，明確了實施鄉村建設行動的一個前提性條件，就是必須以農民主體地位為立場，站在屬于農民的鄉村，去聆聽農民需要什么樣的生活、什么樣的鄉村，以農民群眾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鄉村宜居宜業的根本尺度，給廣大農民以充分的話語權、自主權，才能把握好“是否符合農民意愿，是否有著堅實的民意基礎，是否維護了農民利益”等原則問題，真正站穩“以人民為中心”的農民主體地位立場，不偏離鄉村振興的正確方向。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推動綠色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10]生態資源是鄉村最豐富的資源，生態優勢是鄉村最突出的發展優勢，保護好鄉村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建設好鄉村生態環境就是培養競爭力。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就明確要求，以生態環境友好和資源永續利用為導向，建設生態宜居美麗鄉村，打造各具特色的現代版“富春山居圖”。[24]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就要貫徹新發展理念，讓良好生態成為農民在鄉村能夠宜居宜業的支撐。因此，推進鄉村宜居宜業，需要建立村容村貌管理和人居環境治理的目標管控約束機制，強化對無法降解環境污染產品進村入戶的管控，確保鄉村環境從源頭上得到根治；全面增強鄉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人居環境治理、生態建設保護等方面的綠色節能新技術和裝配式建筑推廣應用，推進鄉村生產、生活、消費綠色化，做到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以制度體系、組織體系、指標體系為基礎，建立生態宜居鄉村的績效評價體系，實現生態保護與生態開發的動態均衡，使鄉村成為支撐中國現代化全面推進的美好家園[25]。
（三）把縣域城鄉融合發展作為深化農村改革的關鍵問題，推進農民富裕富足
十九大報告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1]主要是回應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時代要求，這就需要深入推進農村改革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上取得關鍵性突破，以保護并不斷增進農民的利益。習近平總書記又進一步強調，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廣度、難度都不亞于脫貧攻堅，必須加強頂層設計，以更有力的舉措、匯聚更強大的力量來推進；并要求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點，賦予縣級更多資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權，強化縣城綜合服務能力。[13]從而明確了城鄉融合發展是在縣域層面推進，為推進農民富裕富足，如何聚焦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深入推進農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縣域是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紐帶、村莊為腹地的“三位一體”，是連接城鄉的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結合部，是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連接點，在縣域與城市之間代表著鄉村承接城市的輻射與帶動，在縣域內與鄉村之間代表著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直接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無疑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有效突破口。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絕大部分國土在縣域，絕大部分人口在縣域，縣域不僅是全面現代化的重頭戲，更是決定著農業農村現代化成敗的關鍵，不以城鄉融合發展激發縣域的改革動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階段，縣域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焦點，不僅存在縣域內的城鄉二元明顯差別，而且存在與大城市之間的城鄉二元根本差別，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內循環的暢通。如何不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現農民富裕富足，最大難點在縣域，重點和著力點在縣域。根據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廣闊的農村市場無疑是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那么，全面現代化最繁重的任務集中在縣域，國內大循環最艱巨的任務集中在縣域。顯然，中國縣域具有遼闊的區域空間和生態優勢，是最大的潛在內需市場，是最具活力的戰略發展空間，需要以新發展理念引領，以城鄉融合發展推動，突破已有發展模式加速轉型。
只有以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為取向推進農村發展動力變革，建立健全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才能為農民富裕富足提供更有力的制度支撐。這就需要強化縣城服務農民的綜合服務能力，突出鄉鎮服務農民的區域中心地位，著力解決縣域層面各類主體發展不平衡、小農戶分享農業現代化成果不充分、農民增收渠道拓展不充分、城鄉資源配置不平衡、農民權益享受不充分等現實難點與堵點，加快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社會事業向農村覆蓋，加快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推進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對接，推進農村發展與城鎮發展對接，推進農村資源要素與城市資源要素對接，推進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對接，使鄉村優美環境、人文風俗、歷史文化、特色資源等在空間上集聚，形成城、鎮、村三者的功能分工與互補，優化城鄉空間的區域布局，[26]推動縣域工業化、城鎮化，培育縣域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以此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動機，為鄉村振興培育新發展優勢，從而不斷拓寬農民的增收渠道，不斷促進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不斷縮小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不斷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對于建立健全最廣泛公正的城鄉權益共享機制，完成構建城鄉命運共同體的城鄉融合發展歷史答卷，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三、構建新發展格局：農業高質量發展、農民高品質生活、農村高效能治理
如何構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發展格局，不僅要從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與轉型的歷史脈絡和現實狀況來看，還要從全面現代化的發展趨勢來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新發展階段，需要從共同追求和發展趨勢兩個方面探究向更高一級社會發展的全面現代化生成狀態和具體形態及實踐路徑，這個過程要從歷史邏輯和社會共識的視角來思考中國的全面現代化，最關鍵的戰略目標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要求，必須推動將發展落到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上，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路。
（一）在發展理念上，更加注重可持續性，遵循鄉村發展規律
