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水稻與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政治、經濟、技術與環境
本文主要論述水稻是明清以后中國社會的主要食物依賴，唐宋以來經濟重心向南方轉移，由水稻作為主體的農業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美洲作物傳入中國以后，沒有改變水稻在其中所占的主體地位。作者認為，水稻對中國傳統社會后期的各個方面產生重要的影響，包括正面和負面兩個方面，涉及經濟結構、技術進步、環境變化、文化特征等多個方面。其正面作用主要是養活了大量人口，成為多熟種植的主體作物，使得江南稻作產區成為經濟與文化中心，促成了稻魚共生系統的發展與梯田農業的演進；與此同時，水稻生產的特殊原因與其它因素共同作用，又限制了工具，特別是犁的進步，此外，還因為擠占了洪水泄洪的空間，促成了南方雨季洪災的發生。
1、前言
水稻是中國的主要糧食作物，是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口口糧，也是多數人賴以生存并感覺幸福的依據。新石器時代種植水稻以來，水稻成為南方地區的主要食物。隋唐以來，隨著北方黃河流域戰爭，經濟重心向南方轉移，依靠南方水稻為主體的農業支持。而自秦漢以來，海外農作物大量傳入中國，我國現有農作物中的大田作物、果樹和蔬菜，約有40多種是來自國外的。這些作物傳入我國后，增加了我國作物的種類，豐富了中國人的食物構成，同時對于我國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發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東方世界，這一谷物的力量是日常食物的全部；然而，大米在歐洲的境遇卻顯然不同，歐洲的地中海地區，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14世紀就開始種植水稻。在美國，南部低地地區也是水稻產區。但是，據考克萊尼斯研究指出，17 世紀大米有著市場收益，但大米從未吸引過西方的消費者，大米只是日常食物的一種多功能和便宜的替代品或補足品。它主要被用于喂飽游民群體——士兵、孤兒、海員、監獄犯人、窮人等等，補缺或替換更合口的食物。當然，大米還有其它用途：它常常被用來喂養動物，還具有多種工業用途。但很清楚，在西方，大米從來沒有被視為賴以生活的物品。然而，大米在古代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協助了中華帝國經濟中心從北方黃土高原、華北平原向長江中下游平原轉移。
大米決定了中華帝國后期的經濟與文化的部分特質，越到后來尤其如此。在傳統社會的晚期——明清時期，水稻不只是窮人的食物，而是多數人的美食。百年前一位來自俄國的外交官指出：“在中國，大米飯被認為是上等飯，一般的窮人平時根本吃不起。一個月若是吃上一次大米飯，他們就很滿足了。而平時吃得最多的就是白薯”。這一時期美洲作物進入中國，大大豐富了中國人的餐桌，但是基本上沒有威脅到水稻的地位，水稻依然占領第一的位置，并且越到后來，這種地位越是穩固。只要是能夠種植水稻的地方，人們就會放棄其它作物的種植，而改種水稻。這一情形持續到20世紀6-70年代。一些西南山地，如哈尼族族的梯田農業依然將水稻作為生命與生產的首選，只是對西南地區的高山地帶一些沒有隱形灌溉系統的地區產生影響。美洲作物沒有取代水稻地位，成為當地人們的主要食物，而水稻米質的“上等”飯的地位特征，水稻生產的強勢地位，也決定了與此相關的工具具有壟斷特征，成為農業生產中的主要工具。
2、養活大量人口，成為帝國社會的經濟依賴，而且比前期依賴程度更高
隋唐以來，中國經濟重心開始向南方轉移。到了宋代，中國南方的人口超過北方，源于南方水稻生產的成就。《宋史?食貨志》說：“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興。”北宋陸游的文章中已出現“蘇常熟，天下足”這樣的說法。說明最遲到北宋末年，蘇州、常州（大致相當于今江蘇蘇州市、常州市、無錫市和上海市西北一帶）生產的糧食不僅能滿足本地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要，還有大量富余，可以保證中央政府的調撥并供應外地。
