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食物觀要求把牢糧食安全的主動權，以可持續發展為本質要求，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進入新發展階段，人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食物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對保障糧食安全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然而，當前我國面臨資源約束加劇、供需數量與質量等結構性矛盾突出、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等一系列挑戰，端穩端牢中國飯碗、中國人的飯碗主要裝中國糧面臨諸多考驗，樹立大食物觀具有強大的時代必要性和緊迫性。要以保障糧食安全為基礎，強化農業科技創新，著力推進人才培養，為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提供要素支撐。要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引導居民調整膳食結構，優化農業支持政策，促進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
悠悠萬事，吃飯為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一直高度重視解決吃飯問題，歷屆領導人始終將糧食安全放在首位。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實現了從“基本溫飽”到“吃穿不愁”的歷史性跨越。進入新發展階段，保障糧食安全面臨食物消費結構升級、資源約束加劇、供給結構性矛盾突出等一系列挑戰，端穩端牢中國飯碗、中國人的飯碗主要裝中國糧面臨諸多考驗。面對新時期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新要求，大食物觀逐漸走入頂層政策體系。實際上，大食物觀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詞匯。早在199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擺脫貧困》一書中提出：“現在講的糧食即食物，大糧食觀念替代了以糧為綱的舊觀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分重視樹立大食物觀。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樹立大農業、大食物觀念,推動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種養加一體、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這是中央層面首次正式提出大食物觀。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寫入“樹立大食物觀，面向整個國土資源，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滿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并將大食物觀作為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的重要內容。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時強調，要“樹立大食物觀，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掌握人民群眾食物結構變化趨勢，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缺了哪樣也不行”。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樹立大食物觀，發展設施農業，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標志著中國將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以大食物觀確保糧食安全。2023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農村工作會議又再次強調了大食物觀問題，并提出了一些體現大食物觀思維的具體舉措，如明確提出“加快推進深遠海養殖發展”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和黨中央重要會議、文件中有關“大食物觀”的內容表述如表1所示。傳統數量型的糧食安全觀到多維目標下的大食物觀的戰略性轉變，既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也是防范國內外環境和需求變化等不確定性風險的客觀要求，體現了中央對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認識和精準判斷。踐行大食物觀，就是要在厘清大食物觀內涵特征的基礎上，全面認識和深刻理解大食物觀理念為什么被反復提出和強調，把握當前及未來貫徹大食物觀面臨的壓力與挑戰，探索與大食物觀理念相適應、相匹配的人力資本、科技水平、生產結構、政策體系等支撐條件，確保端穩端牢中國飯碗、中國人的飯碗主要裝中國糧。