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與轉型決不僅是一個政策性問題，不能偏重于現實層面和實踐經驗層面關注實踐的運作邏輯，而需要更多地探討全面現代化進程中發展理念等深層次理論問題與制度邏輯。因此，脫貧攻堅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有效銜接與轉型是重點和難點，其思想和理念是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有效銜接與轉型的基礎和前提。推進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與轉型，需要以歷史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視野，將大國小農的國情與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與糧食安全等一系列問題聯系在一起，置放在馬克思與恩格斯關于城鄉關系的理論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工農城鄉關系的歷史邏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背景下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邏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邏輯中去考察，從中國鄉村發展變遷的總體脈絡中研判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律與趨勢，回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新要求。
脫貧攻堅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銜接與轉型，也就是由“攻堅體制”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主的戰略重點逐步向“長效機制”實現鄉村振興為主的戰略重點轉變，需要從長期戰略和短期目標的關系維度，把握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綜合性、整體性、漸進性和持久性特點，由短期目標的階段性攻堅向長期戰略的可持續發展推進。而鄉村發展有著獨特的自身規律，不僅要順應經濟規律，更要順應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還要確保全球人口大國的糧食安全。而這次爆發的全球性疫情對全世界經濟社會和鄉村發展而言，都構成了一個分水嶺，都面臨著發展理念的反思和發展體系的重構。
（二）在要素配置上，更加注重高質量導向，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
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與轉型，是圍繞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時代難題，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向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高質量發展轉軌。因此，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目標路徑如何銜接是關鍵，如何轉型是核心。以全面現代化為新起點，不只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更是推進全面小康向全面現代化的發展轉型，也就是以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目標的“攻堅體制”向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目標的“長效機制”全面轉型，是從量變向質變的轉型。
而城鄉要素交換不平等與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是導致鄉村利益流失，形成城市對鄉村資源的“吸附效應”，成為嚴重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最基礎、最重要的原因。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推進鄉村振興，必然要求政府的優先投入，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發揮市場優化要素配置的優勢，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同時，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20]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加快高質量發展，為接續推進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與轉型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這就需要進一步分析市場與政府在鄉村振興要素配置上的職能邊界與相互關系，把握好如何發揮市場有效配置要素的功能以及政府服務公眾、協調利益、糾正市場失靈的作用，使鄉村要素在市場經濟中得到激活，讓鄉村經濟發展順應市場規律，形成從行政推動為主逐步轉變為政府引導下市場驅動為主的高質量發展機制。
（三）在發展動力上，更加注重農民主體地位，激發鄉村內生動力
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拐點，從脫貧攻堅戰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轉型，主要矛盾和任務逐步轉移到建立鄉村振興的長效機制上來，需要實現從外部“輸血”到內部“造血”的戰略轉型，關鍵是激發鄉村的內生動力。如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21]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戰略目標，從增強廣大農民獲得感和適應發展階段的關系看，必須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合理設定階段性目標任務和工作重點，著力解決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以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最緊要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農民是鄉村振興的建設者，也是鄉村振興的受益者，還是鄉村振興效果的衡量者，如果農民沒有積極性，鄉村振興就必然難以實現。只有把“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最具基礎性、廣泛性的社會發展落實到鄉村振興的農民主體地位上來，廣大農民群眾才能真正成為中國鄉村振興的主體，才能全面激發農民的主體積極性成為鄉村的內生動力，去創造真正屬于農民自己的生活。因此，在發展動力上，基于增進農民的福祉，“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必須以農民的動力為基礎，在動力機制上實現“黨的引領力、政府的推動力、市場的原動力、農民的創造力、社會的協同力”相融合[27]，建立“以政府力量為主導、以農民力量為主體、以社會力量為主力”的有效銜接新機制，推進實現“以人為中心”的鄉村振興。
（四）在實現路徑上，更加注重實現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問題，探索“共同行動”與“共同富裕”相統一的有效實現形式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把鄉村振興作為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行動。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共產黨凝聚社會共識的政黨優勢，以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為原則調動和動員全社會的力量與資源推進鄉村振興，會更多地傾向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共同行動”的客觀必要性；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目標出發，就應更多地思考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客觀必然性。“共同行動”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不只是全面小康以解決基本生存問題以及相對貧困問題，更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以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全面現代化問題。社會主義的制度邏輯是“共同富裕”，如果“共同富裕”不足，那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共同行動”就必然缺乏實際內容，也就無法形成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共同行動”。“共同行動”與“共同富裕”必須統一起來，在“共同行動”中“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中“共同行動”，用“共同行動”促“共同富裕”和用“共同富裕”保障“共同行動”。
“共同行動”與“共同富裕”相統一是需要條件的，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困難。這就需要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共產黨的政黨優勢，突出超越利益群體的引領作用，把加強黨的領導貫穿于推進鄉村振興的全過程，平衡國家權力相對于社會的自主性和嵌入性，不斷提高新時代黨全面領導“三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共同行動”與“共同富裕”的統一性就落在社會主義制度上。同時也要看到，中國本身就具有“共同行動”與“共同富裕”的大同社會歷史傳統與價值追求。所以，“共同行動”與“共同富裕”既統一在社會主義制度中，也統一在中國的歷史與國情中。