這種新經濟結構變化，其中根本原因是水稻生產在起作用。南方水田稻作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開發潛力，要遠優于北方旱作農業生態系統。土壤肥力得天獨厚，沖擊平原上游的天然營養物質被沖刷到此，為作物的生長提供天然的養料。水熱條件非常也適合于水稻生產，水田稻作不僅可以提供比北方旱田高出兩倍的產量，稻田的水面覆蓋還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并能夠穩定土壤中的氮和有機質的含量。太湖地區水田的土壤含氮量是黃土高原和黃淮海平原旱田的土壤含氮量兩倍。此外，南方農業繼承了漢代以來的稻作傳統，水稻的產量也明顯比麥類高。從社會系統方面看，宋以后，南方地區人口的大幅度增長并在這個基礎上保持政治系統的相對穩定。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數量減少，封建地租在后期達到很高的水平，剝削程度遠超過北方，有江南重賦一說，但一直到清末，并未發生大規模動亂，這充分體現了南方地區穩定的農業生態系統對社會系統的支持作用。何炳棣指出：封建統治者只要維護社會穩定、抗御北方的侵犯者，便可以獲得長期的穩定統治，與封建社會前1000年的那種政治動亂情形形成鮮明的對比。盡管沒有“均田制”的推廣，也沒有漢武帝那樣大規模地興修水利，但宋、明、清三個王朝統治時間各長達200多年，只是到了清末，南方地區在人口壓力進一步加強的條件下，才發生像太平天國這樣的社會動蕩局面。
人口規模與文化發展存在直接的關系，陳正祥對歷史上文人學士進行過統計，他們發現明清以后中國科舉考試的以及官員的籍貫主要地分布地向南方轉移的現象，即宋代以前主要分布于北方，此后則向南方傾斜。游修齡同意這一歸納，并認為江南文化發達的現象，與南方稻魚結合的膳食結構有關。很難說文人學士，官員數量多與是否食稻米有關，因為麥子與小米的營養價值同樣也很高，而從蛋白質的角度來看，可能更高，所以沒有理由認為吃水稻的居民要比食小米的居民更加具有文化品位。但是應該看到，水稻的高產，促成了南方地區生活水平相對要高，人們有更多的時間來從事生產以外的活動，純粹的生產活動與生產以外的文化活動出現了更加明顯的分工特點，南方文化顯現出來的繁榮，應該與水稻有著間接的關系。
水稻生產地區的人口規模一般較大，一方面與水稻產量高有關，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與水稻本身的營養價值可能關系密切，水稻在富有營養的同時，以稻米為食物的民族，其個體多數并不處于肥胖的狀態，似乎顯得更加健康，所以水稻生產地區的人口密度要大一些。
關于中國古代人口的增長，人口學的研究一般認為只是到了清代才出現快速的局面，主要原因與美洲作物的引進并大量種植于旱地有關，次要原因是清代前期將歷代相沿的丁銀并入田賦征收的一種賦稅制度。此后中國人口迅速增長，客觀上是對最底層農民人身控制的放松。實行將人口稅改征為土地稅，攤丁入畝的方式，固然這是一種正確的解釋，但是其中沒有被特別給予關注的水稻的作用不容忽視，因為旱地在江南一帶數量并不多，而人口密度最大的還是江南水稻產區，所以水稻的功勞才是關鍵。水稻生產還使得有魚米之鄉之稱的蘇杭一帶被視為人間“天堂”，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水稻生產。到了明代，水稻生產向縱深發展，江漢平原一帶大量圍湖造田，加之當地長期沖擊而形成的土地，接受了來自上游的土壤有機物質，非常肥沃，利于水稻生長，“湖廣熟，天下足”開始流傳，其作用毫無例外還是水稻。
3、促成了多熟種植的推廣，占據多熟種植的作物生產主體部分