一、大食物觀的科學內涵
大食物觀是立足新發展階段，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項重大戰略；大食物觀以保障糧食安全為底線任務，統籌兼顧蔬菜、水果、肉類、奶類、蛋類、水產品等農產品的有效供給，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糧食安全觀；大食物觀以生態優先為原則，將“食物觀”與“生態觀”緊密聯結，是一種倡導資源節約和永續利用的可持續發展觀；大食物觀以耕地資源為基礎，面向整個國土空間，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是一種善用現有資源和追求額外資源的資源利用觀；大食物觀以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確保人民“吃啥有啥”，是一種更好滿足人民食物消費需求的民生觀。
（一）大食物觀是糧食安全觀的深化和發展
大食物觀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糧食安全觀。自古以來，我國居民飲食結構以小麥、稻谷、玉米等谷物為主，形成了“糧食即谷物”的觀念。在長期糧食供不應求背景下，我國傳統的糧食安全觀以保障口糧安全為核心，以解決人民溫飽為中心，是一種數量型安全觀念。按照這種對糧食安全的看法，保障糧食安全就是保障主食食物的產量供給，無需考慮果蔬和動物性食品的保障。當前我國糧食生產形勢持續向好，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升，糧食產量邁上新臺階，長期困擾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實現了由“吃不飽”向“吃得飽”到“吃得好”的歷史性轉變，超越口糧安全而從大食物觀來強調中國人的吃飯安全問題非常必要。大食物觀打破了以糧為綱的認知局限，“口糧安全”“谷物安全”等傳統的狹義糧食安全被拓展到全品類食物為基礎的“食物安全”。在大食物觀下，糧食始終是基礎。換言之，大食物觀始終要求在確保糧食供給安全的基礎上，同時保障水果、蔬菜、肉類、水產品等各類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因此，大食物觀是對傳統糧食安全觀在內容上的豐富與更新，讓我們從更廣的維度牢牢把握新時代保障糧食安全的核心要義。
（二）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是大食物觀的本質要求
大食物觀是一種倡導資源節約和永續利用的可持續發展觀。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我國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養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這個偉大奇跡的背后是資源的高消耗。在生產技術、組織效率沒有重大突破的情形下，糧食增產往往伴隨著諸多資源環境問題。目前我國糧食生產主體仍然是分散的小農戶，生產經營規模較小，生態環保意識薄弱。為了追求糧食生產的經濟效益，小農戶往往傾向于投入大量的化肥和農藥，糧食生產資源配置效率偏低，農業生態問題日益凸顯。這就要求在保障當期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同時，更加注重糧食生產系統的可持續性。習近平總書記在《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中指出：“‘草木植成，國之富也’，良好生態本身蘊含著經濟社會價值。”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大自然才能回饋更豐富的物產,大食物觀也才能得以實現。因此，大食物觀不是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資源，而是將“食物觀”與“生態觀”緊密聯系在一起。大食物觀同樣堅持生態優先原則，強調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和合理性，注重資源節約和生態保育，構建食物生產力與生態系統資源承載力平衡的大食物體系，讓綠水青山持續發揮生態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不僅如此，更加廣泛的資源被動員用于食物生產，還有助于降低傳統且有限的耕地等資源的生產強度，成為傳統資源永續利用的重要保障。
（三）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是大食物觀的實踐路徑
