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以來，上海郊區開始實施土地產業人口“三個集中”戰略之后，郊區“工業園區”建設如火如荼。但規劃興建的一批批工業園區是以生產為主體的空間地域單元，尚未有與之相配套的社會服務組織，工業社區仍待發展。而逐漸被工業園區吞食的近郊村莊，在走向終結和毀滅之外，是否能走出一條在支持工業化發展的同時，尚能保留鄉村文明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筆者認為，工業社區不失為大都市區近郊村莊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新模式。通過調研后發現，近郊村莊符合工業社區的基本特征，為周圍工業園區提供居住生活、生產服務區，形成以外來租客（租住在村莊的外來人口）為主體成員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經濟綜合體。但因共同意識有待加強、社會互動有待發展而處于工業社區的雛形階段，也存在社會基礎設施不甚完善、社區管理組織錯位等問題。
本文在總結提煉前人研究基礎之上，將工業社區定義為：擁有一定數量的具有共同意識的成員在某地域范圍內為工業提供生產、生活服務而組成的社會共同體，主要包括空間、人口、共同意識、社會互動、產業形態等五個基本組成要素。需要說明三點：（1）社區（Community）一詞最早用于社會學研究，指代從鄉村到城市的所有連續統的社會組織單元，但中國規劃學界認為其特指城市居住區。本文采用社會學社區的指代范圍，認為工業社區作為社區的一種類型，既可以發生在城市，也可以興起于鄉村。（2）工業社區至今沒有明確定義，但從中外案例來看，工業社區的生產、生活功能界限不明晰，既可以涵蓋工業生產空間，也可以專指生活居住空間。鑒于調研范圍限制，本文將工業社區的主體界定為居住空間，即不包括工業生產空間。（3）工業社區作為社區的一種獨特類型，其突出特點是為工業提供生產、生活配套服務，故而第三產業在產業形態中較為突顯。
閔行區4個近郊村莊調研
外來農民工子女的隨遷率并不高，且多為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半數以上都就讀于民辦和農民工子弟學校，但還有部分學生因戶口、暫住證等問題不能在滬上學。
選擇上海市閔行區外環線以外的4個近郊村莊進行調查，分別為向陽村、光明村、塘灣村和許涇村，4個村莊均位于3鎮交界地帶且拆遷程度依次降低。采取面對面訪談式問卷調查，重點關注工作、收入、住房、教育、醫療、鄰里關系、搬遷意愿等方面信息。并通過訪問村干部及查閱相關文獻資料了解到村莊近十年來的發展歷程、人口、土地利用方式和基礎服務設施等整體情況。
從工業社區的五個基本組成要素出發，對調研信息進行梳理，分析和衡量案例村莊的社會經濟屬性，并探討工業社區作為大都市地區近郊村莊生存發展模式的合理性及可行性。
1.社區空間
從社區空間來看，以村莊為載體的工業社區是被工業園區包圍的以居住區和農田鑲嵌而成的交通便利的大都市近郊工業社區。本文調查研究的村莊均位于上海近郊，對內交通和對外交通均很便利。從空間布局來看，各村莊居住區分布相對集中且呈不規則多邊形，農田分布于工業園區與居住區交錯相間地區，居住區和農田相互穿插、拼接而形成社區馬賽克。
2.社區成員
從社區成員來看，外來租客是社區常住人口的主體，以機械增長為主要增長方式，以文化水平偏低的、以務工為主要從業方向的勞動人口為主。村莊原住民僅余部分等待拆遷的留守老人，而大量外來人口盈滿了因搬遷而空置的村莊空間。就人口增長來看，原住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和機械增長均為負增長，而外來租客涌入使得村莊機械增長轉為正增長，進而避免了村莊因原住民遷離而衰敗的命運。另外，外來租客主要為外省流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年齡結構呈現青年化，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但程度偏低，近九成為務工人員。
有學者分析研究上海近十多年外來人口空間分布數據發現，外環線向外10千米以內的地區是外來人口最集中分布的區域。而且數據顯示，外來人口在上海長期居留的傾向趨于強化。結合經濟發展新常態、城鎮化進程減速的大背景可以預測，這類工業社區的人口數量、增長情況和人口結構將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穩態。
3.社區共同意識