中國人口，在明代以前，據官方的統計，大約是在5000～6000萬之間，入清以后，人口迅速增長，乾隆6年(1741) 人口突破一億，到乾隆30年(1765) 人口增加到2 億，乾隆55年(1790) 又增加到3 億，到道光15年(1835) 人口增至4 億。從中國歷史上看，從漢平帝元始2年(公元2年) 5900萬人，到乾隆6年突破1億，用了1740 年，而從1 億增到2 億，只用了24 年，從2 億到3億，僅用了25 年，從3 億到4 億只用了45 年，由此可見清代人口數量增長之多，發展速度之快，這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在人口壓力下，高產的水稻生產在明清時期，及至今天，仍然是大田作物的首選，原因是產量優勢無法動搖。作物種植過程中二熟制的穩固推行，不僅是水旱二熟，還是雙季稻二熟制度，麥是耐寒的作物，在寒冷的冬季可以越冬生長，種植麥類可以利用冬閑地，延長土地的利用時間，而且它又是重要的糧食作物，南方稻田能形成二熟制和三熟制，稻麥輪作成為其作物基本組合形式之一。這是一種主谷式組合方式，即以生產糧食為中心。不論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雙季稻和稻麥輪作制的二熟制，也不論珠江流域的三季稻或二稻加一麥的三熟制都是以生產糧食為中心的，即使是在二熟制和三熟制中種蔬菜，也是以產糧為主的，多熟制中這種作物組合的出現和南方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糧食缺乏的經濟形勢有密切的關系，多熟種植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復種指數，增產糧食，以解決人口激增對糧食的需要，即是解決吃飯問題。因此，多熟種植走上主谷式的道路是必然的。 其推廣的區域范圍很大，閔宗殿研究員依據《清史稿?地理志》記載發現，南方各省共有824 個州縣，其中有多熟種植的州縣，據統計為222 個，約占總數的27 %。多熟種植最多的省是廣東，該省有94 個州縣，有多熟制種植的州縣為61 個，約占全省州縣數的65 %。不過這個計算是保守的，它是以作者根據方志查到有多熟種植的縣為基礎的，他沒有查到的縣的情況，歷史上有多熟種植而沒有記載的縣肯定還有，因此，實際上應在27 %以上。
4、促成了稻田養魚、養鴨的生態農業與梯田景觀的形成的和發展
4.1促成了稻田養魚、養鴨的生態農業的發展
水稻生產的高產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對于傳統中國社會人口增長具有重要意義，歷史上多熟種植的發展，即是充分利用土地的方式，自然將水稻生產與養魚結合是很容易理解的。司馬遷記載的西漢時期江南一帶的“飯稻羹魚”，到了明清時期，當養魚與種稻存在相互結合時，稻田養魚就是一種很好的解決空間不足矛盾的方式。針對浙江青田稻田養魚系統，游修齡先生指出：“浙江永嘉山區的老農說，三國孫權坐天下時，我們的祖先就開始在稻田養魚了。這個口述歷史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而在貴州，侗、苗族也有“稻田養魚”的習慣。“稻田養魚”可說是山越對“飯稻羹魚”的應變和創新，在空間上進行了立體的“套種”，是明清以來由于人地關系緊張，在種植業之間套種之外的另一種套種形式，只是將前者作物中的一種換成了養魚而已。
稻魚共生系統的意義重大：其一，稻魚共生，種養結合，利用了空間，節約了土地，同時還減少了中耕所需要的勞動力投入，可謂一舉多得。“稻田養魚”將種稻和養魚有機地結合起來，田魚覓食時，攪動田水，攪糊泥土，為水稻根系生長提供氧氣，促進水稻生長。田魚吃了稻田里的豬毛草、鴨舌草等雜草以及葉蟬等害蟲，免去了使用農藥和除草劑，田魚的排泄物等于給稻田施加有機肥料。其二，長期以來，主要從事種植業的民族，勞動所得到多是一些植物性食物，食物結構單一，品質欠佳。而“稻田養魚”則在收獲水稻的同時，得到動物蛋白質，彌補了農耕民族食物中動物蛋白質不足的缺陷。第三，它是一種空間上進行的立體“套種”形式，節約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長期以來歷史上人地關系緊張的矛盾；第四，由于稻魚共生，減少了對農藥的依賴，維護了生物多樣性的存在，提升了生活在水生環境中雜草的價值。生物多樣性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稀缺品，它對于因為化學、石油農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能夠起到抑制作用，能夠幫助我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目標。