大食物觀是一種善用現有資源和追求額外資源的資源利用觀。在通常意義上，糧食主要指提供一切動物和微生物生命代謝基礎需要的糖源、蛋白質、脂肪、纖維素和各種礦物質、維生素的種子類和根莖類植物，包括麥類、豆類、粗糧類和稻谷類，其來源主要是耕地。長期受耕地資源制約，我國糧食供求一直處于緊平衡狀態。但我國國土資源廣闊，農區地勢復雜多變，自然資源類型豐富多樣，擁有42.6億畝林地、39.7億畝草地、5.4億畝湖泊和300萬平方公里海域，為樹立大食物觀奠定了堅實的食物資源基礎。大食物觀蘊含著外延更廣的食物認知，打破了傳統的資源配置機制，使我們深刻意識到，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重任不能只由耕地承擔，而是要多途徑開發食物來源，拓寬農業生產空間領域，滿足城鄉居民對食物的動態需求。也就是說，樹立并踐行大食物觀，不僅要向19億畝耕地要食物，還要面向全域國土空間資源，向草原、森林、江河、海洋要食物；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經”，既要穩住糧食，也要山、海、田一起抓，實現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要發展生物科技、設施農業，向植物、動物、微生物等生物資源要熱量、要蛋白，推動食物供給由單一生產向多元供給轉變，全方位筑牢糧食安全屏障。
（四）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是大食物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大食物觀是一種更好滿足人民食物消費需求的民生觀。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不變的初心與宗旨，現階段落實在食物上則體現為讓老百姓實現從“有啥吃啥”變為“吃啥有啥”。“民以食為天”，14億多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頭等大事。我國是人口大國和食物消費大國，單就滿足人民“吃得飽”的食物需要體量也十分巨大。相關數據表明，全中國14億人口，每天一張嘴，就要消耗70萬噸糧、9.8萬噸油、192萬噸菜和23萬噸肉。當前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的生活條件和收入水平得到了極大改善與提高，對食物營養的攝入日益科學，食物消費需求不斷升級。大食物觀立足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順應時代發展規律，聚焦人民的“吃飯”問題，以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多元化、多樣化、高級化的食物消費需求為目標，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從而賦予了人民食物選擇的自由權利。此外，多途徑食源的開發不僅是擴量的問題，同時還有食品提質的含義。比如，木本油料（如山茶油）的健康功能優于傳統油料，深遠海養殖的海產品也有助于提供更加優質的蛋白質，等等。從這個意義來說，大食物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高度契合，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生動體現。
二、樹立大食物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和政策支持下，我國糧食產量已經實現“十九連豐”,從當年4億人吃不飽到今天14億多人吃得飽、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誰來養活中國人”之問。進入新發展階段，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食物消費需求進一步升級，對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的供給在數量、種類和質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端穩端牢中國飯碗、中國人的飯碗主要裝中國糧仍然面臨諸多考驗。因此，樹立大食物觀，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構建多元食物供給體系，具有強大的時代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居民食物消費模式發生明顯變化
一是居民食物需求日益多元化。隨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增加，居民對主食類的消費量趨于減少，對肉類、奶類、蔬果等高價值食物消費量會大幅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得到了較大提高，居民食物消費需求呈現出對谷物直接消費減少、動物性食物消費增長的變化趨勢，處于動物產品替代口糧消費階段。從2013年到2021年，我國居民人均谷物消費量從380.5克/天下降到360.0克/天，降幅達5.7%；從城鄉對比來看，城鎮居民谷物消費量遠低于農村居民，如2022年農村居民人均谷物消費量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達429.9克/天，比城鎮居民高出約四十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居民人均禽肉類消費量從89.9克/天增長到123.8克/天，增幅達37.7%；水產品消費量從28.5克/天增長到38.9克/天，增幅達36.5%；蛋類消費量從22.5克/天增長到36.2克/天，增幅達60.9%；奶類消費量從32.1克/天增長到39.5克/天，增幅達23.1%。