推進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高質量發展，探索“共同行動”與“共同富裕”相統一的有效實現形式，既要發揮優化要素配置的市場決定性作用，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黨超越利益群體的引領作用，來著力破除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在不斷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中，為廣大農民構建城鄉權益共享更加廣泛更加公正的命運共同體，讓全社會在共同推進鄉村振興的“共同行動”中共享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發展成果，使“共同行動”與“共同富裕”相統一的有效實現形式成為優化資源要素與集聚社會力量的轉換器，不斷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
（五）在體制機制上，更加注重區域差異性，強調不均衡發展條件下的多元路徑
從推進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銜接與轉型，要把握好一般性和特殊性的關系。一般性就是人類社會鄉村變遷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一般趨勢及其在中國的體現，核心是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原則重塑城鄉關系，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著力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使農業農村的發展進程不再服從工業化、城鎮化的戰略需要而延緩。特殊性就是中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由于地理位置、資源稟賦、文化基因、政策取向等多方面原因導致不同區域不同發展歷史進程的非常復雜差異性，呈現區域不平衡發展的現實特征。從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的關系看，必須充分考慮到不同區域不可能一個目標、一個模式同步發展，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把它們統一起來，就迫切需要有自上而下的國家整體制度安排與自下而上的發揮億萬農民的主體作用和基層首創精神相結合，實現戰略目標的一致性與實現路徑的多元性相統一。
這就需要超越碎片化的問題意識，運用大國制度創新注重地方創新的特殊規律。一是從全局看趨勢：工業化使鄉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聚，這個過程一直就是人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實現中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就必須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制度框架和價值目標的要求，把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與轉型的體制機制與制度構建，落實到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上來，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對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與發展趨勢。二是從區域看差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共同目標，需要研判不同區域、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戰略一致性，審視不同發展類別、不同發展階段的差異性，把整體層面與區域層面的現實、趨勢、政策結合起來，建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目標一致性與路徑多元性相結合、國家整體制度安排與地方因地制宜探索相結合、基礎性制度體系與差異性政策體系相結合的集成化政策方案。[28]
參考文獻：
[1]深入學習堅決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N]．人民日報，2021-1-12．
[2]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N]．人民日報，2020-12-30．
[3]陳文勝．大國小村[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2．
[4]林毅夫．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如何創造奇跡[J]．金融經濟，2018(1):17-18．
[5]蔡昉．科學把握新發展階段（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N]．人民日報，2020-11-25(7)．
[6]張遠新．中國貧困治理的世界貢獻及世界意義[J]．紅旗文稿，2020(22):25-27．
[7]陳文勝．論道大國三農[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21:7．
[8]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463．
[9]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N]．人民日報，2020-11-04．
[10]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N]．人民日報，2020-10-30．
[11]陳文勝．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J]．求是，2018(6):54-56．
[12]習近平．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8-03-09．
[13]習近平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N]．人民日報，2020-12-30．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658．
[15]習近平李克強王滬寧韓正分別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一些代表團審議[N]．人民日報，2019-03-09．
[16]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湖南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3-09．
[17]陳文勝．鄉村振興戰略目標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 2019(12):208-215．
[18]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101．
[19]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N]．人民日報，2021-02-22．
[20]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N]．人民日報，2013-11-13．
[21]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7-10-28．
[22]習近平．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讓鄉村振興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行動[N]．人民日報，2018-07-06．
[2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N]．人民日報，2021-02-22．
[24]中共中央、國務院：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R]．國務院公報,2018(29)．
[25]陳文勝．大國村莊的進路[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192．
[26]陳文勝．中國迎來了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時代[J]．紅旗文稿，2018(8):19-20．
[27]陳文勝．鄉村振興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進路[J]．書屋，2021(6):4-7．
[28]陳文勝．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實現途徑[J]．貴州社會科學，2020(1)：11-14．
(作者陳文勝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李珊珊系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貴州社會科學》2022年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