聯合國糧食組織將以浙江青田稻田養魚系統為代表的稻魚共生系統列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即是考慮其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并期待在今天在農業與環境之間建立一種和諧發展關系成為可能。而這所有的優勢與前景都是基于水稻這個重要的作物之上。
4.2促進了水稻梯田農業的發展
水稻梯田是一種高山水稻田，主要分布于一些西南地區，梯田農業的歷史起源很早，云南元陽梯田據稱有1200年的歷史，而廣西龍勝梯田則認為有600年，貴州從江梯田也稱有1000年以上。這些關于梯田歷史年代的記載，可能存在不真實的現象，但是可以推斷，現有的梯田應該主要是在明清時期開發。梯田的歷史可能很早，但是有關的記載也許很遲。最早的梯田形態應該出現在北方，黃土高原地區是中國早期農業發源地，純粹的臺地并不多，在坡上開墾后，就是早期梯田的雛形，也可以說是旱地梯田，或稱之為梯地，這是其早期形態。廣泛分布于南方丘陵地區的坡田，或者說沖田，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梯田，它利用兩丘之間的低地，墾作稻田，坡度比云南元陽梯田小得多，只是它有人工挖掘的獨立灌溉系統，或者自然稱之為顯形灌溉系統，即坡田或者沖田中間開挖水塘積蓄下雨時的徑流水，以保持持續提供水稻生長過程中的水分。典型意義的梯田，即坡度較高的梯田見于西南山地，在不建立明顯的水利工程的情況下，即不需要開挖成型的蓄水設施，而是主要依靠梯田上面的土壤和森林涵養水分，或者說其是擁有隱形灌溉系統，在非下雨季節持續下流，供應水稻所需要的水分，毫無疑問凝結了當地人民的聰明才智，但是其主要是借助于水稻這個獨特的作物，高產而不會造成像西南山地地區因為引進美洲高產旱作作物所產生的水土流失現象，因為梯田的田埂能夠起到減少水土流失的作用。沒有水稻，在現代石油農業背景下所稀缺梯田文明就不會存在，今天人們可以進行旅游與生態開發利用的農業景觀就不會出現。
5、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水稻成為傳統社會后期主要的食物來源，其生產方式也就成為主流的生產方式，其相應的耕作技術與工具也成為主流的技術和工具，限制了耕作系統中工具的進步，機器農具沒有主觀的發明需求
水稻生產與當時小農經濟結構的結合，客觀上限制了工具的進步，以犁為例，犁自春秋戰國時出現鐵犁以后，至漢代出現了犁壁。這是一個加在犁鏵上端的裝置，有了犁壁不僅可以更好地碎土，還可以作代行起壟，進行條播，有利于田間操作與管理。漢代畫像磚石中可以看到犁的基本構造，已經有犁壁的裝置，木質部分由犁轅、犁梢（柄）、犁底（床）、犁箭、犁橫等部件組成。雖然犁轅的長短有別，但都是直的，因此稱為直轅犁。唐代的曲轅犁發明以后，犁的形制就已經定型，在此之后只是在元代增加了犁刀，犁與水稻的天然結合，再加上中國小農經濟的這種慣性，使得中國歷史上工具的進步在元代嘎然而止，后期的犁的發展沒有大的進步可能和要求，是由于南方水田比北方旱地面積小，耕作時經常要拐彎，要求犁比較輕便和靈活，于是出現了曲轅犁。又因其最初出現于長江下游地區，所以又被稱為“江東犁”。雖然我們不能就此說明重犁是工具發展的方向，但畢竟重犁發展的結果促成了機械化為代表的歐洲農業的進步。
眾所周知，曲轅犁的發明標志著中國耕犁進入了成熟的階段。自隋唐以后，中國經濟重心向南方轉移，源于水稻生產的高效與北方的長期戰爭與人口增加，北方可控疆域通過空間上的開發已經趨于完成，為什么中國的主要農具自此以后沒有大的進步，原因與水稻生產關系很大。在歐洲，犁的早期形制與中國并沒有太大的本質區別，其區別主要是工具背后的經濟格局，而其后較大的區別則是歐洲由輕犁向重犁過渡，由于濕潤環境下麥類作物需要深耕而緩解地力下降，歐洲由牛拉逐漸向馬拉發展，幾匹馬拉動犁進行農耕；而中國水稻生產，一方面由于主要是小家庭生產，小農家庭難以配備較多的耕牛，簡便的曲轅犁便是最好的選擇；另一方面，同等程度的深耕，不像北方所需要的役力大，水田的耕地主要意在方便、快捷，兩牛拉犁效率反而不好，從而也限制了犁的進一步發展，即向非自然力動力方向，即對機械動力產生需求。
犁在北方先是二牛抬杠式，需要兩頭牛，而南方水田勞作則不易進行，于是曲轅犁加一牛耕作，成為主流，這種小型化和輕便化的改進，固然勞動效率提高，但也抑制了后來向重犁方向的改進，至少在南方，犁只能維持在此水準，不再有較大的系統改進。