社區共同意識主要指社區成員對社區的歸屬感、認同感和自豪感。本文主要從基礎設施（注：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郵電、供水供電、園林綠化、環境保護等生產基礎設施，住房、商業服務、科研與技術服務、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基礎設施）、鄰里關系、搬遷意向等角度來考察原住民和外來租客的社區共同意識。
（1）基礎設施
社區內交通、供水供電等生產基礎設施較完善，但社會基礎設施配置情況則不容樂觀，尤其是住房、衛生、教育設施存在較多問題。
外來租客住房條件差，其居住場所擁擠而簡陋，多為一家人合租居住在沒有廚房、衛生間和洗澡設備的一間民居或是棚屋中。調研發現，近3/4的外來租客的住房月租金在200-500元之間，而月租金在500元以上和200元以下的比例均不到15%。一方面是外來租客出于盡量降低生活成本、最大化儲蓄的目的而選擇租金較低的房屋作為安身之處，這也是村莊吸引外來人口集聚的最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外來租客也不愿意租住在租金極低而條件極差的房屋中，訪談過程中了解到他們有適當改善住房條件的意愿。
社區衛生服務設施配置不足，且外來租客缺乏公共活動場所。向陽村未按常住人口數量配置衛生服務設施，尚未拆遷的生產大隊平均每隊1個公廁、1個垃圾箱，嚴重影響因居住條件簡陋而需要公共衛生服務的外來租客的日常生活。而社區設置的公共活動場所（如老年活動中心）基本為原住民活動區域，外來租客則不參與其中。
外來租客子女受教育問題突出。外來農民工子女的隨遷率并不高，且多為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半數以上都就讀于民辦和農民工子弟學校，但還有部分學生因戶口、暫住證等問題不能在滬上學。
（2）鄰里關系
外來租客在與故鄉居住環境類似的村莊建成環境中，形成了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類故鄉鄰里”關系，并通過租賃關系與原住民結成復雜而穩定的社會關系網絡。
外來租客具有類似的背景、受教育水平、工作類型、經濟條件、社會地位和價值觀念，因而極易結成社交團體。另外，村莊建成環境與外來租客故鄉居住環境類似，使其感到熟悉而親切。而外來租客之間也的確通過介紹工作、居住場所或一起休閑娛樂積累社會資本并形成了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類故鄉鄰里”關系。
有學者指出，外來移民因戶籍問題而難以享受到與戶口掛鉤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且難與客居地融為一體，但長期租客與房東之間會因長期的時間和金錢投資而形成較為密切的鄰里關系。調查結果也表明，長期租客與房東之間的鄰里關系和互動明顯優于短期租客。
（3）搬遷意愿
就搬遷問題而言，絕大部分原住民鑒于房屋老舊失修和一次性大額補償利益而希望盡早搬遷，僅有少數原住民因鄉土觀念而不愿搬遷，或因補償問題而暫時不愿搬遷。
大多數外來租客則基本滿意于工作地點附近的、老鄉集聚的村莊提供的廉價居住場所而有明顯的定居意向，但也有部分外來租客因工作變動、子女教育問題、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問題而搬離。
（4）社區認同感
影響外來租客的社區認同感的因素復雜而多樣化：（a）在周圍的工業園區工作會增強外來租客的社區認同感；（b）較為完善的社區生產基礎設施有利于增強居民的社區認同感，反之會削弱；（c）融洽的鄰里關系可增強社區認同感；（d）與戶籍相關的社會福利和權益問題（如教育和醫療問題）困擾著外來租客，削弱其社區歸屬感，且成為部分外來租客搬遷的動因。
4.社會互動
社區互動是指在該區域內生活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進行的溝通和互動，互動方式可分為合作、競爭和沖突。
鄰里關系密切的外來租客之間、原住民之間、長期外來租客與房東之間互動頻繁。租客與房東的租賃關系可以看做是一種合作，但就拆遷和住宅修繕問題來看，雙方存在利益沖突而持對立立場。外來租客之間“類故鄉鄰里”關系多表現為合作式的社會互動，當然不乏競爭和沖突的發生。
社區公共組織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社會互動。村委會是社區內正式的、規模較大的社區組織，但其以戶籍為基礎的，服務于少數的原住民。而作為社區主體的外來租客，其組織管理處于混亂和被忽略狀態，其意愿和權利得不到表達和維護。這種管理組織錯位不僅不利于村委會長期發展，也有礙于社會互動和外來租客融入客居地的一體化進程。