二是居民膳食結構不均衡現象突出。目前中國居民膳食結構已經出現了不均衡趨勢，營養過剩和部分微量營養元素攝入不足并存。最突出的表現是城鄉居民畜禽肉類日均消費量明顯高于中國居民平衡膳食寶塔的推薦量，如2021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禽肉類日均消費量分別高出平衡膳食寶塔（2022）推薦量最大值的70.5%和58.1%;同時全國居民日均谷物消費量大大超出推薦量，特別是農村居民谷物日均消費量高出推薦量最大值的43.3%;奶類日均消費量遠遠低于推薦量最小值，如2021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日均奶類消費量分別僅相當于推薦量最小值的16.6%和8.5%;薯類消費量也明顯不足，2021年全國居民日均薯類消費量為7.9克，不到推薦量最小值的六分之一（見表2）。從營養元素攝入角度來看，我國居民人均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三大營養素供應充足，基本能量需要得到滿足。但優質蛋白攝入量較為不足，大量居民存在維生素A、鐵、鋅和鈣等微量營養元素缺乏的情況，容易增加膳食相關性疾病的發病率。
三是“舌尖上的浪費”問題較為嚴重。聯合國糧農組織相關數據顯示，全球每年浪費的食物達到13億噸，占全球當年食物總產量的25%～30%。雖然我國人均糧食浪費在全球排名并不高，但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總量仍然驚人，蔬菜、水果等七大類食物按重量加權平均損耗和浪費率合計22.7%，若能減少一半損耗，可每年節約2.3億噸食物，滿足1.9億人1年的營養需求。消費者在外出就餐過程中，由個人決策所產生的食物浪費現象更為嚴重。在我國城市地區，餐飲業消費者每年餐桌上造成的食物浪費（熟食）約為1700萬～1800萬噸，相當于3000萬～5000萬人口一年的食物量。居民隨著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在外就餐的頻率不斷增加，由此引起的餐飲業浪費問題也將更加嚴重。糧食浪費意味著大量的水資源、土地、生產資料等資源的無效消耗，在糧食生產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也增加了額外的環境負荷。因此，食物的浪費性消費已成為保障國家食物安全的額外負擔。
（二）生產端資源約束持續加劇
一是耕地“先天不足”與“后天失調”并存。耕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性資源，承擔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重任。中國人口基數大但耕地資源十分匱乏，為滿足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龐大的農產品消費需求，長期以來耕地資源超強度開發、超負荷利用，帶來了嚴重的耕地土壤退化問題。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顯示，基礎地力較高的一至三等優質耕地占31.24%，四至六等耕地占46.81%，耕地基礎地力相對較差、生產障礙因素突出的七至十等耕地占21.95%。而耕地質量不高將直接影響糧食生產能力，威脅糧食安全保障能力。隨著城鎮化持續推進，耕地與非農用地之間的爭奪也在不斷加劇，不少耕地被占用，糧食生產面臨日趨緊張的耕地供給壓力。
二是農業科技支撐作用尚不強。在有限的耕地基礎上生產出產量更高、質量更優的食物，根本出路在科技。2022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2.4%，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2%，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距離，如美國農業機械化水平已經接近100%。種子技術是農業科技進步中最重要的技術，是促進農業生產力穩定增長、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支撐。目前，我國良種對糧食增產貢獻率已達到45%以上，但種業創新不平衡不充分。如我國在雜交水稻育種方面有較大優勢，大部分蔬菜、水果以及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的國產品種也有較強競爭力，但是小麥品種選育水平落后。與此同時，財政對農業科技投入長期處于較低水平，難以為創新性研究提供足夠支撐。
三是“誰來種地”問題突出。要保障14億多人的糧食安全，必須回答好“誰來種地”的問題。早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農業后繼乏人問題嚴重，這的確不是杞人憂天啊!”在城鎮化、人口老齡化與生育意愿下降的交互疊加影響下，農村勞動力總量加速減少的趨勢明顯，農村空心化、土地撂荒現象突出，不利于保障糧食數量安全。另一方面，留守農村的大部分人員自身素質稟賦較差，在科學生產經驗、先進技術接受與應用等方面存在突出短板,通常在綠色生產技術采納方面也存在明顯劣勢，不利于保障糧食質量安全。
（三）食物供給結構性矛盾突出