當然，工具進步的問題，不只是水稻生產單一因素所決定，還與中國社會小農家庭生產過程中，局部人口壓力與人地關系不合理有關。如清代以來，北方的耕畜存在明顯的小型化現象，對飼料要求低、體型更加小的驢更受歡迎，耕畜小型化與工具的小型化，與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以及傳統文化氛圍下的“傳宗接代人人有責”，家庭結構的中的諸子繼承和多頭利益主體有關。但是高產的水稻以及相關的工具發展，客觀上存在限制工具發展的可能。特別是當南方經濟決定了帝國后期的命脈后，這種強勢地位必定要影響其各個方面，工具的進步與此直接相關就不難理解了。
當然，水稻對農業工具的影響作用還需要其它因素共同來完成，諸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多子繼承，促成了財產的不斷細分，小農經濟占主體地位，難以形成像歐洲農業那樣的擁有較大規模土地農場，無法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使得大牲畜占畜力的主體地位，無法形成對勞動效率的迫切需求。因為人口眾多，而農業生產活動對勞動力的需求也不是均勻分布，常常是勞動力顯得處于閑置狀態，而悠閑卻是“有罪”的，民間俗語有“下雨天打孩子，閑著也是閑著”的俗語，直到今天的一些鄉村，機械化無法實現，是因為勞動力閑置，基于農民吃苦耐勞的品格，無法產生對勞動力替代有特殊作用的技術方面的進步的需求，所以中國的農業是一種更多勞動力投入型的精耕細作類型。中國擁有最勤勞的農民，但是中國人難以發明近代的以機器為動力的農業機械。
6、雖然水稻種植屬于改善環境質量的生產行為，但是卻在空間上擠占了洪水的下泄空間，與西南山區、丘陵地帶的美洲作物共同作用，促成了夏季經常性的洪水泛濫成災
我們知道，農業生產必然會帶來環境問題，只是問題的大小不等而已。南方生態脆弱性的體現與北方性質完全不同。在北方，環境問題主要是水土流失，而水土流失是黃河由“河”變成河前加黃字的“黃河”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南方，由于稻作農業的發展，并不會帶來類似于北方的水土流失問題。但是南方的環境問題也同時存在，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不過不是由于種水稻直接帶來的，而是間接造成的。其一是在山區由于旱作而不是稻作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是山地旱作所為，特別是美洲高產作物引進后，對西南山區環境的破壞，而能夠種水稻的地區，多是低濕地，本身水源較充分，土地上植物生長速度快，植被有重要的攔蓄水分的作用。坡度較緩的沖田和坡度較大的梯田，由于田埂具有攔蓄水分的作用，不會造成水土流失。
其二是間接由種植水稻所產生，特別是在平原地區，如長江中下游平原與江漢平原。主要是越來越多季節性洪水無法快速下泄，造成洪澇災害。這主要表現在湖區對濕地的圍墾，導致洪水時無法泄洪，引發災害。長江流域的開發，更確切地說是利用濕地種水稻，擠占洪水的空間早在宋代就顯現出弊病。在國家經濟賴以維持的江南地區，早在宋元時期，由于圩田在不斷擴大，與水爭田的結果是破壞了水系，造成了水害，常常致災。宋代農民不斷有“復湖”和“廢田”的呼吁，宋孝宗曾經說過：“浙西自有圍田，即有水患。”南宋時曾經多次下令禁止圍田和復田為湖，但因為權貴所梗而不能行。清代魏源在《湖廣水利書》中說，由于圩田和圍田的不斷擴張，結束了“歷代以來有河（黃河）患而無江（長江）患”的歷史，長江開始成災。宋元時期為了 緩解人口壓力，還出現了柜田、葑田、沙田、涂田等多種形式，都是利用各種可能增加糧食種植面積，養活更多的人口。這些加深了水與人爭地的矛盾，因此在“湖廣熟，天下足”流傳的同時，江漢平原地區還流行著 “沙湖沔陽州，十年九不收”的諺語，即是說由于洪水的危害，經常導致水稻絕收。