5.社區產業形態
以村莊為載體的工業社區在為工業園區提供居住、生產、生活等服務的同時，形成了以租賃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并集聚了大量為工業園區提供基礎產業和配套產業支持的私營企業，使社區成為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經濟發展共同體。
村莊原住民則將尚未拆遷的民居出租給外來租客用于居住或商鋪經營，社區集體廠房向私營企業開放出租，農田則基本上出租給鎮級合作社經營。呈現民居出租、廠房租賃、農田承包等眾多出租業態，且租金收入已經成為原住民收入和社區集體收益的主要來源。
外來租客租用村莊內臨街民居或集體廠房，從事汽修、物流、五金、餐飲、理發等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自然地成為周圍工業園區的配套產業和基礎產業，改善了工業園區的產業環境和市場環境。但是礙于店鋪規模和自身素質，外來租客從事的多為中等偏下較低端的服務業。調研顯示，從事個體經營的外來租客中僅有約1/4的月收入超過6000元，3/4的月收入都在6000元以下。
工業社區作為大都市近郊村莊發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村莊為外來人口提供棲息地，并成為工業園區的低成本居住生活空間?，F階段規劃建設的工業園區“重生產輕居住”，而外來務工人員選擇租價低廉的村莊民居及棚屋作為棲身之地，從而使村莊承擔了工業園區的居住生活功能。
本文以工業社區的五個基本特征作為分析框架，對村莊調研信息進行梳理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以近郊村莊為載體的工業社區符合工業社區的重要特征，并具有其獨特性，而以工業社區作為大都市地區近郊村莊發展模式也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1）村莊為外來人口提供棲息地，并成為工業園區的低成本居住生活空間。現階段規劃建設的工業園區“重生產輕居住”，而外來務工人員本著“最低化生活成本、最大化儲蓄”的原則，選擇租價低廉的村莊民居及棚屋作為棲身之地，從而使村莊承擔了工業園區的居住生活功能。
（2）村莊因外來人口遷入而增添發展新活力，成為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經濟發展共同體。伴隨著外來人口的涌入，民居出租、廠房租賃、農田承包等諸多出租業態極大繁榮了當地第三產業的發展，租金收入已成為原住民和社區集體收益的主要來源。而外來租客從事農業、工業、服務業等諸多行業，也促進了工業社區的社會經濟發展。
（3）就社區空間而言，工業社區位于交通便利的大都市近郊區，處于城鎮化進程之中。其空間格局主要由低成本居住空間和農田鑲嵌而成，既保留鄉村風貌又具備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
（4）外來租客成為社區主體，并在社區內結成“類故鄉鄰里”關系。外來租客主要是文化程度較低的外來務工人員，在與故鄉居住環境類似的村莊建成環境中，他們形成了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類故鄉鄰里”關系，并通過租賃關系與原住民結成復雜而穩定的社會關系網絡。
（5）社區管理組織錯位。村委會管理的主要對象為少數的原住民，而外來租客作為社區主體成員，缺乏統一有效的組織和管理，其意愿和權益也沒有表達與維護的便利渠道。這不僅不利于社會互動發展，且有礙于外來租客融入客居地的一體化進程。
重點改善社區的社會基礎設施和組織管理，有助于增強社區歸屬感、加強社會互動，促進外來租客融入客居地的一體化進程，也符合新常態背景下追求發展高質量新型城鎮化的要求。雖然以村莊為載體的工業社區因共同意識有待加強、社會互動有待發展而處于雛形階段，但其作為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經濟發展共同體，用實踐證明了工業社區作為大都市近郊村莊生存發展模式的可行性。
作者簡介：韓小爽，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何丹，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方早報》2015年6月14日第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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