一是食物產需結構不匹配。目前我國食物供需總格局是“口糧自給有余與飼料糧短缺并存，普通糧食過剩與優質糧食短缺并存”。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居民谷物消費量占主要食物消費總量的比例下降到31.7%，肉禽、蛋奶和水產品的占比則上升到21.0%。肉禽、蛋奶和水產品是依靠糧食生產的動物性食物，但是目前我國飼草特別是優質飼草供給不足。農業農村部經過初步測算，指出要確保牛羊肉和奶源自給率的目標，對優質飼草的需求總量將超過1.2億噸，尚有近5 000萬噸的缺口。另一方面，當前我國稻谷、小麥和玉米等口糧的自給率均超過95%，實現了“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目標。而當前我國糧食產出有著較高的同質性，優質谷物、特色谷物產出尤為不足，無法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對高品質谷物消費需求，普通谷物產出中超出需求的部分則進一步增加了庫存。
二是區域性糧食供給不平衡。從糧食生產重心空間分布來看，北方地區在全國糧食生產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北糧南運”趨勢明顯。在我國五大糧食凈調出省份中，南方地區只有安徽一個省份，“蘇湖熟，天下足”“湖廣熟，天下足”“蜀地天府國”等傳統南方糧食主產區的糧食貢獻率逐年下降。與“北糧南運”相伴的是水土資源空間分布的不均衡和不匹配，北方地區占有全國64%的耕地，但水資源僅占19%。“北糧南運”加劇了糧食主產區農業用水壓力，農業生產可持續供給模式亟需優化，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重點產區的糧食增產潛力。雖然“南水北調”工程彌補了北方地區水資源關鍵短板，但是水資源和糧食在轉移過程中不僅消耗了巨大的成本，也進一步加重了區域水資源短缺問題，引發了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
三是主要農產品進口來源地高度集中。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高品質食物的消費需求，緩解國內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的生產壓力，需要通過大規模進口實現調劑。糧食生產沒有國界，但糧食貿易存在國界。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格局下，極端氣候、自然災害、糧價波動、地緣政治沖突等各種不確定性因素明顯增加，世界糧食利用風險與不確定性也隨之加劇。如新冠肺炎暴發后，多國未履行提前通報義務，直接實施農產品出口限制，影響了全球34%的主糧貿易。而我國主要農產品進口來源普遍高度集中，進口的安全性更容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以大豆為例，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顯示，2022年我國從巴西和美國進口大豆金額分別占當年大豆進口總金額的60.95%和31.20%，兩者合計92.15%（見表3）。
三、新時期踐行大食物觀的路徑選擇
當前，我國農村的人力資本、科技水平、生產結構等無法有效支撐大食物觀理念在實踐中得到貫徹落實。因此，要實現從糧食安全觀到大食物觀的戰略轉變，需要加快構建與大食物觀理念相適應、相匹配的政策制度體系。要以保障糧食安全為底線任務，牢牢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全面夯實大食物觀的物質根基。要強化農業科技創新，著力推進人才培養，為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提供要素支撐。要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構建多元食物供給體系，優化農業支持政策，促進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要引導居民調整膳食結構，減少食物浪費和損失，形成健康、節約、綠色的食物消費理念。
（一）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基石，端穩端牢“中國飯碗”
大食物觀要求把牢糧食安全的主動權，而我國糧食產需中長期仍將處于“緊平衡”狀態，任何時候都不能在糧食安全問題上麻痹大意。大食物觀沒有降低糧食的重要性，踐行大食物觀決不能降低糧食生產指標。一旦糧食生產出現滑坡，糧食供應就會趨緊，整個食物保供體系就會受到動搖。要把握糧食安全的主動權，必須牢牢守住耕地紅線，合理利用好、切實保護好耕地。要分類明確耕地用途，嚴格落實耕地利用優先，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非糧化”。要加快高標準農田建設，加大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加強農田節水灌溉工程建設，穩步提升耕地質量。要開展農田整治恢復行動，復墾閑置撂荒耕地，有序改良邊際土地，補充耕地后備來源。
（二）強化農業科技創新，全面落實“藏糧于技”
大食物觀要求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而當前我國農業科技和設備支撐仍然較為不足。在有限的資源稟賦下，科技創新是保障糧食安全的根本出路。要深入實施種業振興戰略，做大做強育、繁、推一體化種業企業，加大對種質創新、新品種選育的支持力度，突破農業“卡脖子”難題。要加大生物科技研發力度，利用微生物生產食用菌、益生菌和微生物蛋白食品，為保障食物多樣性作貢獻。要著力解決我國玉米、大豆等主要農作物的單產短板，強化現有品種技術組裝配套和集成創新，提高良種良法覆蓋率和到位率，增強牲畜類產品的飼料供應能力。要重視節水、節肥、節藥技術的轉化應用與推廣，降低能耗和生產成本。要強化農業現代化技術配套，加快建設糧食烘干倉儲、農產品產地冷藏和冷鏈物流設施，提高農業機械在糧食生產環節的應用，最大化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在不斷強化傳統和常規農業技術創新的同時，應不斷加大對有利于踐行大食物觀的技術創新和研發，如耐堿品種研發、適應深遠海養殖的水產品品種、養殖設備和養殖技術的研發等。