這不僅表現在北方的黃河流域，生態脆弱的西南山區，同時也表現在經濟重心的江南一帶。由于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現了“田盡而地，地盡而山”，于是西南山區大量被開墾，特別是高產的美洲作物引進后，其對高山地區適應能力，促成了山地的大量開墾種植，水土流失不可避免。更加直接的描述可從民諺中看到，說明程度和范圍并不小。在前述的“湖廣熟，天下足”流行的同時，有“沙湖沔陽洲，十年九不收，要收一年頂十年收”之諺流行。平原地區肥沃的土地“一年要頂十年收”，但是這種經濟類型非常脆弱，常常是“十年九不收。”因為大量圍墾濕地，一旦洪水來臨，無處行洪，成災絕收。關于長江流域的洪澇災害，明顯存在越到后來，程度越嚴重的現象。有統計指出，自公元前185年(西漢初)至1911年(清朝末年)的2096年間，長江共發生較大洪水災害214次，平均每10年一小災， 80~90年一大災。1499年至1949年大約450年間，僅湖北省江漢干堤潰口達186次，平均每2~3年一次。對此，王劍等認為其原因與16世紀中葉以后，明朝政府采取“舍南保北”方針有關，在荊江北岸構筑大堤，切斷了云夢澤與長江的天然聯系，人為地限制與改變了沉積物的沉積范圍，將云夢澤的自然演化進程人為破壞，改變了荊江段的河湖體系平衡，使云夢澤變成了河網化的江漢平原。他們將長江的洪澇災害歸結為水利工程的失誤，但是卻沒有關注到大量圍湖造田的原因，張家炎指出，歷史上特別是明清以來，垸田快速增加是主要原因，當垸田不斷發展并為移民提供越來越多的糧食的同時，其隱藏的危機也就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垸田既然是筑堤擋水而成，每圍一塊地必然會減少一部分洪水蓄泄之所，當蓄泄面積被縮小到一定限度時，洪水沖泄泛濫成災便在所難免，兼以降雨量分配不均夏季雨水偏多的氣候特征和上游川江的大量客水洶涌而至，水災發生的頻率愈益增加，呈典型的“旱少而澇多”的災害特點。而這時正是坑田持續開發的極盛時期表現。
垸田中的主要農作物即是水稻，間接造成了洪澇災害普遍的現象，隨著對水稻依賴程度的增加，自明清時期開始，中國長江流域開始進入到了洪澇災害時代，荊江大堤高出兩岸地表，形成懸河。
7、結語與討論
水稻自大約一萬年前被馴化種植以后，就是東方世界的主要食物，它不僅養活了眾多的人口，而且還在某種意義上顛覆了農業必定破壞環境的定律，因為種植水稻并不必然造成水土流失。所以說，它支撐了南方稠密的人口，也支撐了明清以后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中國，水稻的貢獻是無法計算的。中國南方的水稻文明區，其發展主要依靠水稻。是因為水稻，是因為利用了低濕地，是因為利用了唯一的水生糧食作物，才會使中華文明在隋唐以后的時代繼續發展，不像有些文明那樣因為生態環境的變化原因而中斷。試想一下，如果東方的中國，沒有種植水稻，情況會如何呢？小麥只能種植于旱地，小米的產量遠不如大米，它們無法養活如此多的古代中國人，使得中國人口規模如此之大。玉米、土豆、馬鈴薯只是明清時期才從美洲引進，但都無法替代大米的作用。只有水稻，產量高，還能夠保持水土，支撐中華文明后期發展的功臣主要是水稻。所以，我們要感謝上蒼給中國人賜以水稻，高產的水稻支撐了龐大的人口，成就了多子多福的愿望，緩解了緊張的人地關系，已經成為許多人生活的全部。水稻的高產與穩產，與東南一帶的雨熱同季，在某種程度上也減輕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權波動的頻率，否則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行為會更加頻繁。
當然，我們也需要看到，水稻對于明清以來的中國社會經濟與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當然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客觀上水田勞作難以從工具的角度引領現代效率型農業的發展（這是一個需要更多篇幅來闡釋的話題，需要另文探討），此外，稻作農業的發展，對于江南地區洪澇災害的產生，間接起了推動作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古今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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