（三）著力推進人才培養，提高農業人力資本水平
大食物觀要求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而當前我國農村地區仍以傳統耕地勞作為主，缺乏林業、漁業和畜牧業專業技術人才。要鼓勵地方政府與當地職業學校、大學等合作，成立農業育種、養殖、捕撈、防治等專門技術服務機構，有針對性地開發人力資源。要面向全國高等農業院校招聘農業專業技術人才，完善基層農技人才隊伍，打通農業科技推廣“最后一公里”。要推進職業農民素質提升工程，以種養大戶、家庭農場主、合作社理事長等為重點，加強專業技能培訓，造就一支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高素質職業農民隊伍。要創新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拓展畜禽水產養殖等領域的生產性社會化服務，堅持服務和帶動好小農戶。要提高農村人才福利保障，實施人才薪酬獎補、農業低息貸款等政策，吸引返鄉農民工、大學畢業生、城市退休人員等高素質人才到農村參與大食物安全體系的構建。
（四）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提高食物綜合供給能力
大食物觀要求賦予人民食物選擇的自由權，而當前我國優質化、差異化和專用化農產品發展較為滯后。要以農業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準，以品質提升、結構優化、供求協調為導向，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結構與居民食物消費結構的匹配度。要建立營養導向型農業食物生產體系，探索創新無土栽培、水肥一體化、立體種養、庭院種植等生產模式，實現農業高效生態發展。要按照“穩糧、優經、擴飼”的要求，適度發展糧經輪作、糧草輪作和糧肥輪作，因地制宜發展飼用玉米、青貯玉米和優質牧草。要加快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發展，增加適度精深加工的農產品供給。要完善全國糧食生產區劃分和調整，充分發揮地區比較優勢，打造產銷合作新格局。需要注意的是，在調整農業生產結構過程中，要防范農產品“去產能”、種養殖業產業同構、耕地資源流失、農民利益受損等風險。
（五）優化農業政策支持體系，促進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
大食物觀要求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而當前我國農業高物質投入依賴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不充分。要徹底扭轉這一局面，需要構建與大食物觀理念相適應的農業政策支持體系。要加強氣候適應型農業技術、可持續農業等領域的投資力度，提高土地資源的生產力和農業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要推動農業補貼重點支持重金屬污染治理區、地下水超采區調整種植結構，以及糧改飼和種養結合型循環農業試點。要擴大農業政策性保險覆蓋面、提高保費補貼標準，探索將區域主要特色農產品納入保險保費補貼范圍，提升風險防范和應對能力。要完善糧食生產支持保護政策體系，統籌兼顧小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強化糧食主產區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的補貼力度，保證農民種糧合理收益。要針對小農戶制定適當的激勵計劃，鼓勵小農戶廣泛采納綠色生產技術，促進小農戶與低碳高效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
（六）引導居民膳食結構轉型，減少食物浪費與損失
大食物觀要求確保居民吃得安全健康和營養均衡，而當前我國居民膳食結構不均衡現象較為突出。要以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為抓手，引導居民合理調整膳食結構。要引導居民增加對全谷物、奶制品、蔬菜和水果的消費，針對奶制品消費嚴重不足的現實，要加大奶制品營養健康知識的宣傳力度，提高居民對奶制品的主動消費意識，改善膳食質量。另一方面，要引導居民適量減少對耗糧系數高且威脅健康的紅肉消費，促進形成綠色的食物消費習慣，如可以嘗試執行差異化稅率或營養干預計劃。同時，要加大關注農村低收入群體營養短缺問題。要開展“營養支持計劃”，通過發放食物消費券、代金券等方式，確保弱勢群體能夠消費得起健康營養的食物。針對食物損失浪費現象，要加快構建節損降廢政策體系，加快《反食品浪費法》等保障食物安全的立法進程，設立“節糧日”“營養周”，促成全社會形成珍惜糧食的良好風氣。
（作者杜志雄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安徽農業大學學報 》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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